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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比起沪嘉高速原定收费期限缩短了两年。
这条连接上海城区与郊区嘉定的高速公路，原本5元的过路费在上海这座城市并不算高，但竟有开车族特意在不收费的第一时间驶去，只为感受一下收费“0元”的过关快感——“特别爽、特别棒”。
不只是沪嘉高速。
2011年，全国18个省市取消了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撤销收费站1892个。
新年伊始，不少地方还宣布，取消或降低城市路桥通行费。
比如浙江，61个公路收费站点停止代收杭州、宁波等省内7座大中城市的道路通行费。
比如江苏，省内联网高速公路一类客货车的最低收费标准也即将从15元降为5元。
这些改变，从2011年夏天的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行动就已开始。
目前，虽然还有公众对巨额公路收费的依据和使用情况追问诘责，但清理公路收费，毕竟有了实实在在的阶段成果。
减免公路收费，要算的绝不只是减少企业负担、降低经济成本的账，它也是一条通达民心的“高速公路”。
对单车单程，减免5元10元的物质收益可能有限，但这种畅通给人带来享有公共产品、享受公共服务的“主人感”，是更应珍视、也更为重要的心理感受。
实际上，当沪嘉高速取消收费后出现车流量激增、局部拥堵的“烦恼”时，公众更看重的，依然是“取消”释放的信号。
还路于民、让利于民的努力，哪怕只是一小步，也可以让人们燃起更多欣悦与期待。
然而，仅一条沪嘉高速取消收费是不够的。
在高速公路里程已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公路的收费管理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政府还贷公路和经营性公路，经依法批准后，“可收取车辆通行费”。
客观地说，在资金缺口和发展压力的矛盾之下，政府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有偿集资建设公路，仍是难以避免的建设“路径”。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对我国公路建设的突飞猛进功不可没，从根本上改善了交通条件。
但收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有简单化甚至异化的地方，特别是那些秘不示人的收费标准、永不过期的收费期限、名目繁多的收费种类，越来越引起公众关注与不满。
2012年，道路或许还将继续拥堵，但这些减免、撤销收费的消息，这样一批收费站的谢幕，无疑可以让人们少一些堵心，让中国社会前进的车轮多一点欢快。
说到底，拆除隔离、降低门槛，少设人为的关卡与盘索，让道路更宽敞、更便捷，让经济运行的血脉流通更通达、更自然，让百姓日子更滋润、更顺畅，才是发展与建设最重要的目标。
以宽容共度网络售票“调适期”
2012年01月05日00:
无论对铁路部门还是普通旅客，网络售票都是铁路服务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需要有个“调适期”
2012年元旦起，随着网络售票全面推行，中国铁路终于全面迈入电子商务时代。
不过，春运临近，网络售票也出现了“不适”：
登录难、浏览慢、扣款不出票、登录就没票……很多旅客反映，火车票网售不怎么靠谱！
说起网络售票，要先说说春运买票难。
买票难，一难难在买不到票，大家都想在节前回家，可铁路拼了家底儿，一天也就479.8万席位，很难完全满足庞大的客流需求；
二难难在买票过程辛苦，为了“抢”到回家的票，人们不得不到火车站、代售点的窗口前，顶着严寒，彻夜排队。
网络售票，实际上就是借助信息化手段，解决这第二难。
这种售票方式不能增加席位，但舒适、灵活、方便，可以把旅客购票的空间从寒冷的室外转移到温暖的室内，从固定的车站、代售点扩展到任意地点，是件便民利民的好事儿。
为了把好事儿办好，铁路部门下了不少功夫。
去年6月12日起，高铁、动车组、特快、快车等车票陆续上线，到年底，仅京津城际高铁一条线就网售车票35.8万张。
近日网络拥堵发生，铁路部门也相继推出增加带宽、延长支付时限等措施，对网购普遍存在的身份信息抢注问题也提出了应对办法。
铁路的功夫没少下，但信息化是个新挑战，破解难题恐怕还要转变思路，从根源上对售票机制进行更多改革。
比如售票网站登录难的问题，铁路车票预售期只有12天，春运临近，几亿人抢几百万张票，网站登录自然免不了个“难”字。
对此，铁路是否可以借鉴民航做法，拉长预售期？
这样，一些旅客就可以提前订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流量压力。
再比如，国外一些铁路售票系统采用排队制原则，旅客提交订单后，电脑系统可按下单时间自动排队。
旅客不仅可即时查询排位，也可以审时度势改选其他旅行方式。
帮助“铁老大”适应“信息化”，旅客们也可以尽一份力。
同样以登录难问题为例，目前网络售票是错峰发售，即不同车站的车票在不同时间段发售。
旅客们是不是可以放弃“占座”，而是按图索骥，区分不同时段“伺机”登录？
要知道，春运旅客人数众多，即便一部分人在同一时间点击同一页面，也是个巨大的数字。
再比如，网上支付时限目前是45分钟，可实际上完成一笔支付的时间完全可以不超过5分钟，已经下单的旅客是否可以“手脚麻利些”，缩短“闲逛”时间，留下些带宽资源给后面着急回家的旅客？
2005年，广铁集团开始推行电话订票，去年广东地区电话订票占总票数比例已近七成，成了百姓订票主渠道。
如今的网络售票刚刚起步，无论对铁路部门，还是普通旅客，都是铁路服务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需要有个“调适期”。
对于新事物，大家不妨有颗包容的心，共同努力，缩短“调适期”。
参与者善意提出改进意见，改革者虚心接纳社会批评，围观者少些冷嘲热讽、捧杀棒喝，这样，才能让本不平坦的改革之路一路向前
农民工融入不只是改称谓
2012年01月06日06:
07
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春运火车票网络出售，一位农民工通过媒体投书铁道部，直言网络售票对一些农民工而言“太复杂，不太切合实际”。
这样的呼声，让人心酸，也再次折射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相对弱势处境。
此前，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主要领导，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
消除附着在称谓上的歧视确实很重要，但农民工遭遇火车票网购门槛一事也提示人们，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并非称谓改变就能完成。
实际上，对农民工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不断推出给力的“顶层设计”。
“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对农民工同工同酬、户籍转换、就业培训、权益保障等提出明确要求；
民政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
这样的政策导向和制度构建，无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保证。
然而，要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不仅需要政策壁垒的渐次打破，也不仅需要“身份迷失”的不断厘清，更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比如，网络售票是好事，但如果能更多考虑不会上网的农民工等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开辟更多农民工团购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售票服务，或许能让农民工的春运之旅更加畅通。
交通部门如此，邮政、银行、医疗、教育等相关机构、部门，同样可以做得更好。
从这个角度上说，“融入”不是一种物理行为，而要形成一种生物学效应：
社区是城市肌体的组成器官，农民工是流动的细胞。
只有农民工个体融入社区，才能实现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
从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政治融合，到扶持就业的经济融合，再到拓宽社会交往空间的心理融合等等，发挥社会、社区之力，农民工融入才能减少“排异反应”。
社会组织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
有了群体的文化生活，工作之余的空闲可能就不会显得如此漫长；
有了社团的培训辅导，流动的渠道、上升的空间可能就能更多更大一些。
孤单寂寞时，如果能有心理志愿者聆听倾诉；
权益受损时，如果能有法律援助予以支持……这些，都是在农民工问题上，“社会协同”大有可为之处。
回家的车票、年终的讨薪，甚至仅仅是提供一本书籍、开通一个信箱，对于农民工，就不仅是生活的便利，更是心灵的慰藉。
而正是这样的“末端治理”，才能让农民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毛细血管”里，无障碍地融入城市。
用什么把“老虎”、“蝇蚁”都管住
2012年01月09日05:
04
值得关注的不光是“虎贪”，也要高度警惕蚕食百姓利益的“蚁贪”
临近春节，年味儿渐浓，有那么一部分人却注定与快乐新年无缘。
但他们的“不痛快”，让百姓拍手称快。
1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总计对超过14万人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并将777人移送司法机关，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
这些数字一方面触目惊心，一方面也令人解气，既说明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也反映出反腐斗争的严峻形势，同时表明老虎、苍蝇甚至蚂蚁都煮在这口反腐的高压锅里了。
正在立案调查的有像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这样的“老虎”；
还有没资格列进这个队伍的“苍蝇”，如已被执行死刑的疯狂敛财1亿多元的辽宁省抚顺市科级女贪官罗亚平；
更多的则是处在权力末端、连官儿都算不上的“蚁贪”，如村主任、股长，甚至是要害部门的“门房”……
事实上，值得关注的不光是“老虎”式鲸吞国家资产的巨贪，蚕食百姓利益的“蚁贪”也要高度警惕。
他们蚁行于最基层，善于找到并撕开制度的漏洞，但凡手中有一丁点儿权力，就要“咬一口是一口、不咬白不咬”。
当老虎、苍蝇、蚂蚁一起疯狂食利，其贪腐行为将消解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颠覆财富分配的公平感，销蚀全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幸福感。
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层层堆叠的“蚁贪”，正在大口吞嚼这些年的发展成果，令人悲哀且愤怒。
这提醒我们，必须强化制度管官，制度的堤坝绝不能决口。
事后处分固然能够标志反腐成果，但更应该强化的，是源头的防范。
很快我们将迎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周年。
当年，小平同志睿智地预言“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他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
“30年”已经过去了2/3，在反腐领域，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呼之欲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再次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始终贯穿制度建设。
是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唯有制度监督，才能逼使大大小小的权力晾晒在公开透明的阳光下。
有纪检官员认为，收入申报制度、年终考核制度，就是“两个最管用的制度”，把管用的制度真正用起来，才能使老虎、苍蝇和蚂蚁无所遁形，才能根治腐败，满足公众不断上升的反腐败期望值。
走向成熟才有“股市信心”
2012年01月10日05:
提振市场信心，关键在于给投资者稳定的合理回报
刚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振股市信心”的表态，让投资者备感振奋。
1月9日，沪指放量涨2.89%。
从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和分红制度到加强股市监管，低迷的市场氛围下，一系列政策明确了未来股市的发展方向。
经过20多年发展，中国股市已跃居全球市值第三，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力“推动器”。
然而，中国股市依然年轻，这意味着活力，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意味着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
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是股市信心受到抑制和伤害的主要根源。
从2010年到2011年，股市连续两年背离宏观经济大势，跌幅在全球股市中居于前列，投资者因此“伤痕累累”。
也应看到，与“大落”如影随形的，是“大起”：
2006年和2007年，A股曾出现一波历史性大牛市；
2009年A股涨幅也曾居全球第一。
大起之后，必有大落。
巨幅的股市波动，表明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的基础不厚实，投机炒作、追涨杀跌风气浓郁。
“新股热”持续不退，也是股市健康发展的顽症之一。
这两年，市场偏爱新股，给新股支付较高的价格，已成为我国股市的一个独特现象。
统计显示，新股的发行市盈率超过沪深300指数的两倍，且上市首日后还能有超过30%的整体涨幅。
作为一个特别的群体，新股定价水平似乎已独立于其他上市公司，形成自我循环，造成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吃亏的局面。
股价结构不合理，则是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的现象。
缺乏“想象空间”的绩优股无人问津，饱受冷落，而那些带着“朦胧题材”的垃圾股却被反复炒作，股价高企。
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也助长了市场的投机之风。
此外，证券行业和产品的结构不完善，服务国民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
内在约束机制还不健全，市场主体诚实守信、规范守法的意识淡漠；
监管理念和方式不能完全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都是今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市场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
提振市场信心，关键在于给投资者稳定的合理回报。
股市回报，一方面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需要成熟而公平的市场环境。
如果一项制度或政策只让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受损，就有必要进行深入反思并尽快纠正。
中国股市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完全依托吸引“增量资金”、外延式扩大规模的发展模式。
只有通过完善市场制度，强化内生增长机制，让投资者的财富与市场共同成长，使市场成为融资者与投资者共同的“乐园”，股市才能获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可喜的是，近一段时间来，监管部门在强化上市公司分红、推出创业板退市制度、严打违规违法行为等方面频频出手，这些都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提振市场信心的有力举措。
我们期待，中国股市在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更快，早日褪去青涩，走向成熟。
“发展接力”不能变成“污染接力”
2012年01月11日05:
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一定要坚守环保红线
是转移产业，还是转移污染？
近日的几条新闻中，这个问题切实地摆在“转移”的两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面前。
在安徽利辛县和涡阳县，沿海某省化工企业“转移”来20多吨有毒废料，造成大面积土壤污染。
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石药集团中润（内蒙古）公司等企业转移来后，违法排污形成多个“污水湖”。
此类事例，让人深思：
为何会有先发展地区与后发展地区的“污染接力”？
产业转移是否必然“携带”污染转移？
东部地区环境容量有限，对污染的限制更为严格。
一些地方和企业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之下，不是在自主创新、转型升级上下功夫，而是千方百计寻找政策缺口，甚至不惜违规违法。
发生在安徽的危险废料转移倾倒事件，可谓典型。
而中西部地区面临的，则是发展的巨大压力。
少数地方患上了“引资饥饿症”：
招商引资成为第一大政绩，一些地方的教育局、环保局甚至法院、检察院也有招商引资任务，“地上有的圈起来，地下有的挖出来，外地老板敲锣打鼓请进来”，甚至饥不择食地承接东部转移来的高污染项目。
这两方面压力的作用，使得我国的“经济版图”和“污染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要通过转移提升产业结构，一方则要承接转移实现跨越发展，“产业大转移”因此自东向西、自南向北、自城市向乡镇与农村，不断延伸。
而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看，这种产业转移也符合经济梯度推进的规律和全国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环境质量令人担忧，环境事故进入高发期……在这种背景下，后发展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之时，也难免会承接环境成本，让以“发展接力”为目的的产业转移，畸变成“污染接力”。
究其根源，产业转移沦为污染转移，首先是因为片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一些中西部官员将发展简单理解为GDP的数量增长，环境保护基本上处于“讲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阶段。
同时，环保执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也为污染转移开了方便之门。
隶属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常常出现执法“疲软”，为迎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而降低环保执法水平；
一些在东部地区不允许存在的污染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却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工生产，甚至成为当地的重点保护企业。
因此，根绝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嫁现象，一方面要求中西部地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国家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地区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因地制宜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另一方面，也要求中西部地区积极履行环保职责，严格执行环保法律和环境准入标准，坚守环保红线。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既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较快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再也不能重蹈覆辙。
公众人物请好好学“说话”
2012年01月13日06:
提高话语水平，决不是要八面玲珑，而是要补习政治常识、培养文化自觉，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
”说这话的那位佛山市人大代表大概不会想到，寥寥数语几天来掀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闻者都认为此言不妥。
从后续报道看，这位代表的本意，似乎是对一些地方“花钱买稳定”、一些事情“一闹就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不满，因而提出应由教育引导入手，从源头上化解极个别不合理的诉求。
可惜的是，虽然反复进行解释，这位代表也没把这层意思说清楚，反而“难掩心中的愤怒”，认为媒体断章取义，曲解了自己的原意。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公众人物参政议政的话语水平问题。
从有关此事的舆论评价看，大多数人认为该代表“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表达了一个错误的理念”。
平心而论，这样的批评堪称中肯。
首先是定位有偏。
作为人大代表，在两会这样的政治场合，开诚布公宣示自己的观点，是法律和选民赋予的责任，不仅应该，而且必须。
但这个责任，主要是以公正为旨归，代民众立言，为庶民谋福祉。
用那样的语气说话，将百姓视作被“教养”的对象，首先就是自己的位置没有摆正。
其次是判断有失。
不合理的诉求是否存在？
“市民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被政府满足”的情况有没有？
不能说没有。
从人们的切身感受出发，这样的现象即使存在，也是个别的；
与合理要求因各种原因暂未满足的情况相比，孰多孰少，众人心中自有公断。
在这种情况下，发言时有必要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否则不仅容易引发公众的逆反心理，还可能误导行政部门片面走“强硬路线”。
再次是方法有误。
次要矛盾可不可以触及呢？
当然可以。
两会讨论的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说发言只能针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像“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人民币解决”这种目无法治、以为“摆平就是水平”的做法，人大代表完全有必要予以监督和批评。
但请注意，如果真要批评“花钱买稳定”息事宁人，就应该举出具体的例子来，以免以偏概全。
近年来，随着群众权利意识的日渐觉醒，民主空气的日益浓厚，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
无论是在报纸、电视、网络这样的公共平台上，还是在全国、地方的会议活动中，“敢言”者越来越多，这是可喜的进步。
但越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公众人物越要适应新的形势，好好学习“说话”，提高自己的话语水平。
提高话语水平，决不是要巧言令色、八面玲珑，操练滴水不漏的政客本领，而是补习政治常识、培养文化自觉，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
只有上好了这一课，公众人物才会更少些“雷人雷语”，更多些真知灼见；
群众才会对自己的代言者放心，对社会的管理者满意。
清除“萝卜招聘”更要清污泥
2012年01月17日00:
对“萝卜招聘”应该“大棒”伺候。
不仅要拔掉“小萝卜”，还要拔掉“大萝卜”，清除萝卜背后的污泥
近日沸沸扬扬的“山西静乐县委书记女儿五年吃空饷１０万元”一事有了结果，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被免职，相关责任人也将被依法处理（详见1月16日本版报道）。
与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相比，县委书记之女王某刚读大学就能进入山西省疾控中心“上班”，并高调吃空饷，这种“不上位、先占位”的行为性质更严重、影响更恶劣。
令人欣慰的是，媒体7日披露这起丑闻，山西省纪委14日就公布处理结果，省委常委会15日作出免职决定，也以此向公众表明一种态度：
对“萝卜招聘”就该“大棒”伺候，不仅要拔掉“小萝卜”，还要拔掉“大萝卜”，清除萝卜背后的污泥。
但仍需追问，在事业单位招录过程中，“萝卜招聘”为何此起彼伏？
在一些地方，除了“萝卜招聘”还有舞弊招聘、乒乓球招聘，甚至出现“不考试就录取”的隐秘招聘，“萝卜招聘”俨然有蔓延之势，让人忧虑。
一些人热衷于权力的非法代际传承，不仅要将子女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这在政治文明深入人心、公民权利日益提高的今天，格外刺目。
事实上，2006年起施行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事业单位“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进人已有明确规定，但形形色色的“萝卜招聘”显然践踏了这一刚性规定，其原因正在于权力的过于随意和强悍。
有些“萝卜招聘”发生在官员掌权的势力范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官员便上下其手、任意胡来。
为遮人耳目，有的官员则通过交叉安排，把子女送到别的事业单位……万变不离其宗，“萝卜招聘”不管披上什么马甲，都是为了达到违法违规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的目的。
问责力度的绵软也造成了“萝卜招聘”的蔓延。
不少时候，“萝卜招聘”被坐实了，但当事人要么矢口否认要么辩称“这是巧合”，甚至大言不惭曰“人之常情”。
而上级主管部门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象征性地“罚酒三杯”，予以叫停，但直接操作者和幕后指使者毫发未损或另觅“替罪羊”。
之所以如此，实因这些人已把安排子女就业当成一种潜规则，视作理所应当的“权力福利”。
“萝卜招聘”现象不仅伤损制度尊严，还让整个政府部门跟着背黑锅，更直接把就业演化为一场可怕的“拼爹”游戏，这无疑会导致种种不良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就《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对事业单位招聘将出台更强有力的规定。
我们期待，随着法律不断健全，监督不断强化，违法成本不断提高，令人深恶痛绝的各类“萝卜招聘”现象，最终能够减少乃至消弭。
“订票哥”的温暖需要传递更远
2012年01月18日00:
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点点滴滴的力量，汇成了一股感动人心的暖流，温暖着每一个回家人的心灵
春运高峰里，一位名叫张平的年轻人，用他的“举手之劳”，温暖了很多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和残疾人的心。
这位哈工大威海校区的大四学生，连续10天，在威海火车站为老年人、农民工、残疾人免费电话订票1000多张。
为提高订票效率，细心的张平还绘制了简易订票流程图，被车站方面复印1000多张分发给旅客，张平也因此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订票哥”。
在亿万人匆匆踏上回家路途的时候，在很多人还在为买票难发愁的时候，在很多农民工和老人因为不熟悉订票方法而为难的时候，张平的热心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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