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北京的商业街区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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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它占有一定的城市空间与时间，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人文景观，而明清城市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市”从时空上的突破。
在唐代以前，随着商业在人们生活中重要程度的提高，“市”在数量上也在不断的增加，它已经显示岀一种
对传统城市所规定的“面朝后市”的空间范式发生背离的态势，但当时的“市”仍然是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空间，反映其本质的封闭性，主要体现在坊市制度。
坊市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历时年久，它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定的商业空间。
当它对作为居民区的
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实行了严格的隔离，并对市进行官设官管、实施监控后，一个封闭式的市制便形成了。
按照同类而聚的原则，所有的店铺都被集中到市内，市的周围被高高的市墙圈起，市墙四面设门，以时启
闭，并有专门管理“市”的司市掌管锁钥，故《周礼•地官•司市》有曰：
“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代，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
《唐六典•太府寺•两京诸市署》记载：
“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而且，市的门禁甚严，“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
”[1]这种被置于封建政府严格管束之下的“市”，当为对周代“面朝后市”这一初始形态进行修正之后的第二种形态，但它仅仅不再局限于市的地点和方位。
第三种形态，即是指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商业，它启始于宋代，却肇端于唐末。
伴随着唐末以来坊墙的毁灭性破坏，商业大潮也冲决了市墙，坊市制度的末日，使商业活动摆脱了时空上的制限。
而在高墙市门、鼓钲锁钥变成瓦砾废铁的同时，一排排临街而建的民居、店肆树立起来。
因而，在两宋时期便岀现了商业店铺荟萃的繁华街市，闻名世界的《清明上河图》充分展示了北宋开封城在打破坊市制度之后的开放型的街市繁荣。
而随着众多店铺在街巷中的岀现，人们对“市”的称呼，也在不经意之中有了小小的改动，即把原本用于存放货物的屋舍一一“廛”与“市”并称，称为“市廛”。
而“市廛”是指店铺集中的地方。
不过，它已集中岀现在街巷了。
对于由坊市废除所产生的变革，在西方汉学界被称之为“城市革命”。
“城市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城市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经济机能的增强，这从骤然增多的店肆、商业网络与商业机构，以及塌房、垛场、会子务、簿记、珠算等业务的岀现所反映岀的商业复杂化的趋势，即可窥见一般。
因此，我们可以说，宋代的“城
市革命”，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中的“市”由古代向近代发生转型奠定了基础。
以往，在不少学者的眼里，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尚未超越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城市商业更是远远落后于西方。
然而必须看到，古代中国自宋代的“城市革命”之后，城市商业的发展虽未完全走岀传统经济的窠臼，却在自身运行的过程中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可否认，元代所建的北京城，即元大都的城市空间布局是按照“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设计建造的。
其作为前朝的百官衙署设于宫殿的南面，而商业区则位于宫殿的北面，即所谓“后市”。
于是，宫殿北面的钟鼓楼一带便成为元代的商业区。
考察我国古代的传统城市，环绕钟鼓楼的商业区并非鲜见。
但元代大都北京的钟鼓楼一带成为商业中心，除了统治者的规划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其北端的终点码头就在钟鼓楼西侧的积水潭。
所谓“元时开通惠河，运船直至积水潭”。
［3］于
是，积水潭的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为钟鼓楼奠定了商业中心的地位。
据《析津志》记载：
钟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
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
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宾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
”［4］作为水路交通的总汇，钟鼓楼一带汇集了南来北往的大
贾豪商，商船、漕船川流不息。
但是，在明代宣德以后，由于实施了对京城的改建，改建的一个直接行为就是将通惠河圈入了城中。
如此一来，大运河的商船不能再进入城中，积水潭码头遂被废弃。
此后，钟鼓楼一带的商铺锐减，失去了它商业中心的地位，延至清代，商业中心更是转移到了正阳门外。
J5］这表明，在规划性的商业空间被打破之后，旧有的观念虽然依然对人们产生影响，但商业自身的发展要求，使商业中心的确立与交通状况的关系更为紧密。
明清时期，从传统的官方角度看，“前朝后市”的意识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已大打折扣。
例如，明末清初的官僚孙承泽在其所著《天府广记》中有如下记载：
明代在“在玄（神）武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
”［6］这里，孙承泽虽然没有明确说“内市”即是“后市”，但将“内市”列入“后市”条目下，自然视二者为一体。
只是，“后市”的具体地点还不够明确，从孙承泽强调“后市”的角度看，其地点当在紫禁城北的神武门外，［7］而且它是一个定期集市性质的“市”，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的消费需求。
至于清代内市的位置则有比较明确的记载。
《宸垣识略》曰：
“内市在禁城之左（东面），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
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俱设场贸易。
”［8］此外，类似的为皇亲贵戚服务的“内市”
还岀现在圆明园福海之东的买卖街。
可见，明清时期商业街市的发展已经打破了诸多的“禁忌”，清代尤其较少约束。
事实上，仅就北京城的商业而言，无论是其商业网点的分布，还是商业的运营状况，都堪与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是经过产业革命的英国相比，这从18世纪（清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使团成员斯当东对北京及通州街
市的记载与感叹中即可看出一二。
在通州，英国人注意到了两种情形。
一是在主要的街道，商业网点渗入街坊，居住区与商业区连成了一体。
使臣斯当东说：
“通州许多家庭的房子前面开设商店和作坊，后面住家，工商业显得非常兴旺，确实表现岀来是一个为首都服务的城市。
”斯当东看到的另一种情形则是商业的繁荣。
他说：
临街店铺大都挂起了招揽顾客的幌子，“通州铺面都上了五颜六色的漆，有的甚至涂金，悬挂着很长的招牌来吸引顾客。
货品中有的是来自南方各省的茶叶、纺织品和瓷器，有的是来自鞑靼区的皮货。
我们非常兴趣地看到货品中居然还有少量的英国布匹。
”［9L而英国人笔下的北京城尤较通州繁华，皇城以东的地区，“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
有些商店的屋顶上是个平台，上面布满了各种盆景
和花草。
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纸灯，极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
”[10]
除了商业的繁华与兴旺之外，自明清以来，城市商业一直呈现着继续增长的发展趋势，改朝换代的政治革
命并未影响到商业街区不断“伸展”的势头，充分表现岀其开放型的特点。
一方面是摊肆乃至店铺遍布城市中的主要街巷。
伴随城市的发展，市民生活需求的扩大，城市商业空间也
在不断地扩大。
而对于不断要求扩张的商业区一一市廛来说，最广阔的发展空间还是城中的主要街巷，它是
城市商业得以发展的重要空间。
在一些中小城市而言，市廛几乎覆盖了城市的主要干道，北京城的情况也
不例外。
在市廛向街巷伸展的过程中，专卖旧货的“估衣”街市尤其具有代表性，文人的竹枝词中对此多有记载，如：
“古庙官街各成市”，“列帐当衢衣满地。
”11]“裙衫袍褂列成行，布帐高支夏月凉，急事临身多绕路，怕听
争问买衣裳。
”[12]又有：
“如山夏葛与冬裘，念旧怜新任意收。
南北摊多两小市，东西声閧四牌楼。
衣无长短量凭尺，腔接高低巧转喉。
真眼好磨看入骨，长安（指长安街）人海口如油。
”[13]可见，北京“估衣”
市大多为直接设于街巷的摊肆，“凡日用衣服、几筵箧笥、盘盂铜锡、琐屑之物，皆于此取办。
”它以人数众多的社会下层为主要对象。
也正因如此，估衣市场遍及全国的许多城市，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14]
有关估衣街巷的记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市廛的迅速发展及其在空间上对主要街巷的“侵占”。
仅就北京的
估衣街市而言，除了东西四牌楼、长安街市集、药王庙西的东小市外，在前门东之珠市口至打磨厂一带（东大市）还有专卖皮货的皮货估衣集，[15]甚至在属于皇家市廛的圆明园买卖街上也有“时售估衣者”。
[16]当然，在这些估衣街市中最具发展规模的当为北京南城的天桥市场。
虽然天桥一带正式成为市场是
在民国三年（1914年），至1930年发展成为占地20余亩，覆盖数条街巷、集各行业商贩773户的商业区。
[17i但据今人回忆，天桥大约建于明代景泰年间，其地点位于前门与永定门之间，“在前门大街南口，
天桥南大街北口，永安路东，天坛路西口，在十字街的中间。
”［18］而且，自明代开始，围绕着天桥这一带便形成了熙攘的商业街市，进入清代，这里依然经常往来着流动的摊贩，售卖各种日用杂货，而尤以旧
货、估衣为多，所谓“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
［19］说明它是一个有着一定历史
的旧货商业区，其发展的历程就是商业向街巷伸展的过程。
另一方面，清代商业区的发展还表现在由外城重新进入了内城。
众所周知，自清军入关，即在北京实施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在将“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的同时，也下令将所有的店铺和市肆通统迁往外城。
这项政策作为原则一直为清政府所奉行，但是聚居着数十万旗人的内城，是无法抗拒城市生活及其消费的需求的。
当时虽有负贩者往来内城之中，但按时启闭的城市管理制度，以及远程贸易的不便等，终于使内城在经过了一段封闭之后，又重新岀现了一些原本禁止开设的店铺和商业街市。
据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内城开设猪、酒等店铺已有数十处。
此外，还有“指称售卖杂货，夜间容留闲杂人等居住店座“处”，“专租人居住店座15处”。
清廷谕令，“除将猪、酒等项店座应准其开设外”，其余容人居住店座一概移于城外。
［20］除了提到的猪、酒店，其实，内城中的老米碓房、炭厂、车店当铺也不在少数。
到了晚清，内城的商业经营及商业区的发展已不亚于外城。
生活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震钧曾经记载了北京城的十几处主要商业区，曰：
“京师百货所聚，惟正阳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暨外城之菜市、花市。
”［2U这些被称作“百货所聚”的大商业区大多分布在北
京的内城，而上述英国人所见到的北京商业区大概就在内城的东安门外一带，也属于当时北京的主要街市之一。
可见，商业区由外城重新回到内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充分显示岀其自身的“扩张”能力。
而且它使内城的这几个大商业区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所以，上述外国人的记载，印证了都城北京的商业发展绝不亚于同时期的西方。
此外，即第三方面，在商业区的扩展中岀现了店铺侵占了官道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在明末即非鲜见。
例如，京城最繁华的正阳门外，俗称前门大街，自明末就岀现了商肆侵占官道的情形。
据文献所载，“崇祯七年，成国公朱纯臣家灯夕被火，于是司城毁民居之侵占官街搭造棚屋拥塞衢路者”，即对那些侵占官道的商肆棚屋进行了整治，以疏通道路，消除火灾等隐患。
但是，侍御金光辰却以扰民为由上书谏止。
疏言：
“京师穷民僦舍无资，藉片席以栖身，假贸易以糊口，其业甚薄，其情可哀。
皇城原因火变恐延烧以伤民。
今所司奉行之过，概行拆卸，是未罹焚烈之惨而先受离析之苦。
且棚民半设中涂，非尽接栋连楹，若以火延棚房即毁棚房，则火延内室亦将并毁内室乎？
疏入，有旨停止。
”[22]不仅呼吁者的立场站到了商民一边，而
且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商业空间的拓展，必然引起城市空间的变化，也就是说势必要打破传统的城市格局。
然而，对于这种“末业”
（商业）的膨胀，当时的舆论界与政界多是持认同态度的。
事实上，当时的商摊店铺已发展到不仅可以与
民居并立，可以侵占官道，甚至还可以与官衙比邻相接。
如明代“京师大明门御道两旁，商贩云集，百货罗
列。
”空而这一带正是官衙丛集之地。
到了清代，其原有的格局完全沿袭了下来。
正阳门外有“富贵街者，夹吏、户两部之间，而成一街，街设肆，鬻五香酱羊肉，味特美。
”有纪事诗曰：
“巢痕回首已迷茫，富贵真成梦一场。
更触老饕无限感，五香列肆有蒸羊。
”这里的市肆即为以酱羊肉闻名的月盛斋，其“铺在户部街，左右皆官署，”清人评论曰：
“此斋独立于（官衙）中者数十年，竞不以公用征收之。
当时官厅犹重民权也。
”[24]可见所谓“重民权”，即为重商民之权也。
在商业空间增大的同时，商业时间也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早市和夜市，北京城夜市更是热闹非常。
有记载曰：
“京城鬼市（夜市），于四更后席地售货，货无定品，价廉而多赝质。
京僚喜购便宜者，每入市游，间有以贱钱得贵品者。
”并有纪事诗曰：
“四更席地遍街西，赝鼎求售索价低。
今日铜腥工使鬼，五都市外孰燃犀。
”[251其游夜市者之多，由歙人洪璟笔下的“夜市三条人似蚁”J26]的
诗作，即可窥见一斑。
除了夜市之外，还有早市，所谓“夜来五鼓未啼鸦，晓市人多乱如麻。
”[27]同样是
对市场上人群熙攘、攒聚的情景描述。
总之，商业时空的扩大，虽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使然，但亦有人们在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后所产生的能动作用。
当传统的城市格局被不断扩大和增多的商业街巷所改变的同时，传统的农本商末的思想意识与文化观念也必然趋于淡泊，这正应该是处于转型期的城市商业发展的写实状态。
二、正阳门前的市廛、老店与洋货
市廛，即商业区，在古代则称“市”。
清人有云：
“市店者本末之通也。
”[28]自古以来，“市”除了是一个商业空间之外，还是一个观察社会与民生的窗口，“古者观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好恶，亦綦重矣。
”[29]所
以，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市”不仅可以观民之好恶，而且，它的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商业的流通状况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着某些社会转型的信息，它告诉人们，传统的依然存在，但已不再是唯一的存在，新的因素已经躁动于传统之中。
就商业的发展状况而言，明清时期的北京总体上还处于传统的秩序之中，“市”的类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
其一，街道两旁的摊肆以及走街串巷的贩夫。
这些摊肆和商贩同样喜好选择城市的中心街道，包括城门内
外及通往城门的道路旁，此类商业空间有着浓郁的农贸集市的特点。
《竹枝词》有曰：
“应时小卖本来鲜，
三两人开数吊钱。
”[30]说明经营者大都是劳苦的下层大众。
而他们除了坐摊之外，还有走街串巷者，被
称为“小商贩”，其叫卖声已经约定成俗。
所谓“小贾之行于道路者，或高声叫卖，而如卖青布者摇手中小鼓，
为人开剃者弹手中铁简，卖油条者敲钵。
或有持金钲、竹篦、木铎而行者，周回街坊，不撤敲響，则人家
门里走出小孩子叫之，未尝见大声叫卖者，但闻敲響，则已辨其货物。
”J31J同治年间来华的英国人
D.F.Rennie,M.D.曾记载曰：
他在一天的早饭过后，曾去参观通州城墙，“为了到达城墙，我不得不走过一
英里长的郊区小路。
我来到一座城门前时，正碰上一队骆驼从城里岀来，驼背上满负着木柴。
城门里，有
个卖槟榔的小贩支起的摊子，小贩正忙着卖槟榔，用一把大剪子把槟榔削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大小刚好适合咬嚼。
”[32]
由于这些人是小本卖买者，所以他们当中许多人往往是自产自销，既是小商贩同时也是手工制造者。
如崇
文门外的花市，虽是一个买花卖花的市场，但同时也是造花业集中的地区。
由于清代旗、汉妇女流行插戴
绢花，以故造花业十分发达。
自东便门起，“凡系住户，多以造花为业”，“妇孺皆参加工作”，据称花店、作
坊有六百多家，分工作业，“有做叶子与做花头之分，又有做花与攒花之别”。
作坊的组织者称为“大花庄”，
有几十家之多，分别控制一部分作坊。
[33]显然，这其中既有手工业工人，也有小商贩，还有包买商。
清廷在谈及北京外城居民时，有“当地土著”之称，造花业中的这些小本经营者，当有一定数量的土著居民。
而除了造花业之外，在外城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体力劳动者中，还有泥瓦匠、木匠、送水工、送煤工、车
夫、轿夫、小炉匠、补锅匠等。
这些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地人。
其二，集市性的“市”，包括定期和不定期的庙市，它集中在城中的交通要道、城门内外以及各大寺庙庙会
期间的门前。
由于它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所以是广大的社会下层民众经常光顾的场所。
如上述崇文门外
大街的花市，“每月逢四日，自（火神）庙前至西口开市。
”“市皆日用之物。
”[34]又如“小市"
，亦名“晓市”、
“黑市”，在“京师崇文门外暨宣武门外，每日晨鸡初唱时，设摊者辄林立，名小市。
”【35]“东晓市旧名东小
市，在半壁街南隙，地数十亩，每日清晨有市，以估衣为多。
”[36]此外，还有猪市、菜市、柴市、果子
市、雀儿市、琉璃厂书市，以及估衣市等，大都热闹非常，令人眼花缭乱。
而且在一些中小城市中，此类“市”
往往就是整个城市的商业中心。
但在京城它已经被“边缘化”了，并多与庙市合并。
对此，本文将在庙市一
节中再作讨论。
其三，便是由诸多店铺汇集成的市廛一一商业区
市廛，在《词典》及《辞源》中均被解释为商业店铺集中的地方，这在前面已经提到。
而店铺的大量岀现，相对地集中在一处，人们又可以自由岀入其中，当是在宋代“城市革命”以后的事情。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展示了宋代商业的繁荣，也说明了早在宋代便已岀现了由诸多店铺汇集而成的商业区，即所谓“市廛”。
进入明清以后，这种商业的繁荣在京城及许多大城市仍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这从前面所叙述的北京城内的情况即可得到证实，而由诸多店铺汇集成的“市廛”，当是明清时期商业区的主要形态。
从商业区的分布来看，正如晚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谈到的那样：
当时北京内城有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外城则有菜市、花市等。
［37］此外，还有连接内外城的正阳门商业区。
上述商业区（从习惯上考虑，以下仍把市廛称作商业区）的形成，大都经历了由元至明清的商业积累，而且从空间的角度考察，它们也大都处于当时的交通要道。
如西四牌楼大街商业区，自明代以来就是西大市街的俗称，［38］由于北京城内的燃煤一直是来自西山门头沟，所以西四成为这条运煤路线上的商业“客栈”
在清乾隆年间，这里有马市、羊市、缸瓦市、猪市等集市，西四的北侧还有众多的店铺。
又如东四牌楼大街商业区，是元明时期北京内城店铺最多的三个商业区之一。
［39］而东四成为繁华商业区的原因在于，
其迤东的朝阳门是漕粮运入京城的主要通道，也是南方士子和商贾入京的必经之路。
众多的运粮官员、赶考士子、富商大贾，以及船夫、脚力等云集东四，促进了这一带商业的发展。
此外，西单牌楼商业区的形成，是因为凡是由西南卢沟桥进入广安门的人，大都会僦居于宣武门一带，而宣武门的北面就是西单。
特别是在清代，宣武门外成为众多汉人官僚的聚居地，他们在往来于居所与宫廷衙门的途中，西单是其必经之地。
所以这里自然也成为商肆最多的商业区之一。
凡此等等。
但是，有关上述内城商业区的具体状况，文献中已乏记载，而且，由于清代前期一直实行着内城禁止开设
店铺的政策，所以内城店铺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遏制，而正阳门外的商业区在实际上充当着整个京城商业中心的角色。
有关京城正阳门商业街市的繁华，文人常常称羡于笔下。
如记载前门瓮城外两侧东西巷的街市有曰：
“五色
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
”有记大栅栏曰：
“画楼林立望重重，
金碧辉煌瑞气浓。
”[40]又如《都门纪略》云：
“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
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
”[41]余蛟在《梦广杂著》中亦说：
正阳
门外“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列肆开廛。
凡金绮珠玉以及食货，如山积。
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恒日暮不休，京师之最繁华处也。
”[42]而上述街市的情景，也多散见于明清文人所作的《竹枝词》中，词中同样展现岀街市货物的琳琅满目和游客川流熙攘的兴旺景象。
也正由于正阳门一带是京城最大的商业区，所以，无论是市井民人还是游人过客，凡抵达京城者都会到此
游览与购物，就连同治年间的英国人D.F.Rennie,M.D.的足迹也到了这里，并饶有兴致地记下了正阳街商
业区一带最令他难忘的街市情景与风貌。
D.F.Rennie,M.D.说：
“今天下午，我首次参观了中国城。
我走的是一条主街道，这条街从鞑靼城南面城墙
正中的城门开始，直通正南。
街道很宽，中间有一条隆起的大道，两侧的人行道正对着店铺，大道与人行道之间，同鞑靼城的主街道一样，也是售货摊亭林立。
东侧的货摊似乎全部售卖家禽、蔬菜和鱼类，看样子货源十分充足；
我注意到各种各样的蔬菜中有胡萝卜、芜菁、卷心菜、土豆、洋葱、芦笋、蚕豆、香椿和一种洋芋，其中大部分是经过冬天特殊储存的。
鱼类主要有鮭鱼、青鱼、鳝鱼、鳕鱼和鸟蛤。
街上，店铺都是单层，其中大部分店铺的门脸都有雕刻或镏金装饰，如果勤于修整，店铺肯定又美观又有特色。
岀
鞑靼城南门约一英里，便到了这条街的尽头。
[43]最后，D.F.Rennie,M.D.以“货源十分充足”作了“结论”
可见，在D.F.Rennie,M.D.的笔下，这里是一充满生活气息的商业区，而这幅由西方人勾绘出的农贸集市
图画，即便我们今天读起来也极易感受到其中浓郁的商业气息和一种身临其境般的景象。
而这类记载，在来华的外国人游记中不为鲜见。
他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以本国的状况为参照物，作岀了带有比较性而又思路颇新的一些判断和结论，而这些议论又往往是中国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一些现象。
那么，正阳门商业区除了繁荣之外，如果从其空间状态进行考察的话，我们便会发现，它仍然有一些规律性的内容。
首先，正阳门商业区是由一些按照行业汇集成的“街市”组成。
当时，政府为便利买卖双方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通常要按照行业划分交易的地段。
所谓“分行列肆”，设市肆之长以平定物价。
久而久之，京城的市场便形成了以行业冠以贸易内容、按街巷划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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