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斗争与日常反抗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读书笔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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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斗争与日常反抗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读书笔记
一、提问：
从现象到问题
《弱者的武器》一书，是底层抗争研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研究的缘起，是作者斯科特不满于农民研究中侧重以“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抗和革命”为主题的研究状况。
因为事实表明，在大部分的历史过程中，那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
（前言，2）“农民反叛也是稀少罕见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34）。
有鉴于此，斯科特更加关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亦即“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
这些处于“弱者”地位的无权群体，他们所掌握的日常“武器”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前言，2；35）。
这种被斯科特称之为“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尽管平凡，但却并非微不足道。
它不仅表现了历史过程中真实发生的阶级斗争的“常规情景”，而且同样体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感。
正如斯科特的那个著名比喻所表述的一样：
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
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
……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
（前言，3-4）
这类日常反抗，与公开挑战性质的反抗相比较，有着诸多差异。
首先从目标来看，尽管两者都“旨在减少或拒绝来自上层阶级的索要或者对上层阶级提出自己的要求”（39），但是公开反抗关注的是财产关系、再分配关系等系统的权利变化，而日常反抗则“以关注直接的实际的物质获取为主”（39）。
其次，从形式来看，公开反抗往往是有组织的、公开的侵占、挑衅和对抗。
而日常反抗则表现为表面的、象征性的顺从，以及非正式的、隐蔽的反抗；“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地与权威对抗”。
（前言，2）
最后从效果来看，公开反抗更容易遭到迅速而且残酷的镇压；而日常反抗，于其目标的达成而言，则更易成功、更为有效。
斯科特的研究当然不仅止于对一种独特现象的发现，其更为深入的研究目的，还在于将这一现象带入“意识与行动”的理论主题下进行探讨。
如其所言：
我想要做的不仅是揭示并描述作为具有深远意义的独特行为的日常反抗的模式，而且要通过对这些模式藉以产生并发生作用的意义和价值冲突的分析奠定这一描述的基础。
（46）
因为社会意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居于重要位置，而从属阶级的日常反抗这一现象，则有助于澄清其中的一个主要争论——“在何种程度上，精英能够把他们自己对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于非精英的行为，而且强加于他们的意识。
”（46）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观念认为：
“精英不仅支配了物质的生产方式，也支配了象征的生产方式”。
正因为精英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支配，所以从属阶级对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秩序，便会采取“宿命论的接受”甚至“积极的共谋”（complicity）。
这种接受或共谋，被称之为“神秘化”或“虚假意识”。
而所谓“霸权”，便是指一种旨在使从属阶级产生自发性认同的统治方式。
（47）
由“意识形态霸权”的观念可以推论：
从属阶级总是“处于长期的可怜卑微、消极被动的状况”，面对这种状况，他们也只是表现为沉寂和顺从。
但是这一推论并不符合事实。
斯科特怀疑，那些支持这一观念的材料和研究，可能是将从属阶级日常反抗中的“表面服从”误认为是其行动的全部内容，而忽略了背后的“隐藏文本”——“非正式的、隐蔽的反抗”。
（349）
若要对以农民为代表的从属阶级的“日常反抗”背后的意识问题予以解释，则必须对“意识形态支配”观念予以重新思考。
也就是说，在经验上，需要去探寻是否存在从属阶级对精英支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予以“去神秘化”的社会事实；在理论上，则需要在“意识与行动”的主题下，对“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予以修正，使其对社会事实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总括而言，可以分解为如下三个问题：
1）在何种情况下，“意识形态霸权”是可能的；反之，在什么情况下，从属阶级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予以“去神秘化”；
2）从属阶级与精英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包括哪些内容？
在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双方的运作策略以及后果如何；
3）为什么具有“去神秘化”能力的从属阶级，仍然要采取表面顺从和隐蔽反抗的行动模式？
在斯科特重新提出的理论解释中，“价值观的象征联盟”（48）是意识与行动之间的中介：
“价值观的象征联盟”指的是从属阶级和统治精英之间的价值观的符合程度（394）；如果价值观的相符的程度很高，那么“神秘化”（从属阶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便得到加强；如果价值观出现相异或矛盾，那么“神秘化”便被削弱。
（48）
在“去神秘化”的过程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围绕公平的定义展开的斗争，旨在掌握评价当下经验的概念和符号。
其次，是当既定的公平定义用于特定的案例、特定的一套事实和特定的行为时，围绕其适用性展开的斗争。
……最后，当然是在农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迁中围绕土地、工作、收入和权力展开的斗争。
（31）
而斗争的策略则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并且这些斗争都发生在村庄生活的“后台”。
（前言，4；30）
最后，由于双方所持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亦即在权力负载的情景下，从属阶级经过精心计算，采取“表面顺从和隐蔽反抗”的行动模式。
二、观察：
从细节到理解
带着以上的问题 “问题”真的是在进入田野之前带去的吗？
想必事实并非如此，可能的状况是：
现象的发现、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和解答，这些工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之中和之后完成的。
而在此之前，可能都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吧。
（50），斯科特在马来西亚穆达地区（吉打州）的塞达卡村，进行了为期14个月的艰辛的人类学观察。
尽管读者不可能了解这一田野观察过程的全貌，但是通过《弱者的武器》这份报告，仍旧可以从中去寻究作者的观察方法和理解思路。
（一）背景：
意识形态斗争和日常反抗的社会事实根源
斯科特先介绍了这些反抗的故事所发生的背景（第三章）——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后殖民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亦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以及由此而引至的严重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其中相当比例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62）。
国际米价的波动造成了国内大米供给危机，争取水稻种植者的选票成为政党竞争的重要内容，以及农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局面——这些因素都促使执政党政府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以扶持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
但是事实上，这些被称为“软方案”（softoptions）的政策“既没有试图重新调整基本的财产关系模式，也没有试图去调整与其相连的权利”（65）；其中有些政策甚至还加大了收入和分配的不公。
这些背景都是塑造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斯科特所要考察的塞达卡村的“小行动者”们而言，它们就像粘土和雨季一样，被视为“自然”之物（58）。
接着，斯科特介绍了故事发生的“中间背景”（middleground）——1967-1979年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事实。
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吉打州拥有简单的阶级关系、较轻的国家税赋负担，以及高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农民收入，这些都表明了这一地区作为研究案例的适宜之处：
假设有这样一个地区，绝大多数农村人口都比十年前生活得好，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大量的阶级对抗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测，在东南亚其他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地区，也会存在大量的阶级对抗。
（77）
当然，尽管情况比过去或是其他地区稍好，但在这个地区的多数农民仍旧是生活在贫困状态：
一年的劳作仅够维持基本生计，农闲时期需要在城市或大农场就业以获得额外的收入，而且只拥有少量的土地，并且这些土地也因为歉收和债务而逐渐流落他人之手。
（77）
而促使穆达地区这十年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便是1970年“双耕”（double-cropping）的引入和推广。
这一事件之后发生的有益变化包括：
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消费品和大米供给量的提升，营养提高，城市打工的就业压力的缓和，农民还债能力的提高等等。
（82）与此相伴的另一些变化，则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这些变化包括：
1）由双耕引起的土地价格猛涨，佃农已经不可能通过购买土地而改善生活状况，“传统的向上流动的渠道就这样被完全堵死了”；而大地主则在土地买卖中获得更多利益。
而且小农场的规模则越来越小。
（82－84）
2）土地租用制度的变化。
双耕以后普遍实行的是租前交纳固定的现金地租（“死租”deadrent），它替代了以前的那种在收获之后仍可以根据收成而适当调整的谷物地租（“活租”livingrent）；土地租期也更长，尽管单位租金有可能更低了，但却意味着需要一次性付清大笔现金，这样佃农则因为没有支付能力而在土地租赁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
亲戚和邻里关系庇护的租赁关系为市场竞争所替代，地主则因此而获得了更大的收益。
3）联合收割机等机械化生产的运用，使得贫困家庭原有的就业机会丧失；而对于地主来讲，则节约了大量的生产和监督成本。
4）由此而带来的还有村内各阶层经济与社会联系的切断，由于机械化的生产，或是将土地出租给外地的资本家式的承租人，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经济联系减少，相应的是以往的互惠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也在减弱。
由于这些变化，农民的收入，也很快的由“双耕”最初的有所增加，转向减少——“他们一开始就很穷；他们现在依旧很穷，而且相对而言变得更穷了”。
（96）而政府的“制度性进入”——穆达农业发展局及其分支机构（地方农会）的成立——也更多的是偏袒着富裕的大农场主，而非贫苦的农民。
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大了。
所有这些变化，也同样发生在塞达卡村——这个“吉打平原上相当典型的稻米种植村落”（109）。
斯科特在数百座村庄中选择塞达卡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他的代表性，而且还因为日本学者掘井健三博士曾在双耕引入村庄之前，对此地做过调查和研究，所以斯科特可以利用这份数据对当地的各种变化进行比较。
当然村长的欢迎也原因之一。
斯科特援用翔实的调查资料，表明了塞达卡村已经发生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
在村庄内部，政府与富人和穷人之间在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传统的庇护或互惠关系已经被打破；经济与技术变革（土地租赁的商业化、双耕以及机械化生产的引入）为地主带来的新的经济收入机会，促使他们抛弃了传统的社会和宗教价值观；为了获得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向贫困农民给与的帮助越来越少，也更少地对穷人表现出慷慨和体谅；甚而，只有当他们背弃这些道义原则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土地、收入和权力”（29）。
概而言之，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相异或矛盾，而这样的社会事实，便成为了农民发起意识形态斗争和日常反抗的社会根源。
（二）短兵相接：
确立共享的道义原则
斯科特在写作中的一个趣味之处，便是在书的第一章，便为读者展现了意识形态冲突中的一场“短兵相接”的情景。
斯科特从村民们的议论中了解到了穷人拉扎克——“一个贪心、不诚实、违背了应共同遵守的村庄规则的穷人形象”。
村民们在聚会中交流关于拉扎克的笑话，给他起绰号，嘲笑、故意忽视、抱怨乃至当面斥责他。
在富人看来，拉扎克是穷人的负面典型，而且“总体上穷人都在向其方向发展”。
（26）
还有哈吉·布鲁姆——“一个贪婪的、吝啬的、同样违背了共同遵守的村庄规则的富人形象”（26），穷人们同样热衷于交流关于他的故事，他们同样给他起绰号，并表达对他的抱怨、谴责和憎恨，有些故事甚至带有某种传奇和神化的色彩。
在穷人看来，哈吉·布鲁姆是富人的负面典型，而且“总体上富人都在向其方向发展”。
（26）
在斯科特看来，这些故事的流传（显然经过了“添油加醋和修饰加工”）或许并非仅仅是出于“纯粹的消遣”，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宣传攻势。
在宣传过程中，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越轨行为的范例，获得了某种“象征力量”。
（26）它们作为负面案例，构建并维持了关于“什么是正常的、恰当的和受欢迎的行为”的界定标准——或者说“得体的、受欢迎的”富人和穷人应该遵从怎样的道义原则或公正观。
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中，“穷人和富人恰恰都利用一些极端的例子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立场服务，这些例子是双方都不得不承认的。
”（27）于是，在这场斗争中，双方达成了某种“象征的平衡”：
富人应当从哈吉·布鲁姆身上吸取教训，应该“慷慨和充满同情”地对待穷人；而穷人应当从拉扎克身上得到教训，应该成为“诚实的、辛勤工作的佃农和劳力”，这样双方都能从这样的行为中获得利益；否则，他们将会像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一样遭到贬斥和鄙视。
（27）
这种象征的平衡，确认了双方都认同的道义原则或公正观，因为这些原则符合了富人和穷人追求物质利益以及好名声的共同的价值观。
但是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使得富人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再对穷人表示慷慨和帮助，“象征的平衡”也就被打破了。
（三）解释历史：
公正观的适用性
意识形态的斗争，同样表现在对公正观适用性的辩解中，这种辩解同时又贯穿在人们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之中。
（1）公正观的适用性。
在富人哈吉·卡迪尔等人的谈话中，他们通过几个精心挑选的例子，说明：
有的人即使没有财产，但他们因为“足智多谋”而使得“生活不错”，这些人不是那么穷；而另一些人的贫穷，则是因为他们自身不够足智多谋，他们“目光短浅”、“很懒惰”、“不是很勤快”、“对工作不感兴趣”，甚至“恶意的要求工作或救济”——这些人的真实的经济状况或“道德堕落”，就是富人哈吉·卡迪尔不愿意向他们提供资助或工作的原因。
（175-179）而有的富人则称他们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的，而且钱已经花掉了。
（174）
但是穷人帕克·亚赫则说，“他们说我们懒惰，但我们是没有得到机会继续接受教育或得到政府的工作（比如说，政府移民计划）”；“他们说我们不想工作，但是找到工作真是太难了”（174）；“那些富人正在把生计艰难的人抛到一边”；“我们越想提高自己，我们就越会被推倒，（他们对我们）也就越残忍”；“他们想要埋掉我们”。
（173）
尽管道义原则是共同承认的，但是必须依据“真实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声誉”，来确定特定的个人是不是富人（或者穷人），以及他是否应当提供（或者得到）工作或救助。
（2）对“双耕”的解释。
“每个人都同意，双耕带来了某些好的变化”（182），但是作为主要受益者的富人，仍然抱怨。
他们抱怨“再也不能购买土地了”，还有“高额的生活成本”和失去了往日的“闲暇与娱乐”等等（183）……他们“一方面极大地掩饰了他们自身获得的好处，另一面夸大穷人的好日子”。
（184）
而穷人或者抱怨“无休无止地工作，（却）看不到生活变舒适的希望”；或者抱怨“没有工作”。
村民们能够意识到，双耕“不仅仅是技术变革带来的毫无人情味的工作，而是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泯灭”（184）。
斯科特总结道：
“村里的穷人不仅准确地认识到了他们在工资、工作和礼物上的损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再是稻米生产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了”。
（185）
（3）对“死租制”的解释。
首先富人认为从活租到死租的转换，对穷人造成的损失“相对地微不足道”，但穷人认为损失很大。
其次，新租制的受益者们认为死租制有利于改善劳动纪律：
“在旧有的谷物地租制度下，‘欺骗’非常普遍”；“这些人（佃户）都是无赖”；“如果他们先付了钱，他们就不得不仔细看护庄稼，再也没有办法耍花招了。
他们不得不更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庄稼”。
但是由于一次性预支租金的金额太大，使得穷人或者耗费更大的成本筹集资金，或者是从租佃市场中被排挤出去。
而且，由于预付的租金是固定的，无法像以前那样，可以在收获后尚有根据收成而商量适当减少租金的余地，佃农们抱怨道“如果稻谷被彻底毁坏了，那也是你（佃农）自己的事儿”；佃农比照过去与当前，“以前他们说‘如果收成不好，（我们）就少收点（地租）’”；“那么你可以讨价还价，这里有同情的成分”；“现在他们只关心钱”；“他们说‘如果你不满意这个价钱，我就找别人’”；“他们这样做时毫无遮掩”。
（188）
在地主看来，新的制度杜绝了佃农对地主的欺骗；而在佃农看来，它使得地主不再对佃户表示“应有的关照”。
（189）
（4）对联合收割机的理解。
首先从收益上来讲，富人承认穷人有损失，但不认为自己有收益；穷人的格言则是“富人变得越来越富，穷人则变得越来越穷”。
（190）
其次，从采用机器的效率评价来看，富人强调的是机器相对人工更有效率；而穷人则更好地观察到机器使用的不利之处，比如漏割更多的水稻、对道路和田埂的破坏等等。
此外，富人们不愿意公开提及机器避免了以往的雇工管理和监督任务，不需要再为雇工“提供饭菜”（191），他们不敢公开宣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推卸对村庄内穷人们的福利义务；而穷人则明确地指出机器使用者不必再为工人预付工资，也免去了以往向雇工提供伊斯兰慈善的义务。
另外，大农场主还为他们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的辩护——因为劳动力的短缺并且昂贵，为了及时收割，“机器是拯救庄稼的唯一办法”（194）；而且富人还补充道“如果不是因为联合收割机，那些雇工就会松懈，并且不会全天工作，因为他们的收入会很高”（193），“他们不愿意工作”（195）。
这些解释也得到了政府官员的认同。
而那些打短工的穷人们则批评道“找工作的人有的是”（194），他们十分清楚，使用机器是富人出于便利和速度的考虑。
再则，从机器使用的后果来看，富人承认“雇佣打短工的机会丧失了”，但是“村里并没有太多人完全依赖打短工的工资作为收入”（196）。
穷人们则说“如果机器进来了，拿走了所有的工作，人们就赚不到什么钱”；“富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好处，穷人只有损失”；“（因为）机器进来了，马来人能吃什么”。
（196）穷人们显示出了对未来选择的忧虑。
作为共同体一部分的这些富人们，因为缺乏“同情心”，而受到穷人们的谴责！
“价值观的象征联盟”的破裂在这里得到了直观的表现，如斯科特总结道：
“过去，大农场主的好收成也是雇工的利润；农场主的好收成意味着雇工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和薪水。
然而，现在，大农场主的坏收成才是雇工直接收获的时期”。
于是，穷人们会因为收割机陷入烂泥而高兴不已，而且期盼着风雨和洪水。
“甚至天气也变成了某种阶级问题”！
（201）
（5）对土地获取的理解。
在这一节里，塞达卡的村民们展露出他们的“谴责的逻辑”（207）。
首先村民们普遍承认，在双耕以后，连租种一块稻田都变得很困难。
这种情况也同样被拿来与过去的经验做比较：
“那时，人们收地租的时候充满同情心，土地也很便宜，也很多；一个富人至多也只能耕种20里郎的土地”；“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独自耕种50里郎甚至100里郎的土地；他自己不仅保留了全部钱财，还保留了全部大米”；“现在人也多了，地租也高了，地主出租土地时开始使用长期租佃制”。
（202）这里可以看出用以解释土地获得之困难的两个原因：
一是地主收回土地自己耕种，二是死租制的使用。
其次，谁应该为此事而受谴责？
对这一问题并非一概而论。
其一，收回土地的小地主不会受到谴责，因为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生计考虑；但拥有富余土地的大地主这么做，穷人则会谴责他“冷酷或者是贪婪”，“他根本不关心我们能不能吃上饭；他想吃了我们”（203）。
其二，对死租制带来的害处，有人将之归咎于那些替代穷人而得到土地耕种权的、并且拥有大资本的华裔佃户；有人归咎于国家，因为国家不应该对这种制度予以许可。
但是最经常受到谴责的还是被视作共同体成员的马来地主，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叛”了对自己的亲戚、乡亲和种族内穷人应有的义务；然而这种谴责对外地人（比如华裔）则不会发生，因为他们并不被赋予这样的预期，他们处在“共同体的道德约束之外”（207）。
这种“谴责的逻辑”也同样体现在对联合收割机的看法上。
再次，显然稍富裕者，相对那些无地可种者，对这些损失表现出更少的谴责情绪。
对富人而言，因为在土地租佃市场上更为富有的大地主获得土地，所以其实他们也同样担忧着新租制阻碍了他们土地积累的渠道。
（6）对慈善仪式的理解。
富人对穷人的礼物馈赠（包括扎卡特馈赠、赛得卡救济以及筵席三种形式），这些由穆斯林律法支持或要求的慈善活动，在村庄内则逐渐减少了。
穷人说“富人根本不给穷人什么东西”；较富有者说“富人很傲慢；他们不会认真对待穷人（的窘境）；（他们）在赛得卡救济方面很吝啬，而且（他们）不愿意给”。
而许多富人则把矛头指向更富有者，从而把自己从这种指责中排除出去。
他们或者为自己的行为寻求正当化理由，这些理由包括：
政府建立了国家扎卡特体系，不赞成私人的扎卡特馈赠；那些人要么有地、要么已经得到了劳动报酬，并不需要额外的施舍；穷人都很懒惰、不愿意工作，不应该给予他们慈善救济。
富人们还会通过“装穷”来逃避原有的义务（206）；在面对穷人乞求救济或馈赠时，他们或者用沉默拒绝，或者当面指责“你也种大米”，“如果你不够吃，那就是因为你懒惰”（217）；有的富人则直言不讳，“只有傻瓜才办筵席”（215）。
穷人们则指责富人因为贪求更多的利润而背弃道德义务；但也表示即使雇主不提供馈赠，他们仍就会因为生计需要而去工作；而且即使富人拒绝他们的救济乞求，他们却不敢当面抱怨，因为“如果我生病了，或者需要工作，我可能还得求他。
我只能在心里生气”（216）；而且他们相信，这些富人将会因为他们的行为而遭遇不幸，并且面临安拉地审判。
斯科特则注意到，慈善救济不仅是为了宗教意义上的“清除财产的罪责”，而且具有财富再分配和劳动控制的功能，（210）但是由于机械化的使用，这种控制变得不再需要了。
然而，穷人此时却试图通过宗教意义对富人施以“适度的社会控制”，但却收效甚微。
斯科特指出，对村庄历史的不同解释，其实“是一场关于事实及其意义的斗争，是一场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谁应该受到谴责’的斗争，是一场关于现有的境遇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解释的斗争”（218）。
穷人们的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他们集体创造了记忆中的村庄和记忆中的经济，并以此作为谴责当下的有效的意识形态背景”（219）。
实际上，双耕带来的变化——穷人在生存资源和地位上的损失、富人违背传统道义的态度与行为，对于穷人而言都是可见的和可体验的。
然而，如何解释和理解这些变化呢？
在这个问题上，则有着穷人自身的逻辑特征：
尽管他们对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情景及非个人因素（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华裔经营者的介入以及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并非“迷惑不解”（223），但是他们仍然把“当前的不幸的原因首先视为个人化的（就是说，人类能动性的结果）、地方性的，并且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马来人共同体的范围之内”。
“为了更快捷地寻找到他们苦难的直接原因，他们的选择——因为这是选择——同时包含了便利和策略两个要素”。
“就穷人而言，谴责直接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些人是便利的”，策略性则表现在“他们所关注的人类行动者（humanagents）似乎正好在穷人的社会行动领域之内。
穷人希望影响那些他们为之工作的地主及大农场主；他们并不祈求影响华裔商业农场主或是有机器的主人构成的辛迪加联合企业”。
尽管他们的权利要求所依赖的“共同体及义务感”本身正处在逐渐的消逝过程中。
（223-224）
（四）口舌之战：
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与后果
如斯科特所言，“意识形态的深层目的不仅在于说服，还在于控制；更准确地说，其目的在于通过说服进行控制。
”（27）作为共享的道义原则或公正观，它们本身就是“持续不断的斗争与协商的历史产物”（227）。
在穷人对富人的越轨行为的控诉及谴责的丰富言辞当中（以“剥削”与“吝啬”的同义词为例，231），蕴含着他们对“理想型”富人的行为要求：
第一，他们“在对待穷人，尤其是他们的亲属或同村人时”，“应该体谅，乐于助人，并且不自私”，“此类行为应当包括提供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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