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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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
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
[摘要] 从“适应”、“选择”的视角来探讨翻译理论问题是对翻译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 目前尚未见有人从这个视角系统
探讨翻译理论的研究。
本文借鉴其它临近学科领域相关的研究思路, 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
原理和思想, 解释和描述了译文产生的翻译过程, 探索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
[关键词] 适应; 选择; 译论; 哲理
1 引言
“适者生存”（亦称“自然选择”）是达尔文生物进
化论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1859 年, 查尔斯〓达
尔文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T he O rigin of
Species:
T he O rigin of Species by M eans of N atu2
ral S election or the P reservation of Favored R aces
in the S truggle f or lif e）。
这是“一本近代生物学最
具决定性的开山之作, 也是对人类整个意识形态领
域产生深远影响的雄辩式巨著”（叶笃庄等, 1998:
封
页）。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内容上来看大体上包含
生物变异（mutation）、生存适应（adaptation）、物种
进化（evolution）三个最基本的概念。
“适应”与“选择”是“调节人类行为的基本机制”
（Lopreato & Crippen, 1999:
85）。
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 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
而且在与翻译学研究相邻的其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
学等各领域里, 都有着多方面的关注和研究。
文化学家普金森（H. Perkinson） 1995 年在其
专著《事物如何优化——从说话、写作、印刷到文化
转变》（H ow T hings Got B etter:
Speech, W riting,
P rinting, and Cultural Change）中指出,“文化转变
也是达尔文主义的”。
他认为, 人类创造的文化总是
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所有文化都是在对现有文
化的改进和完善过程中转变（Perkinson, 1995:
xii）。
还有学者认为“文化改变是由文化演化而致”（cul2
tural change is w rought by cultural evolution ）
（Dawkins, 1976; Chesterman, 1997:
6）。
社会学家娄普里托（J. Lopreato）和克里潘（T.
Crippen）曾说过, 达尔文等人所做的工作, 是在自然
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建立“桥梁”。
“被世人广泛理解
的达尔文主义将证明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它物种行
为的主要关键。
在人类行为研究中运用达尔文的学
说已成为一个十分明显的发展方向”（Lopreato &
Crippen, 1999:
85）。
人类学家图比（Tooby）和科斯米德（Cosm ides）
（1992:
54255） 在他们关于《文化的心理学基础》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的论文中强
调, 正是由于一系列的适应才构建了种种的机制
（mechanism s）, 并由这些机制“调节人类的行为”;
“适应即选择的积累结果”（Lopreato & Crippen,
1999:
92）。
哲学家和符号学家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在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中, 进化思想是他科
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基础。
他说,“知识的增长
是由于某些解释意义的做法具有‘优性’（goodness）
和‘活性’（1iveliness） （用达尔文的术语即:
适应、生
存）, 而其它的做法则无果”（Gorlée, 1994:
230）。
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 erschuren） 在
他的《作为语言适应理论的语用学》（P ragm atics as
a T heory of L inguistic A dap tation） 一书中指出, 语
言适应即指语言适应环境, 或者环境适应语言, 或者
两者同时相互适应。
恰当的、成功的交流既是适应的
过程, 又是适应的结果。
言语交际实际上就是在不断
地适应（V erschueren, 1987）。
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 例如
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达尔文与现代世界观》
（D arw in and the M odern W orld V iew ） （Greene,
1961）、社会学研究方面的《进化理论:
通往未来之
道》（Evolutionary T heory:
Paths into the Future）
（Pollard, 1984）; 神学研究方面的《进化世界的神创
〓1〓
论》（ T heology of Creation in an Evolutionary
W orld） （Schm itz2M oormann & Salmon, 1997）、哲学
研究方面的《创造进化论》（王珍丽等, 1989）、文化学
研究方面的《文化进化导论》（吕斌, 1994）、语言学研
究方面的《从进化视角看语言中的语言》（L an2
guages w ithin L anguage:
A n Evolutive A pp roach）
（Ivan, 2001）等。
翻译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沟通
和交流的桥梁和媒介。
从学科的角度来讲, 探讨翻译
活动基本规律的翻译理论研究应当属于人文社会科
学的范畴, 上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也可以看作是对本文借用“适应
选择”学说来探讨翻译适应选择论（参见第4 节）的
可行性提供了依据和支持。
2 翻译活动与生物界的关联
我们知道, 翻译活动的发生和发展, 与人类社会
的进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从操着不同语言的
人类有了相互交流的需要, 为克服语言的障碍而寻
求人类心灵沟通的努力就已经凭借翻译而实实在在
地存在着”（许钧、唐瑾, 2002:
2）。
翻译活动存在的前
提, 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
翻译是不同语言信
息的转换, 这种转换本身也是一种符号活动。
“人类
创造文化依赖于符号活动。
人就是进行符号活动的
动物”（R. 巴特语, 见王学文译, 1987, 15）。
鉴于翻译是语言的转换, 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
分; 文化是人类交际活动的积淀, 而人类又是生物界
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 我们便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很有
意义的内在联系:
图1 翻译活动与生物界之间的互联关系
图1 表明, 作为人类行为的翻译活动, 与生物界
的活动, 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总体上是关联
的和通融的。
既然翻译活动是人类交际行为的一部
分, 又和生物界的活动是关联的和通融的, 那么, 这
种关联性和通融性就为适合于生物界的基本规律也
同样适用于翻译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
尽管以上的简析和图标只是粗略地勾画了翻译
活动与生物界之间的互联的关系, 然而, 这一点对本
文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原因是:
有了翻译活动和生物
界活动之间的这种关联和通融, 也就有了本文研究
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基本思
想来探讨翻译活动规律的前提。
事实上, 人类行为与自然界内在联系和通融的
情形已早有论述, 如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符号学家
查尔斯〓桑德〓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 就曾说
过:
人类思维的认知过程是“自然化了的”（natural2
ized）, 可以适用于自然界的现象;“思维本身是一种
与自然界所有活动形式具有相同特性的活动”
与 （Gorlée, 1994:
48249）。
人类学家凯斯（R. K eesing）
指出:
“人类学家可以同时将人类视为生物机体和文
化产物, 是文化性和生物行为互动且互补的, 兼从生
态系统和社会系统来看人类, 因此可以对人类状况
的演化提出广泛的透视”（凯斯, 2001; 张恭启等,
2001:
11）。
中国大陆哲学理论学者钱津认为,“人类
本身是属于自然的”;“每一个人都是与自然相通的,
以有限的方式与无限的存在相通”（钱津, 2001:
1,
206）。
另一位中国大陆理论语言学者钱冠连得出的
研究结论是:
“语言与人类生存方式是互相包含的”,
“人类生存方式与人类语言是全息的”（钱冠连,
2002:
133）。
中国台湾也有学者提出:
“就科学知识的
探索而言, 人和大自然其实是以相互对等的地位进
行互动, 都具有主动和被动的双重、互补的特性”（詹
志禹等, 2002:
9）。
甚至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也
有类似的论述:
他曾经建议“翻译理论可以分为具有
两重性的普遍性理论和相对性理论（universalist
and relativist theories） （1975:
235）。
更为概括地说,
这两种观念似乎与人类用来适应环境的两种基本做
法是一致的”（L ance & J acky, 1991:
34）。
可以看出, 前面阐述的翻译活动与生物界之间
的互联关系, 以及上述不同学科的学者关于自然生
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互动、互补特征的描写, 对于
本文运用达尔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基本思想
解释翻译活动的研究来说, 可以说既是一种参照, 又
是一种支持。
3 “适应选择”学说对翻译活动的解释
“自然选择”（亦称“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生物进
化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适应选择”学说。
这
一学说的实质是:
任何生命体都具有适应自然环境
的能力, 生命体只有适应了自然环境才能生存和繁
衍; 或者说, 任何生命体的生存和繁衍都是接受自然
的选择、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
生命体适应自然环境
的基本规律是:
汰弱留强、适者生存。
这就是适应、生
〓2〓
存的自然法则。
所谓“自然选择”, 简单地说, 就是生命体要“适
应”自然环境、要接受自然环境的制约。
再简单一点,
“选择”就是能“支配”,“适应”就是受“制约”。
如果将“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运用到翻译中
去, 就是:
译者（译品）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要接受
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
根据这一基本原理, 我们便可
以对译者产生译文的翻译过程作出如下的解释。
译文的产生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即
“自然”选择译者和“自然”选择译文。
这里所说的“自
然”指的是“翻译生态环境”; 而“翻译生态环境”则指
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 即语言、交际、
文化、社会, 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
体。
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
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根据“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 在第一个“自然”
选择译者的阶段里, 重点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
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
同时, 这个阶段也可以看
作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即译者适应。
进一步根据“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 在第二个
“自然”选择译文的阶段里, 重点是以译者为典型要
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
换句话说, 这个阶
段就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选择, 而
选择的结果就产生了译文。
在上述运用“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对翻译过程
的解释中, 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是译者。
由于第一个
阶段的翻译生态环境是“选择译者”, 因此这一阶段
中的翻译生态环境中是不包括译者的。
但是, 在第二
个阶段里, 由于译者的状态发生了变化, 这时的译者
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指的“译者”（a trans2
lator）, 而已经是一个“接受了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
或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的”、特定的“译
者”（the translator）, 因此, 这时的译者就不仅仅是
能够产生译文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一般成员, 而是
已经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典型要件”, 可以说已经
能够体现、以至代表翻译生态环境来实施对译文的
选择。
可以看出, 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
份:
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 另一方
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
纵。
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 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说
就是:
在译者适应的第一个阶段, 翻译生态环境
（HJ）是自变量（或称“独立”变量）, 译者（YZ）是因变
量（或称“依赖”变量）, YZ 是HJ 的函数（即:
YZ=
f （HJ））。
而在译者选择的第二个阶段, 翻译生态环
境（HJ）仍是自变量, 译文（YW ）则是因变量。
由于译
文（YW ）是译者（YZ）的函数（即:
YW = g （YZ））, 所
以译文（YW ） 就是翻译生态环境（HJ） 的复合函数
（compound function, 即:
YW = g [f （HJ） ]）, 其中,
译者（YZ）是中间变量（medium variable）。
但正如上
文所述, 由于在翻译过程第二阶段里的译者已经能
够体现和代表翻译生态环境, 因此, 在这个阶段里,
译者（YZ）成了自变量, 译文（YW ）是因变量, YW 是
YZ 的函数（即:
YW = g （YZ））。
这样解释的结果就
是:
译者相对于翻译生态环境来说是因变量; 而相对
译文来说, 又成为了自变量。
这段解释的数学表达式为:
HJ
f
YZ
g
YW
“事物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 其主观、客观
角色定位是一种相对状态”（刘祖培, 2002:
196）。
事
实也正是如此。
上述这种“双重”身份现象在译者身
上的体现是充分的、普遍的。
例如, 通常所说的译者
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 译者既是
“奴仆”、又是“主人”; 既是原文信息的“接受者”、又
是译文信息的“发送者”等等, 以上种种说法都可以
说是译者这种“双重”身份的不同表达形式。
究其原因, 这类现象应该不难解释。
从根本上
说, 当我们谈论“自然选择”的时候, 也不能忽视另外
一个事实:
即作为一种有理性的高级动物, 人类本身
也是自然界的成员, 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因此“自然
选择”其实也已经包括了人类自己的选择。
正可谓
“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大自然中发生的事情, 属于大自
然的一部分”;“人的行为代表的是大自然”（钱津,
2001:
1, 206）。
而且, 自然界中, 虽然所有的生物都不
例外地需要适应自然环境, 但是, 人类与其它生物对
自然的适应又有区别:
“动物是被动地适应自然; 而
人类是主动地改造自然”（据中国中央电视台二零零
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播出的《科技博览》）; 是“人类的
理性选择”（同上, 2001:
27） ——既是“适应者”、又是
“选择者”或“改造者”——人类本身就有双重的、乃
至多重的身份, 更何况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呢。
“理性选择”、“主动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人类独
具的行为特征, 这一点对本课题来说是有意义的。
笔
者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问题已专题探讨（参见《中国翻译》2004 年第3 期）,
因此对这一点此处不再细述。
由于生物体（动物和植物）都要适应自然生态环
境, 要接受“自然选择”; 而译者和译品也都要适应翻
〓3〓
译生态环境, 也都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 因
此, 就这一点来看, 两者的确有相通的和类似的情
形。
这也表明, 运用适用于生物界的法则来解释包括
翻译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是可行的。
但是, 笔者同时也注意到了自然法则, 特别是
“汰弱留强”法则在生物界和翻译界之间又有一定的
区别。
这就是:
自然界里的物种（动物和植物）适应自
然环境、接受“自然选择”的“淘汰”是绝对的, 是生物
物种意义上的“绝迹”、“消失”、“灭绝”, 例如恐龙的
灭绝、南极狼的绝迹、种子蕨的消失等等。
然而, 翻译
界里译者译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接受翻译生态环
境选择的“淘汰”则是相对的, 是人类行为意义上的
“失意”、“落选”、“舍去”、“取代”、“未中”、“失落”等
等。
这就是说, 翻译活动中译者译品的所谓“适”或
“不适”、“强”或“弱”, 都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同
时, 不同的译本、不同的译文, 由于它们适应了不同
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读者对象, 因而又有可能共生共
存。
这也是生物界和翻译界在“适应”、“选择”、“淘
汰”等方面的区别所在。
由以上阐述可以看到, 运用“自然选择”的基本
原理来解释译者产生译文的翻译过程, 翻译就可以
视为译者的适应和译者的选择活动。
同时, 对于翻译
过程来说, 只有译者和译文才需要接受翻译生态环
境的选择。
而翻译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译品是译者
价值的体现; 译者的“生存”质量或“生存”状态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生产的译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
译者和译品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
也正是因
为这种关系, 使得译者和译品在“自然选择”、“适者
生存”的法则面前, 利害一致。
从这个视角来看, 我们
可以说, 译者和译品共同遵循着“适者生存”的自然
法则。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来看, 翻译就是译者
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被翻译生态环境因素所左
右的选择活动。
这样的选择发生在翻译活动的各个
方面, 存在于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 出现在翻译转换
的各个层次。
这种选择背后的机制和动机, 就正是
“适者生存”、“汰弱留强”。
应当指出的是, 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视角
来探讨翻译活动, 其重要性在于:
一方面, 它不仅为
“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观提供了哲学依据和理
论基石; 更为重要的, 运用“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在
解释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时, 形似“外部环境”决定
——译者须适应环境; 实则“内部因素”决定——译
者的自我选择。
译者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是一种“选择
性”的适应, 对译文的产生, 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
而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 皆是由译者做出的选择。
于是,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适应和译者的选择便在“自
然选择”原理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契合。
4 结论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简述和分析可以看出, 本文
借用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来
对翻译研究进行探索是可行的。
一方面, 由于翻译活
动与生物界之间是通融的、相互关联的, 而生物界遵
循着“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因此这就为“适应选
择”学说适用于解释翻译活动提供一种可能。
另一方
面,“自然选择”基本原理也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译
者产生译文的翻译过程。
再者, 不仅“适应选择”学
说广泛应用于许多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
研究, 就是在翻译界,“适应”和“选择”的客观现象也
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综合以上各点可以表明, 借用达尔文的“适应
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可以作为探索翻译理
论的指导, 这样做能够为构建“翻译适应选择论”提
供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
同时, 运用“适应选择”学
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 从适应和选择的视角来解释
翻译活动和翻译过程也是可行的。
朱纯深在论述翻译理论的“特色”时曾指出:
“一
个理论, 强调其个性和独创性, 证明其结构有个可依
托的基本体系, 是该理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
（2001:
8）。
袁莉在构想翻译主体研究时也认为:
“这
是一个多少带有哲学和思辨意味的选题, 必须借助
于某一足够成熟、且自身极富渗透力的理论体系来
加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2002:
402）。
这些学者的论
述表明, 寻求一个普适性较强的哲学理论作为基石,
对于翻译理论建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近年来在这方面作了专题的研究, 并试图
构建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
2001:
3; 2002:
98; 2003:
2832291; 2004:
9215）。
现将
笔者依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
发展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本体作如下的表述:
本论基本理念:
翻译即适应与选择; 最佳翻译是
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
计结果; 对于译者, 适者生存、发展; 对于译文, 适者
生存、生效。
本论对翻译的定义:
翻译是译者适应翻
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本论的译评标准:
多维转换
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 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
择度”最高的翻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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