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作文国史大纲总论读后感4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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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作文国史大纲总论读后感4篇

话题作文-国史大纲总论读后感(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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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作文国史大纲总论读后感(4篇)

 

第一篇:

《国史大纲》读后感

 

我一直以来对中国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很感兴趣,通过国史纲要这门课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为了满足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我读了《国史纲要》这本书,下面我来总结一下读这本书的感受:

 

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我发现《中国史纲》这本书确实很形象地描写了当代历史,更进一步地通过经济、文化、制度等几个方面来写,我后来才了解这本书本来是作为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而写,但遗憾地是其中只有上古篇完成,就作为一本教科书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而且我发现老师上课内容有些观点及史实也来自于《中国史纲》,所以这本书很重要,也很有用。

说起《国史纲要》,便不得不说钱穆,以及当时的背景。

1937年抗日爆发,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

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敬佩与冷静无一不在本书中有所体现。

钱穆先生没有讲一些历史上官场的尔虞我诈方面的内容,没有披露意识形态的桎梏,没有帝王将相的奇闻轶事浮于纸上,而是重点讲解了中国文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同时他又不忘提醒后人如何对待和研究中国历史。

从夏商周文明的探索,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文化的繁荣,到秦朝一统天下建立封建专制帝国影响,到唐朝外交、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兴等等下来,贯穿整个历史的主线是文化。

对于历史的更多的是敬意与冷静,而不是偏激与失之偏颇。

如今事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盛行,国人数典忘祖,对自己古代灿烂的文化与优良传统的不自信,认为外国的才是好的,才是值得学习的,我们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

可是在书中钱穆先生铿锵有力的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无比的肯定及自信。

这点让我敬佩不已。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中唯一流传下来的古文明,需要保护更需要继承和发展。

认可并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文明抱有崇高的敬意,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的凝聚力,会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

大多数人在一些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的“熏陶”,熟知不少无用的典故,却对其民族的精髓与意义懵无所知,这犹如空呼爱国。

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

如农人之爱其牛.....爱国是要有基础的,不知其源,怎知其性,不知其性,何谈爱国;知其原方能爱其本,不懂我国历史怎么能全心全意的为这个国家奉献?

历史的意义在于知道我们国家的精神,学习民族的气质,正是这种内在精神与气质,支撑着我们的历史延绵不绝,历史是一个国家的骨架,后人如若不知,谁来继续这个庞大构架的扩充?

我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就是独特。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气质。

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

所以说历史并非毫无价值。

相反,历史的价值是普世的。

 

《国史大纲》前言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的意义。

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为什么要学历史的时候,都会说这么一句话:

以史为鉴。

问题是鉴个什么呢?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后记里说,已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历史总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上演,该发生的一千年前会发生,一千年后还会发生,该犯的错误还是会犯。

《国史大纲》前言里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知识线在水平线上的国民,对本国过去的历史,应该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妄自菲薄,不狂妄自大.。

这样的人多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理解更深入,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

评判历史人物或历史朝代之所作所为不仅要站在现代的高度去俯瞰全貌,而且要走进当时的环境中去体察其目的、背景。

有可能以现代标准谓之野蛮的行为,在当时是进步是科学是有效的。

秦皇汉武历来是争议极大的两个帝王。

其实争议双方都有道理,暴君也好伟人也罢,因为彼此观察角度不同。

我以为如果以秦汉背景分析以后世之影响力去考核,秦皇汉武都是伟大的皇帝。

比如始皇帝刑法苛严,然背景是大乱之后的一统,“乱世宜用重典”,不严如何凝聚天下?

何况苛严是有法可依,并非任意妄为。

当然重典也应有度,只是这个“度”两千年后无法精确计算。

若以现代法律衡量,秦皇汉武枪毙一百次都不够,最符合标准的不是袁世凯就是伪皇帝溥仪,如此岂不荒唐?

再比如修秦陵、建长城,难道劳工们仅仅是被武力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吗?

若如此,其工程质量可想而知,然结果却是千年不朽。

民工的责任心何来?

关于秦暴政的来源多为汉代史家所载,如同清否定明一样,我们不能否认汉代史家们有偏公允的可能。

 

钱老提到了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两个概念,使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来所谓的喜欢历史原来只是喜欢历史资料,因为这样能显得自己很博学,在目前史学教育极度欠缺的情形下比较能吸引人眼球,现在想想简直是亵渎了历史,可以说我以前对于历史是急功近利的。

其实一开始没想到这是本教科书,一直以来想看久远年代的史书,潜意识里觉得只有这样才陪得上“历史“二字,可是钱老这本书虽是教科书,但其服务于政治的意味不浓,其根本思想乃对于历史的思考和反思,探究中国是如何兴盛起来,又是如何沦落到如今这种地步,钱老期望在这种反思中寻求拯救当下中国的方法及思想。

 

第二篇:

国史大纲读后感

 

钱穆老先生的书以前没完整地看过,看的都是节录,当然也读过对他的文章的评论。

 

今天终于把厚厚的上下两册《国史大纲》看完了。

 

以前只是觉得老先生是一个严谨的治史者,看过他的书后,才明白,老先生的胸中充满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热忱,才明白,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深沉的爱,是不可能做好历史学的研究的。

 

老先生的书开篇不是绪言,而是没有任何题目的一篇告示(我姑且这样命名它)。

我把它摘录下来和大家分享: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以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我不一个国粹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相反的是,我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学校里就接触外籍教师的中学生,更不要说我大学学的是被认为是最传统最优雅的法语,也不必说我在大学实习时就和那些洋人们成天呆在一起,更不必说我甫一工作就是几乎天天和外国人打交道,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学习工作经历让我不得不成为一个从来就能跟上时代、愿意跟上时代的人,时至今日,年近不惑的我照样是MSN和QQ并用,周杰伦与莫扎特同听,“偶”和“我”交替共使,《欧洲史》和《蜡笔小新》齐看的双子星(偶的星座,这个俺也了解),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老先生上面这番话挑动了我想说出我的想法的欲望,多年不写作的我冒险拿起笔来,想直抒胸意。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我们这个社会一直都呈现出让人眩晕的高速发展,无数大戏的幕布不断的拉开,让人目不暇接;天使和魔鬼交替出现,让人心浮气躁,几乎每天都有最新的话题在报纸上、在杂志上,在电视上,特别是在网络上形成大规模的讨论,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现在几乎是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关于“国学”,这不奇怪,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它日渐复苏并走向强大的时候,必然会回过头去审视自己的文化,必然想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出支撑自己走向强大之路的力量,同时也要向全世界宣示自己这种强大的文化必然性,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喧嚣的讨论中,在激烈的辩争中,关于四书五经我听得很多,关于国学启蒙我听得很多,关于国学进入义务教育体系我听得很多,因此而特别火起来的《百家讲坛》对国学的宣讲我也听到很多,但是我却很少听到“国史”二字,仿佛我们这些“国学”精粹,只是我们的先人们在山里挖出的一堆金子,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手里的物质财富而已,而不是一种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的文化财富,我不明白,不读国史,不知道这些“国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不知道这些“国学”的生成的土壤的质地的人们,能够真正读懂“国学”、继承“国学”,传播“国学”和光大“国学”吗?

今天在读丹纳(HippolyteAdolpheTaine)的《艺术哲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史学家和批评家对艺术(一般我们可以认为诗歌、雕塑、绘画、建筑、音乐是、艺术的五大门类)的理解有这样的说法:

“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我觉得这样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国学”的理解、继承、运用和发场光大。

 

读罢老先生的书,才发现以前脑子里的中国历史全然是支离破碎的一堆残砖断瓦,不见地基,亦不见墙体,更不见屋檐,由此自己那点可怜的“国学”知识,亦不过是一些断章取义的残汤剩水罢了。

 

读罢老先生的书,才真正的清醒起来,才知道“国学”不和“国史”并联,只不过等于是一堆支离破碎的“垃圾数据”,没有放进一个数据库里,就算是放进了数据库,也没有设定运算公式,也就无法得出什么运算结果。

 

因此我做了决定,在翻出二十年前老爸给买的中华书局出的《四书五经》的同时,再读一遍老先生的《国史大纲》;在读《四书五经》的时候,旁边要放上老先生的《国史大纲》。

 

第三篇:

读《国史大纲》有感

 

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在敬悼其师钱穆先生时,写了这样一幅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为学斋中香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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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时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联中“一生为故国招魂”道出了钱先生一生的终极关怀,他尊重传统文化,一直希望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

他的这种治史理路就是被后世称之为“以学术思想为中心的文化史观”(陈勇《略论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而且尤其在《国史大纲》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和集中的浓缩。

当然,作为一部大成之作《国史大纲》还普遍地包含了钱穆先生很多卓越的历史思想,此文将主要就其“文化史观”作一初步认知。

 

近代中国屡被列强凌弱,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强,自然科学落后,文化受到社会的质疑,人们对传统开始反思。

结果在西方文化强势的冲击下,很多人对中国的文化失去信心。

为答疑解惑,激发国人奋发自强的斗志,《国史大纲》应时而生。

 

此即《国史大纲》之创作背景。

通览全书,不敢谓已尽知先生之立意,然试述之。

先生此书以治诸子学奠基,走的是以史学贯通诸子学的道路。

尤其书前载《引论》一篇,洋洋洒洒二万字,实乃蔚为大观,其时刊布,轰动一时,陈寅恪赞为“近世一篇大文章”实不为过矣。

不赘摘录《引论》开篇导言如下,细细读来,不胜复叹唏嘘。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发凡体例,先生之史学关怀流露漫卷,全文亦如此。

依书中所述,钱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是不断在迈向一种理想的境地,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种政治社会各方面合理的发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

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

 

有学者据此指出,钱穆先生的社会文化史观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带有浪漫化的理想色彩,不能正确地揭示和反映历史发展的内容和规律。

实则不然,钱先生虽然以学术文化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和核心,但却也很重视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他曾指出“当知政治事迹不当祥,然当祥于整个时代民族之盛衰起落,不得以一朝一姓之盛衰兴亡为观点。

”钱先生还说:

“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一项为之着眼点。

”换言之,在社会存在相对稳定时,治史者应该更加关注其变动的方面,尤其是对社会存在反映敏锐的社会意识领域的关注。

这样钱先生就突破了传统史学专于政史的格局,也否定了将历史现象无限制的归咎于经济基础的教条(因为经济基础往往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是相对稳定的),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思路。

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来政治经济都相对稳定的国度,客观的偏重其文化思想在历史过程中地位对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钱先生的社会文化史观远非无懈可击,相反地还有诸多不完备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求全责备,苛责先人。

而应该以其在对历史研究中是否有利于回溯历史的真相,是否有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是否有利于历史学功能的发挥为标准进行评价。

 

由此,钱先生之社会文历史观显然应该加以完善。

因为,从古至今,世界一刻也不曾被完全割裂,并且随着历史上表现的极微弱的文明之间的交往在推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国史研究的世界器局已被广泛提出。

那么国史研究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呢?

窃以为国史研究在立足于本国历史之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及其关系之上外,更应该重视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即站在该国历史长河之畔不分褒贬地讲述历史演进的过程,客观地评价其价值。

 

这就是历史的世界性对治国史的要求,然而也可能有两种反对的声音:

一种是有人认为即使专门研究一个国家的内部之历史,那也是很重要的,况且要准确掌握一国内部之历史,即使尽其一生尚且不可能,想通过一国之历史穷尽世界之历史便显得很荒唐;另一种声音认为要认识一国之历史,必须立足于其内部,决不能站在其外部。

前者否定理国史之世界性器局的可能性,后者则否定其必然性,两者都从根本上忽视了时代和历史的要求。

殊不知,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虽有国别性的历史意义,但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普遍其作用的。

 

由此我们才能把握一国、一民族事实上的历史的世界性特征和意义。

那么这样一种国别史应采取何种形式呢?

首先,应突破意识形态的栅栏,让历史历史地流露和呈现,或者说在用语方面要采用能容纳属于不同意识形态的相类似语言,亦即要采用像最小公倍数一样的语言;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家应在对国别史进行充分认识之后,再将本国史与其他文化圈中的历史比较之后,将其放在世界史中去评价,然后再来揭示国别史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和地位;最后,在体例方面,正如钱先生所说:

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起讫,而成一大事业,成为一生命。

历史为一大事业,为一大生命”,要突破传统历史之记叙模式,将历史视为一有机生命,系统的看待其起作用的个因素,并对其各因素的作用作符合系统变化发展的表述。

 

兹以不才而论巨擘之作,万分惶恐,谨存一份敬畏与体悟而观明日之史学。

 

第四篇:

《国史大纲》读后感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

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

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

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

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

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

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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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

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

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

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

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

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

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

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

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

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

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

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

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

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

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

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

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

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

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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