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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研究不仅能成为学科发展的增长点，也能为中国社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AfterareviewofthebackgroundanddevelopmentofCommunityInformatics（CI）inAmerica,thispaperexpoundstheorientationandconceptionofCIasanemergingfieldandasocialreformfactor.ThenthepaperanalyzessomeheateddiscussionamongCIresearchersincluding"
Howtouse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toenablecommunityprocessesandtheachievementofcommunityobjectives"
"
Whichmodelisbestforcommunityinquiryandcommunitydevelopment"
WhatarecriticalfactorsforthesustainabilityofCIinitiatives"
CansocialinclusionbeachievedviaICTprojects"
.Alongwiththeseissues,thepaperbrieflyintroducessometypicalcaseslikeTechnologyOpportunitiesProgram,TheCommunityInformaticsInitiative,TheCommunityNetworkingInitiativeandCommunityTechnologyCenter.ItconcludesthatCItheoryandpracticeisofgreatsignificancetoSocialWelfarePolicyincontemporaryChina.
【关键词】社群信息学/信息通讯技术/社区信息服务/社会包容Communityinformatics/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Communityinformationservices/Socialinclusion
社群信息学（CommunityInformatics，CI）是20世纪90年代末产生于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应用实践和图书馆社区信息服务实践的新兴领域，通常也被称为社区网络学（CommunityNetworking）、电子社区网络学（ElectronicCommunityNetworking）或社群技术学（CommunityTechnology）。
CI的核心是利用ICT解决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个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问题，主要关注社区ICT的设计、应用及其与社区之间的互动，以期缩小数字鸿沟，实现社区成员赋权，增强社区能力，实现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CI研究特别注重社区调查、ICT应用实践和案例分析。
1CI兴起的背景
1.1社会结构变迁：
从传统社区到虚拟社区
美国的社会结构与它的文化母体英国不一样，它是建立在村镇社区自治基础上的，这一点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曾反复论证。
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社区自治就没有美国的公民社会。
ICT的普及，尤其是互联网社会的来临对美国社区自治产生了消极影响。
如何使美国社会的基石——社区自治，在当代不因ICT和互联网的普及而瓦解，反而可以利用这些新技术促进美国的社区自治，成为政府、社会与学界都关注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社区与特定地域相联系，人们所居住的社区与物理上的社区是重叠的，这在农村或偏远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们从关注物理、实体上的社区拓展到了虚拟社区。
虚拟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或社群，其中的人际伦理和文化联系、民主参与、信息交流和权力的实现，已经成为社区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UIUC）CI实验室主任AbdulAlkalimat在“数字鸿沟”、CI和非裔美国知识分子历史领域颇有建树。
他指出，CI研究的兴起存在两个关键节点：
①1995年，技术变革给社会带来深刻影响，推动了虚拟社群的诞生；
②1998年，公众计算机服务中心（特别是社区技术中心或网吧）成为信息时代低收入者或工薪阶层培养兴趣、提升文化的新枢纽[1]。
这两个时间点里包含了CI诞生的三个关键性要素：
虚拟社群、公共计算机服务中心、信息时代的低收入者或工薪阶层。
虚拟社群的出现扩充了人际关系网络的范围和形态，深刻地影响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
公众计算机服务中心是信息时代为消除数字鸿沟、实现信息公平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使得低收入者、文盲、贫困者、失业者、残疾人等信息贫困者同信息富有者一样，也能得到接触和使用计算机网络的机会。
2006年11月，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字未来中心”发表了一份关于“互联网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报告，通过对互联网使用情况六年的纵向调查后发现，在拥有互联网接入的美国人中，超过3/4的公民平均每周花8.9个小时在网上。
网络世界正在变得与现实世界同等重要，并影响了人们参与公民生活的方式。
调查显示，为了支持虚拟社区，社区居民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相关的社区网站，其中70%的居民每天会与其他成员交流互动[2]。
虽然说网络社区不能对公民参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网络社区对公民参与的直接影响越来越明显。
1.2公共图书馆服务延伸：
从图书咨询服务到社区信息服务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图书馆利用的主要人群，随着城市中心的衰败，中产阶级逐渐搬离了大城市，城市公共图书馆的流通量骤减。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一方面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下降；
另一方面许多人并不知晓设施便利、以保障公民自由获取公共信息资源为目标的服务项目[3]。
传统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内容及方式与变化了的利用群体的需求之间发产生了偏差。
为了确保图书馆在公民生活中的有效性，美国政府联合地方公共图书馆发起了社区信息服务活动。
20世纪70年代，以底特律图书馆为代表的地方图书馆建立了专门社区信息数据库，为居民提供教育、卫生、福利、家庭、法律援助、消费者权益、住房等服务信息。
信息和参考服务（I&
R）作为早期社区信息服务的代表，目的就是实现人们的需求与社区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资源之间无缝连接。
服务活动包括建立社区文档、提供简单资讯、提供参考服务、为用户提供跟踪服务等[4]。
图书馆参与以社区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活动，为信息时代公共图书馆社区中心角色的塑造和社区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5]。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社区管理者、地方政府机关、基金会、非营利机构和商业机构开始将ICT引进社区建设中，图书馆通过与这些机构的合作，积极向社区推销I&
R服务，并且利用ICT将纸质的社区信息文档库转化为可供收集、处理、存储、查询、分配的社区信息系统，并通过Web访问和服务拓展最终形成社区信息资源中心，提供纸质文献与数字化信息相结合的服务。
此外，美国的图书馆和学者们还积极开展社区网络化运动，建立社区网站与图书馆网站的链接。
在一些图书馆实践案例中，图书馆甚至接手了社区网络的运作。
比如一位密歇根大学的图书馆学教授就曾帮助促进了社区网络协会的诞生，组织学生成为社区通讯杂志的编辑、档案员，并创建了“社区连接”（theCommunityConnector）[6]。
以城市发展和社会需求的转变为契机，社区信息服务已成为公共图书馆的中心工作之一。
1.3学界促进：
CI成为LIS教学和研究的热点
在北美、澳洲、欧洲等地区，CI的研究和实践发展迅速，国际性的“CI研究网络”（theCommunityInformaticsResearchNetwork，CIRN）、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的社区网络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mmunityNetworkingResearch，CCNR）、加拿大的社区创新和网络化研究协会（CanadianResearchAllianceforCommunityInnovationandNetworking）、英国布莱顿大学的社会和教育应用知识引擎中心（SocialandEducationalApplicationsofKnowledgeEngineeringCenter）是CI研究机构中的代表。
这些研究机构联合CI研究人员、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致力于通过利用ICT增强社区能力，关注CI研究与实践的结合、社区网络化和社区技术实践。
2004年，由MichaelGurstein主编的国际期刊《社群信息学期刊》（TheJournalofCommunityInformatics）正式出版，并成为CI研究网络的组成部分。
《社群信息学期刊》是一份严肃的学术期刊，实行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将社区ICT利用的知识和意识带到了更为广泛的专业视野中。
CI研究和实践的迅速发展促使LIS学院里CI课程不断扩展。
目前，美国和加拿大的57个LIS学院有7个开设了CI研究生课程[6]，美国的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UIUC）图书信息学院、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多米尼克大学图书信息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信息学院等都开设了CI的研究生课程，并在学校、公共图书馆、地方社区中积极推动CI实践活动。
UIUC图书信息学院是美国研究CI的重镇，该院不仅设有专门的CI实验室进行CI的概念框架研究和开放资源软件的开发（实验室的成员来自美国、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非洲等），参与了各种CI调查实践项目，还特别组织了社群信息学倡议（CommunityInformaticsInitiative）、青年社群信息学（YouthCommunityInformatics）、芝加哥社群信息学（ChicagoCommunityInformatics：
Places，Uses，Resources）等活动，促进了CI教学、研究、公众参与和制度保障的融合。
2CI的主要议题
2.1CI的定位与内涵
CI在概念理解上具有双重维度：
作为科学领域的CI，它是以情报学和社会学为理论基础，探索社群内或社群之间信息和知识形成与共享规律的学问，也是“调查新兴ICT扩散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对社群发展、复兴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7]3的跨学科领域；
作为社会改造因素的CI，它产生于ICT的应用实践，强调ICT与社群的互动与平衡，特别是利用ICT使一般社群、弱势群体、边缘化社群增强获取信息的能力，以缩小数字鸿沟，实现社会信息公平。
CI与一般的研究ICT应用效果或纯粹的理论研究不同，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交叉、跨学科研究，而且是具有持续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
2.1.1CI服务于虚拟社区还是实体社区
CI概念及其讨论最初只是限于实体社区的目的，主要关注的问题是IT如何支持实体社区内部的互动[8]。
随着虚拟社群的出现和发展，CI的意义更为广泛，Keeble和Loader就把CI分为广泛意义上的两部分，一方面CI关注ICT如何支持互联网上已经相识的人更好地交流；
另一方面，CI也研究实体社群与虚拟社群叠加形成的多样性[7]6。
2002年Bieber和Gurstein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虚拟）社群信息学”，用以涵括包括社群信息学、虚拟社群信息学和社群实践在内的三个部分，这三部分形成于各自的概念、技术、实践和工具发展过程中。
新概念联合了地方社区、虚拟社区和社区实践的相关者，构建和促进了研究者同实践者、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9]。
2003年，LeeVogel和Limayem定义虚拟社群是“一个由计算机信息技术支持，以参与者的交流和互动为中心的社群网络空间”，以参与成员为驱动力形成交流环境，最终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10]。
这个定义暗示关系的构建完全是由于技术影响的结果，而没有任何实体性关系的可能性。
以这个定义为假设的虚拟社群信息学概念难免显得狭隘，无法反映实体社区中计算机网络化支持的需求，以及实体社区与虚拟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
2004年，Gurstein放弃了“（虚拟）社群信息学”的概念，而是同此前Keeble和Loader提出的观点一样，直接采用CI的术语。
他指出：
“我相信在通过ICT增强实体社区能力和虚拟社区能力之间，应当有一个必要的融合，只有在实体社区和虚拟社区之间的缝隙变得越来越小时，社区技术的极大潜力才可能会显现出来。
”[11]
2.1.2CI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项实践
一方面，CI实践正在全球拓展，CI理论研究正在引起LIS、社会学、MIS等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CI提出质疑和批评。
RandyStoecker就对CI到底是属于研究领域还是实践领域提出了疑问。
他指出，作为研究领域，CI缺少一系列公认的核心问题、一组方法论的技术与运作和一套理论方法；
作为实践领域，即使CI实践范围广，方式多样，仍存在社区信息系统发展、社区网络发展与加强社区民主、发展社会资本、增强个人能力与发展地方经济之间的脱节。
至今CI还没有系统的CI实践伦理和标准的描述[12]。
连CI概念的提出者Gurstein也承认，CI研究与实践存在着紧张关系。
CI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和对ICT应用的依赖也使人怀疑CI正面临着被纯粹技术化的危险，过分地依赖技术解决社区问题，忽视了社区内伦理因素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
其实，“CI既不是一门学科也不是一种实践，而是一项运动。
”CI具有运动的一些特征，它促使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融合，甚至在CI群体内部追求一致性和信条。
以CI的技术视角看，因计算机及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传统的实体社群面临虚拟化的重组。
但是从伦理的角度看，CI不是简单的概念、模式和技术的组合，CI不再仅仅是一门学科，它也是一种促进社会包容和合作的运动[13]。
2.2ICT有效使用和社区能力
尽管一些学者在此前也提到过CI，如英国提兹塞德大学BrianLoader和他的研究团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使用过这样的术语，将CI描述为信息技术和地方社区之间的互动“导航”[7]5。
但是，直到MichaelGurstein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后，CI的重要性才逐渐显现出来。
2000年，在《社群信息学：
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增强社区能力》一书中，Gurstein认为CI关注物理社区技术的设计、应用和实施，利用ICT支持地方经济、文化、民主和环保运动的发展，以促进社区的发展和社区目标的实现[14]。
2008年，Gurstein补充道，CI更多的是对IT如何以用户为中心的考量，致力于通过ICT的公平利用，实现技术能力性机遇的普遍化，将技术机遇扩大到弱势群体，其中需要社会领导力、企业力量和创造力的共同作用[13]80。
鉴于数字鸿沟的概念和实践的意义在于确保ICT基础设施和分配的接入平等，Gurstein在数字鸿沟之外提出了ICT“有效使用”的概念，他认为简单强调ICT的接入并不能解决社区问题，还应该注重技术接入之后的利用效果和社会影响。
作为信息社会基本功能的ICT应用已经超越了数字鸿沟的讨论范畴。
CI讨论的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进行ICT接入能够使用和有效；
在社区之间、社区边缘、社区之外的“有效使用”如何实现；
发展ICT利用战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社会正义和政治赋权；
确保地方得到教育和健康服务；
保障地方对信息生产和分配的控制权；
确保本土文化的生存与活力是社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15]。
Gurstein为CI领域引入“有效使用”的概念，作为社区技术应用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替代了人们通常所接受的“数字鸿沟”的分析套路。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NancyCampbell和VirginiaEubanks，他们将CI定义为充实、丰富社区的可持续性方法，整合信息技术资源的参与设计，增强公民权利和生活质量[16]。
AnnP.Bishop认为，CI一直研究的是即使在最贫困的社区，也具有开展利用ICT技术反映地方意见的能力[17]。
2.3CI与社区可持续发展
CI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和技术依赖性使CI研究特别注重通过社区调查来配合ICT设计、应用实践。
社区调查与CI的紧密连接源于社区ICT创造和使用的实用技术。
实用技术主要强调如何使技术设计满足人们的需求，适应使用者的生活状况。
建立健康的、有能力的、有活力的社区，是ICT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18]。
就在CI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们极力推广ICT对社区能力所起的巨大作用的同时，2006年普拉托CI会议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野——社区发展。
这次普拉托会议记录及论文明确表明，社区建设中关键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比如：
如何实现社区改造，实体社区和虚拟社区的关联，社区伦理框架，社区政策研究等等[19]。
从社区发展的眼光看CI理论和实践，是近年来CI纯技术化倾向的一个转折。
社区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战略，包括从社区商业和住房建设到各种社区组织、服务机构的各种活动。
社区发展通常采用系统学方法，考量整个社区的政治、经济、民主化、人口、资源基础等要素，以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自给自足的、有能力的社区[20]。
实际上，社区发展战略的着眼点就是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托莱多大学RandyStoecker以社区发展战略的视角提出了一个以信息为中心，强调参与过程的CI赋权模式。
以信息为中心的CI，首先关注的是社区组织、社区服务和社区倡议活动中需要什么样的信息。
在社区发展项目周期的调查阶段、计划阶段、实施阶段和评估阶段，分析各阶段特殊的信息需求。
这样的CI使得社区中的ICT项目能够紧密联系社区居民的需求，而不是表现为外部的“强加”，实现ICT的有效利用。
强调参与过程的CI，不仅关注社区活动参与设计，还注重CI的普及性教育，鼓励居民在技术培训课程以外自学。
参与CI的普及性教育活动表明，人们不仅仅在培训课程中了解社区的一般状况，学习使用ICT的技能，而且通过各种深层次的社区组织活动，还会认识到一系列社区信息问题，支持特殊的社区发展项目，认可ICT应用为处理这些信息问题提供的帮助[12]。
昆士兰科技大学的LynSimpson在谈到CI的可持续性问题时认为，参与社区网络或外部网络而得来的社区意识、共同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居民之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正式和非正式的领导关系、团队精神等社会资本，对于ICT的有效应用、广泛实施、社会包容性发展和CI行动的持续性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加强社区网络和社区组织的运作，构建居民ICT的应用能力和信心，鼓励大范围CI行动的实施，从而导致社区经济、社会生活实现真正的改变（这种改变既包括技术接入这样的硬性条件，也包括心理认同、关系构建这样的软性因素）。
反过来，由于CI行动形成了广泛的参与和社会包容，促进了社区网络和外部网络更大的互动与交流，将会有助于形成强烈的社区意识，增加社会资本，因而使社区持续性发展具有更大的潜力[21]。
KateWilliams也认为CI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具有很强互动关系，她提出要发挥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ICT接入和利用方面所应有的作用，并特别强调社会资本对提高弱势群体数字素养的影响[6]。
2.4CI的社会包容性
社会包容可以简单理解为通过缩小机遇鸿沟，确保社会资源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减少最弱势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产生的不公平[22]。
在美国，它是基于“当没有人落后得太远时，我们才会觉得更好”这样的理念而形成的。
经济发展成果应为每一个人所享有，包括技术的使用和能力。
社会包容同时包含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实现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利用同样的机遇和资源参与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中[23]。
普拉托CI会议自2003年举办以来，一直致力于探讨关于CI理论、实践行动和社区记忆之类的问题。
通过ICT有效利用促进社会包容和社会发展的讨论也一直没有间断。
在2008年的普拉托CI会议和发展信息学会议上，ICT的社会包容性被列入了会议的主要议题，讨论的内容包括：
社会包容性项目的设计与决策、不同社会群体的包容性与ICT的作用、社会包容性CI项目的评估、是否能够通过ICT项目实现社会包容、技术机遇项目促进社会进步的实践案例、ICT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包容的伦理维度与贫困群体和边缘性群体等等[22]。
加利福尼亚大学信息学系的MarkWarschauer在《技术与社会包容：
对数字鸿沟的反思》中提出，如今我们在技术实践中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不是克服数字鸿沟，而是如何扩大ICT的接入和使用以促进社会包容。
他认为在采用社会包容角度分析社区问题时，首先要考量的是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等因素，而不是计算机设备或互联网线路。
一旦社会问题或目标确定后，再采用系统分析法，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社会结构，促进个人和社区能力的提高，实现社区的不断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应充分利用、催化ICT的效用，ICT的重要性在于拥有充分的潜力以支持广泛的社会包容战略。
社区的领导者、教育者、管理者和组织者对ICT社会包容性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ICT项目的组织、设计、应用和评估自身也必须具有创新性和灵活性，以适应各种各样的社区状况[24]。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数字鸿沟”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和实践，其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肯定其历史意义的同时，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替代观念，帮助我们更精准地描绘、辨认及了解由数字鸿沟所突显和引发的重要问题。
在这个寻找替代理念的前提下，一些跟数字鸿沟同样宏观、概括性高的理念及口号应运而生：
社会包容（socialinclusion）、科技包容（technologyinclusion）、数字机遇（digitalopportunity）、数字包容（digitalinclusion）等大观念相继出现在近年的论述中。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包容对社区发展和数字公平同样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显得更为急迫。
CI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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