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综述.docx

清史研究综述.docx

《清史研究综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清史研究综述.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清史研究综述

2007年清史研究综述

李娜

2007年度的清史研究，不仅成果甚丰，著述颇多，而且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较前又有新的进展。

同时，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也在逐步开拓之中。

总的来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现就目之所及，概要介绍，以备参考。

一、学术会议 

1月6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与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商鸿逵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一百余人对商鸿逵教授倾心学术、严谨治学、为发展史学忘我工作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6月30日——7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废除科举制度的相关问题”等，展开有益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3月24—25日，由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一一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二、政治史 

帝王政治。

冯尔康《乾隆初政与乾隆帝性格》（《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乾隆初政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反映乾隆帝具有高度的政治调适力，同时也体现出他刚柔相济、执两用中的性格特点。

叶晓青《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历史研究》第2期）研究了光绪帝生命的最后一年向外界索要的“进呈书单”，认为光绪帝对于当时的君主立宪类书籍颇有兴趣，说明他仍在思想上积极准备，试图在未来有所作为。

张玉兴在《辉煌与困惑——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传奇一生解读》（《清史论丛》2007年专号）一文中认为努尔哈赤是时代伟人，但也要客观地看待其晚年的不智、倒行逆施。

力求给努尔哈赤一个全面、求实、准确的评价。

王思治《康熙重视督抚的选任》（《清史论丛》）认为康熙帝对督抚选任非常重视，并以康熙三十三年两江总督的简任为例进行阐述。

成积春《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烟台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

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麻天祥在《雍正与清初禅学之兴衰》（《湖北社会科学》第9期）一文中指出，清初禅宗思想因雍正的推奖而耀人眼目。

制度与政策。

杜家骥《清朝初期大学士的品级问题》（《清史论丛》）通过辨析有关文献，总结归纳了清朝大学士的满汉不同品级情况及其变化。

姚念慈《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清史论丛》）对四大臣辅政的由来及其位序以及辅政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四大臣辅政体制的局限性注定了其失败的结论。

刘风云《有关康熙朝西北三省满族督抚的考察》（《清史论丛》）对康熙朝清廷将山西、陕西、甘肃西北三省的督抚设为满洲缺这一特例进行考察。

傅林祥《清代抚民厅制度形成过程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l期）论述了抚民厅制度从萌芽逐步完善，直至全面形成的过程．孟姝芳、章文永《清代处分官员与官员规避之互动研究》（《学术研究》第2期）认为清朝廷很重视对官员失职、渎职行为的处分，官员为了避免被处分而进行了种种规避，从而形成了封建政府与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争斗，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性。

吴莉苇《18世纪欧人眼里的清朝国家的性质——从〈中华帝国全志〉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描述谈起》（《清史研究》第2期）认为西方学者的殖民地研究视角对于研究中国国家形成历史有一定借鉴意义。

周保明《清代的地方吏役、地方政府与官僚政治》（《史林》第2期）认为清代国家对地方吏役管理已失控，但他们在制造社会冲突的同时，也起到了调和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作用。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一九零二年东京“支那亡国纪念会”史实订正》（《历史研究》第3期）研究了藏于日本外务部外交史料馆的“支那亡国纪念会启”原件，由此订正和补充了冯自由《革命逸史》等书中的相关文献。

尚小明《“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历史研究》第2期）质疑俞江所发现的“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认为第一种是日本人著作的节译，而第二种是民间所纂拟的草稿，并非清廷秘密立宪的产物。

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的保举情形表明绝大多数官员关心的只是个人仕途。

因康有为及其党人的借势生事，才产生当时激烈的政治。

徐凯、张婷《满洲本部构成与八旗佐领分布》（《清史论丛》）通过分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阐述了八旗满洲共同体的形成及部族姓氏的世居地，分析了八旗部族人员的职司特点及部族内满洲化和自身汉化趋势。

苏红彦《清代蒙古王公年班的特点与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清廷实行蒙古王公的年班制度体现对蒙政策“宽严互济”、“恩威并施”的特点。

张剑《（钦定宪法大纲）与清末政治博弈》（《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是清末政治博弈的结果，由其构建的宪法框架及所体现的宪法精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丁海斌、韩季红《清末陪都盛京的军政改革》（《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清末对辽宁地区行政建置的改革是当时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因其革除了原盛京军事制度的多种弊端也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邵晓芙《清末吏治与乡村民变——以浙江为例》（《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以浙江为例，从吏治方面考察清末乡村民变蜂起的成因及政府的应变措施和成效。

赵彦昌、李国华《从清代玉牒看清代的宗法制度》（《满族研究》第1期）认为清代玉牒发挥了宗法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宗法制度的精神与运用成为皇帝控制皇族最有力的工具。

李春梅《清朝前期督、抚陋规收入的用途》（《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考察了清朝前期官吏贪取陋规收入的用途，即使养廉银政策实施也未改变此种状况。

孟姝芳《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安徽史学》第2期）分析了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指出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

刘丽君《略述清代顺治朝科道官员》（《内蒙古师大学报》第2期）、《清顺治朝科道官员作用受限的初步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两文集中对顺治朝的科道官员进行了考察．涉及其活动的历史背景、科道官的典型个案分析及巡按御史的作用，尤其关注科道官作用受限原因。

刘丽楣《清代达赖喇嘛奏事权探析》（《中国藏学》第2期）对清朝政府否定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直接向皇帝奏事权的请求这一问题的处理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

军事。

杨海英《关于明清易代的朝明军事合作计划及其执行者研究——洪承畴泄密新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辑）探讨了明末清初朝鲜和明朝欲联合抗清计划失败的原因及影响，并提出了洪承畴泄漏朝明外交机密的新证据。

宝音朝克图《嘉道年间的大青山山后卡伦》（《清史研究》第1期）梳理了嘉道年间大青山卡伦的来龙去脉，进而剖析内在因素及其功效。

季泽琦《清代驻防将军印信署理制度考略：

以乌里雅苏台将军为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利用《军机处满文月折包》予以考订，说明清代驻防将军管理制度严格，印信的署理制度亦极其严密。

黑龙《乌尔会河之战》（《清史研究》第1期）认为乌尔会河之战是噶尔丹与清军进入全面对抗阶段的历史转折点，为清朝最后确立对喀尔喀蒙古的有效管辖起了积极作用。

并有力地促进、推动了我北部边疆的形成。

重大事件。

杨珍《朱天保上书事辨析》（《清史论丛》）结合朱天保的奏折，并以不同文本相互参证，考察了有关记述的失实之处，分析了这一事件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及影响。

郝艳红《道光帝尊奉皇太后懿旨即位辨析》（《清史论丛》）对道光帝的即位是否尊奉了皇太后的懿旨、皇太后的懿旨在道光帝的即位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究。

黑龙《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初探》（《西域研究》第l期）揭示]682年康熙帝派内大臣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的意图，作者认为随后清朝对准政策由“笼络、羁縻”到“限制、削弱”的调整与此有关。

梁绍杰《清康熙朝大学士王挾奏请建储始末》（《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以厘订《文献丛编·康熙建储案》所收王损议储密折的奏上时间为主线，进而剖析王挾议储的心理及康熙处理此事的隐衷。

聂红萍《嘉庆朝新疆“玉努斯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l期）揭示了嘉庆十九年（1814）发生于新疆的“玉努斯案”的实质，及对清朝政府治理新疆产生的不利影响。

季云飞《清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事件性质辨析》（《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林爽文事件实质上是一宗企图分裂国家的事件。

三、经济史 

2007年的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制度与政策、地区经济等方面有多篇文章发表。

经济制度与政策。

萧国亮《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清史研究》第1期）认为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

范金民《清代前期淮安关税收的盈绌原由》（《安徽史学》第1期）认为，康熙二十年代起开海贸易，海运量增加，运河运量减少。

导致淮安等相关税收随之减少，商人采取各种手段违禁绕越偷漏税款，更严重影响了淮安关税的征收。

（澳）邓海伦《乾隆十三年再检讨——常乎仓政策改革和国家利益权衡》（《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对乾隆十三年的米价大论战进行再检讨，指出朝廷将米价上涨归咎于常平仓储备的扩大并不一定与事实相符。

作者认为朝廷当时财政上的一些考虑很可能与第一次金川战争有关。

阎光亮《论清代禁垦蒙地政策》（《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对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推行的禁垦蒙地政策进行了考察，并从清政府的统治意图、实际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王颖超《清代东北马政探析》（《满族研究》第2期）通过探析清政府在东北实施马政的情况，进一步考察清代马政的得与失。

侯俊云《试析鸦片战争前清代走私贸易处罚律令》（《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对鸦片战争前清代法律中有关进、出口走私处罚律例进行考察，认为清代制定走私律令并非从贸易需要的角度出发，而是统治者在朝贡思维和“严防其出”思想指导下的海禁法令。

江南经济。

李伯重《“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道光萧条”的直接原因是1823年开始的全球气候剧变所导致的严重水灾。

因此，探讨19世纪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时，气候变化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苏永明、黄志繁《行帮与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南昌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史，也是行帮组织整合与城市社会秩序形成的历史，行帮组织构成了景德镇城市经济组织和社会控制的特征，影响了城市变迁的方向和轨道。

王日根《清代江南地方官府对商业秩序的整治一一以碑训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清代江南地方官府对商业秩序的整治措施为江南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并指出清代各级政府整治商业秩序的作为往往有决定作用。

陈亚平《18—19世纪的市场争夺：

行帮、社会与国家——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第l期）通过清代巴县档案提供的诉讼案例再现了巴县行帮在自身组织化、市场争夺、行业规范中的作用，同时也揭示了行帮与国家在城市地方社会建构中的影响。

梁诸英《清代皖南平原水稻亩产量的提高及原因分析》（《古今农业》第1期）对清代皖南平原水稻亩产量进行了初步的估算，并分析产量提高的原因，同时也指出资本投入的匮乏制约了水稻单产的提高。

山陕经济。

许檀《清代山东周村镇的商业》（《史学月刊》第8期）认为清代山东周村镇商业兴起在康熙、乾隆年间，清代中叶迅速发展，并指出清中叶以来，周村开始从单纯的商业中心向加工制造业中心转化。

成艳萍《“资源禀赋”与晋商的茶叶贸易》（《山西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晋商开展蒙、俄茶叶贸易，独特的驼帮运输贸易形式，是晋商有违资源禀赋理论下而获暴利的原因。

梁四宝、张新龙《明清时期曲沃烟草的生产与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考察了烟草进入曲沃的时间及路径，认为烟草给当地农民带来较为可观收益的同时也给当地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吴朋飞、侯甬坚《鸦片在清代山西的种植、分布及对农业环境的影响》（《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种植鸦片极耗地力，对农业环境造成影响，是导致丁戌奇荒的重要原因。

闽广经济。

周雪香《明清闽粤客家地区的商品流通与城乡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对明清闽粤客家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

陈颖《清初台湾平埔族经济生活面向探究》（《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第6期）对清廷领台之初台湾平埔族的生产活动及其衣食住行进行了考察，认为其贸易活动原始低级，只是偶然发生。

边疆经济。

许檀、何勇《清代多伦诺尔的商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清代多伦诺尔的发展是建立在清王朝维护边疆稳定的一系列政策基础上的，其宗教中心地位带动了商业的发展。

四、社会文化和民族 

灾荒史。

对清代灾荒史的研究，在本年度有了进一步的加深和拓展。

李文海主编的《天有凶年：

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三联书店）一书，对清代灾荒史这一主题从多元化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赫治清主编的《中国古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内有多篇论文论述了清代自然灾害问题，其中郭松义《清代的灾害和农业——兼及农业外延式发展与生态的关系》一文认为清代灾害发生次数多于前代，是由清代气象条件这一自然原因和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等人为原因造成的。

该文还从农田水利、多种经营等方面论述了农民总结出的既能发展生产，又能积极防灾的可行之路。

清代的赈灾政策成为本年度社会史研究中一个新的亮点，有多篇文章对不同的赈灾问题进行了研究。

张祥稳《试论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赈济灾民政策的具体实施——以乾隆十一年江苏、邳州、宿迁、桃源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清史研究》第1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赈济政策，但在此次水灾的赈济过程中由于地方官员没有认真履行职责，使赈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落到实处。

李铮《清代鄂尔多斯地区赈济政策的实施与影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王曙明《试论乾隆三年宁夏府大地震的荒政实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第4期）、和卫国《灾民流动与基层诉求的政府应对：

以嘉庆六年京师、直隶水灾为中心》（《石家庄学院学报》第4期）都对不同的赈灾政策进行了考察和论述。

民族史。

周喜峰著《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对明朝末期到清朝中前期二百年间黑龙江地区的满、汉、蒙、回等多个民族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抗击沙俄及军事驻防等方面作了研究。

张杰著《满族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满族的源流、1644年满族人关并且取得胜利的原因、满蒙联姻政策的历史作用、科举考试对满族融人汉文化的影响等十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阐述。

陈鹏《清代前期东北地区赫哲“新满洲”形成初探》（《史学集刊》第6期）着眼于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实行“徙民编旗”的政策，探讨了赫哲“新满洲”入旗后与旧满洲共处而全面满化的过程。

人口、生态与城市建设。

定宜庄《满族士大夫群体的产生和发展：

以清代内务府完颜世家为例》（《清史论丛》）通过对有代表性的清代内务府完颜家族的溯源及考证，阐述了“满洲近臣”即包衣通过应试为官逐渐成长为官僚士大夫的特有现象，强调其有依赖性与寄生性等特点。

王庆成《晚清华北乡村：

历史与规模》（《历史研究》第2期）通过对晚清时期武清、栾城、青县、望都等州县的村落及人口资料进行分析，对村屯的规模进行了考察。

王晗、郭平若《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史学月刊》第4期）指出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认识和开发的过程，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

作者认为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成一农《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扬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制约中国古代城市规模的要素是多重的，对城市规模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城市的行政等级。

任吉东《清代华北乡村治理研究：

以顺天府宝坻县乡保制为例》（《历史档案》第2期）对清代顺天府宝坻县的乡村社会组织和职能做了研究，由此深入探讨了传统中国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关传友《论清代族规家法保护生态的意识》（《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禁止性事项和惩罚奖励性措施是清代族规家法保护生态的主要内容，作者指出，这种意识在大力提倡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现代社会里，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社会管理。

沈大明著《（大清律例）与清代的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主要围绕《大清律例》展开研究，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剖析清代的法律和社会的关系，作者提出的清代的社会控制力与国家能力互为表里、清代法律控制系统的动态性是社会控制有效性的保障等观点，是比较有价值的探索和尝试。

孙家红著《清代的死刑监候》（社会文献出版社）以清代死刑监候制度为研究对象，不仅从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梳理了死刑监候的历史渊源，更从立法、司法两个角度对该项制度的形成、运作、沿革做了全方位的考察。

王永杰《论清朝京控的结构性缺陷：

历史考察与当代借鉴》（《学海》第3期）认为清朝京控的结构性缺陷使京控的功能难以实现，但其深层原因却是清朝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结果。

吴家红《视野放宽：

对清代秋审和朝审结果的新考察》（《清史研究》第3期）对清代秋审和朝审的司法结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揭示了这一司法实践鲜为人知的某些方面。

李典蓉《编户下的回民：

以清朝杜文秀京控案为例》（《清史研究》第2期）通过梳理杜文秀京控案件始末，探讨清朝边区的社会、民族与法制问题。

孙守朋《18世纪中国经济变迁背景下基层司法体制考察：

以土地产权纠纷审理为例》（《兰州学刊》第11期）对当时土地产权纠纷的审理进行考察，指出法律的变更滞后于经济变迁的步伐，致使基层司法体制结构性缺陷恶化，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刘永刚《论清代陕甘地区的慈善机构及其运作》（《延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清代陕甘地区慈善机构在制度、运作以及演变方面都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制约，其救助社会的功能相对有限。

刘宗志《清代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及其原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清代慈善机构地域分布的均衡程度与政府介入的多少成正比，并指出这种分布特征源于政府政策、救济需求和各地经济文化差异等因素的互相作用。

乌仁其其格《清代呼和浩特地区社会救济事业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清朝政府通过在呼和浩特地区建立社会救济措施，防范和化解了土默特蒙古的生存危机，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中国农史》第1期）认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内部救济，在实施救济时，宗族通过增设禁止性与惩罚性的附加条件或条款，以约束控制族人。

王振忠《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社会科学》第12期）通过介绍《应星日记》的史料价值，透视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中，粮食供应和民间信仰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点，人们常以民间调解和官府裁判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相互的冲突和纠纷。

段自成《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潘洪钢《清代驻防八旗与汉族通婚情况蠡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传统观念中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之间不通婚的概念是不准确的。

在八旗驻防地区，所谓禁止满汉通婚主要指旗女不外嫁，而旗内满、蒙和汉军娶当地汉女为妻、妾的情况是确实存在过的。

麻健敏《试析婚姻对渡台粘氏宗族发展的作用》（《满族研究》第4期）认为粘氏婚姻的多样性，采取多种形式特别是他们大量采用收养的方式延续香火、增加劳动力，构成福兴粘氏宗族迅速繁衍的重要因素。

文化史。

朱志勇、李永鑫主编出版了《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文化》（人民出版社）从绍兴师爷群体、绍兴师爷历史作用、幕府制度和幕府个案等五个视角，对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王泽民《试论清代新疆的维汉双语政策及其措施》（《实事求是》第6期）认为清朝政府制定出了符合新疆实际的维汉双语政策作为民族语文政策的一项核心内容，有利于清朝政府对新疆的社会管理。

陈晓华《续〈四库全书总目〉之〈郑堂读书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就《郑堂读书记》续接《四库全书总目》的特征及其优长之处进行探讨。

风俗习惯。

毛立平著《清代嫁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清代嫁妆的整体描述、清代满洲贵族的嫁妆、嫁妆与清代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妇女嫁妆支配权的考察、嫁妆对清代婚姻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多个论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赵兴元《康乾时期燕行使眼中的满族习俗》（《满族研究》第2期）对康乾时期来到中国的朝鲜燕行使从服饰、饮食、住房、礼俗等四个方面对满族习俗的观察记录作了探讨，认为这些记录为了解历史上的满族提供了珍贵资料。

王柏中《清皇家内屈祭祖问题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对清朝内庙的组成、祭祀方式作了阐述，指出内庙实为皇族家庙，它与作为国家宗庙的太庙有明显的礼仪差别。

戏剧文化。

朱家清、丁汝芹著《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中国书店）探讨了宫廷演剧的嬗变历程，同时也对这些戏剧折射出清代不同时期的时局、文化政策及社会生活作了分析。

会党教门。

赵崔莉《清代皖江圩区的民间信仰》（《古今农业》第1期）认为清代皖江流域的圩区中，圩民宗教信仰形式多样，并对其祭祀的特点进行探讨。

雷冬文《清前期天地会的社会合法性危机：

以嘉庆年间广东省的天地会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和吴雪梅《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教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

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贵州民族研究》第3期）的个案研究也值得关注。

五、学术思想史 

本年度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主要涉及学术流变、理学、史籍考订以及学术反思等方面。

学派与学术流变。

陈祖武《关于乾嘉学派的几个问题》（《文史哲》第2期）指出乾嘉学派如同历史上众多的学术流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

准确地梳理和把握此一历史过程，可窥见18、19世纪间中国学术之演进脈络。

黄爱平《乾嘉学案：

高扬汉学的旗帜》（《光明日报》9月20日）对此问题也阐述了个人的见解。

林存阳《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南开学报》第1期）认为清代学术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事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张晋藩《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实学的学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清初社会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首的学者注重将学术探讨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唯心主义理学，形成了新思想、新学风。

姜广辉《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湖南大学学报》第2期）对明中叶以降兴起的考据学思潮进行了考察，重点分析了戴震与章学诚的方法论。

罗军凤《论清初经学复兴的民间性》（《求索》第4期）指出清初经学的倡导及影响发于民间、著于民间，而清廷对经史之学的提倡以及经史书籍的刊刻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间经学的发展。

史革新《清初学术思潮转换刍议》（《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对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转换进行了考察。

张昭军《义理与考据之辨一一晚清时期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批判与反思》（《史学史研究》第1期）一文从与清代汉学并吋存在的宋学出发对清代汉学进行考察。

陈其泰《公羊家法与清代今文学复兴之统绪》（《齐鲁学刊》第4期）从公羊家法的角度对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轨迹进行了勾勒。

学术思想史。

此方面的论著比较重要的一部是汪学群、武才娃著《清代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以“清代思想”为论题，以史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学术思想、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宗教思想、经学思想以及政治思想等几个方面的阐述，勾勒出清代思想的特色、轨迹及贡献。

理学。

张昭军的著作《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商务印书馆），从理学和经学的视角研究了晚清学术中的某些方面，既有通盘的思考，也有个案的分析。

另外，史革新著《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一书也值得关注。

张昭军撰写《“先入之见”与“白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中国哲学史》第2期）、《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光明日报》8月31日）两文对清代程朱理学进行了考察．段润秀《〈明史·王守仁传〉编纂考论》（《史学集刊》第3期）指出，清官修《明史》过程中对于《王守仁传》的归属及其学术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背后却隐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