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手法的艺术全文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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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人理当期望，这个被他们称之为“形象的”艺术的历史应该就是形象变化的历史。
但事实上，形象几乎固定不变。
形象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从一个诗人到另一个诗人之间流动，毫无变化。
形象——“无所归属”，“来自天赐”。
你对一个时代知之愈深，就愈加确信，你原来认为系某个诗人独创的形象，实际上取自别人，而且几乎原封不动。
各种诗派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都是积累和发现运用与加工词语材料的新手法，而且运用形象的工作较之创造新形象要多得多。
形象是现成的，在诗歌里，对形象的回忆要大大超过用形象来思维。
形象思维至少不是一切门类的艺术，或者甚至也不是一切种类语言艺术的共同点。
形象的变化也不是诗的运动的实质所在。
我们知道常常有这种情况：
有些词组被当作某种有诗意的东西，是为艺术欣赏而创造的，但实际上它们并非为产生这种感受而创造的。
例如，安年斯基关于斯拉夫语言特别有诗意的见解就属于这种情况。
安德烈•别雷⑧对俄国十八世纪诗人置形容词于名词之后的手法的赞赏也是如此。
别雷对此大加赞赏，识为这是某种艺术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意而为的创作，认为这就是艺术。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这种语言的一般特征（斯拉夫教会语的影响）。
这样一来，事物可能有两种情况：
（1）作为一般事物而创造，但被感受为诗，
（2）作为诗而创造，但被感受为一般事物。
这说明，这一事物的艺术性，它之归属为诗，是我们感受方式产生的结果。
而我们（在狭义上）称为艺术性的事物则是用特殊的手法制作，制作的目的也在于力求使之一定被感受为艺术性的事物。
波捷勃尼亚的结论可以表述为：
诗＝形象性，这一结论产生了形象性＝象征性，即形象成为可变主语的不变谓语的能力的一整套理论。
这一结论由于在观念上的血缘相通而深受安德列•别雷及《永恒的伴侣》的作者梅列日科夫斯基⑨等象征派作家的青睐，并成为象征主义的理论基础。
这一结论部分地源出于波捷勃尼亚对诗的语言与一段语言之不加区分。
由于这一原因，他未注意到有两种形象：
即作为实际的思维手段、把事物进行归类的手段的诗的形象，与作为加强印象的手段的形象。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
我在街上走，看见走在我前面那个戴帽子的人掉了一个纸袋。
于是我叫他：
“喂，戴帽子的，你丢了个纸袋。
”这是个纯粹一般语言的转喻形象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队列中站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站立的姿势很不象样，排长见了对他说：
“喂，笨蛋⑩，你怎么站的﹖”这个形象则是诗的语言的转喻。
（在前一例中，“щляпа”一词是换喻，后一例中则是隐喻，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注意这两种转喻之区别）。
诗的形象——是产生最强印象的多种方法之一。
作为方法，它与诗的语言的其他手法相同，与正反的排比、比较、重复、对称、夸相同，与一切被称为修辞格的东西相同，与这一切增加事物实感的方法相同（词或者作品本身的声音都可以是一种事物）。
但诗的形象只是表面上与作为寓言的形象和作为思想的形象相似，譬如，一个小姑娘把一个圆球称为小西瓜就属这种情况。
11诗的形象是诗的语言手段之一。
一般语言的形象是抽象的手段：
用小西瓜来代替圆灯罩或用小西瓜代替头只是把事物的诸多品质之一抽象出来，它与头＝圆球，西瓜＝圆球的说法毫无二致。
这是思维，但与诗毫不相干。
节省创造力的规律也是公认的规律之一。
斯宾塞写道：
“我们发现，决定选词用字的一切规则的基本共同点是：
节省注意力……通过最容易的途径把思想引向想要达到的概念，往往是唯一目的，并且永远是主要目的。
”12“如果心灵拥有的力量不可穷尽，那么，从这永不干涸的源泉中要耗费多少的问题对它当然无关宏旨。
重要的看来只是必需耗费多少时间的问题。
但是，既然心灵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它力图最合理地完成统觉过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也就是说，要最少地耗费力量，或者说，要得到最大的效果。
”13彼特拉日茨基只援引节约精神力量这一普遍规律来摒弃横阻他思路的理论，即詹姆士关于感情冲动的生理基础的理论。
创作力节约原则在研究节奏时尤其有诱惑力，亚历山大•维洛夫斯基也承认它，并进一步发挥斯宾塞的思想：
“高超的文体恰恰就妙在以最少的字数传出最多的思想。
”14安德列•别雷在其著作的杰出篇章中举了许多诗律诘屈聱牙的实例，并以巴拉丁斯基的诗句为例，说明诗的形容语的晦涩费解，他也认为有必要在自己的书中论及节约的规律，该书试图依据过时书籍里未经验证的事实，依据对诗歌创作手法的渊博知识以及克拉耶维奇按照中学教学大纲编写的物理教科书来建立一套艺术理论，这真堪称是—大壮举。
省力是创作的规律和目的，就语言的局部情况，即就“日常”语言而言，这一思想是正确的。
但由于不了解日常语言规律与诗歌语言规律的区别，这一思想也被推而广之于后者。
最初实际表明这两种语言并不相吻合的是指出日本的诗歌语言中有些声音在日本日常实用语言中并不存在。
列•彼•雅库宾斯基有一篇文章讲到诗歌语言中没有流音异化规则，但却允许有相同声音的拗口组合，此文实际上是第一次指出（虽然只是针对这一点而言）诗歌语言规律与日常语言规律相悖，15这一看法是经得起科学的批评的。
因此，在论及诗歌语言中的耗费与节约规律时，不应与一般日常生活语言相比，而应根据其自身的规律来探讨。
如果我们来研究感受的一般规律，就会发现，动作一旦成为习惯，就会自动完成。
譬如，我们的一切熟巧都进入无意识的自动化领域。
谁要是记得自己第一次握笔或第一次说外语的感受，并以之与自己后来第一万次做这些事时的感受相比较，就会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们的日常言语中有不完全句或只说出一半的词语，这种规律性现象就归因于自动化过程。
代数学是这一过程的理想表现，在代数学里一切事物都为符号所代替。
在快速的实际言语里，词语并不说出来，只是在意识中隐约出现各字的前几个声音。
波果金举过一个例子。
一个男孩在想“瑞士的山很美”16这句话时，脑子里只有一排字母：
Ｉ,ｍ,ｄ,ｌ,Ｓ,ｓ,ｂ。
思维的这一特性不仅提示了代数学的途径，甚至也提示了象征的选择（字母，而且是词首的字母）。
在用这种代数的思维方法时，事物是以数量和空间来把握的，它不能被你看见，但能根据最初的特征被认知。
事物似乎是被包装着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从它所占据的位置知道它的存在，但我们只见其表面。
在这种感受的影响下，事物会枯萎，起先是作为感受，后来这也在它自身的制作中表现出来。
正是由于这种感受，日常语言中的词语不会被全部听见（见列•雅库宾斯基的文章），因而也就不会全部被说出（一切口误失言皆来源于此）。
在事物的代数化和自动化过程中感受力量得到最大的节约：
事物或只以某一特征，如，出现，或如同公式一样导出，甚至都不在意识中出现。
“我在房间里抹擦灰尘，抹了一圈之后走到沙发前，记不起我是否抹过沙发。
由于这些动作是无意识的，我不能、而且也觉得不可能把这回忆起来。
所以，如果我抹了灰，但又忘记了，也就是说作了无意识的行动，那么这就等于根本没有过这回事。
如果那个有心人看见了，则可以恢复。
如果没人看见，或是看见了也是无意识地；
如果许多人一辈子的生活都是在无意识中渡过，那么这种生活如同没有过一样。
”（列夫•托尔斯泰1897年3月1日日记。
尼科斯克村）。
生活就是这样化为乌有。
自动化吞没事物、衣服、家具、妻子和对战争的恐怖。
“如果许多人的全部复杂生活都不自觉地度过，这种生活如同没有过一样。
”
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
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
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
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
诗的（艺术的）作品的生命——是从可见走向可知，从诗走向普通文字，从具体走向一般，从在公爵府邸里半昏半醒地忍受屈辱的迂夫子和穷贵族堂吉诃德发展到屠格涅夫笔下那个虽则豁达然而空虚的堂吉诃德，从查理大帝到“皇帝”的名字。
随着作品和艺术的消亡，作品逐渐扩大，寓言比长诗更有象征性，而谚语较之寓言又有过之。
所以波捷勃尼亚的理论在研究寓言时最能自圆其说，他正是以自己的观点对寓言进行了透彻的研究。
但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实实在在”的艺术作品，正因为如此，波捷勃尼亚的书终未写完。
大家都知道，《文学理论札记》一书出版于作者逝世后十三年的一九○五年。
该书中也只有关寓言的一章是由波捷勃尼亚本人最后定稿的。
事物被感受若干次之后开始通过认知来被感受：
事物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这一点，但看不见它。
17所以，我们关于它无话可说。
在艺术中，把事物从感受的自动化里引脱出来是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的。
在本文中我想指出列•托尔斯泰所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这位作家——至少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是如此——似乎总是按自己的所见来呈现事物，他始终用这种眼光去看，不加变化。
列•托尔斯泰的奇异化手法在于他不说出事物的名称，而是把它当作第一次看见的事物来描写，描写一件事则好像它是第一次发生。
而且他在描写事物时，对它的各个部分不使用通用的名称，而是使用其它事物中相应部分的名称。
我举个例子。
在《可耻》一文中，托尔斯泰对鞭笞这一概念是这样奇异化的：
“……把那些犯了法的人脱光衣服，推倒在地，并用树条打他们的屁股，”几行以后他又写道：
“鞭打脱得光光的屁股。
”他还在这里加了一条注解：
“为什么一定用这种愚昧、野蛮的方法致人疼痛，而不用别的方法，譬如，用针刺肩膀或身体其他部分，把手或脚夹在钳子里，或是某种其他类似的方法。
”恕我举这个令人难受的例子，但这是托尔斯泰为触动良心所使用的典型方法。
他通过描写，通过建议改变其形式，但不改变其实质而把司空见惯的鞭刑奇异化了。
托尔斯泰经常运用奇异化手法：
有一次（《霍尔斯托密尔》）由一匹马出面来讲故事，于是事物被不是我们的，而是马的感受所奇异化了。
这就是马对私有制的感受。
“他们关于鞭答和基督教的谈论我都十分明白，但有些话的意思却一点也搞不懂，譬如：
自己的，他的小马驹。
从这些话里我看出人们认为在我和饲马总管之间有某种联系，但这到底是种什么关系，我那时怎么也搞不清。
只是在很久以后，在把我和其他马分开饲养之后，我才懂这是什么意思。
但在当时，我怎么也不懂，把我称为某人的所有物是什么意思。
‘我的’这几个词是针对我，一匹活生生的马说的。
在我看来，这几个词和‘我的土地’、‘我的空气’、‘我的水’这些词一样奇怪。
“但这几个词却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对这件事日思夜想，只是在和人们发生各种不同的关系很久以后，我才终于明白人们赋予这些奇怪字眼的涵义。
这些词的意思是这样的：
人们在生活中不是以做的事，而是以说的话为依据的。
他们所热衷的与其说是能做或不能做什么事，不如说是能就各种东西讲一些他们之间约定的一些话。
像‘我的这，我的那’就属于这种词，他们用这些词来说种种不同的事物、物件和东西，甚至用来说土地、人和马。
他们约定，关于某一件事物只有一个人能够说：
我的。
谁按照他们之间规定的这种游戏能够把最多数量的东西称为‘我的’谁就被他们认为是最幸福的人。
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但事情就是这样。
原来在很长时间里我努力以有某种直接的好处来解释这件事，结果这并不正确。
“譬如，许多把我叫作他们的马的人并没骑过我，骑过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人。
喂养我的也不是他们，而完全是另一些人。
为我做好事的也不是那些把我叫成他们的马的那些人，而是车夫、兽医。
总而言之，是那些不相干的人。
后来，在我的观察扩大之后，我认识到，除了被人们称为私有感或私有权的这种低级的动物本能之外，‘我的’这个概念毫无道理，不仅就对我们这些马而言是如此。
一个人说‘我的房子’，却从不在里面住，而只关心房子的建造和维修。
又譬如，商人说‘我的店铺’，‘我的呢料店’，可他却没有用他店里的好呢料缝制的衣服。
“有人把一块土地称作他自己的，可却从未见过这块地，也没在上面走过。
有人把另一些人称作自己的，可也从未见过这些人，他们与这些人的全部关系就是对他们作恶。
“有一些人把一些女人称作自己的女人或妻子，可是这些女人却和别的男人住在一起。
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不是去做他们认为是好的事，而是尽可能把更多的东西称作自己的。
我现在确信，这就是人们与我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因此，仅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在有生物的阶梯上我们比人站得更高，更不必说我们胜过人的其他优点了。
人的活动，至少就我与之有关的那些人而言，是受字眼支配的，而我们的活动则受事支配。
在小说结束时，马已被宰杀，但叙述的方式，它的手法末变：
“在人间行走过、吃过、喝过的尔普霍夫斯基的躯体在很久以后才埋进土里。
无论是他的皮、还是肉和骨头，都毫无用处。
“他在人间来回走动的行尸走肉般的躯体二十年来一直是一切人的大累赘，所以，把这副躯体埋进土里也只不过是又给人增添一次麻烦。
他早已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早已成为大家的负担。
尽管如此，那些埋葬行尸走肉的行尸走肉们认为有必要给这具立刻烂掉的肥胖的身躯穿上好制服、好靴子，把它放进四角挂着新缨串子的又新又好的棺材里，然后又把这具棺材放进另外一具铅制棺材里，运往莫斯科，在那里掘开那些早就埋在地里的人的骸骨，并把这具正在腐烂，长满蛆虫和穿着崭新制服与锃亮皮靴的肉体掩埋在这里，然后用土把一切埋上。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故事的结尾，虽然脱离了那个偶然的动机，采用的仍是这一手法。
托尔斯泰用这种手法描写了《战争与和平》中的所有战斗，它们首先被描写为奇异的事物。
我不援引这些描写，因为它们太长，那样的话我就得把小说第四卷的很大部分抄下来。
他用同样的手法描写沙龙和剧院。
“舞台中间是整齐的木板，两边立着涂颜色的表示树木的纸板，后面是在木板上拉着一块布。
舞台中心坐着穿红胸衣和白裙子的女郎，其中有一个穿白绸衣的长得特别胖，坐在矮板凳上的姿势很特别，板凳后面粘着一绿色硬纸板。
她们都在唱着什么。
唱完之后，穿白绸衣的女郎走到提台词的小室前，一个大腿粗壮、穿绸紧身裤的男子走到她旁边，开双手唱了起来。
穿紧身长裤的男子一个人唱完之后她再唱。
然后，两人都不作声，响起了音乐。
男子开始用几个手指头摸弄白衣女郎的手，显然是在等着和她一起再唱一曲。
两人一起唱完后，剧场里的人都拍巴掌和叫喊起来，台上那些装成恋人的男男女女也微笑着开双手鞠起躬来。
“第二幕的布景表示一些纪念碑，幕上有些小洞表示月亮。
灯框上的灯罩被掀起，奏起低音号和低音提琴，从左右两边出来许多穿黑斗篷的人。
人们开始挥动双臂，他们手里握着类似剑一样的东西。
后来又跑来些人，他们拉曳那个原来穿白衣的女郎，现在她穿天蓝色衣服了。
他们没把她马上拉走，而是和她一起唱了很久，然后才拉走。
后台有人在一个金属东西上敲了三下。
于是所有的人都跪下，唱起祷诗。
在这中间所有这些动作被观众欣喜若狂的喊叫打断过好几次。
第三幕也是这样描写的：
“……突然，狂风暴雨大作，乐队里起半音阶和低七音度和弦，所有的人都跑动起来，并把台上一个人拉到后台去了，然后落幕。
第四幕是这样：
“有个魔鬼，他一面唱，一面晃动着两臂，直到抽掉他脚下的板子，他才掉下去。
”18
托尔斯泰在《复活》里对城市和法庭的描写也是这样的。
他也在《克莱采奏鸣曲》里这样描写婚姻。
“为什么人们心灵相亲就应该一起睡觉。
”但他运用奇异化手法的目的并不仅限于使人们看见他对之持否定态度的事物。
“——彼埃尔从他的新朋友身边站起来，穿过篝火走到路对面去。
他听说被俘虏的士兵在那里，想和他们谈谈。
一个法国哨兵拦住他，叫他回去。
彼埃尔往回走，不过没回到篝火旁他的朋友们那里，而是走到一辆卸了套的马旁，车上一个人都没有。
他盘起腿，垂下头，坐在车轮旁冰冷的地上，而且很久都坐在那里想心事。
过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来打扰他。
忽然，他憨厚地哈哈大笑起来，笑的声音很大，周围的人都惊讶地回过头来看这个显然笑得十分奇怪的人。
“哈，哈，哈，彼埃尔笑着。
他还自言自语地说：
那个士兵不让我走。
他们抓住了我，把我关起来。
把我，我……我的不朽的灵魂。
哈，哈，哈，他笑着，眼里涌出了泪水。
……
“彼埃尔仰望天空，仰望那闪烁远逝的星星的深处。
‘这一切都是我的，这一切都在我身，这一切也就是我’，彼埃尔想道。
‘他们把这一切都捕捉住并且关进这个木板棚，’他笑了，走到他的朋友们身边躺下睡觉。
任何一个很熟悉托尔斯泰作品的人都能找出几百个上述类型的句子。
这种把事物从其环境中抽离出来看的方式，使托尔斯泰在晚期作品中剖析种种教规和仪式时，也对之采用奇异化的描写方法。
他不使用习惯的用语，而是用普通涵义的词，于是产生某种奇怪的荒诞不经的效果，被许多人真诚地看成是对神的亵渎，刺痛了许多人。
这其实是托尔斯泰感受和叙述周围事物的一贯的同一手法。
托尔斯泰式的感受动摇了托尔斯泰的信仰，触及了他久久不愿触及的事物。
奇异化手法并非托尔斯泰所专有。
我之所以用托尔斯泰的材料来描述这一手法，纯系出于实际的考虑：
这些材料大家都很熟悉。
在弄清这一手法的性质之后，我们现在来大致界定一下它的运用围。
我个人认为，几乎是哪里有形象，那里就有奇异化。
换言之，我们的观点与波捷勃尼亚的观点的区别可以表述如下：
形象不是可变谓语的不变主语。
形象的目的不是使其意义易于为我们理解，而是制造一种对事物的特殊感受，即产生“视觉”，而非”认知。
形象性的目的在艺术中可以观察得最清楚。
这里通常都把客体表现为某种第一次见到的事物。
譬如在果戈里的《圣诞节前夜》里：
“这时他更挨近她身边、清了清嗓子，用手指碰碰她裸露而丰满的胳膊，满脸狡谲而又得意地问道：
“‘好漂亮的索洛哈，您这是什么东西﹖’说完他又倒退了几步。
“‘怎么什么东西﹖这是胳膊、奥希普•尼基福格维奇！
’索洛哈回答道。
“‘喂，手胳膊，嘿，嘿，嘿！
’执事因为自己上了手，打心眼里得意。
他在房间里踱了几步。
“‘您这又是什么，最亲爱的索洛哈﹖’他还带着那种表情说，重又凑近她身旁，用一只手轻轻地搂了搂她的颈脖，然后又像原来那样后蹦了几步。
“‘您难道看不见吗﹖奥希普•尼基福洛维奇？
‘这是脖子，脖子上有一串项链。
“‘嗯！
脖子上是串项链！
嘿，喂，嘿！
’执事又在房间里踱起方步来，一面搓着两手。
“‘无与伦比的索洛哈，您这又是什么﹖’执事长长的手指现在都不知道要摸到什么地方去了……”。
又如在汉姆松的《饥饿》里：
“她衬衫下露出两个白白的妙物。
有时的事物被以影射的方式描绘出来，这种描绘的目的显然也不是“使之易于理解。
用锁和钥匙、织布工具、弓与箭，环与钉（如关于斯达维尔的民间壮士歌中）来表示性器官也属于这种情况。
丈夫认不出化装成壮士的妻子。
妻子让他猜道：
斯达维尔，你可记得，
我们小时候常到街上去。
我和你一起玩投钉子游戏
你的钉子是银的，
我的环却是金的﹖
我那时老是投环，
你那时可总是中环。
戈金的儿子斯达维尔说：
我和你用钉子什么花样都玩过！
华希丽莎•米库丽恰说：
我们曾一起玩过写字游戏。
我的墨水瓶是银的，
而你的笔是金的！
我总是去瓶里蘸蘸墨水，
你总是到瓶里来蘸蘸墨水？
在另一种文本的壮士歌中，谜底被猜破：
于是威严的使节华希丽柳什卡
把自己的衣服一直提到肚脐上。
于是戈金的儿子，年轻的斯达维尔
认出了那个镀金的环……
然而，奇异化不仅是谜语婉转化的手法，而是一切谜语的基础和唯一的意义。
每一则谜语或是用通常并不使用的词语来说明和描绘事物（如“两头两个环、中间一根钉”之类），或是用某种类似滑稽模仿的声音的奇异化：
“TOH
Да TOTOHOK”
（ПOЛ
N
ПOTOЛOK）
“CЛOH
ДA
KOHДРИK
”（Заслон конник）19
有些形象非谜语，但也是一种奇异化，如所有轻佻小曲中的“木球槌子”、“飞机”、“小娃娃”、“小兄弟”等等。
这些形象与踩青草和砍荚蒾等民间形象有相通之处。
在散文里普遍运用熊和其他动物（或魔鬼：
辨认不出的另一个理由）辩认不出人的情节和形象，这也是十分明显的奇异化手法（《无畏的老爷》、《公正的士兵》）。
德•康•泽列宁所编的童话集中第七十篇童话里的“认不出来”是很典型的。
“一个农夫赶着匹花斑马耕地。
熊走过来问道：
‘大叔，是谁把这匹马弄成了花斑的﹖’‘是我自己弄的。
’‘是怎么弄的﹖’‘我也把你弄成花斑的吧？
！
’熊同意了。
农夫用绳子捆住熊的脚，从双轮犁上卸下犁刀，把犁刀在火上烧热，然后就在熊背上大烫特烫起来：
灼热的犁刀烧掉熊的毛皮，露出肉来，熊就变成了花斑熊了。
农夫给熊松了绑，熊走开几步，在一棵树下躺下。
飞来一只喜鹊在马身上啄肉吃。
农夫捉住它并扯断它一条腿。
喜鹊飞到下面躺着熊的那棵树上停下。
喜鹊飞走后又飞来一只大苍蝇，它也停在马身上啄起来。
农夫捉住它，往它屁股里插进一根小棍子，把它放走。
苍蝇也飞到那棵树上停下来。
它们三个都呆在那里。
农夫的妻子把午饭给他送到地里来。
农夫和妻子在清新的空气里吃过饭，然后把她按倒在地上。
熊看见了对喜鹊和苍蝇说：
‘我的老天爷，农夫又要把谁弄成花斑的？
’喜鹊说：
‘不对，他要把人家的腿扯断；
’苍蝇则说：
‘也不对，他要往人家屁股里插根棍子。
’”
我想，谁都清楚，这篇童话用的手法和《霍尔斯托密尔》的手法里一样的。
在文学中常常见到对动作本身的奇异化。
如《十日谈》中的“刮酒桶”、“捉夜莺”、“弹羊毛的愉快游戏”，后面这个形象并未扩展为情节。
在描写性器官时也经常用奇异化。
有一系列故事情节是建立在其“不能辨识”的基础上。
如阿法纳希耶夫所编《历代童话精选》中的《胆小的贵妇人》，整个童话的故事都建立在不用本来的名称来称呼事物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不能辩识的巧用上。
昂丘科夫所编童话集中第二百五十二首《女人痣》、《历代童话精选》中《熊与兔子》都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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