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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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辽代契丹民族所创造的“四时捺钵”制度，作为一个绵延二百多年的社会历史现象，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已有诸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其中包括古代地理、地名、人物、事件的研究，制度方面的研究，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等。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傅乐焕（原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先生的《辽代四时捺钵考》，发表于1942年；姚从吾先生（台湾学者）编著的《东北史论丛》上下两册，1959年9月台湾正中书局发行。

从中透析“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一、“四时捺钵”是辽代开创的契丹族的中央政府和皇城的迁徙流动制度

1、“四时捺钵”的制度框架。

在研究了辽代的“四时捺钵”现象之后，我们首先强烈意识到的，这是一种国家制度。

作为制度，其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不是某一帝王率性而为的个人行为，也不是某一阶段出现的偶然现象。

更不是简单的游幸活动。

从制度来看，其结构至少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行为主体与留守处的关系方面做出的严格规定。

《辽史•营卫中》里说，“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

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

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

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

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

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

”作为一个王朝的中央政府，这种捺钵行为主体的范围，几乎完整地囊括了所有的中央机构及官员。

同时，由于契丹人的生活理念是“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无日不营、无在不卫”，捺钵的主体，包括了皇后、太后、皇太子及整个后宫；包括中央机关的主要职员及辅助工作人员，包括了禁卫部队。

第二，行为时间的规定。

在行为时间上，因北方四季分明的特点，每季大体上三个月。

“春捺钵”，正月上旬起牙帐，六十日方至，春尽而还。

“夏捺钵”，四月中旬起牙帐，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秋捺钵”，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

“冬捺钵”，曰广平淀，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

以上行为时间的规定，从《辽史•本纪》和《辽史•游幸表》来看，主要是季节方面的规定，在各月的实际运行中有一定灵活性。

第三，行为内容的规定。

“春捺钵”的钩鱼猎雁，夏秋的呼鹿射虎，这些应属于生产方面的内容；四季中讲习武艺，议商国政，接受属国朝觐，会见宋使臣等寓于其中。

第四，行为地点的规定。

春季为鸭子河泺，为长春州；夏季无常所，多在吐儿山，起牙帐前以占卜方式择吉地纳凉。

姚从吾先生认为，夏捺钵的主要驻跸地有两处，一是庆州的永安山（林西县东北），另一处是察哈尔的炭山（张北县）；秋季在伏虎林。

姚从吾先生认为，伏虎林应在庆州，今林西县西北。

傅乐焕先生认为，秋山应在庆州西境诸山；冬季曰广平淀，在永州的土河与潢河汇流处（今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

这些地点的选择，主要是地理因素，如冬求暖，夏趋凉。

亦有关活动内容，如春水秋山。

还与治国安邦的其它因素有关。

第五，建筑方面的宏观规划与宫室布局。

这在《辽史•营卫制》中有具体的记载，一些宋使节出使辽和代辽而兴的金初营地，也做了描述，大略相同。

其中侧重在政治、军事、建筑方面做了记述，而于生活方面的皇城服务、保障设施方面仍显欠缺。

2、相关的制度出处。

“四时捺钵”制度，从《辽史》来看，主要出自《营卫制》。

其中，《营卫制》的上、中两部分的导语，集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做了阐述，而在《营卫中》里，则对“四时捺钵”制度集中地做了制度概括。

除《营卫制》外，“四时捺钵”制度还反映在《本纪》中。

反映在《本纪》中的，带有对总体制度的完善、补充性质。

如穆宗应历十六年秋七月壬午，“谕有司：

‘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圣宗太平四年二月己未，猎挞鲁河。

“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

圣宗太平七年，秋七月己巳，“诏辇路所经，旁三十步内不得耕种者，不得诉讼之限”。

《本纪》中，还具体地记录了历代辽君捺钵的实况。

在《辽史》以外，与捺钵相关的制度建设，还可以从《契丹国志》、《辽史拾遗》等史书中找到佐证。

二、“四时捺钵”以政治中心流动为属性。

考察“四时捺钵”的属性，最重要的前提是基于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制度性流动迁徙。

因此，应主要抓住中央政府与皇城及四时流动这两个最主要特征。

1、不变的是中央政府的管理主体地位与皇城保障需求。

换言之，捺钵地转徙和捺钵地驻跸的依然是中央政府，其政治中枢与管理主体地位、作用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行政、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职能在捺钵过程中依然正常行使，而这种行使就使得捺钵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属性保持不变，管理者的地位依然保持。

2、处在流动和变换的是季节、地域，与之相关的资源和契丹民族。

驱使这种流动和变化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基础性原因，而使这些散在因素得以整合利用，使之成为捺钵的是契丹的精英，是契丹民族的特色文化。

因而捺钵在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制度化的安排，规划指导下的行为。

是契丹所特有的草原渔猎文化及衍生物。

在上述两点的结合中，主要突出了治国安邦的主题，体现了军事优先，军政、军民结合的特点。

比如讲兵习武的安排，营地的选择、布局、设置，对属国的弹压，由于外患和内叛而被迫中止的捺钵，变更驻跸地的情况等，均属此类。

其中变更驻跸地，一方面是澶渊之盟后的向东北迁徙，备兵主要为女真室韦，而皇帝、中央政府的君临及驻跸地的前移等同于坐镇指挥和亲自督军。

另一方面是每五六年一次的眷顾西南地区，明显带有巡视成分。

还有，就是天祚帝在完颜阿骨打起兵后被迫西迁，也主要出于避乱、避兵的考虑。

其次，是体现了亦官亦民、亦政亦经的特点。

贵为天子的皇帝，亲自捕鱼，亲执弓矢，放飞鹰鹘，一如汉天子春郊播种，对天下人是一种示范，其过程也带有练兵、示武、节庆性质。

再次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对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

这种交流有与宋朝、属国间的情感和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也有驻跸地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军队的交流，而最重要的是承接汉文化、农耕文化的辐射，汉民族城邦文化、政治文化、文学艺术，包括服饰、礼仪等方面的交流带动与互动。

尤其是澶渊之盟之后，在大的和平环境之下，辽宋之间交往频繁、坦诚，交流主体、项目亦增。

除天子登基、驾崩之外，太后、皇后、皇子也在其例，如贺生辰，索要天子画像等内容；又如宋朝登科的知识分子名录也送契丹，《贞观政要》、《唐太宗、唐明皇实录》，白居易《讽谏集》等也在圣宗读书之列，而且宋朝的一些大知识分子也在担任和平友好的使者。

如圣宗太平六年宋龙图待制孔道辅使契丹，孔为孔子四十五代孙（《契丹国志》70页）；道宗咸雍是十一年，沈括使辽（《契丹国志》90页）；张舜民、苏辙、欧阳修、刘敞等都曾使辽。

三、“四时捺钵”的主客观条件

“四时捺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基础和背景。

而应运而生的“四时捺钵”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精华。

1、基于北方的经济地理条件和契丹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契丹所处的北方，较之宋朝所处南方，以及辽帝所辖汉族农耕区（《辽史》中谓“汉城”）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所谓干旱、半干旱地区，降雨较少。

由于开发晚，人口稀少，多为草原，整体上属于植根于草原文化的渔猎文化。

与之相适应的，是契丹族内部社会结构还没有进入农耕阶段，游牧部落为主要治理结构。

这种情况在辽初尤为明显。

从太祖开始，所经略、并兼的主要是南方的汉人辖区，以俘掠汉人，兴建汉城，采农耕制度等方式来加强政权建设，巩固内部统治和边防，而战争频仍，俘户迁民，斩杀无辜等行为又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形成巨大的破坏力。

《辽史•兵卫上》导语部分，把契丹的兴起，人口的俘获，不从者的斩杀，攻城掠州的过程做了很好的、很全面的记述。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迟滞。

渔猎文化，从根本上是取之于自然的原生态经济结构，其利在对环境的破坏相对较小，尤其是带有休养生息、轮作轮牧性质的捺钵，所体现的是有限、顺势、因时索取资源，但从负面来看，资源的加工、流通方面利用率低，生活资料的积累率低，在一定程度上压扁了文明进步的阶梯。

在这种情况下，逐水草而居，车马为家，纵马于野，弛兵于民等，都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和财富积累的局限，也在客观上使得渔猎文化得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保存下来。

而南北分治的契丹治理文化，又使得北方契丹渔猎经济结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

从契丹民族社会进步自身发展逻辑看，文明的进步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所以，到了圣宗一代，即契丹中叶，才可以发生对汉文化的心仪、仰慕和接受（见《契丹国志•圣宗纪》）。

到了圣宗时，才出现“禁诸屯田不得擅贷官票”等由军队耕种土地，支持战争，赈济灾民的记载（《辽史•圣宗纪》）。

到了兴宗重熙五年十月，才出现“御试进士自此始”等汉化的过程。

所以，从一定意义看，对于契丹人而言，由渔猎文化及氏族部落式管理，到农耕文化及封建式管理，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2、“澶渊之盟”的签订。

“澶渊之盟”的签订，使捺钵出现了三个方面变化，或是为春捺钵发生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提供了外部环境。

第一，“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契丹政权在南方换来了相对安定的疆域，使得契丹帝王的捺钵地由漂泊不定逐渐趋于稳定。

第二。

“澶渊之盟”的签订，为辽宋两地的经济恢复，人民休养生息带来了喘息的机会，而捺钵就会在更为从容的外部环境中进行。

从《辽史•兵卫》中可知，辽国的兵制，一则全民皆兵。

而全民从兵事，在战争状态下，就使得从事生产劳动的青壮年不能依天时而从事农耕。

二则所有战争的负担几乎都摊到每一百姓身上。

而且战争的负担很重，殃及百姓和无辜。

如每一兵须配三匹马、两丁、甲胄九件，弓四，矢四百，以及各种兵器和军需物资，皆须自备。

而马草马料靠“四出抄掠以供之”。

在这样的兵役制度下，如果有战事，则无经济可言。

第三，“澶渊之盟”之后的捺钵，几乎所有四季的捺钵地，同时又是宋史觐见契丹君主的地方，这在客观上使捺钵地成为交流交往的平台和圣地。

3、契丹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关于《辽史》在哲学角度解释四时捺钵方面的贡献，很多专家都多有佳誉。

姚从吾先生认为《辽史》这方面有“很可喜的说明，而且保持了契丹人的立场”（见《东北史论丛》“契丹捺钵文化的由来”）。

那么。

什么是契丹人的立场呢？

一是因地制宜说。

《辽史•营卫制》中说，“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

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

”这里所说的“三才”，当指天地人。

《周易•系辞下》：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

兼顾三才之间的关系而合理的结合，实际上就是要照顾到人的需求与经济地理条件，与资源条件，与气候节气等自然条件的结合。

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如今的环境理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具有共同之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精妙的依据天时地利实施王者治理之说，在史家看来，都是源于亘古的中原文化传统。

如《辽史•营卫中》，援引史书典籍为依据：

“《周官》土圭之法，日东，景朝多风；日北，景长多寒。

”再如《辽史•兵卫》上中，还援引上古圣贤的实践为解说：

“轩辕氏合符东海，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

飞狐以北，无虑以东，西暨流沙，四战之地，圣人犹不免于兵卫，地势然耳。

”《辽史》的许多史论都以中华文化传统为自己民族创造的参照，而且都突出了因时、因地制宜的思想，使自己的创新找到了渊源，从而增强了说服力。

如《食货志》、《兵卫制》、《营卫制》、《游幸表》、《百官》、《地理志》等开篇都做了开宗明义的解说，《后妃传》也在结尾部分做了阐述。

而在如今看来，我们所能够从中发现的，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统与一脉相承。

二是合理地利用自然。

《辽史•营卫中》：

“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契丹民族是北方草原游走的少数民族部落。

“转徙随时”，所体现的是顺应由季节所决定的资源条件，这正是三才中的“有地道焉”，是经济地理的基本原理。

而“车马为家”，则体现出人口流动的主动性。

关于“车马为家”，《东北史考略》中引宋彭大雅、徐霆的描写“牛马骆驼以挽其车。

车上可坐卧，谓之帐舆。

”这是南宋使臣到元太宗窝阔时的描写。

“车马为家”，还包括财富必须转化为可以便于携带的浮财（这种转化，在客观上自然地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商品向货币的转化，而这种转化和交换过程，则直接促进了渔猎经济的瓦解），使整个辽代的财富，集中到皇家和中央财政、中央机关部分，完全集于车马之上。

所以车马为家，逍遥自在地游走生活，消磨时光，旅途的劳顿也就冲淡了许多。

三是兵民一体。

《辽史•食货志》中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湩：

音洞，乳汁），挽强射生，以给日用……是以制胜，所向无前”。

这段话中，把草原，战马，契丹兵，与克敌制胜穿成一个链条，体现了对草原的依赖和敬畏，与汉民族耕战结合的思想如出一辙，其中还蕴含着以草原养马、以民济兵这些辩证思想。

“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鱼为生”（见《辽史•营卫制》），则是这种思想的深化。

而作为“有事”与“闲暇”的过渡又显得那样自然，四是组织化与半军事化。

《辽史•营卫制》中说：

“有辽始大，设制尤密。

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

这里所强调的崇尚军事，重视防务，依靠组织化和严明的纪律，构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和中央机关。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捺钵的营地，既是办公机关，又是生产单位，更是军事基地。

这样的北方少数民族，自然会具有超于寻常的战斗力和竞争力。

四、独创性及影响

应当说，逐水草而居，以至于兵民结合、平战结合，甚至于官兵一致这样的作法和思想，是草原文化的共同特点。

“四时捺钵”的创新创造与特色在于，契丹人把这一作法上升到为国家形态，上升为皇家制度，在二百多年的时间内几乎一以贯之，在外有宋朝，内有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仍得以保留。

其创新意义还在于，“四时捺钵”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始于辽，在有辽一代得以理论化、系统化、法制化，这是空前的，也是辽之后的任何王朝都没有出其右的，代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所能达到的高度。

捺钵文化在其掘墓人的金代，后来的元代，清代等，都有其影子（见傅乐焕先生《辽史丛考•辽代四时捺钵考》）。

辽捺钵制度的影响，主要及于北方少数民族，主要基于北方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基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基于北方广袤的草原和众多的水资源。

而捺钵精神的习习相因，不仅源源不断地位北方少数民族提供活力，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创造动力，还使得北方的资源得以一代又一代地相对完好的传承给中华的子孙。

但捺钵制度在金元清的影响，主要是其文化的精髓而非制度的全部，因为随着农耕文化的影响，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口的增长，促进了渔猎制度的瓦解。

而金元清对中原文化的消化吸收，尤其是对南方用兵，甚至是试图统一中华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一步一步地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

所以，捺钵文化的精髓在于其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在于其在流动中实现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在流动中实现各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在流动中促进各民族的竞争与融合，而不在于四时捺钵的制度、形式和内容本身是否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