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死局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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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死局二
南明死局二[罗辑思维]
阮大铖：
中国的达•芬奇
这次我们从一个很小的切口进入，再来审视一下南明这个时代。
这个小切口是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个大坏蛋。
这个人是谁呢？
他叫阮大铖。
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阮大铖是一个著名的奸臣，奸到什么程度？
清人纂修的《明史》里专门有一卷叫《奸臣传》，一共写了15个人，阮大铖就是最后压轴的那个。
试想一下，一个王朝灭亡了，而他又是《奸臣传》里列出的最后一个，这不就是在暗中指责这个王朝是被他搞垮的吗？
这15个奸臣中还有两个人，一个叫马士英，一个叫周延儒，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写入《奸臣传》，跟阮大铖也有莫大的关系。
王朝末世就是这样，奸臣辈出。
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
“罗胖，你难道要给阮大铖翻案吗？
”我绝无此意，这个案也翻不了，因为阮大铖的罪行实在是铁证如山。
以前有人替阮大铖说过好话，比如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先生以及章太炎先生都说，不能因人废言，阮大铖还是很牛的。
牛在哪儿？
有才。
他在各个艺术品类下都有优秀的作品，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虽然《明史•奸臣传》已经把他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但对阮大铖一生的评价仍是客观的七个字：
“机敏猾贼有才藻”。
就是说他机灵又敏捷，狡猾又鸡贼，而且非常有才气。
李洁非先生在《黑洞：
弘光纪事》和《野哭：
弘光列传》里面，也对阮大铖这个人做了一个评价，说他是“中国那个时代的达•芬奇式的人物”。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是个通才。
达•芬奇精通机械、医学、绘画、雕塑、建筑，甚至是物理学、天文学，简直无所不知，通晓那个时代一切的知识门类。
阮大铖也是如此。
他诗写得很好，有人评价说：
“有明一代几乎没有诗人，如果有，那就是阮大铖。
”园艺就不说了，他最重要的成就是戏曲。
戏曲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品类，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只会写剧本，而阮大铖不仅剧本写得好，还会导演，能谱曲，甚至还养了一个戏班子，亲自去当艺术总监，偶尔还能上台去演戏！
明朝末年有一个大鉴赏家叫张岱，懂音律、精戏曲，还是公认的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之一。
他在《陶庵梦忆》中说，自己看了阮大铖的戏班子表演后不禁拍案叫绝，可谓“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那个时候的戏班子主要由一些不识字的江湖艺人组成，如果一个特别有才的士大夫在家里养了一个戏班子，那所有的剧目、行头、唱腔肯定是极尽讲究的——所有东西到了文人手里，往往会变得极端精致。
阮大铖的戏剧可以说奠定了那个时代的艺术丰碑。
这些我们且不去管，无论如何，阮大铖仍然是一个大坏蛋。
接下来，我们就推原祸始，看看这个大坏蛋是怎么养成的。
29岁之前：
安徽桐城的青年才俊
说起阮大铖的家世出身，有点儿不好意思，他跟我是老乡，都是安徽人，具体来说是安徽安庆人。
《明史》说他是安庆府怀宁县人，其实是错的，他虽是怀宁籍，但实为安庆桐城人。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个小知识。
籍贯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是老家的意思，可是在明代正好相反，指的是户口所在地。
所以怀宁只是阮大铖的户口所在地，他的老家却在安徽桐城。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忽略了阮大铖是桐城人，就会觉得他后来的很多故事都缺了点儿味道。
安徽桐城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所谓的“桐城派”，这个县可以说遍地都是读书的种子。
作为安徽人，罗胖我小时候是很崇拜桐城人的，桐城可是立过派的地方。
桐城有一句土话：
“富不丢猪，穷不丢书。
”富人家把猪看得很宝贵，穷人家没有猪，只能看重书，再穷都不能把书扔了，因为这是孩子们最终的上进之道，所以桐城到处都是读书人。
明清两代，桐城人创造了一个奇迹，一共出了240个进士！
要知道，中国从唐代有科举制度以来，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总共选出了10万个进士，而桐城一个县，仅仅在明清两代，就贡献了240个进士。
安徽的安庆府共有六个县，除了桐城之外，还有宿松、怀宁等五个县。
这五个县在明清两代出的进士数量的总和乘以二，才是桐城一个县的成绩，可见桐城的文化氛围有多浓厚！
阮大铖就出生在桐城的土地上，而且他们家是世家大族，他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的大名人——“阮步兵”阮籍。
到了明朝中期，他的先祖已经开始当部级大官了。
所以，这是一片多么好的土壤，阮大铖是一颗多么好的种子。
阮大铖自己也争气，16岁中举人，29岁中进士。
你能说这个人是坏蛋吗？
他毫无劣迹。
天启四年：
第一次辞职
他是怎么变坏的呢？
这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人物，应该加入东林党才对啊！
其实，他有过一次加入东林党的机会，就在天启四年。
天启是明熹宗的年号，就是“魏忠贤之乱”发生的那个朝代。
但是天启四年时，魏忠贤还没有得势，只是深宫中一个很普通的太监。
此时朝中得势的是东林党，一帮正色立朝的儒家士大夫。
其中有一个人很关键，他叫左光斗。
左光斗这个人给我们留下的历史背影很伟岸，是大君子、大英雄、大忠臣，后来魏忠贤及其阉党对他进行迫害，死得非常惨，但死的时候仍保持了高风亮节。
这些都是后话，天启四年的时候，左光斗可是重要的领导干部，一方面他是东林党骨干，另外一方面，他是掌管御史台的主要官员之一。
那一年，御史台突然有个职位空缺出来，这个职位是“吏科都给事中”。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有所谓的“六部”，吏部便是其中之一，掌管天下官员的任免、升迁，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组织部。
而御史台是国家的监察部门，有点像今天的中纪委和监察部。
它设立了一个部门，专门看管吏部是否有徇私舞弊等不良表现，这个部门的头儿就叫“吏科都给事中”。
于是，御史台赶紧查官员名册，看谁适合递补这个职位。
查到的第一个人正值丁忧，就是父母去世了，必须回家守孝三年。
第二顺位人选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阮大铖。
左光斗和阮大铖是什么关系？
老乡。
左光斗也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阮大铖的老家在桐城，就不会注意到这层关系。
而阮大铖这个时候在哪儿呢？
他请假回了桐城老家。
左光斗立刻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赶紧回来。
于公，阮大铖有资格填补这个位置；于私，他俩是老乡，左光斗当然要提前通知他了。
阮大铖马上打道回京。
在阮大铖回京的路上，东林党的几个大佬一商量，说：
“这个职位不应该给阮大铖，这个家伙性格比较轻躁，经常在外面吹牛。
吏科都给事中是什么职位？
人事部门、组织部门的干部，嘴巴一定要严。
用谁不用谁，我们东林党商量的过程万一被他泄漏出去怎么办？
哪能让这样的人待在这个位置呢？
左光斗你这次有点儿大意啊！
”
左光斗一想，也对，不应该让他回来。
可是这时候阮大铖已经回到北京了，怎么办？
左光斗想了一招儿，对阮大铖说：
“排在你前面的这个人虽然已经收到了父母的死信，但是当地督抚还没有走官方程序报到北京，所以现在还不能取消他的资格。
你看这样行不行，工科都给事中这个职位也出了缺，你先干那个去。
等这边搞定了，我再让你回来。
”
其实左光斗是在糊弄他，阮大铖早就知道个中缘由，当时就说了一个字：
“可。
”然后左光斗就把这个安排报上去了，可皇上那边的批复迟迟不下来。
民间就开始出现各种声音，说吏科都给事中这么重要的位置，怎么能长期空缺呢？
应该让阮大铖递补。
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
左光斗没办法，只好把阮大铖作为吏科都给事中的推荐人选报了上去。
结果早上刚报上去，晚上就批下来了。
东林党这才知道，有另外一股力量在背后捣鬼。
这股力量是谁？
就是魏忠贤的阉党。
官场上的人不需要看到确凿证据，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阮大铖一定是疏通了魏忠贤的关系，拿到了这个职位。
左光斗明显已经控制不住阮大铖了，给他的安排他已经不服从了，开始走别的路子了，所以东林党人心里非常不舒服。
而阮大铖紧接着做了一件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职位，他走马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辞职。
他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东林党人，你们东林党不管安排谁来接我的位子，这个位子都是我给你们的。
他就是要争这口气。
阮大铖临走的时候扔下一句话，前半句是“我便善归”——我算是好好地撤出来了；后半句是“看左某如何归耳”，这句话就有点狠了，就是说“我看你左光斗这帮东林党人将来的下场是什么样的”。
我们从中感受到了浓浓的负气的意味，如果非要批评阮大铖，只能说他应该君子一点，坦荡一点，宽容一点。
可他是个小人，是个奸臣，他的行为方式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暂不评论阮大铖是好是坏，至少可以看出一点，阮大铖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手段是了不得的，这一套组合拳打得出神入化。
首先，他有渠道得知东林党人在背后对他的种种评论，这本身就是一种混官场的能力。
其次，一条路不通，他能迅速接上另外一条路来达成目的，说明他执行力极强。
最后，他能够迅速判断出来，东林党人将来会被魏忠贤整死，这又是对未来的判断力。
更加了不起的是，他没有参与到东林党和魏忠贤的阉党“狗咬狗一嘴毛”的争斗中去。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这一派欺负他，他好不容易搭上了另一派的战车，这个时候他会撤吗？
当然不会，他会为虎作伥，跟魏忠贤的那些党羽一样。
但是阮大铖不是这样的，他没有跟魏忠贤沆瀣一气，说明他把这局棋又看深了好几步，他既看出东林党将来的下场会很惨，又看出魏忠贤其实也混不长久。
天启六年：
第二次辞职
这不是胡说，我是有证据的。
阮大铖回乡两年后，就是天启六年时，魏忠贤的阉党已经得势了，就招他到朝中为官。
阮大铖这时候可能不甘寂寞，就跑回北京当了太常寺少卿，是一个级别不高的官员。
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阮大铖又辞职回了老家。
说明什么？
虽然魏忠贤当时烈火烹油般热闹，阮大铖却看出阉党下场会很惨，自己得赶紧抽身。
而且在这个阶段，阮大铖做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动作。
因为他在北京混，总有一些官场的来往，到人家府上拜望时总要递个名片。
那个时候叫拜匣，就是把自己的名帖放在一个匣子里递进府去，请求人家接见。
但凡跟阉党官员来往，拜匣投进去之后，阮大铖总要做一件事——买通这家的仆人，把拜匣买回来。
后来崇祯皇帝在定阉党逆案的时候，满朝文武都知道阮大铖跟魏忠贤混过，却找不到片纸只字的证据，可见阮大铖的政治手腕有多高！
这个时候东林党和阮大铖之间还没有结下死仇，真正的死仇是在崇祯皇帝当朝时结下的。
崇祯皇帝上位前只是一个普通的王爷，仅仅因为哥哥死了，哥哥又没有儿子，才碰巧当了皇帝。
所以崇祯皇帝没有自己的班底，也没有相应的行政经验。
他一看满朝文武都是魏忠贤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是万分小心的，不敢流露出要对付魏忠贤的意思。
那个时候的朝局非常混乱，只有那些聪明人能看出下一步的演化。
而阮大铖就是这么个聪明人，他虽然远在安徽老家，但是对京城的局势却了若指掌。
他给京城的一个朋友写了两份奏折，说：
“我替你写两份奏折，保你取得富贵。
”这两份奏折其实是揣摩崇祯皇帝的两种心思写的。
第一种心思：
崇祯皇帝上台后，一边是魏忠贤，一边是被魏忠贤迫害的东林党，怎么办？
所以阮大铖的第一份奏折就是扶持东林党，打击魏忠贤。
第二种心思：
崇祯皇帝上台之后，自诩为雄才大略之主，他哥哥明熹宗搞的那一套，他都想推翻。
请注意，天启朝一共七年，魏忠贤虽然名气大，其实只作乱了三年，前四年都是东林党把持政权。
而且，东林党也跟太监串通一气，只不过那个太监不是魏忠贤，是王安而已。
所以阮大铖针对崇祯皇帝这种心思写了第二份奏折，叫“七年合算之书”。
就是说，前四年是王安串通东林党作乱，后三年是魏忠贤以及那些阉党作乱，所以天启朝没有一个好东西，都应该清算。
我们想想看，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上台后，是不是极有可能采取第一个策略呢？
可是，阮大铖遇到了一个猪一样的队友，就是他在京城的那个朋友。
此人思来想去递了第二份奏折，就是“七年合算之书”。
结果崇祯皇帝执行的偏偏是第一套策略，阮大铖就把东林党得罪了。
他的猪队友不仅智力差，而且人品差，为了自保就把阮大铖出卖了。
于是东林党痛下决心，要追杀阮大铖，但是苦于没有证据。
后来他们一想，还要什么证据？
我们说谁是坏蛋，谁就是坏蛋，于是就把阮大铖写进了阉党的名单中。
当然，在此过程中，阮大铖没怎么当过官，所以还没有什么机会作恶，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阮大铖最后得到的处分是革职回家，永不续用。
阮大铖这一年大约是41岁，而崇祯朝持续了17年，也就是说，在阮大铖60岁之前，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从此只能老死乡里，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要知道，这可是崇祯皇帝亲手定的逆案，这张名单中的人绝对永无出头之日。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两大政治集团恶斗，一个微小的生命，即使没犯过什么错，也只能被碾为齑粉，这在政治斗争中非常常见。
我得说一句公道话，如果历史仅止于此，崇祯初年的阮大铖跟东林党之间的是非曲直，到底谁对谁错呢？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是东林党先招惹了阮大铖，明明说好把官职给他的，却反悔了。
阮大铖的反应虽然是小人式的，但是我们不能用圣贤的道德境界来要求阮大铖这样的人，始作俑者还是东林党。
第二，东林党最后恨上阮大铖是以言入罪，因为他骂了东林党。
如果说阮大铖心眼儿小，那么东林党的心眼儿也不大。
第三，按照我们今天的法理来讲，东林党迫害阮大铖的程序不正义。
东林党把阮大铖列入阉党名单，有何证据？
片言只字都没有。
如果历史停在这一刻，我们还不能说阮大铖是一个奸臣。
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想替阮大铖翻案，只是想追问一个问题：
一个好好的青年才俊，后来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坏蛋呢？
崇祯二年：
青年才俊变形记
我们还是得回到崇祯二年。
这一年阮大铖因为牵涉进魏忠贤阉党逆案，被革除了一切官职，遣送回乡，永不续用，他身上的功名也被革除了。
在明清两代，一个人身上有没有功名，社会地位的差距可大了。
哪怕你只有一个入门级的功名，也就是秀才，你马上就能具备两项特权：
第一，很多皇粮国税不用交了；第二，有一定的社会尊严。
比如你犯了法，到了县老爷那儿，他是不能直接把你按翻打屁股的，必须先上报朝廷，革除你的功名，然后才能打你屁股。
所以，阮大铖太惨了，混到40多岁，回到老家后地位还不如一个穷秀才。
不过，阮家毕竟是世家大族，非常有钱，阮大铖又不缺艺术细胞。
崇祯朝这17年，阮大铖就在老家吟诗作赋，一边搞他的出版事业，一边搞他的园林艺术。
当然，他最钟情的还是戏曲艺术，写写剧本、谱谱曲、养养戏班子。
阮大铖这个人特别好热闹，他在老家还拼了一个文社，就是文人的社群，叫“中江社”——安徽正好在长江的中部，所以得名中江社。
周边很多会写文章、写诗的人常聚集于此，一时间搞得热热闹闹。
他还出版了一些诗集，制作得非常精良。
明朝末年，文人之间结成社群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下江一带也有一个规模巨大的文社，它是太仓张溥联合中州端社、云间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江南应社等社团成立的，所以叫“复社”。
复社和东林党其实是互通声气的关系，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差不多。
但是东林党是以在朝官员为主的集群，而复社更像一个学生组织，里面有很多举人、秀才，年龄结构也更年轻。
年轻人通常压不住火，复社的年轻人觉得，阮大铖这个阉党，后半辈子在老家应该老老实实的，他居然还吟诗作赋，热热闹闹地搞了个什么中江社，这怎么成？
复社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跟阮大铖是老乡，叫方以智。
方以智有一次回老家，对中江社那帮文人说：
“你们怎么能跟阮大铖搞到一起呢？
你们知道他原来做过什么事吗？
知道他在外面的名声如何吗？
”老家的人本来不太在意这件事，但是方以智都这么说了，大家就不陪阮大铖玩了，这等于是一直追杀到了阮大铖的老家。
后来，天下大乱，各种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阮大铖在老家安庆待不住了，就跑到了南京。
南京可是六朝金粉之地，是明朝的另外一个首都，当然繁华得多了。
阮大铖到了南京之后如鱼得水，又有才，又有钱，在家里养了一个可能是当时全国最好的戏班子，热闹非凡。
复社的人气得要死，你阮大铖本来在安庆还好一点儿，现在居然跑到了我们眼皮底下，还搞得这么热闹，我们怎么能够容忍你呢？
阉党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要么夹着尾巴做人，只有你阮大铖一个人敢高高举起尾巴在我们眼皮底下晃悠。
所以，1638年复社那帮年轻人搞出了一件事——“留都防乱街贴”。
这是一个很生僻的名词，“留都”就是指南京；“防乱”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乱臣贼子，我们一定要防着他；“街贴”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字报。
复社那帮年轻人都不是官员，没有很顺畅的渠道向朝廷反映情况，有意见怎么办呢？
满街贴大字报，这就叫“留都防乱街贴”。
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
骂阮大铖。
一时间，南京满坑满谷都贴满了“留都防乱街贴”。
这个大字报上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证据吗？
没有。
那个时代的文人互相攻击，往往都是捕风捉影，甚至根本就没影儿的事也敢写在上面。
大字报上说阮大铖写戏剧的时候经常讥刺朝廷，甚至辱骂皇上，这明显就是文字狱。
结果，南京城突然出现那么多大字报，阮大铖一度都不敢在南京城住，灰溜溜地跑到郊外的一座山上躲起来了。
1643年又发生一件事——这时距离明朝灭亡只有一年的时间了，南京夫子庙搞了一次祭孔大典，很多青年知识分子都聚集在那里。
阮大铖实在不识相，认为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也要去祭孔，结果被人认出来了。
这不是阮大铖吗？
这不是阉党吗？
他被革了功名，怎么还好意思来祭孔呢？
结果，阮大铖挨了一顿猛打。
据说阮大铖有一把非常漂亮的胡须，经此一战几乎被拔得精光。
此时阮大铖已是快60岁的人了，居然还在公共场合遭此羞辱。
其实，那十几年的日子他都是这么过的，关起门来，有酒有肉有戏班子；打开门去，主流知识分子都不待见他。
阮大铖有没有做过努力呢？
做了，只要花钱能解决的问题，他从不吝惜。
他平时在家里结交各种人，看戏、吃饭、喝酒、作诗，花出去的银子不计其数。
最大的手笔被记载在《桃花扇》中。
阮大铖听说复社的学生领袖侯方域想要娶“秦淮八艳”中的李香君，就替他出了三百两银子做“梳拢”，后来这钱被李香君退了回来，阮大铖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但说明阮大铖是想跟复社这帮人修复关系的。
他的努力到底有效无效呢？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管道——东林党的周延儒，又转回了东林党。
周延儒这个名字听着耳熟吧？
他就是我之前提过的《明史•奸臣传》里的倒数第三名。
他可是个如假包换的东林党人，崇祯皇帝刚上台的时候很喜欢他，提拔他当了首辅大学士。
后来他落职回了家——他老家在江苏，于是在南京遇到了阮大铖。
阮大铖就对他说：
“我愿意出一万两银子帮你官复原职，帮你打点各种活动，好不好？
”白的是银子，黑的是眼珠，掉进去就拔不出来，周延儒就把一万两银子收下了。
然后他跟阮大铖讲，你被定成了反革命集团，要在阉党逆案中为你翻案是非常困难的，将来我一定给你想办法，但是钱我先收了。
后来周延儒果然官复原职，又当上了首辅大学士。
周延儒和东林党人一商量，虽然收了阮大铖的钱，但是要为一个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动静太大，还是算了。
周延儒就对阮大铖说：
“我不能白收你的钱，给你翻案我做不到，但是我能做一件事。
你有没有关系好的朋友，资历不错的，你推荐给我，我可以安排他做地方的督抚大员，然后让这个人来举荐你。
国家正在打仗，让他把你作为边防人才举荐上来，这个时候我就有借口了，你觉得如何？
”
阮大铖也没有办法，只能答应。
他举荐了谁呢？
《明史•奸臣传》里倒数第二位的马士英。
马士英和阮大铖在科考的时候是同年的进士。
马士英是贵州人，当时因为犯了罪，还在流放，突然就被提拔当了凤阳督抚，喜出望外，立马就去安徽凤阳上任了。
后来，迎接朱由崧到南京即位当皇帝背后的操盘手就是阮大铖。
至此，阮大铖才算握有巨大权力，呲出獠牙，成为奸贼。
南明政权的幕后操盘手
南明弘光政权的首辅马士英是阮大铖推荐上去的，皇帝朱由崧是马士英带着一帮军人扶立上去的，而背后的总设计师很可能就是阮大铖。
东林党人还能像过去十几年那样欺负阮大铖吗？
所以阮大铖就回家收拾行李，随时准备入朝为官了。
马士英还是比较讲义气的，毕竟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他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阮大铖平反。
东林党当然不同意，但东林党在朝中的大佬高弘图并不明着反对，只讲了这么一番话：
“为了阮大铖着想，咱们是不是得让他光明正大地回来？
马士英提议让他回来可以，让满朝文武讨论讨论，如果大家都欢迎他回来，那他多光荣啊！
”
马士英说：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们东林党人怎么想的？
这事交给东林党人讨论不靠谱，阮大铖得进一步身败名裂。
”他转过身就对福王讲：
“这事您老人家定了得了，阮大铖有功劳。
”
福王不怎么识字，没什么文化，连章奏都看不懂，就信这个马士英，所以就说：
“你说咋整就咋整吧！
”于是皇帝直接下旨，让阮大铖官复原职。
马士英觉得这件事就此打住了——自己顶着这么大的压力为阮大铖恢复了名誉，让他入朝为官了，阮大铖也没说什么。
过了两天，皇帝突然下旨，说阮大铖大材小用，直接让他担任兵部侍郎。
南明朝廷这个时候也就剩兵部还有点儿能量了，史可法当时就是兵部尚书，后来阮大铖也当了兵部尚书，可以说是南明朝廷最大的官了。
马士英就傻掉了：
我不是首辅吗？
现在我说什么都不管用，他居然能直接通到福王那儿去了，还可以给我下旨意。
阮大铖是什么人？
在南明历史上，马士英号称“小人中的君子”，因为他后来至少没投降，壮烈牺牲了。
阮大铖则号称“小人中的小人”，他在南京待了那么多年，天天唱戏、写诗、请人吃饭，不知道结交了多少人——宫中的太监，在南京驻扎的侯爵、公爵，以及那些勋贵的子孙……这些管道都能通到深宫之中。
马士英就像《渔夫和魔鬼》里的渔夫一样，从瓶子里放出阮大铖这个魔鬼后，再也收不回去了。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吏部尚书的人选，马士英是首辅，这种人选当然需要他来提，他想来想去，要提拔一个叫张国维的人。
但是过了两天旨意下来了，一个叫张杰的人当选了。
张杰是谁？
阮大铖的人。
史书上写得好，马士英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坐在床上，当场就呆住了，从此就有点儿害怕阮大铖了。
虽然马士英在首辅的位置上坐着，又对旁边那个家伙有恩，但是那个家伙的权术是深不可测的。
掌握了巨大权力的阮大铖总该干点什么吧！
他的本职工作是兵部侍郎，后来又当了兵部尚书，按说应该筹集粮草，征募士兵，北伐中原。
但是阮大铖太忙，没空干这个，他主要忙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迫害东林党，打击报复复社那帮人。
这口积压了多年的恶气，现在终于有机会吐出去了。
当然，阮大铖很聪明，他没有按照这个朝廷固有的政治格局去玩，没有靠替魏忠贤翻案来打击东林党。
他知道那样做太困难，因为阉党逆案是崇祯先帝定下来的。
阮大铖聪明就聪明在，他发明了另外一个名目。
你们不是管魏忠贤叫阉党逆案吗？
好，我送你一个反义词——“顺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北京城刚刚被李自成攻破了，很多文官都向李自成投降，这叫归顺。
而且他们归顺的那个政权叫“大顺”，所以这个案子就叫“顺案”。
这个方法高明在哪儿呢？
这是民心所向。
我们在南京坚守，北方的那些文官却认贼作父，大家当然切齿痛恨。
阮大铖就是以这个名目打击东林党人的。
比如有一对周氏兄弟，哥哥在北京投降了，弟弟是复社的领袖。
虽然弟弟说自己跟哥哥的关系向来不好，但是阮大铖还是捏造了各种证据，找各种证人，然后把弟弟杀了。
所以，阮大铖迫害东林党人，刚开始用的政治机巧和手段是非常高超的。
阮大铖有一个庞大的迫害计划，因为时间不够用，最后没能实施得了。
这也是阮大铖被列入《奸臣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什么正事都不干，专搞迫害。
第二件事就是贪污。
现在从史料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阮大铖贪污的证据。
这就有点儿奇怪了，阮大铖不是很有钱吗？
60岁之前到处撒钱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好不容易当了官，却开始贪污，这不像一个富家子弟的做派。
我把这一段史料琢磨了半天，终于琢磨出了原因。
假如你是阮大铖，现在当了官，做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也是自己的人，满朝文武可以随便调遣，我怎么识别谁是自己人？
只有他愿意给我送钱，我才能识别出来。
一个正色立朝的大臣凭自己的本事上位，那是东林党人的行事作风。
只有这个人愿意给我送钱，我才能收为己用。
所以有时候银钱交易并不等同于权钱交换，它是一种识别技术。
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我举个例子。
拍马屁这种事，我们往往粗浅地理解为，不就是讨好领导吗？
然后领导以为你真有本事，就重用了你。
那你就错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
我曾经在传统机构里工作过，见过一个领导，几百个人正在开会，他一看大领导的杯子见底了，众目睽睽之下，居然能从后排一溜小跑绕到主席台，给大领导的杯子倒满茶水，然后再坐回去。
后来，他果然被提升了。
这难道不是拍马屁吗？
领导觉得他真的很不错吗？
不对，这是一种自我残害式的效忠。
他难道不知道众目睽睽之下做出这种行为，别人会看不起他吗？
他当然知道，他这是在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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