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养老保文档新险制度的金融创新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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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储蓄存款尽管不排除用以养老的可能，但其目的的发散性太强。

　　其三，个人投资性。

产权状况决定了制度的“个人投资性”，所谓“个人投资性”是指个人拥有投资选择权或投资委托权。

很显然，纯粹储蓄存款和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具有个人投资性;

商业养老保险模式的目的是为养老储备购买力或消费力，但有的保险公司为了吸引客户也进行了储蓄分红等制度安排，因而该模式也可以有个人投资性;

投资基金具有典型的投资性;

传统的社会养老模式和现行农村养老模式中的现收现付制则不具有“个人投资性”。

　　其四，个人投资收益的稳固性和风险性。

不具有个人投资性的也谈不上个人受益问题。

个人纯粹储蓄、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的收益均依据市场利率，主要是银行利率。

有的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则通过协议性存款安排锁定了收益。

商业性养老保险模式可能有固定和浮动两种可能。

投资基金可以投资于证券，也可以投资于产业，是一种组合投资，收益高、风险较银行储蓄大，但可以通过组合消解非系统风险。

　　其五，共济程度。

以往对于共济性概念的理解存在模糊性，本文此处特别予以分析。

共济可以细分为“市场化共济”、“强制性共济”和“政府转移支付性共济”三种类型。

为了分析方便，在共济“专业化”条件下，文章将“市场化共济”等同于“自愿性共济”。

③“市场化共济”通过大数法则消解“非系统性风险”，并与专业机构共同分担“系统化风险”。

“强制性共济”由国家（或行政机构）强制要求辖区内的合格对象加入共济组织。

一般来说，“强制性共济”在风险消除方面与“合作互助式共济”有共性，“系统性风险”不能转移，但却节省了风险转移“对价”。

“政府转移支付型共济”是“强制性共济”的深化，当共济制度中存在“政府兜底机制”安排时，“强制性共济”就演化为“政府转移性共济”。

显而易见，个人纯粹存款和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不具有共济性;

④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只具有“市场型共济性”;

传统养老保险制度和现存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现收现付制安排具有“强制型共济性”或“政府转移支付型共济性”。

　其六，功能分析。

只要能解决社会养老问题，国家应当都是支持的;

但如果个人或市场不能有效加以解决，国家将亲自成立相关组织。

纯粹储蓄存款模式、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模式下，⑤国家没有参与组织;

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和现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政府不但组织，而且从监管、管理到操作性过程，都由国家统揽，甚至有财政兜底机制。

纯粹性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模式下，存在较强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企业参与了投资和消解风险过程，获得相应回报;

现存农村养老保险模式下，只在保费增值方面有微弱的专业化分工;

⑥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下，不存在分工和企业盈利。

在传统社会养老模式下，个人只获得避险或养老保障效应;

而在储蓄存款、现存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等模式中，个人皆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获得避险、个人资产、投资收益等综合效应。

　　其七，避险原理。

这可以从上文的论述中有所领悟。

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下，政府完全承担了养老风险;

纯粹储蓄存款模式下，基本不具有避险功能;

⑦现行农保制度在现收现付制下，存在代际风险共担机制，但在向个人累积账户过渡的条件下，未来给付压力最终将由政府兜底;

⑧投资基金模式下，利用了集合投资的“非系统风险”消解机制，也利用专业化分工机制降低风险。

　　其八，公平效率评价。

根据解决养老问题的程度和模式中基金的安全、管理、增值效率和功能复合程度，可以对这几种金融产品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及其效应程度加以客观评价。

要说明的是，只有解决养老这一社会问题才涉及公平性。

若以“零”、“弱”、“中”、“强”对公平和效率加以定性化度量，传统社会养老保险和现存农保养老模式中的现收现付制具有强公平性、低效率性;

纯粹储蓄存款、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投资基金和商业养老保险只涉及效率，不涉及公平评价。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对以上金融制度优点的优化整合，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坚持资产社会政策，吸取纯粹储蓄存款、鼓励性个人储蓄存款、投资基金和商业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资产所有权特点。

除“调剂账户”外，“基本账户”和“机动账户”都归个人所有。

其二，发挥市场性共济、强制性共济和政府兜底共济三重机制。

共济的目的是消除、降低和转移风险，保障养老资源的安全和增值。

“基本账户”和“调剂账户”同时具有三重机制。

“机动账户”拥有“市场性共济”特征。

其三，吸收投资基金中信托投资功能和收益权功能。

⑨由个人账户享有投资收益，采用个人决策投资、政府决策投资和委托投资相结合的模式。

如，借鉴集合投资的大数法则原理，消解非系统性风险;

利用“强制性共济”节约保险成本，拓展保险广度，实施代际之间资源的最佳配置;

保留政府兜底机制防止投资风险、保证保险资源购买力。

其四，监管、管理、操作职能细分，行政管理和市场化管理相结合，以避免监管中的“合谋现象”，防止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强化基金安全和增值责任。

通过对现存金融制度避险优势和投资优势的吸收整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可以收到“强公平性”和“强效率性”的有机结合。

　　二、账户所有者的“贷款权”权能

　　所谓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账户的贷款权，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为了诱导参与“基本账户”者的积极性，收到“尽力参保”的效果，法律规定，凡是有资格在“机动账户”中存款者，政府允许其以该账户为抵押申请生产性贷款和应急性贷款，并按照一定比率配款，利率优惠。

二是由于大数法则和养老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性。

为了减轻政府在“基本账户”中的兜底负担，法律规定，投保者有权利按一定利率获得政府专用贷款，以充实“基本账户”个人额定余额。

本文主要论述第一层含义。

　设置第一层含义贷款权能的原因如下：

　　1.在现存条件下，所有者自行管理账户的时机还不大成熟。

可以通过一定契约，将账户中的资产贷给个人灵活管理。

一是制度运行初期，“政府一市场”双重管理模式尚无成熟经验，信息卡的运行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完善，个人暂时不宜过早介入个人账户管理。

二是个人缺乏证券投资经验，农民要学会理性选择投资对象尚待时日，若自我管理账户，可能会增大账户“充实度”下降的风险。

　　2.证券类投资对象还不完善。

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一方面经济主体尚未有足够的信誉积累期，以充分展示期信誉级别;

另一方面人们缺乏信誉资源意识，毁誉现象严重。

加之人们对金融经济的虚拟规律认识还不够深刻，造成股票市场的运行极其不规范;

债券市场还比较薄弱;

银行也处在深层体制变革时期，潜在风险逐渐显现。

在个人投资知识有限的条件下，以这些虚拟资产为投资对象，会隐藏巨大的风险隐患。

　　3.个人投资成本太高。

首先，个人投资由于投资额度小，无法进行有效种类或数量的投资组合，将失去集合投资下的非系统风险消解机制。

其次，个人投资非专家理财，信息收集成本太高。

　　4.农民对贷款存在迫切需求。

一方面，由于农民贷款额度小、风险大、缺乏担保等原因，农民存在贷款难问题，对于农民来说，贷款权是稀缺资源。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二元经济”安排，农民收入水平长期较低，在住房、教育（子女）、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缺乏社会政策安排。

加之农民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民对于资金的需求具有紧迫性、频繁性、突发性，⑩贷款权能的配置有利于缓解农民的货币需求。

　　5.呼图壁模式的经验借鉴。

呼图壁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允许农民在发展生产急需资金时，用个养老保险证办理质押短期贷款，利率与同期贷款利率相同。

从1997年到2004年，呼图壁县农保基金运营收益达980多万元，年平均利息收益达百万元，年平均增长达7%以上，基金从1100万元增加到2100多万元，基金几乎翻了一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6.防止“机动账户”激励过度。

以免增加配款压力和支付负担，可以通过配款额度和收益率随缴费金额逐渐下降的制度设计加以避免。

　　三、账户体系的“代际”融资功能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出一系列个人账户，有个人退休账户、个人训练账户、教育储蓄账户和医疗储蓄账户。

新加坡的公积金账户兼住房、养老、医疗等多用途消费，具有综合效应。

资产社会政策理论和实践启发中国建立“个人资产账户”。

采用新加坡的综合模式，还是采用美国的分立模式?

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暂时适宜于“分立模式”。

这是因为：

（1）根据“路径依赖原理”，中国旧体制下的各种社会保障处于条块分割的状态。

在向新制度过渡过程中，也应采取“先分后合”的模式，以便先把握中国环境中各种账户的运行规律，然后再分组融合。

（2）代际资产转换理论的存在，也说明个人资产账户适度分立的必要性。

有些账户单独存在，有利于代际之间的互助和资产转换，提高养老资源的效率。

　“代际资产转换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内部代际间的契约“显性化”，有利于提高“抚养”、“赡养”的实施效用。

根据人生融资需求规律，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三次信用期”，分别对应“上接受期信用账户”、“给予期信用账户”和“下接受期信用账户”。

中国的“教育储蓄”，相当于“上接受期账户”，养老保险的“个人累积账户”则相当于第二、三次信用账户。

“三次信用账户”间的信用互助和资产转换，可以平滑代际之间的信用需求，有利于各代的成长或养老互助。

　　四、账户体系的“结构金融”功能

　　资产证券化通常是指以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资产作为信用交易基础，通过结构重组和信用增级，发行证券的融资方式。

[3]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本账户”有稳定的现金流，“机动账户”和“调剂账户”在一定的信托契约下也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

可以此为支撑发行证券，将未来现金流转化为当前现金流，以加速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减少制度建立的摩擦成本，提高制度运行效率。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账户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表现为两个方面：

　　1.“代际补偿理论”。

上文提到的“资产转换理论”局限于家庭内部。

代际互助产生于人类繁衍的需要和以家庭为纽带的生活生产特征，代际信用互助则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明晰、交换行为货币化、违约普遍化等因素。

而“代际补偿理论”则超出家庭范围，在区域、行业、群体等多层次间展开。

这里着重强调，在制度转轨背景下，新型农保制度实行过程中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相互补偿。

在构建农保制度过程中，年龄较大者曾在旧制度运行中做出过贡献，经济体制转轨使得其既得福利遭到了损害，年龄较轻者则是新型农保制度的受益者。

总体规律是年龄越轻者，农保制度越健全，受益越大。

作为新制度的受益者，后期受益者应为前期受损者分担一部分制度转轨和制度建设成本。

况且，随着经济发展，后来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会更高，货币的边际成本较小，鼓励下一代人向上一代人融资或转移支付，是一种福利上的帕累托改进。

其实现方式则是将后代参保者的部分账户或账户中的部分资产证券化，以获得现金流为前代人融资或转移支付。

　　2.“代内资产转换理论”。

该理论的本质是“代内资源的优化配置理论”。

人的养老行为与养老前的建设和消费行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理性的建设和消费行为应当遵循“代内资源效用最大化”原则，即：

一方面人从生到死是资产的创造过程;

另一方面又是消费过程。

其中不乏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交织，但若能达到“临终时资源也刚好消费完”的状态，则是理性人假设下个人资源运用的最高境界。

可以理解，资源的流动性越强，就越容易达到以上境界。

而事实上，人们所拥有资源的流动性具有非均衡性：

“非耐用品”的流动性较强;

而“耐用品”的流动性则较差。

人的一生中，房屋是最典型的流动性较差的资源，如果没有特别的制度安排，往往会出现临终时，存在“住房资源剩余”的难题。

住房产权证券化，不但可以改善住房的流动性，解决“临终住房余额”难题，还可以利用其现金流充实养老账户，缓解住房建设时期对养老资源的“挤出效应”。

五、结论

　　优化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保制度优化任务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和背景条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

这要求制度设计者必须本着“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原则，拓宽思路才有可能有创新性政策。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金融创新方面有如下特点：

　　1.将传统养老问题和个人资产建设进行整合。

使消费和投资、政府和市场、一般养老和消除贫困在新型农保制度中融合。

　　2.对现存金融制度加以分析整合。

构造“强避险功能”和“强投资功能”、“强公平性”和“强效率性”的农保制度。

　　3.通过“机动账户”的“贷款权”进行权能设置。

诱导农民尽力充实“基本账户”，用激励机制放大农民尽力参保的积极性。

　　4.“代际资产转换理论”为家庭内部代际资源调剂和信用互助提供了基础。

有利于提高养老效率和人类繁衍质量。

　　5.账户体系的证券化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

“代际补偿理论”和“代内资产转换理论”是账户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