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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综述

2008年清史研究综述

熊英洁

2008年清史研究发展态势良好，成果丰硕。

现就管见所及，择要概述，以资备览。

　　　　　　　　　　　　　　　　　一 学术会议

　　本年度举办的学术会议涉及政治、经济、学术、边疆建设、社会变革等多个方面，主要有：

“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研讨会，“海峡两岸清代驻藏大臣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清代宫廷史’研究会戊戌维新与晚清社会变革——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明清对话：

鼎革与变迁”高峰论坛，“西方人与清代宫廷”国际学术研讨会，“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会，“全祖望与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清代地理研究”学术研讨会等。

　　　　　　　　　　　　　　　　　　二 政治史

　　专著。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考察八旗领主分封制度、领属关系，揭示八旗与政治有关的各种制度、现象、及相关事件，结合满族的民族因素论述其对清代政治的影响。

滕绍箴《三藩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三藩的发展阶段及代表人物的深入剖析，探讨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性质、满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及有关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了北京旗人社会的面貌、特征、变化，对旗民关系的发展作了多角度分析。

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探讨八旗制格局之上的国家形态，及入关后八旗制对国家体制及政局的影响。

张佳生《八旗十论》（辽宁民族出版社）论述八旗人关前满洲的民族认同意识、人口的迁徙集结及其作用、八旗制度对满洲的整合作用等。

徐建平《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析了直隶宪政改革的社会背景和直隶行政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地方自治、顺直谘议局的改政实践等内容，探讨了社会各种势力在宪政改革中的角色和作用。

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了清代土司区域的变动与土司城的变迁。

杨健《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探讨了清代僧官司制度、度牒制度、教义及教派管理、寺院管理，佛教与儒教、民间宗教的关系等内容。

　　制度与政策。

朱昌荣《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略论》（《清史论丛》）认为清政权在努尔哈赤始、皇太极时已一定程度上实现儒学化。

李娜《清初南书房述论》（《清史论丛》）系统考察了南书房设立时间、职官建制、主要职能及影响。

刘凤云《从清代京官的资历、能力和俸禄看官场中的潜规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6期）探讨了清代官场中与制度并行的潜规则及传统政治的潜在危机。

徐忠明、姚志伟《清代抱告制度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抱告制度乃清代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末修律时，与现代法律上的诉讼代理出现了融会。

侯杨方《乾隆时期民数汇报及评估》（《历史研究》第3期）探讨乾隆时期民数汇报制度的建立、流程、变化和执行情况，分析民数漏报的内在原因。

宋希斌《清代廷寄格式的演变》（《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廷寄格式之演变是军机处规制日趋严密的缩影，是政局及人事变动的“晴雨表”。

郑起东《试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后的让步政策》（同上）认为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实行了“让步政策”，农民得到经济实惠，促进了经济发展。

邹建达、熊军《清代观风整俗使设置研究》（同上）论述了雍正为整饬地方风俗而特设的观风整俗使的特点、缺陷、裁汰原因。

陆康、刘亚丛《“流氓的补偿”：

新政改革与中央低层行政人员地位的转变》（《清史研究》第4期）认为晚清新的中央体制运行所依赖的官僚大部分没有跟上新的培训，被称为“流氓”的“书吏”们滥用权力以寻租补偿且人浮于事。

杜家骥、张振国《清代内务府官制的复杂性及其特点》（《南开学报》第4期）指出内务府机构庞杂，既有与外朝官制相同的内容，也有其独特性和混乱性。

刘庆宇《皇太极佛教政策探研》（《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认为皇太极推行的佛教政策有强烈的服务于现实利益的实用主义倾向，对后世清帝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雷炳炎《顺治朝的恩诏加爵及其承袭考述》（《东南大学学报》第4期）、王记录《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史学月刊》第12期）、史革新《皇太极时期满族对汉文化的吸收》（《河北学刊》第6期）、刘中平《论清代祭典制度》（《辽宁大学学报》第6期）等文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

　　地方行政。

孟凡松《安福、永定二县的设置与清代州县行政管理体制在湘西北的确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认为雍正年间裁卫设县，完成了湘西北地区卫所军事管理体制向州县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

王日根、王亚民《从〈令梅治状〉看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l期）从李成林任黄梅县令的施政记录，考察其在内陆乡村社会所开展的治理实践、实际效果及局限性。

邹建达《清代云贵总督之建置演变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考证了云贵总督的建置及演变，认为演变的原因因时而异：

康熙朝因“制”，雍正朝因“人”，乾隆朝则因“事”。

周保明《清代州县长随考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考论了清代州县长随的源流、性质、选用和地位，认为其在县衙决策和信息传递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安京《清朝消极治台政策与台湾行政区划的设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分析了清廷消极治台政策的产生原因、过程，及由此导致台湾行政区划设置迟缓等恶劣结果。

此外还有：

苗月宁《清代督抚保举藩臬现象探讨》（《理论学刊》第1期）、郑峰《骆秉章与咸同政局》（《兰州大学学报》第1期）、徐建乎《清末直隶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王雪华《清代官弱吏强论》（《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苟德仪《清代川东道的辖区与职能演变一一兼论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性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许静《论国泰案前后清廷对山东地方政策的调整》（《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赵亮《清代嘉庆朝地方吏治初探》（《辽宁大学学报》第5期）等。

　　帝王、宫廷。

何龄修《太子慈烺和北南两太子案》（《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南太子为伪符合历史事实，两太子案后果严重。

姚念慈《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清史论丛》）考辨了魏象枢奏杀索额图一事，指出“三藩之乱”带给玄烨的心理阴影严重阻碍了满汉关系的发展。

冯尔康《康雍间殿试策问之题目与时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社会科学战线》第l期）认为策问题目反映出康雍二帝相异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针。

杨念群《从“文质”之辩看清初帝王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清史研究》第2期）通过展示清初士人和帝王对“文一质”关系的理解上由分歧走向趋同的过程，重新探讨知识阶层与帝王在鼎革之际如何重构他们之间的关系。

　　八旗。

雷炳炎《康熙时期八旗武官的选任及其特点》（《北京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康熙朝八旗武官选任制度的鲜明特点是重军功，用才俊，打破了族属、旗界，形成引见制度。

魏影《清代京旗回屯双城堡始末》（《清史论丛》）论述了回屯的原因、过程和影响。

谢景芳《清代八旗汉军的瓦解及其社会影响一一兼论清代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八旗汉军是满汉文化矛盾斗争的产物，汉军的改造和复杂变化是瓦解八旗制度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孙静《康熙朝编设佐领述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探讨康熙年间八旗佐领编设的基本情况、背景、特点、影响等问题。

　　明清易代。

杨海英《塔山守将之谜及其他》（《清史论丛》）考辨了明清征战中部分被隐晦的真相，进而探讨朝鲜士大夫的历史观和对清统治合法性的认识；《关系明清易代的朝明军事合作计划及其执行者研究——洪承畴泄密新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集）探讨明末清初朝鲜和明秘密交通的具体情况及合作落空的影响，并显示了洪承畴泄露明外交机密的新证据。

宁博尔《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朝鲜人尊明反清的遗民情怀直接导致了17世纪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瓦解。

李婵娟《清初明遗民魏禧的生存抉择及心态探微》（《江西社会科学》第9期）结合魏禧人清后的交游行事探析其心态的变化，从而窥探清初遗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复杂心态。

　　　　　　　　　　　　　　　　　　　三 经济史

　　专著。

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全面探讨了清代的户部三库及银库出纳基本制度、现存户部银库黄册、银库历年结存统计等内容。

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论述了清代赋役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收支出结构和政策的演变轨迹。

[日]森田明《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山东画报出版社）探讨了不同地域水利设施的兴废，不同社会阶层对水利问题的态度和举措，揭示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演变和发展的脉络。

乌仁其其格《18—20世纪初归化城土默特财政研究》（民族出版社）利用满、蒙、汉文原始文献探讨了土默特财政演变的过程，以及财政变迁中政治、经济诸因素的相互作用。

邓亦兵《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论述了清前期税奖设置、税务证管、定额制度、税则制度、任官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影响税收原因、政府的作用等。

王奎《清末商部研究》（人民出版社）论述了商部创设的历史背景、商部的组织结构与运作，及其与清末工商业、农业近代化的关系。

　　经济政策。

徐毅《晚清江苏厘金的善后支出研究》（《清史论丛》）探讨江苏厘金善后支出的构成、数额和分配。

江太新《清代救灾与经济变化关系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介绍了清代灾荒情况，探讨经济与救灾之间的关系。

陈锋《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田赋蠲免》（《中国史研究》第4期）论述康乾时期漕粮、耗羡蠲免的类型、制度和变化。

杨建庭《雍正时期关税盈余银考察》（《北方论丛》第5期）认为雍正朝的税关改革，特别是盈余银归公改革，直接促进了关税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关税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地位。

　　区域经济。

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以中小铺户为视角，分析清代晋商在北京的经营活动。

张萍《从牙行设置看清代陕西商品经济的地域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通过梳理清代陕西各县牙行、牙税等问题，考察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阐明其与交通、产业结构的关系。

陈支平《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的乡族特征》（《清史研究》第1期）指出清代晋江商人在经营上充分利用家族、乡族的互助力量，乡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

李伯重《1820年代华亭一娄县地区各行业工资研究》（同上）探讨了19世纪初期松江地区农业、工业、商业与服务业（包括教育与政府）的工资情况。

杨培娜《“违式”与“定例”——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变化与沿海社会》（《清史研究》第2期）以渔船规制的形成过程为例，讨论王朝典制与沿海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清前期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

石涛、李志芳《清代晋商茶叶贸易定量分析》（《清史研究》第4期）通过对运输成本的考证，得出茶商的平均收益，进而推算出清代晋商茶叶贸易的利润率。

曹树基、李霏霏《清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基于松阳县石仓村“当田契”的考察》（《历史研究》第4期）考察了由不同的赎当方式导致的“当人”与“钱主”身份的转变，以及田价、谷价与利率变动之间的关系。

张绪《清代皖江流域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安徽史学》第5期）指出清代皖江流域市场的发展得益于当地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廖声丰《清代前期江海关的商品流通与上海经济的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繁荣的商品流通推动了江海关的设立与发展，而江海关的设立又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两者形成有机互动。

黄正林《同治回民事变后黄河上游区域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史学月刊》第10期）指出同治朝陕甘的回民事变造成黄河上游区域人口锐减，居住环境恶化，农业、工商业严重受损，经济长期萧条。

刘永华、郑榕《清初中国东南地区的粮户归宗改革》（《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通过族谱、碑刻、笔记与地方志资料，考证了粮户归宗在闽西南地区推行的背景、缘起、过程与影响。

　　农林盐漕。

龙登高《清代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清史研究》第3期）指出清代地权交易的三大类型是债权型融通、产权转让、股权交易，并厘清了“押”、“典”、“当”、“抵”的内涵。

樊端成《清朝末年有关农业政策的实施》（《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清末从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角度支持农业发展，加速了传统农业的近代化。

吴琦、肖丽红《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通过考察抗粮事件，探讨清代漕政的制度缺陷和社会变化，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及其在利益纠葛下的群体互动。

饶明奇《论清代河工经费的管理》（《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清代早中期在治河工程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对清代水利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倪玉平《试论清代的漕粮海运文化》（《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认为以祭祀海神、修建会馆和撰写诗歌为特色的海运文化，既是清代漕粮海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合理延伸。

　　　　　　　　　　　　　　　　　　　四 科举、教育

　　专著。

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利用清人文集、日记、课艺、书院志等文献资料，梳理了书院与重要学术环节的关系，考察书院学术风气的演变轨迹及清代学术变迁。

　　科举。

李世愉《分地取士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学刊》第l期）认为明清分地取士不失公平，且有利于文化落后地区的发展；《废科举对乡村教育落后的影响》（《探索与争鸣》第3期）认为清末废除科举制的善后工作不周全，造成乡村教育的断层和落后。

贺晓燕《试论清代考官子弟回避考试之法》（《清史论丛》）论述了清代回避考试的缘起、沿革。

常建华《士习文风：

清代的科举考试与移风易俗》（《史林》第2期）指出清代把科举考试中整饬士习作为移风易俗看待，旨在将科举考试和士子行为纳入国家政治文化的范畴。

宋元强《乾隆朝“保举经学”考述》（《大连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乾隆朝开设“保举经学”制科对清代学风的转变和国史馆修史中“儒林传”的确立有直接作用。

蒋金星《清代会试复试地点考补》（《史学月刊》第3期）通过查阅《清代硃卷集成》，考补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对清代会试复试地点记述的缺失和错误。

李兵、张伟然、梁志平《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一一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在阐述学额、解额制度的基础上，考订了各府州县学定额的变化过程，认为定额制度对各地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

许静《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湖南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书院的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

石焕霞《关于乡闱的记忆、叙述与想象一一以清代士人笔记为中心的考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通过分析清代笔记史料中关于“乡闱”的文本，揭示清代士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

刘虹、石焕霞《清代顺天乡闱的空间、仪式与社会教化刍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7期）考察了乡闱内部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和仪式，认为其在约束考官和考生方面有时比国家明文法令更有效，从而在时人的心理层面起到特殊的社会教化作用。

　　教育。

王庆成《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清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清代学政体制从学道变为学院的过程的考察，指出各省学政之官与地方督抚脱离统属关系，获得独立选拔人才的权力。

此外，霍红伟《清代地方官学的调整与新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彭永庆、刘鹤《清代湘西民族地区“义学”教育的历史考察》（《民族教育研究》第5期），王风雷《论清代新疆地区蒙古官学沿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陈雅娟《清代常州女学的兴盛与常州文化》（《南京社会科学》第10期），李清凌《清代甘青宁民族地区的教育》（《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等文对清代地方教育进行了探讨。

　　　　　　　　　　　　　　　　　　　五 学术思想史

　　专著。

林存阳《三礼馆：

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清廷诏开三礼馆为探究视角，从学术史发展的整体过程人手，揭示三礼学在清中期学术与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演进脉络。

鱼宏亮《知识与救世：

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以“经世知识”为研究中心，探讨“经世之学”的知识背景、来源及流变，并讨论了知识、学术、政治、社会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关系。

郭院林《清代仪征刘氏{左传）家学研究》（中华书局）对刘氏《左传》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分析刘氏四世之学术变化与发展。

柳宏《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结合清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探讨清儒对《论语》研究的进程、特点和规律。

陈捷先《蒋良骐及其〈东华录〉研究》（中华书局）考订了蒋良骐的家世与生平，并对《东华录》的版本，蒋良骐的史学修养、编录动机、经世思想等作了详尽论述。

阚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

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人民出版社）揭示清初史家群体的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地域分布状况，取得的成就和影响。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论述了晚清士人由传统中国的衰世走入中西交冲的变局时的思想变迁，认为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扭曲的近代化。

此外，陈祖武先生的《中国学案史》（修订版，东方出版中心）在大陆问世，徐世昌《清儒学案》（中华书局）由沈芝盈、梁运华等点校出版。

　　学派。

林存阳《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缘由析论》（《清史论丛》）认为清初“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思潮和弘历自身的学识、取向共同促进了三礼馆的诏开。

黄爱平《清代汉学流派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评析》（《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考察和疏理了有关汉学流派划分的诸家观点及其研究状况。

汪学群《试论清代中期易学诸流派的特色》（《中国哲学史》第4期）指出清中期宋易学继续存在，汉易学得到复兴，兼采汉宋的易学出现，是集传统易学之大成的时期。

张涛、任利伟《（宋史·道学传）在清代的论争及影响》（《河北学刊》第6期）指出清初学者围绕《宋史．道学传》进行的争论，实乃宗奉程朱理学与崇尚阳明心学之间的学术思想之争。

王智汪《论考据学与清人的精神家园》（《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考据学是清代儒学的生长点，考据学者矫正了宋明理学的弊端，挽救了儒学。

罗检秋《清末仁学的开展与困境——从学术上看戊戌思想家的悲剧根源》（《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儒家仁学在晚清得到思想上的阐发和某种程度的践履，但难以开出新的外王功业。

刘永青《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齐鲁学刊》第6期）认为清代礼学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

王记录《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乾嘉考据学一一以钱大听为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并未受到西学影响。

　　学术人物。

杨念群《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学研究》第5期）从清初社会政治生态的复杂运作出发，深入分析章学诚的思想与清初帝王进行“大一统”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关系。

杨朝亮《李绂学术思想渊源探析》（《清史论丛》）认为个性因素、家庭熏陶和乡邦情结影响了李绂的学术取向。

虞万里《孙诒让石刻学成就初探》（《史林》第3期）认为孙氏在碑碣、刻石、砖铭上所花精力及研究历程，对他经子小学方面的成就有巨大促进作用。

谢寒枫《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湖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王懋蛇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影响深刻。

　　对戴震的研究仍是学术界的热点。

徐道彬《“徽州朴学”的地域成因——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第3期）、《儒家经世与戴震的致用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论戴震理校法的得与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2期）及《假设与求证：

戴震考证方法论刍议》（《皖西学院学报》第l期）等系列论文，对戴震的学术渊源、治学方法和社会关怀诸问题进行了详尽考察，对清儒的生活环境与戴震的学术影响有较细致的发掘。

郑吉雄《戴东原“群”“欲”观念的思想史回溯》（《湖南大学学报》第1期）、路新生《凌廷堪与戴学》（《史林》第3期）、任万明《戴震对理欲关系的辨正》（《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崔海亮《戴震人性论思想探析》（《广西社会科学》第7期）等文从各个方面对戴震进行了深入论述。

　　史籍修纂。

谢贵安《〈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第2期）通过考察《清实录》满汉蒙文本形成的先后，分析了汉文地位的确立及清朝汉化进程的加深。

乔治忠、崔岩《略论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及其启示》（《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清朝官方史学中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

张升《从（江南征书文牍）看清朝国史馆征书》（《史学史研究》第3期）探讨国史馆征书之缘起、方法、成效及对书册的处理。

崔军伟《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考》（《史学史研究》第4期）认为乾隆朝纂修的“五朝国史”开创了国史纂修的新局面，促进了国史纂修制度的完善，是清代官方史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乌兰其木格《清代康、雍、乾三朝满、汉二体〈国史〉的编纂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康、雍时期《国史》编纂活动成效并不大，乾隆朝国史编纂活动的完成是中国官修史书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活动发展繁荣的具体体现。

陈晓华《论乾隆朝四库修书的失载》（《史学月刊》第12期）认为民族和本朝忌讳、修书与学者眼光、管理疏漏及馆臣舞弊等原因造成了四库修书失载。

　　　　　　　　　　　　　　　　　　　　六 社会史

　　专著。

张艳丽《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人民出版社）探讨嘉道年间灾荒的成因、政府举措、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以及民间力量对抗灾的特殊贡献。

靳环宇《晚清义赈组织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解析义赈组织的结构、功能、发展过程、运行实态，以及义赈慈善家的文化和心理特征。

秦宝琦、孟超《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认为秘密结社是社会矛盾和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对清代历史产生重要影响。

王雪萍《16—18世纪婢女生存状态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探讨了16—18世纪婢女数量的增长态势及成因，婢女的社会定位与生存境遇等问题。

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清代报人置于社会变迁中进行观察，评判其在社会发展史上的作为、贡献和地位。

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以史论结合的方法揭示了清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发展规律与趋势。

孙彦贞《清代女性服饰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探讨清代满汉女性服饰的演化以及文化上的冲突和交流。

　　宗族与婚姻。

冯尔康《清代宗族族长述论》（《江海学刊》第5期）指出清代宗族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产生，其行事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受族人会议制约，权力有限。

常建华《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河北学刊》第6期）通过解析满保的奏折，探讨族正制出现的过程，阐述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基层社会体系发展的历史趋势。

陈瑞《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安徽史学》第4期）认为徽州宗族对族长的限制措施遏制了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健康的轨道惯性推进。

　　灾害与救济。

黄鸿山《清代江浙地区栖流所的运营实态及其近代发展》（《史学月刊》第2期）指出清代的栖流所是以收容流民为职能的慈善组织，但其类型多样、职能各异。

徐文彬《清代台湾慈善事业简析》（《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清朝在台湾兴建的数量众多的慈善机构维护了台湾社会的稳定，密切了海峡两地的联系。

　　社会管理。

路伟东《清代前中期陕甘地区的人口西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认为西迁人口主要有官方移民、民间自发移民和绿营兵丁及其眷属三种类型。

段自成《清代北方推广乡约的社会原因探析》（《郑州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乡约推广表明清代国家权力的下移和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宗教、会党。

吴伯娅《德天赐案初探》（《清史论丛》）分析了德天赐案发生的过程、清廷的反应及造成的影响。

周萍萍《康熙朝天主教政策对江南地区传教的影响》（《清史论丛》）将康熙朝的天主教政策细分为严、宽、严三时期。

黄爱平《乾隆时期福建禁教考论》（《安徽史学》第l期）依据清宫档案、传教士书简，疏理了乾隆十一年的大规模禁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