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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切，而代之以新的家谱。
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当然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
不过，尽管如此，家谱作为生活轨迹的记录，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
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无疑还有更大的数量。
（2）家谱的产生与发展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亲缘关系的投影，若从人与群体联系观念形成的角度考察，起源相当久远。
现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
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血缘关系是人类群体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纽带。
人类最初出现的群体是“榛榛狉狉、群居袭处”的原始群，此时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纯是浑然之群。
按照古人类研究得出的结论：
在人类存在的三百多万年历史中，约有二百九十万年是处在原始群时期，到了距今十多万年时才开始产生氏族制度。
浑然的原始群，开始分为若干小群，而且演进愈深，分析愈细，辨别亲疏的族群观念也随之产生，“故人之相仁遇也，始于知生我之母。
知有母，则知有与我同母之人焉。
由此而推之，则知有母之母焉；
又知与有母同母之人焉。
亲族之关系，盖由此而昉也。
”这也就是后来作为家谱核心和基本内容世系的萌芽。
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应是谱牒产生的根源，口述口传的世系，正是家谱滥觞。
古有“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吕思勉考证，“瞽矇之职，盖尚在小史之前。
”可见了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确有口述家谱的存在。
我们追溯家谱产生的源头，可以发现家谱（严格地说只能是口述族群世系）、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
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的，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
”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脈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
“宗者，尊也。
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白虎通义》：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
”《礼记.大传》“族”本来只是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
而进入队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有特权，他死了则由宗子继承。
这样，家谱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渗进了主从尊卑队级特权，为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
《周礼.春官》载：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
”郑康成注云：
“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
“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
”由此可见：
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
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
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礼崩乐坏”趋于瓦解，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旧的贵族“公侯子，失其本系”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
两汉时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刘邦尚官，“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
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
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
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
正因为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起来，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这是利益驱动所致。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称，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
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
“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地位。
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发挥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
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溯宗、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的作用。
总之，家谱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嬗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而士族而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
（3）家谱的价值
中国家谱，于今人又什么价值？
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存留至今的家谱疑信相渗、精华与糟粕同在现状来看，家谱对今人具有以下两方面价值：
1、家谱的历史价值。
作为家族繁衍、活动档案材料的家谱，保存了历代不同地区与世系活动相关的丰富资料，它对于相关学科，诸如社会史、移民史、人口史、地方史......等都具有史料价值，这已为众多的有识之士所论证。
几十年前，史学大师顾颉刚识为：
“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
然列入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
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名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
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
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
当然，顾颉刚所说的“忽视”状况现在已有改变，重视家谱史料价值的学者已日渐增多，见诸文字者不少，勿庸赘述。
作为史料价值，要在求真求实。
尽管家谱修撰早有“信以傅信，疑以傅疑”、“循实记载”、“置诸阙疑”等主张，但是，出于种种家族利益的考虑和显耀门庭的诱惑，谱学界的伪俗之风在每一朝代都存在，因此，用家谱史料，必须严格甄别真伪，不可全信全疑。
2、家谱的文化价值。
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对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说过：
“中国人民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
中华民族就是在自己独特的环境中，经过几千年的蕴酿由众多族源融合、自然形成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
相对独立共同生活的地理生态系统，漫漫历史长河的共同创造，彼此密切交往不断分化和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也产生了千枝一本，万水同源的民族凝聚力。
今天炎黄子孙已经走向世界，遍布五大洲168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已经超过5500万。
“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
”尽管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入籍于所在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国籍认、政治认同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据统计：
1996年世界共有华人社团9255个，（世界性的华人社团就已超过70个）其中属于亲缘性的宗亲社团占了34%，有3147个。
海外宗亲社团是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凝聚的产物，他们有强烈寻根的愿望，每当我们看到，一年一度，人们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沤庥于沮水之滨、桥山之巅的华夏始祖轩辕黄帝陵前，共告“五洲风雨疾，华夏有炎黄”，这就是“血浓于水”的情感。
台湾有一位研究神农文化的学者叫姜竹，他说：
“台湾同胞是非常崇拜炎帝的，那边的炎帝神农庙有121座，每年神农圣诞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总要进行一次祭祀活动，以表达炎帝子孙的爱国之心。
目前，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都有烈山宗亲会，这样，在海内、海外、香港、台湾，炎黄两帝已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文化纽带了”。
炎黄共祖的文化认同，是以姓氏溯源的谱系为根据的，古老的《世本》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启其端，历代的姓氏谱系扬其波，它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成了民族集体的潜意识，这正是谱牒文化所发挥的作用。
家谱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应该著重考察谱牒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现象、规律、社会影响和作用。
谱牒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全用史料价值的标准来要求它。
比如攀援历史名人为始祖的现象，从历史价值的角度考察是不可取的，但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它又往往起了名人效应，凝聚、鼓舞族群的作用。
又如同宗共祖问题，从历史的真实看，任何一个姓氏，其来源都十分复杂，历代改姓、赐姓、冒姓层出不穷，欲求血缘的绝对纯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的谱学，既要重视历史价值的开掘，又要重视文化价值的开发，我们在实际运用中，更要注意发挥家谱在凝聚社会群体，增强民族凝聚力，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和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
（4）谱牒研究
谱牒是希望通过对族谱编纂过程的讨论，来验证族谱作为中国人家族、宗族私家“历史”所具有的真实性和虚构性，从而说明隐藏于其后的族谱编纂者与持有者具有一部分历史意识。
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族谱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理想、为把握过去状况而服务的资料。
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观察近年来运用了族谱资料的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如根据族谱的记载，对某一地区的移居史进行重建的尝试；
利用族谱的资料，对以往的人口动态进行的分析；
利用族谱的资料，对一些政治史上的和其他领域中的重要人物的出身背景的考察，等等。
另外，即使在人类学家以村落调查为基础的研究著作中，为了叙述某一宗族或村落的历史背景，族谱也往往在相应的章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已经成了一个通例。
当我们希望详细地了解一个个家族或宗族的历史时，参考族谱一理想资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可说是毋庸置疑之事。
然而，族谱在成为职业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材料之前，本身已经是一部包含着对本族过去经历的解释与主张的“历史叙述”。
像这样一种返回原点的寻根式讨论现在还很少见。
关于族说存在的理由，即究竟为什么要编写族谱？
它们又是如何被持有、被“使用”的？
虽然已有人试图从这些基本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族谱作为“史料”的可信赖程度，但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远不能说是充分的。
毫无疑问，族谱并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纯客观”事实的记录，而显然是由作为当事人的某一家族、宗族的某个成员亲手编纂并保存下来的文献。
希望阐明自己的祖先和本家族的历史这一动机，虽然导致出策这样一种对整个家族、宗族成员的事迹以及他们之间的系谱关系进行精确描述的“历史”记录；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正是因为有了一动机，才使得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行为，介入了何种内容应该写入族谱，何种内容不该写入族谱这一判断过程之中。
其结果，就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族谱中所记录的内容以某种虚拟的性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编纂者自身业说，族谱内容也是一种与自我认同和自我夸耀直接相连的东西。
通过对这类族谱所具有的虚构性和族谱编纂过程的回顾，来逐项检验所载事实的可信程度，这一工作就其基本性质而方，本来应该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
另外，在对历史资料，即作为一种服务于重建过去状况之线索的族谱的可信性加以验证的同时，还希望有机会关注赋予了这类族谱以超越单纯的“事实”记录的“真实性”问题，以及持续地进行族谱再生产的人们的意识结构问题。
正是在这类研究方面，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可能作出重要的贡献。
作为族谱本身，是由某一编纂者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编成的，其内容不仅仅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事件的连缀，实际上，在家族和宗族中，族谱经常作为行动的依据被人们提及、称引和解释。
也就是说，族谱持续在存在于离不开往昔、因而不继予以回味并对之进行再生产的当前人们的意识中。
对于人类学爱来说，族谱不仅是重现过去状况所需的线索，也不仅具有讨论某村某族历史沿革的辅助资料价值，它还是隐藏着遥远过去种种重要可能性的一个素材。
二族谱的编纂---一个追溯性的过程
所谓族谱，是指“在中国的宗族中所构成的以系谱为中心的记录”。
族说是对始祖以来的父系亲族的记录，其内容包括每一个亲族成员的姓名、生年、卒年、生前业绩、妻姓、子女数、居住地、坟墓位置和风水等；
同时，也会解释和附记整个宗族的来历及亲族应遵守之规范。
但是，即使在把族谱视为一种“记录”的时候，它也并不一定是亲族成员存活时进行的共时性描写；
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该成员去世以后，以总结和评价其生平的形式而作的记载。
而且，族谱的每一次重新编撰过程，都要增加转述和再解释的工作。
特别是对最初编撰者的追溯性访问和重新解释过程而大量增加，这种可能性是无地否认的。
以某一村落或地域为基础的宗族，在记载最早迁至该地的始祖（开基祖）以前的祖先事迹时，大多转引该始祖所由迁出之母村的宗族、或与此宗族同系列的其他宗族的族谱。
另外，关于现居地始祖以下的部分，由于族谱的编纂并不一定在移居之初就开始着手，而往往要在迁移、定居后经过一段时间，当宗族已开始呈出繁荣景象之后才计划编纂；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从村落和地域始祖来到定居点以后直至编纂；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从村落和地域始祖来到定居点以后直至编谱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世代记载，仍然可能是追溯性重建过程的产物。
族谱所记录的系谱位置最早的祖先的年代，及被认为是现居村开基祖或地域开基祖的移居年代，与据信完成了族谱编纂的年代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时间差。
（5）家谱书目
家谱是记载本宗族和事迹历史图籍，它舆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夏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至今对存世的中国家谱数量仍缺乏完整的统计，家谱目录远非历代遗存的中国家谱的全部，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尚有不少藏书单位和个人收藏的大量家谱未能收入。
据统计，上图现在1949年前的家谱计11700种，近10万册。
上图家谱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履盖面较广。
上图收藏的家谱履盖全国20个省，以浙江、安徽为最多，其次为江苏、湖南、四川、福建、山东、河北、湖北、江西等省，甘肃、贵州、广东较少。
浙江的家谱，集中於金华、余姚、上虞、慈溪一带，安徽的家谱，则以徽州地区最为集中。
二是姓氏较多。
上图家谱共分328个姓氏。
其中以张姓最多，计638种，其次为陈姓622种，王姓524种，吴姓424种，刘姓420种，李姓418种，周姓366种，其他徐、黄、朱、胡、杨姓等均在200种以上。
冷僻姓氏有80余咱，如吾、承、寻、帅、危、谌、港、後、平、阳、璩、青、斜、揭等。
三是质量较高。
上图收藏的家谱多为清代、民国期间刊本和木活字本，但有200馀种明刊本，不少明刊本家谱中保存着彩绘书像；
家谱中还有不少稿本人纂修底本和名人家谱，均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四是具有上海地方特色。
上图收藏的家谱，相当一部分是上海开埠後外地来沪发展人士的家谱，如《镇海东管乡沈郎桥叶氏家谱》，对於研究上海近代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至於《合肥李氏宗谱》（1928年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年修）、《无锡荣氏宗谱》（1935年修）等家谱则以独御的视角揭示了十九世纪後期、二十世纪初期上海近代工业发展的轨迹。
由上可知，上图收藏的家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存世家谱中都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数量仅次於上图但质量颇高。
北京图书馆成立於1909年，共有藏书2200万册，是中国国家总书库，馆舍共计17万平方米。
北图在创立之初，受梁启超馆长的影响，十分重视家谱资料收藏工作。
1928年北图曾致函社会各界，广为徵求家谱。
到1950年，馆藏家谱已达348种。
在以後土改等历次运动中，北图有识之士按照“人充我取”原则，广为搜集家谱，数量不断增加。
为加大整理地方志与家谱的力度，北图於1990年专门成立“地方志与家谱文献中心”，时家谱数量已达3006种。
北图收藏的家谱，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很高，颇具特色：
一、收藏家谱覆盖面较广。
家谱最多的是苏、浙、浣三省，其次为华中、华南各省，河北、山东、东北地区也有一些，西北地区最少。
二、家谱姓氏较多，共计268姓。
超过50种以上姓氏的有12种，王姓最多，有142种，陈姓134种，张姓101种。
三、版本质量较高。
宋代有2种，最早为史浩纂《仙源谱》，为内府钞本。
元明代有322种。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列为史部传记类宗谱中的善本，北图几占一半。
四、少数民族家谱有特色。
一是用汉文撰写的少数民族谱，计有八旗谱19种，蒙谱2种，皇室谱多种；
二是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家谱，计满文谱21种，蒙、彝、藏文谱11种，均十分珍贵。
湖南图书馆
湖南图馆建于1904年3月，由当时湖南巡抚赵尔巽倡设，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公共图书馆之一。
1948年5月迁入长沙韶山路新馆，馆舍面积为4.37万平方米。
至1990年底，藏书累计316万册，其中古籍95万册，善本为5000部5万册，有宋刻《说文解字》十五卷本，五代刻本《雷锋塔藏经》第卷等珍本。
据统计，湖南图书馆收藏家谱1176部，数量仅次于上图、北图。
其中《周元公世系遗芳集》（十五卷）、《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丰城李氏族谱》、《重刻蒙潭康氏族谱》等6种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建于1913年，也是中国建立较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
馆址合肥无湖路76号，藏书240万册。
古籍40万册，善本3121种、30707册，其中元刻《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清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手稿本《频螺暂存稿》、清姚莹撰稿本《康卫纪行》行较为珍贵。
至今存世的家谱，徽州地区占有重要地位。
定向省图书馆利用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多次到皖南徽州地区采访家谱，遂使安图收藏的家谱不仅数量已达200馀种，而且质量较高，特别是徽州地区家谱颇具特色。
安图家谱《王谢世家》（三十卷）、《新安名族志》（二卷）、《汪氏渊源录》（十卷）等31种家谱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其中三分之二为孤本，是收入古籍善本书目中的家谱数量仅次于北图、上图的图书馆。
天一阁藏书楼
天一阁建于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位于浙江宁波市。
阁主人范钦（1506-1585年），浙江鄞县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官至兵部右侍郎。
范氏生平好学，性喜藏书，收藏日富，乃建阁存置藏书，以“天一阁”命名。
所藏以明代地方志、登科录以及乡试、会试、武试录为一大特色。
据统计，收藏族谱共403种。
其中《皇明恩命录四卷》（明嘉靖九年刻本）、《崇孝录一卷》（明王铣等纂修、明隆庆四年刻）、《庐陵曾氏家乘》（明曾孔化辑、明嘉靖刻本）等11种族谱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吉林大学图书馆
吉林大学图书馆建于1946年，馆址长春市解放大路83号，馆舍2.5万平方米。
共有藏书217万册，其中中文书149万册，外文书68万册。
吉林大学图书馆是大陆收藏家谱数量最多的学校图书馆。
据统计，共收藏家谱816种，而且《古歙方氏宗谱》（六卷）、《重修济阳江氏族谱》（八卷）、《李氏族谱》（三卷）、《锡山周氏宗谱》（四卷）等12种家谱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建于1945年，馆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馆舍1500平方米。
藏书70万册，是中国社科院系统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主要是历史专业方面的文献，其中近3万册为古籍善本。
宋元明清各朝代徽州地区的契约、文书是其收藏特色。
据统计，共收藏家谱980种，是科学研究系统收藏家谱数量最多的图书馆。
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罗氏杨干院归结始末》（一卷）家谱收入其中。
按理，收入古籍善本书目的家谱似应更多一些。
另据该馆《缩微胶卷总目录》谱系卷统计，该馆收藏缩微家谱共2000馀种，主要是明、清、民国时代的家谱。
台湾中央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1933年筹建于南京，抗日战争时期迁至重订，抗战胜利後迁返南京。
1949直迁台北市。
馆址初设台北南海路植物园内，因不敷读者、藏书之需，于1978年规划迁建新馆。
新馆坐落台北市中山南路20号，赭色7层建筑，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1986年9月落成正式对外开放。
该馆藏书200百万册，其中善本书12000馀部，12万5千馀册。
馆藏家谱分藏二处，一为普通图书，约160种，多数为近20馀年编撰出版的平装书籍，收藏在普通书库；
一为线装古籍，共27种，其中25种属于善本，均收藏在善本书库。
在25种善本中，《石谱卫族考》，系明天顺间著者手定底稿本，《黄氏会通谱》、《张氏会修统宗世谱》、《泽富王氏宗谱》、《休宁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为明刊本，《高由奉西陈氏家谱》、《戴氏族谱》为明钞本，质量较高。
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
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位于台北市士林区故宫博物院内，系博物院行政大楼右侧独幢建筑。
该馆以中国历朝善本古籍、清代档案文献闻名于世。
为发挥藏品功能，故宫博物院于1996年4月对外正式开放图书文献馆。
该馆收藏善本古籍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武英殿刻本、内阁大库等藏书最有名，约有18万册。
清代档案，包括硃批三摺、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等，逾40万件。
丰富的缩微家谱文献是该馆收藏的重要特色之一。
台湾《联合报》于1996年3月捐献给该馆的缩微家谱资料，共3132卷，分中国族谱与韩国、琉球族谱两部分，前者计9970种，後者192种，共10162种。
中国族谱以汉族为主，也包括少量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族谱。
这些缩微家谱的原件，除收藏在大陆各图书档案部门和台湾本土外，主要收藏在日本示洋文库、日本国立会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等单位。
该馆是世界上收藏缩微中国族谱数量仅次于犹他州家谱图书馆的单位。
台湾中央研究民族学研究所图书馆
民族学研究所图书馆成立于1955年9月，建筑面积200平方米，藏书15.9万册。
收藏重点为民族学、社会会学、心理学、台湾研究、宗教天空、华侨研究等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资料。
特色藏书为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资料，宗教调查资料，寺庙台帐，土地申告书，古文契书，善本书等。
该馆收藏有缩微胶卷1100馀卷，主要是中国家谱的缩微件，约数千种。
系台湾地区收藏缩微家谱资料较多的单位。
香港大学图书馆
香港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其中冯平山图书馆（系1931年冯平山先生捐赠给香港大学，共有藏书49万册）是香港地区收藏家谱最多的单位。
据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参考谘询组1997年6月编印的《中文族谱目录》统计，香港大学图书馆共收藏家谱原件374种，其中近3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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