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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它不仅是井冈山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使之达到较全面、较完善的地步；
而且他又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支柱和源头，没有苏区时期的努力和积累，凭空何来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
可以说，长征精神是苏区精神的一种延伸，延安精神则是苏区精神的更进一步的扩展。
又因为它的比较全面性和深刻性，所以对建国后所形成的各种精神，亦具有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1951年8月，毛泽东给中央苏区送来“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亲笔题词，就是对“苏区精神”的充分肯定。
“革命传统”是什么？
就是“苏区精神”，它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一种光荣传统，共产党人必须代代相传，大大发扬，将之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才参夺取国家建设的更大胜利，才能争取到更大的光荣。
那么，什么是“苏区精神”的内涵？
我认为它的最核心的部分，可以有三条。
即：
（一）“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伟大创造精神；
（二）“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后来称之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奉献精神；
（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斗争精神。
或许人们可以列出更多条条，那都属于苏区精神的范畴之内，但我认为苏区精神的内涵就是这三条。
列少了，不足以反映它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列多了，则会冲淡它的内涵，突出不了核心作用。
而上述三条，在苏区精神中表现得最突出，使中国共产党的浩然正气直冲牛斗，其影响力历久弥深，不可估量。
二、苏区精神的形成过程
苏区精神是在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亲切指导下，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和培育出来的。
对苏区精神的形成过程，我想作如下论述。
（一）关于“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伟大创造精神。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一起始就是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指导下和以苏联经验即“城市中心论”的道路为模式来进行的。
中共是共产国际57个支部中的一个，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
但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不但昭示了“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的破产，也促使党内一部分有识之士来重新审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考虑重新确定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以周恩来（在中央）、毛泽东（在地方）为代表，否定了“城市中心”道路，确定“农村中心”的道路，从而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伟大创造精神。
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则是这种创造精神最集中的体现。
毋庸讳言，周恩来开始也是信奉“城市中心论”的。
但他在参与临时中央政治局推行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的过程中，最先觉悟到此路不通。
为些，他在代表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中，不但提出了限制盲目暴动的种种条件，而且提出：
中国革命必须采取“农民武装割据”这种“特殊方式”，才能创造出斗争的新局面来。
特别是1930年4月，他在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途中在德共机关报《红旗报》上发表《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文，更明确提出了：
“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
”这是在党内、在共产国际论坛上最早提出的“乡村中心论”的思想。
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负责指导红军和农村工作，进一步发挥他的伟大创造精神。
史实已经证明，中国三大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和三大农村根据地（中央苏区和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创建和发展，都是在周恩来和党中央领导人共同指导下所取得的成果。
特别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创建，周恩来更倾注了他的无数心血。
例如：
他千方百计促使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井冈山会师；
他以伟大的胸襟和智慧化解了朱毛矛盾，使朱毛重新亲密携手；
他又费尽心力，大力搜集和组织在上海的军事、政治人才派往红四军和赣南、闽西苏区，这样，才促成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创建，从而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同样的，毛泽东一开始也不可避免地信奉“城市中心论”。
但是，他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最早地认识到这条道路行不通。
他毅然脱离中心城市，率军开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
接着他和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一起率军转战赣南、闽西，成立红一方面军，开辟了伟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和中坚阵地。
在理论上，他率先挣脱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这两条大索的束缚，弹奏出了中国革命的最强旋律。
1930年1月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个人通讯中，最早提出：
红军战争和农村根据地是“促进中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
5月他又奋笔写出那篇《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的名文，深刻阐述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首次提出了：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话石破天惊：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
在中央苏区创建和形成过程中，毛泽东等又发挥他的伟大智慧和才能，进行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工作。
如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首先在思想上建设党同时也在组织上建设党的建党路线；
在政权建设上设计了一套符合苏区实际的机构和法规，特别是培养了一代“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干部新风；
在军队建设上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政治工作是军队工作的生命线等的建军原则；
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方针，等等。
而这些，都是马列主义书籍和苏联经验中所没有，甚至是不同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创造精神的体现。
正是靠了这种精神的指引，我们才能夺取了革命征途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二）“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伟大奉献精神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它的目标就十分明确。
它的第一个决议开宗明义地标明：
共产党是为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
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
所以，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代表了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员，毫无疑问地具有伟大的奉献精神，他时刻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决不谋个人私利。
这种献精神第一次比较完整的体现应该是在中央苏区，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起自己的全国性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后。
因为在这之前，当政的国民党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存在，即使我们在井冈山地区建立过一个湘赣边界政权，但是席不暇暖，一年多一点时间，国民党军队就把我们赶下了山，直到开辟了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央临时政府，我们才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开始学着掌握政权。
而这种“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奉献精神，正是党和政权建设中的第一要义。
没有或缺乏这种精神，共产党照样不能立足。
这一条，我们体现出来了，而且体现得很好，赢得了中央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为人民谋利益方面，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广大苏区干部树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下面的一些具体事例，说来虽小，但听起来至今仍然是那么地亲切和动人：
毛泽东住在叶坪时，就经常帮助驻地附近农民车水抗旱，亲自组织叶坪村的农民修水利，夜晚还经常组织老农座谈农业生产中的经验，了解农作物的耕种与培育方法，亲自编出教材，印发给各地，指导农业生产。
他还经常将中央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党团员们动员起来，组成“礼拜六义务劳动大队”，参加修堤、开荒等工作。
红军也组织了开荒队与割禾队，协助农民进行生产。
后来中央政府迁到沙洲坝，为解决饮水问题，他亲自指导和帮助沙洲坝人民打了一口井，这就是著名的“红井”。
井边树立了一块石碑，上写“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清澈的井水至今还滋润着沙洲坝的人民。
毛泽东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时，发现长冈乡樟树塘的木桥，四根木头断了一根，剩下三根，横栓又断了，走上去摇摇晃晃，容易跌倒，于是他立即指示干部要修好。
他回瑞金后，还写信去问乡苏维埃政府干部，小桥修好了没有。
毛泽东亲自作调查研究，发现好干部好作风新亲自写材料加以表扬和推广。
1933年他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作调查，回来后于11月间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的小册子，在1934年1月举行的“二苏”大会上，“送给”全体代表阅看。
他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生动地向大家介绍说：
长冈乡、才溪乡扩大红军和推销公债都作得非常好。
什么原因呢？
“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
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
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公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
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
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
”
为此，毛泽东“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
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
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
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
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
”毛泽东论证说：
“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扩大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兴国长冈乡的群众衷心地说：
“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赢得群众这样的赞誉，是共产党人奉献精神所得到的最高回报，也是共产党人的目的所在，毛泽东进一步论证说：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
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
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
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因为这是从长冈乡、才溪乡调查所得到的启示和证明，毛泽东在大会上衷心地向全体代表们喊出：
“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
”在中央苏区至今还传唱着这样一首红色歌谣：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
”这是对广大苏区干部伟大奉献精神的真切描绘，也是对苏区干部的最高赞誉。
后来到延安，毛泽东将“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简化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党内又提出：
共产党员要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这是一种伟大的牺牲精神，这两种精神是一致的，铸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正是在中央苏区培育起来的共产党人的这种伟大奉献精神，使共产党人及其奋斗目标，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了解和衷心拥护。
在后来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我们正是发扬了这种传统和精神，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下，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预计五年的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就摧垮了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创立了新中国。
（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斗争精神
众所周知，在中央苏区党内还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主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博古为首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
这里我想论述的是，在这场斗争中，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所创造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式，所形成的在党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斗争精神。
这个斗争我认为是分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方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所进行的“刚”性的斗争；
另一个方面是以周恩来为代表所进行的“韧”性的斗争。
一刚一柔，刚柔相济，最后“水到渠成”，终于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在危难中重新找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毛泽东对“左”倾路线者对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采取了正面斗争的方式，即一面坚持说明自己的正确主张，一面对“左”倾路线者的错误，进行直接的批评，并在实际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纠正“左”倾错误。
而这些，大多是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上进行的。
如在宁都会议上，在苏区的查田运动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政治局和军委会议上，尤其是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战争的瞎指挥，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和抗争等。
但是，第一，毛泽东的这些斗争都是在党内会议上进行，绝不在会外招兵买马，另树一帜，与“左”倾中央公开对着干，那样就会造成分裂，是共产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
毛泽东这样做的目的，是唤起和等待党内和军内高层领导人的觉悟，以便“水到渠成”，彻底纠正“左”倾错误。
第二，毛泽东一面和“左”倾错误斗争，一面在工作上又服从“左”倾中央的分配。
如他被剥夺了对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后，就认真做好中央政府的工作，用全力领导中共苏区的各项建设，特别是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革命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小小的中央苏区，以250万人口和不足10万的红军，能抗击国民党近百万大军的进攻达一年之久，除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苦战之外，与后方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
而这又正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工作干部艰苦奋斗辛勤工作的结果。
毛泽东这一行动，也为党内斗争树立了一个楷模。
周恩来对“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也进行了抵制。
但他采取的是另一种“韧”性斗争的方式，即不断地陈述情况和理由，在实践中争取“左”倾领导者的同意或默认。
如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前后，“左”倾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几次三番下达错误指令，要求前方坚决执行。
周恩来明知错误，但并不硬顶，而是尽量陈述理由，分析利害（如强攻南丰有“五不利”等）；
继之不得不表示执行“左”倾指令时，又在执行过程中留有余地，即根据战场形势变化，随时修改并逐步纠正“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令（如改“强攻南丰”为“佯攻”等）。
而在这个过程中，又表现了他的模范的组织观念，即不断的向后方中央局汇报战情发展和仍然做必要的请示。
据统计，从1932年11月底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前夕到1933年3月下旬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周恩来向后方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共发电报约40份，平均每月10份，其中有些电报还在千字以上。
他以这样“韧”性斗争的方式，终于取得了“左”倾领导人的默认，即停止对前方的干涉，才保证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无论是毛泽东对“左”倾路线的“刚”性的斗争，还是周恩来对“左”倾路线的“韧”性的斗争，都在党内树立了对错误路线斗争的榜样，树立起了一种伟大的斗争精神。
这两种斗争方式相结合，终于唤醒了党内和军内大多数高层领导人的觉悟，在遵义会议上，基本结束了“左”倾路线对党的统治，在生死关头取得了党的路线的伟大转折，从而才保证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而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斗争精神，正是在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培植下形成的。
三、苏区精神的现实意义
在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苏区精神”的三大方面，我认为，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即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因为，这种精神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杜撰，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思格斯和列宁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中，对他们创立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共产党所规定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和共产党这一组织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期中，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苏区精神，相继培养了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于是才有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可是有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偏离了这种精神，将“创造性精神”异化成“乌托邦”式的虚无主义；
将“奉献精神”演变成个人的主观幻想，要让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而又抛弃了“斗争精神”，形成极端个人崇拜，全党对“左”倾错误噤若寒蝉，不但无人敢说一个“不”字，而且充斥全党全民的竟是一片“万寿无疆”的迷信声浪，以至于造成了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样的全局性大错误，直至演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民族的历史性大灾难。
直至历史进入八十年代，像遵义会议一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实现历史性的转折，党的路线才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前进的灯塔，一百年不能动摇，也不许动摇。
随着党的路线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苏区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体现了苏区精神。
“改革开放”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就是一种伟大的“奉献精神”；
而整个这条基本路线，就是党内斗争伟大而辉煌的胜利成果。
邓小平是党内斗争中“刚”“柔”相结合的典范。
在中央苏区，他就体现了那种“刚”性的“斗争精神”，在反“邓、毛、谢、古”中，在“左”倾的高压政策下，他甘冒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忍受被罚去劳改的待遇，也不向“左”倾路线屈服，拒不承认所谓“路线错误”。
英雄相惜，毛泽东赞誉他是“毛派的头子”。
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他却以“刚”、“柔”相济的斗争方式来对待毛泽东的“左”倾错误。
“文革”中，他不能硬顶毛泽东，而被迫承认犯有“走资派”的错误。
虽被“打倒”，但却被“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下放劳改中，他韬晦养志，一旦获得时机，立即请求工作。
复出后，在1975年顶着“文革”恶浪，大刀阔爷地开展全面整顿工作，大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的趋势，并能顶着毛主席的压力，坚持不作肯定“文革”的总结，从而被毛泽东下令第三次打倒，待到他第三次复出，他，也只有他，才能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忧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党内斗争精神达到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体现。
也是对苏区精神最全面而广大的继承和发扬。
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是遵循这条基本路线稳步前进，而对苏区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胡锦涛提出和坚持求真务实，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就是一种伟大“创造精神”的体现；
他就任之初，就带领常委一班人到西柏坡参观学习，表示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响亮口号，温家宝亲自替农民工讨工资，替农民贷款做担保人。
他们还亲身多次到最贫困地区最贫困的家庭去访问，嘘寒问暖，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在发扬“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奉献精神”。
……
古语云：
“投桃报李”。
只有你的“真心实意”，才能换来彼的“真心实意”。
而“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愚弄群众，换来的也只能是“虚情假意”和一片鼻嗤之声。
人同此心，事同此是，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千万千万要引以为戒！
综上所述，可见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笔伟大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间愈久，愈见她的常创常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代代薪火相传，不断将之发扬光大，让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愈益放射出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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