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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仅仅发生在印度。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非自愿移民带来的贫困以及社会不公平现象也很明显。
在每个案例中物质和文化上的损失是巨大的。
比较严重的结果是当强制性移民面临政治压力的时候。
强制性迁移使某些群体受到社会排斥，包括被原有地域的自然排斥和被一套正在运行的社会网络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排斥。
这种排斥的概念更有助于对非自愿移民产生贫困的理解。
Sen进一步地评论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有悖于发展的本质，因为发展是为了不断取得更大的自由。
然而发展将继续要求改变对土地和水的使用，这样有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程度的人口迁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展的收益和代价的不平等分配本身是必然的或道德上是正当的。
实际上，这种不平等完全有悖于发展的目标，没有理由接受这种生存空间的再安排和由此带来的损害，而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悲剧。
无论何时只要发展导致了风险和确实可以预测的损失，我们都应该不容置疑地坚持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尊重公民的权利。
如果贫困是移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移民工作的挑战便是如何避免风险以及提供安全保障，这样通过减少一些可避免的弊端来提高发展的效益。
我们不可能阻止每一种负面影响，但是可以在有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措施以使发展带来的损失和效益的分配更趋平等。
在开明的政策引导下，一定可以比现状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人的尊严以及作为非自愿移民而享有的经济权利。
那种使许多人迁移但只安置了一部分人的传统计划方法没有很好地避免风险和保障移民权利。
没有社会的安全措施，失败就会重现。
在许多案例中，移民工作者都没能够降低移民的伤亡和贫困，但是这种仅有迁移而不安置的做法归咎于许多国家内现行政策的固有缺陷，并不仅仅是计划程序的原因。
我们认为这种所谓的“发展”政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计划方法必须纠正过来或改变。
实践证明，有效的方法可以完全避免非自愿移民或者至少减少移民规模，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移民作为发展的一种形式不可避免，但并非规划者所提议的每一个工程的移民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即使移民不可避免，移民的结果也并非都造成大量的贫困，因而对贫困不应该一味忍受。
有很多方法可以减少移民的困境和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
从经济和道德的角度看，纠正移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让他们共同分享发展的利益，不仅仅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
以平等为指导原则的移民工作，能够避免长期贫困，并且对国家和地方的经济都有益处，这种移民可称之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移民。
然而，那些批准和设计有移民的项目的人经常地丧失了“公平原则”，这些原则本可以指导他们如何分配项目资源以及防止或减少贫困化风险。
为了帮助发展这种平等原则，本文提出一种移民工作中的风险和重建模型，它指出了移民规划和财政支持政策和方法中的许多缺陷，并且提出一些改良移民政策和实践的建议。
二、风险和风险避免模型
以下我们给出一种非自愿移民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能说明移民中引起贫困的内在风险，并提供了一些方法来抵消或减少这些风险，这个理论模型被定义为移民中的贫困风险和重建模型，简称IRR模型。
这个模型的主要目的是：
①说明在大规模的非自愿移民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中会发生的情况。
②创建一种理论的。
可靠的手段，在政策、规划和项目实践活动等方面给予指导以消除负面影响。
我们相信这个模型能发挥解释、诊断、预测以及规划功能，这样可以为复杂的移民情况作一个知识性的指导。
在提出这个IRR模型过程中，我们首先强调关于移民研究的理论模型的必要性，并且对以前的类似模型进行了简要的回顾。
我们还讨论了难民和移民之间的共同点，以及这个移民模型适用于难民研究的可能性。
其次，我们明确这个模式的4种功能，并且进一步明确和记录每一个贫困的主要风险。
在下一部分中，我们逆向使用这个模型，讨论模型如何提出消除风险的方法以及如何基于“恢复经济”的原则，指导重建移民生活的策略。
最后是移民操作和分析方法方面，对当前主流做法与新模型提出的做法进行比较，并且提出改进移民实践和研究的建议。
在这些年中，在新的土地上规划居民定居点的研究者们已经提出几个理论上的模型来描述规划定居点的过程。
在20世纪60年代末，Chambers定义了一种描述在非洲土地定居生活的演变过程的三阶段通用模型。
不久，拉丁美洲的Nelson在综合了新土地安置的许多经验的基础上验证了这种模型。
Chambers和Nelson的模型中都概括了自愿移民的经验以及土地安置项目管理的机构或组织的重要性。
在这些早期思想基础上，Scudder和Colson在1982年提出将安置模式分为四阶段：
招募、过渡、发展和合作／移交。
这个模型主要是按照阶段进行建模的，它关心移民的压力以及每一阶段他们具体的行为反应。
起初，这个模型被应用于自愿移民过程中。
后来，Scudder也把它用到一些非自愿移民项目中，但仅局限于那些经历了所有4个阶段的成功的非自愿移民案例，因为这一模型不适用于失败的和没有完成最后两个阶段的移民案例。
回顾先前主要的难民研究，我们注意到由Em-mannuelMarx提出的用以解释难民状况的理论模型。
这个模型以社会学的网络理论为基础，围绕作者所说的“难民的社会世界”展开。
从一个理论模型到另一个，这些把大量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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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Scudder陈述的那样，在文献（deWet1988，Partridge1989）中曾经有过围绕这些理论模式的深层次讨论，然而很不充分。
但是大家都普遍认为，有必要努力寻求一套理论来解释和说明移民的复杂性。
在要求开发一种更综合的理论模型方面，Brenchin，West和他们的同伴在有关从自然保护区内移民的大量著作中强烈提出过。
他们主张的许多涉及非自愿移民的发展决策并没有充分预料到对移民的全面影响。
因而非常需要一种可以解释和预言移民的累积影响并且可以提供一种实践中的引导的模型。
他们写到：
被专家和学者很少理解的似乎是移民安置的社会影响。
当居民被迫迁移时，一些通常的影响可以被预料，但是对社区或其他社会组织所产生的集体的社会影响却因案例不同而差异很大，直到今天仍没有一种模型能预测累积的影响。
文章所提出的贫困风险和重建模型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累积影响”能被理解，从不同的方面和他们的内部联系。
通过对组成整体的各部分过程建立模型，并且通过深思熟虑建立阻止和减少风险的机制。
这个模型的建立及其取得的进步是以先前提到的模型经验总结为基础的。
相对来说，IRR模型是近年来才建立和开发起来的，在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的研究为模型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该模型的最初的版本在1993～1994年，首次被大范围应用于近200个世行项目的移民检查。
模型主要是基于经验和理论而开发的。
经验上，主要来自于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关于移民方面的经验的积累，参考了许多国家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报告。
理论上，主要得益于同一时期的移民理论方面的最新发展水平。
①
①关于移民理论研究的各主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水平在Cernea，1999年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也可参考Cuggenheim，1994年出版的非自愿移民的参考文献，但由于该出版物是1994年出版的，而之后的大量的移民文献继续以爆炸性的速度在增长。
三、难民和移民状况中的类似之处
如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所展示的那样，IRR模型在一些移民研究和实际实施中已经被应用过。
然而，最近出现的一个问题是：
最初为解释开发项目引起的移民问题建立的这个模型，是否也有助于研究难民安置。
这个问题出现于难民研究和移民研究之间建立沟通的尝试与趋势中，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和普及。
实际上，因发展而导致的非自愿移民与为逃离暴力（战争或武力冲突）的难民之间有许多很相似的社会经济问题。
这两部分人口占全世界范围内迁移人口总数的很大比例。
最近分别对移民和冲突后重建家园的难民的研究表明，他们之间有很大的联系。
为了拉近这两个领域的距离，很有必要首先在内部建立各自的理论。
从两者的特殊性和个性中概括出一般性的常识，以说明这两类人口状况的共同之处。
每一个领域必须努力提出新的观点。
成果目录、结构性的对比以及理论模型，为建立两者知识的最终结合作智力上的储备。
如Harrell-Bond和Voutira在关于主要国际机构的实践上正确指出的一样，要克服这种知识间的相互交流会有体制上的困难。
但这并不会降低那些为知识整合而努力的学者的作用，实际上这反而加强了这种作用。
考虑到可比的前景，Harrell-Bond和Voutira也强调“提出一种能够适用于非自愿移民中各种不同情况（贫困、内战或发展项目）的关于移民的理论模型”的挑战性和难度。
Voutira和Harrell-Bond强调说：
“实际上对于各类移民……从方法论上说（贫困）可以用来作为难民和被驱逐经历的共同特性”。
然而因为贫困的原因和“成功”的定义不相同，因而很有必要保留这种差异的情况。
实际上，问题不是取一个理论模型并且应用或改变它的位置到在另一种过程中。
挑战主要是检验它作为一个研究工具所提供的增量价值以及创造性地使用它来说明其它过程。
在这方面，Kibreab认为这个IRR模型是作为适用的工具可以应用于相关难民的研究和实际救济工作中。
“不管移民和难民状况表面上的不同”，Kibreab写到，“最近一项考查表明所谓的区别并不限制这个模型的适用范围，而是使它更相关”。
四、IRR模型的四个基本功能
IRR模型关注于非自愿移民和重建这两个过程中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个模型在记录当时的活动方面非常同步，但是它也能及时地反映移民没有得到恢复的状况。
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三个主要概念：
风险、贫困和重建，其中每一部分又包含更具体的内容，如后面将会提到的，每一因素又反映出另一因素，贫困或重建的变化（如：
失去土地、边缘化、发病率以及社会解体）。
这些变量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的起着最初的作用，其他起着派生的作用（主要是作为给定环境下的一种功能），引进这些相互联系的概念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关于移民过程的理论讨论，也有助于说明它的本性、内部联系、病态机理以及社会经济补救方法。
这个理论模型指出了潜在风险和已发生风险的差别。
所有的非自愿移民极易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风险，但不能消极地放任这些风险的发生。
我们利用风险的社会学概念来说明项目中的某些行为可能引发有害的影响——损失和破坏，这个风险概念是和安全相对的：
移民的风险越高，移民的安全就越低。
作为一个客观事物，风险常常可以直接感知，也可通过科学手段来测量。
风险的文化诠释——社会风险或自然风险——能加强或减弱风险的严重性，甚至也可以忽略它，但这仍不能改变风险的客观存在。
安置风险模型源于把综合的、多方面的移民过程分解成可鉴别的、原则性的和通用的部分，包括：
①丧失土地；
②失业；
③无家可归；
④边缘化；
⑤食品不安全；
⑥发病率增加；
⑦失去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的权利；
⑧社会解体。
本文将依次作进一步说明。
最重要的是模型的内部逻辑，它建议阻止或克服贫困以消除风险。
这个过程可以通过确定目标战略，以及足够的财务支持来实现，这个模型将显示必须采取的策略和方法：
①从丧失土地到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
②从失业到再就业；
③从无家可归到家园重建；
④从边缘化到融入社会；
⑤从疾病增加到医疗保健改善；
⑥从食品不安全到充足的营养的提供；
⑦从财产损失到社区财产和服务的恢复；
⑧从社会分化到社会网络重建。
这个模型不仅强调可避免的风险，而且强调了重建策略——构造其用途作为重建行动的指南。
像其他模型一样，在要求或允许的既定条件下，为了减少某一个或某些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重新设计，对模型的组成部分进行调整或“处理”。
这就要求将这些变量通过它们之间的共同关系作为一个系统考虑，而不是将它们看成是一系列单个独立的因素。
理解模型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能使决策者更有效地采取措施减轻风险或挽回损失。
作为一个概化的模板，模型也具有兼容性，可以整合其他相关的元素以及适应模型应用环境的变化。
除了实用于单个的项目外，这个模型还可以用于整体政策制订中。
它可以引导移民过程的社会参与者，包括政府和决策者，社会研究人员，项目设计者，移民，执行机构和其他相关团体。
该模型还可以与其他模型进行连接，以补充其他观点和知识。
模型的4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功能为：
预测（警示和计划）功能；
诊断（解释和评价）功能；
解决问题的功能（在引导和调节移民重建方面）和研究功能（在提出假设并展开理论领域调查方面）。
每一种功能的简要特性描述如下：
1．预测功能
这个模型的预测功能产生于模型对以前项目实施经验的总结，这些经验总结可以帮助工作人员预测隐藏在新环境中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概括为8个主要贫困风险，预测实际上就是可能要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早期警示，这个警示可以在搬迁决定之前较长一段时间内进行讨论。
这样，这个模型就使管理者和规划者有能力预先了解到某种规划可能带来的风险。
这个功能的实际用途就是它能使计划者和移民清楚地提前认识风险，寻求其它选择以避免移民或提出减少移民的措施、降低成本的策略以及处理的方法与步骤。
不能提前认识到显著风险，政府、机构和计划者只能给他们自己以及受影响群众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2．诊断功能
这个功能，首先把对项目的一般诊断转变为对手边的具体项目情况的现场诊断，来进行解释和评估。
模型的这个功能可以看作一个用来引导评估工作和衡量在给定条件下某个贫困风险强度的认识工具。
诊断功能的实际用途是向决定移民的政府官员和深受其害的移民们，揭示移民的风险和可能后果。
这个具体的风险评价（诊断）为规划项目和预防风险提供早期信息和重要建议。
3．解决问题功能
解决问题功能源于模型分析的透彻和它具体的行动导向，IRR模型重视移民中的社会成员，他们的相互作用。
相互交流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模型中鉴别贫困化风险的部分必须被完全倒转，“坚持它的方向”，本文将进一步说明。
通过从预测和诊断功能转向提供行动指南，模型的实际功能大大提高。
这个模型成为重建移民生活状况，推进直接救济机制和再发展的策略指南。
4．研究功能
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IRR模型为他们进一步创建和组织的理论工作指明方向。
模型激励了关于在移民安置过程中的主要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的产生。
同时探查关联风险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互补性或相互抵消性。
它的实际价值在于有利于以统一的方式搜集整理不同的数据，以及对文化背景相异，不同国家，时间相异条件下的相同参数进行比较。
五、移民的主要贫困风险
尽管对于不同项目，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但许多移民研究人员的经验成果表明其中有基本规律存在。
这种基本规律形成了清楚的模型。
对比这些经验成果，我们识别出8种常见过程并建立了一个综合的风险模型。
这些过程影响的转化和累积导致贫困的快速显现。
在移民发生之前，这些过程仅仅是面临社会和经济风险的威胁。
一旦没有进行合适的反作用，这些潜在的危险会转变成严峻的贫困化灾难的现实。
这些风险不仅威胁着移民，同时也会影响当地（区域）经济，造成重要损失和破坏。
个别风险强度会随当地条件而变化。
但是模型的功能使其有可能预测这种典型的风险，以及它们是否会在将来同样可比的移民过程中会发生。
下面是每一种重要风险的简明阐述，并用一些经验证据来说明。
1．丧失土地
土地被征用使人们失去了创建生产系统、商业活动以及生活条件的主要基础，这就是移民失去资产和贫穷化的主要形式，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然和资源。
除非是在另外为移民们重建生产系统，或者给予他们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否则，一旦失去土地，受影响家庭就会变得贫困。
Nayak指出在印度奥里萨邦的Kisan部落土地被征收，而补偿并没有恢复他们的土地基础，丧失土地的贫困没有减轻，反而迅速演变成对部落的其他风险和损失。
在印度的Rengal项目中，Ota报告到搬迁后没有土地的家庭的比例超过以前的2倍——从4．6％到10．9％；
同时，Reddy指出在Singrauli附近煤炭开采项目的移民中，没有土地的人所占比例从搬迁前的20％飞跃到72％；
对肯尼亚的kiambere水电站项目的社会学研究发现，移民后农民家庭的平均土地占有量从13公顷降到6公顷；
牲畜减少超过1／3；
每公顷玉米产量减少了68％，豆的产量减少75％，家庭收入从10908肯尼亚先令减少到1976先令——82％的损失。
在印度尼西亚，Padjadjaran大学生态研究所对Saguling水库的移民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移民家庭的土地拥有量减少了47％，而且他们的收入也被减半。
在巴西也有类似情况。
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从事农业的家庭来说失去土地所产生的后果通常要比失去房屋要严重得多。
2．失业
不论是城区还是农村移民，对于那些工作在工厂、服务业或农场的人来说，失业的风险很高，然而创造新的就业很困难并且需要较多的投入，在实际的搬迁之后，移民们中的失业者和待业者还要忍受很长时间才可获得一份工作。
失业大体上有三种来源：
在城区，工人失去在企事业或服务业的工作；
在农村，劳动力没有土地并且没有机会在别人的土地上劳动，也无法获得公共财产制度下的财产使用权；
自己经营的小生产者——手工艺人，小店主及其他也丧失了生意的人。
在1993年的马达加斯加的塔纳湖平原项目调查中，一些小私营企业——工厂、食品店、手工作坊，由于移民后没有权利获得相应的补偿，而且失去了原有的商业圈和顾客。
在印度奥里萨邦的Talcher地区的五个村的部落户主的调查中，发现失业率从9％增加到43．6％，其他就业人口的从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大幅度转移到第三产业，受影响的部落及世袭阶层的收入水平减少了50％～80％。
对一些移民提供短期的培训能够掌握一些技能，但并不是需要的工作。
发达国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加拿大马尼托巴湖的Churchill-Nelson水电站项目中，土著的居民生产安置计划如：
养鱼、水禽捕捉、皮草加工等没有被实施，研究者发现这个社区非生产性时间显著的增长。
移民失业在搬迁后的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而不是立即。
因为在短时间内移民可以从项目开发相关工作中获得就业。
然而这样的就业是很短而不持久的，几个大坝项目证据表明可以通过临时的新的建设来吸引一些移民以形成所谓“就业繁荣”，但随着项目结束而结束。
这就形成了移民中长期或临时的失业问题。
3．失去房屋
也许对许多移民来说，失去家园是个暂时性的问题，但对有些失去家园者而言，却是个长期担忧的问题。
从广义的文化角度上说，失去自己的家园以及失去归宿群体的文化空间会导致一种疏离隔绝之感。
对于难民，无家可归和“失去归宿”是其定义所固有的。
有关喀麦隆Douala城市项目，2000多户移民在建房时遇到困难，仅有5％的移民得到了贷款去支付被指定的宅基地的费用。
据来自于中国丹江口水库项目报告，大约20％的移民没有房屋并且穷困。
在一些地方，强行拆迁居民的房屋是为了快速逐出在无主土地上的合法居民（在乌干达的kibale公园）。
当政府发动强制性的土地村有化政策并且强迫人们移民，家庭就会失去天然的资源和人工的财产并且要在长时期内忍受没有居住地。
如果拆迁房屋的补偿是按市场价格进行估算而不是重置价格，那么移民房屋条件恶化的风险就会增加。
移民通常不能得到人力和财务支持以迅速重建房屋而被迫迁到“临时”住所，这些住所类似于难民营，一夜之间就可建成。
项目把“紧急住房中心”和“临时安置帐篷”作为一种“临时”后备措施（如印度卡纳塔克邦的克利须那河上游大坝和灌区项目），然而却经常演变成一种长期而不是短暂的情况。
在北非毛里塔尼亚的Foum－Glebia灌溉项目中，881户移民中只有200户成功地重建了他们的房屋，其他人则住在帐篷或防水布下，并持续了2年或更长时间。
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的Kukadi-Krishna灌溉子项目中发现，有59％的移民家庭在被搬迁后，仍住在临时或半永久房屋中长达10到15年。
然而可以通过充分的项目财务支持和及时的准备来避免移民无家可归以及相关的失业、边缘化和疾病的风险。
4．边缘化
边缘化是因为许多家庭失去了经济能力和向地位低的社会阶层变动过程中产生的。
中等收入的农场主不会变得没有土地，他们会变成小的土地所有者；
小的店主和手工艺人会缩小规模且会跌到贫困线下。
许多人在新的安置区无法使用他们以前所掌握的技能，人类资本丧失或者变得消极和无用。
经济的边缘化常常伴随有社会和心理的边缘化，表现为社会地位的下降，对社会和自身没有信心，不公平感以及极端的脆弱。
这种强迫性的搬迁和移民们的牺牲会导致移民自我形象的贬低，并且由于移民的社会地位降低导致他们经常被安置区居民所歧视。
边缘化是多重的，当移民们到了新的安置区时，他们的文化地位被削弱，在那里他们成为“陌生人”且没有机会和权利。
在移民计划中往往忽略移民的心理边缘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
但是文化和行为上的不适应、焦虑以及信心下降在许多地方都曾被广泛报导过。
早在搬迁开始之前，相应的经济上的剥夺和边缘化就初显端倪，因为远在项目建设之前，搬迁区的基础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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