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字学魏达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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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字学魏达纯
中国语言文字学（魏达纯）
第一讲绪论
第二讲华夏文明与汉语
第三讲先秦诸子关于语言文字的讨论
第四讲上古时期的训诂学
第五讲《说文》与汉字学
第六讲“六书”后两书及其评价
第七讲词源学与《释名》
第八讲《释名》词条分析
第九讲《释名》与声训法评析
第十讲反切
第十一讲《切韵》系列韵书
第十二讲中古声母研究与等韵学
第十三讲唐宋古音学及中古文字学
第十四讲中古时期的古文字研究
第十五讲修辞学与近代音韵学
第十六讲明清时代的古音学
第十七讲近古字书编纂
第十八讲近古文字训诂研究
第十九讲现代语言研究成果
第二十讲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简介
一、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对象和任务，以及研究语言学史的重要性
在人类社会中，语言是信息最常用、最重要的载体，因而对语言的研究也就
成了信息科学研究的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
因此，专门研究语言的科学——语
言学的发达程度实际上决定了信息科学的发达程度。
语言学事实上已经成了当今
世界最尖端的科学之一。
要推动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更好地接收、处理和传递
信息，必须加强语言学的研究。
一、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对象和任务，以及研究语言学史的重要性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即研究各个历史时期语
言学家、语言学著作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学。
我国对汉语语言研究的历史悠久，成果丰硕，这是祖国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
的方面。
在我国，二十世纪30年代胡朴安著有《中国文字学史》和《中国训诂
学史》。
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等。
这些著作受了传统“小学”的影响，把
我国语言学史，分成文字学史、音韵壆史、训诂学史三个方面来写，自有其方便
之处，对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也有贡献。
解放后，对语言学史的研究有越来越大的进展:
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国内第一部语言学通史性的著作——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
1963年第3期至64年第2期连载了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198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1985年，何九盈先生写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上海出版社出版了濮之珍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
1995又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何九盈先生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2000年5月，赵振铎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2年9月，巴蜀书社出版了邓文彬编著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王力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研究汉语的杰出专家，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方言、音韵、词汇、文字、语法、语言学史等等有关语言的问题上都有很多著名的论文、专著。
是国内外公认的一流的学者。
所以我们用他的《中国语言学史》为教材。
但是应该指出，这本书毕竟写于40年前，由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和认识水平所限，其中必然有欠理想的地方。
可能因为他是博学的语言学家，读书很多，会不知不觉地认为读者也都读过这些书，于是把文章写得非常简要，许多需要交待的地方都省略了。
因而我们现在读起来较吃力。
因此，我在讲稿中作了不少的补充。
所以，我希望学员们还应该参考后来出版的其他专家的同类著作，才能跟上时代，纠正王力书中的错误，弥补他书中的不足。
2002年9月出版的邓文彬编著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是大学文科教材编委会推荐的全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
可以说我们除了王力著作外最主要的参考书，希望同学们能在阅读教材之外多读这本书，两者相比较，更能提高我们的鉴别力。
以上我们介绍解放后出版了好几部语言学史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语言研究有多么高的水平。
正相反，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我们对语言学不是很重视。
由于语言研究的落后，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信息科学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比如汉字和汉语声音的计算机输入、识别和处理、机器翻译、人机对话等问题，尽管现在已经有所突破，但由于我们语言研究的落后，离信息社会人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实事上，语言学的落后已经成了制约信息科学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瓶颈。
因此，要推动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满足信息社会人们处理信息的要求，就必须快速发展语言学。
要尽快发展语言学，提高语言研究的水平，就必须认真总结人类语言研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这就是研究语言学，包括中国语言学和国外语言学的重要意义。
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非常悠久，有无数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借
鉴和吸取。
它是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利用。
二、正确对待语言学史中的继承问题
有继承，才会有发展。
许慎之所以能写出文字学巨著《说文》，是因为他吸取了李斯的《仓颉篇》、胡毋敬的《博学篇》、赵高的《爰历篇》，以及扬雄《训纂篇》、史游《急就篇》等字书。
另外还有《方言》、《尔雅》等著作为基础。
许慎正是在这些前人基础上，将汉字增收，并能进一步解释其形、音、义。
在此过程中又能“博采通人”;
扬雄写《方言》，也明确地说自己参考了严君平收录的一千多字和林閭翁孺收集的方言材料。
陆法言写《切韵》一书也是继承了六朝时代各家韵书，在集体讨论时，又多尊重颜之推、萧该的主张编辑而成的。
他在《切韵序》中说“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又说在讨论时“萧颜多所决定”。
继承又不能墨守陈规，不敢有所创新，否则，学术就无法前进。
例如:
《说文》是汉代著作，以小篆为解说对象，到六朝以后汉字已经由汉隶书演变为通行的楷书、行书了。
有人却主张仍应以小篆为标准，甚至对后世出土的甲
骨文不予承认。
《切韵》反映中古音系，到了元代，语言发展变化了，与唐宋语音相差很远了，有人却仍然墨守《切韵》而不敢突破。
周德清之可贵，就在于他看到了语音的实际发展变化，根据当时的实际语音，写出了不同于《切韵》的北音韵书《中原音韵》来。
继承贵在创造，这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是有值得推崇的好传统的。
如东晋郭璞《尔雅注》和《方言注》二书。
他在书中就不仅仅是给古书作注，而是有所发展。
例如:
《尔雅?
释鸟》鸤鳩，鹧鴣。
注曰:
今之布谷也。
江东呼为获谷。
《方言》钊、薄，勉也。
秦晋曰钊，或曰薄。
故其鄙语曰薄努，犹勉努也。
注曰:
如今人言努力也。
具有现代语言学的“切音字”以及标志汉语语法学建立的《马氏文通》，也无一不是在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发展的。
清末的语文改革，在传统语言学的基础又前进了一大步。
他们明确提出“统一语言”和“文话相通”的主张。
卢戆章提出:
“当以一腔为主脑„„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中国之大，犹如一家。
”王照还提出以“京话”为统一语言的标准，他说:
“语言必归画一，宜取京话。
因此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路，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万余兆人，皆解京话。
”
马建中虽然在《马氏文通?
自序》中说:
“此书仿葛朗玛而作”，但我们能否就认为这样一部中国语法学史上的空前著作，只接受了西方语法学的影响，而对我国传统语法研究没有继承呢,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马氏“字分虚实”的做法就是我国传统的词类分类法。
从《诗毛传》《说文解字》中就有“辞”“词”的说法。
早在马氏之前，就有《语助》《虚字说》《助字辨略》《经传释词》等专门研究虚词的著作问世。
它们为马氏提供了大量材料，而且对虚字的解析方面也肯定有所启发。
马建忠自己也说:
“此书为古往今来特创之书。
凡事属创见者，未可徒托空言，必确有凭证，而後能见信于人。
”
总之，对于传统语言学知识，既要继承，更要创新。
这就是我国学习中国语言学史，中外语言学史应取的正确态度。
因此，我们现代讲授这门课程时，虽然采用了王力先生的著作作为教材，但并不只守此一家，而是博采众长。
清代学者在研究古音时有一种大家公认的观点:
“後出转精”，就是越后出的成果，往往更好。
王力先生的书成书在40年前，难免有错漏不当之处。
后来又出了好几种同类著作，其中好的结论，当然应该吸收。
三、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现状
现在的语言研究现状并不令人乐观，主要表现在:
（一）从事研究的人少，而且队伍不稳定;
（二）语言研究的面相对较窄:
或者只顾中国，或者只顾外国，或者偏重其中一个方面;
（三）语言研究与语言运用未能很好结合起来。
一、概况——华夏民族和文化的起源
我国是人类发源地之一，而且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1956年至1957年，在我国云南省开远小龙潭发现了十枚古猿的牙齿化石，据考古研究距今有一千多万年。
大约从一百万年以前起，远古的人类就已经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的土地上。
在云南元谋，在陕西兰田，在北京周口店，在山西芮城，在贵州黔西观音洞，在河南三门峡和湖北大冶等地，已经多次发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遗骸和遗物。
这些发现逐步揭开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序幕。
1929年，在北京西南房山县周口扂山洞里发现生存在约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头骨、牙齿，下颚骨和躯干骨化石。
他们已经知道选取石块，打击成为有棱角的石片，当作武器或生产工具来使用。
这种猿人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一般叫做“北京猿人”）这是世界上已知的较为原始的人类。
1954年，在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三颗牙齿和大量石器，这种人被命名为丁村人。
它比北京人有相当大的进步。
后来还发现了广西柳江通天岩的柳江人，四
川资阳黄鳝溪的资阳人，广东韶关马坝人，湖北长阳的长阳人。
他们都是从原始人群过渡到氏族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后又有河套人、山顶洞人等，考古发掘证明我国的祖先当时已经进入了氏族社会时期。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中国境内，四五十万年以来，就有人居住，他们在各自的劳动实践中，与自然界作斗争，并开创着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化。
柳江人、山顶洞人的头骨，已具备了现代人头骨的基本特征。
从他们的脑子的发达程度来看，他们已经有了语言。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
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主要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
”
二、夏言——汉语——汉字
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氏族语言和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彼此间经过长时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有些逐渐融合了，有些发展起来了。
我们可以从先秦时代古书中所记录的一些传说和神话里，推测远古居民分布的一般情况，大致是以下这个样子:
居住在东方的人，被统称为夷族，太皡（hào）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
太皡姓风，神话里说他是人头蛇身，可能是以蛇为图腾的一族。
夏朝时，山东还有任、宿、须句、颛臾四个小国，说是太皡的后代。
相传伏牺画八卦，就是出自太皡或太皡族。
八卦是用一横（代表阳）或两个短横（代表阴），两种线条组成八个卦形，每一卦代表同一属性的若干事物。
用八卦记事，比起原来的“结绳记事”（在绳子上打疙瘩）自然又进了一大步。
再后来，传说中的黄帝族就创造发明了象形文字。
八卦就成了占卜用的符号，失去了原来的记事符号的意义了。
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统被称为狄族、戎族。
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夷。
炎帝族居住在中部地区。
炎帝姓姜，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后来得到黄帝的帮助，攻杀蚩尤。
黄帝族原来居住在西北方，据传说，黄帝曾居住在涿鹿，过着游牧生活，后来黄帝族与炎帝族发生过几次大的冲突，司马迁的《史记?
五帝本纪》里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在这以后，黄帝后裔即向南大发展，进局黄河流域，后来又到了江、汉流域。
在南迁中，又打了许多仗，“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
黄帝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
古书中关于黄帝的传说很多。
如他用玉作兵器，造舟车弓矢，染五色衣裳，黄帝妻螺祖养蚕，他的大臣仓颉造文字，大挠作干支，伶伦作乐器等等。
虞、夏两代都尊黄帝为始祖。
这些传说多出于战国、秦汉时学者的附会。
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即古代学者都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
黄帝族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兼并了很多氏族，政治上统一了中部地区，其语言必然占优势。
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可能正是由于社会发展，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需要文字的反映。
《荀子》说:
“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正好具体说明了这种情况。
在形成华夏族的道路上，传说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部落战争:
一次炎帝族共工氏和蚩尤氏的战争;第二次是黄帝族和蚩尤氏的战争;第三次是黄帝和炎帝三战于阪泉之野。
几次战争带来了部落本身的分化与改组，原本各不相同的氏族不仅交错居住，互相通婚，而且有时为了需要而结合成为联盟。
这一切，就打破了他们原来的氏族界限，跨出了形成民族的第一步。
自此以后，他们开始逐渐互相融合而成为华夏族。
《尚书》中有《尧典》等篇，叙述尧、舜、禹禪让的故事。
尧号陶唐氏，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居住在西方。
舜号有虞氏，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县），居住在东方。
禹原住阳城（今河南登封），后都翟（今河南禹县）。
他们都是部落酋长，后来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
华夏族占有了中原地区（主要是黄河中游两岸）孕育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伟大灿烂的华夏文化。
华夏族在春秋时期就被成为华族、汉以后成为汉族，华族的语言在春秋时被称为“华言”“雅言”（也就是“夏言”），汉朝建立以后，由于曾经出现过“文景之治”，汉武帝又使汉代的疆域非常辽阔，国力十分强盛，因而影响深远，于是汉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被称之为“汉语”。
所以，早在秦汉时代，中华民族就已经形成了。
到了秦汉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已经具备了世界上公认的作为“民族”的四个特征，即:
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状态。
《论语?
述而》中说: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言”就是当时的同行语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孔子可以周游列国，晋国的公子重耳可以糊口於四方，墨子可以劝说楚王攻宋，苏秦、张仪可以北到燕南到楚游说各国，这些实事表明当时地域接近的各国，在语言上已经有很大的一致性。
尤其是在书面语方面更是如此。
通行的文字在促使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比起语言，文字的产生要晚得多。
但文字产生以后，语言就不再受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他不仅能传可远方还能留存於後世。
文字对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保存历史文献典籍，对丰富人类文化宝库，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汉字是汉族人民用来记录汉语的，它是汉族人民的祖先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汉字产生的年代目前虽然不能明确断定，但从大汶口陶器文字，以及西安半坡村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文物来看，汉字的历史可能要远溯至六千年前。
根据考古研究，石器时代的半坡人已经能造简单的屋子，已知道养狗，已能用植物纤维编制成布，已能制作数种不同形式的陶器，陶器上有绘画，还有刻画的记号。
据考古研究，这些刻画的极号，已发现几百个，已属于文字的萌芽阶段。
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器文字，一共有六个，分别在大汶口、莒县陵阳河遗址、诸城县前寨三个地方。
这种发现虽然不多，但是，第一，它们与后来的商周铜器铭文、甲骨卜辞，以及陶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
是我国文字的远祖，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民族文字;第二，他们已经是经过统一整理的文字，整齐而合规范，有些像后来的秦朝所定的小篆、唐朝所定的楷书;第三，它们是在广大地区内已经通用的文字。
大汶口文化遗址是以山东省大汶口和曲阜、兖州一带为中心，遍布于古代黄河下游的南岸和淮河北岸之间，其区域约十几万平方公里。
曲阜是少昊之虚，即少昊国家的故都，因此，大汶口文化应该是少昊文化。
考古学家唐蘭先生对此有专文考证。
大汶口文化与陶器文字的发现，其意义远在八十年前发现安阳甲骨文之上，证实了我国历史不只四千多年而是六千多年了;不只从夏王朝开始而应该从黄帝时代开始。
大汶口陶器文字，要比殷墟文字早一千五六百年乃至两千年左右，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我国最早的意符文字，并已经是很进步的文字，不只是刚在创造的原始文字了。
商代的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的古文字，已具有一定的结构规律，已经相当发达。
甲骨文是殷商后期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发现。
因为发现地点是殷商故都废墟所在，所以又叫殷墟文字。
又因其文辞内容大部分是当时统治者的占卜，所以也叫卜辞。
目前已发掘的甲骨文单字总数约3500字左右，已经考释出来的只有1700多字。
甲骨文的文字结构不但由单体趋向合体，而且有了不少形声字。
汉字构造的几种基本方法，即“六书”的原则，在甲骨文中也初步具备了。
总之，甲骨文已经是相当发达的文字。
但在甲骨文中，多数字的笔画，结构部位还没有定型。
汉字，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人们称为甲骨文;铸刻在钟鼎铜器上的文字，人们称为金文或钟鼎文;后来汉字又书写在竹帛上。
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汉字的字体也逐渐演变，趋繁为简，又由大篆发展为小篆，由小篆发展为隶书，后来又发展为楷书，同时还出现了行书体和草书体。
有了语言，有了文字，有了书籍典册，就必然会出现一些语言、文字上的问题。
原始的历史文献，商代有甲骨文，周代有铜器铭文留存下来。
商王朝崇尚迷信，凡祭祀、征伐、田猎、出入、年成、风雨、疾病等，常用龟甲来占卜吉凶，并在其上铭刻占卜时日、占卜者名字、所占卜的事情和占卜结果等等。
所以甲骨
文多数是占卜文字，间有少数记事文字。
西周的社会发展了，语言、文字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西周的青铜器铭文，内容广泛，字数增多。
如周宣王时的毛公鼎铭文，就长达497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
这时的青铜器不仅铭记功德，还作为法律上的契约。
西周时代，统治者身边有史官，专门负责为统治者“记言”和“记事”。
“记言”的结果，保存下来的就是《尚书》，“记事”成果则为编年大事记，保存下来的有《春秋》和《竹书记年》等。
《尚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
其所记录的年代大体上相当于奴隶制时代。
“尚”是上代的意思。
“书”就是历史简册。
用现代话来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
如周公对商之遗民说: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也就是说，在前代典籍中清楚记载着:
殷的先人推翻了夏。
那么，现在周推翻殷，也是有例可援的，用不着怨恨周人。
可见典、册是古已有之的了。
古书大都记载在竹简上，竹简容易腐烂，经过几十或上百年就传不下去了。
如《春秋》本是鲁国历史，应当从伯禽封鲁开始。
可是现在看到的《春秋》却从一个进入春秋时代已经48年後才到位的鲁隐公开始记载，显然是鲁哀公之后整理这些资料时，鲁隐公以前的竹简已经断烂而毁灭了。
隐公以后的有的也已经残缺不全。
春秋战国之世，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思想开始繁荣的时期。
当时各家都想用自己的学说来说服国君和时人，说服的方法往往是拿古代的历史来做证据。
因而，各家都尽量搜集古代文献史料。
例如《左传》引《尚书》53次，列十八篇;《墨子》引《尚书》篇名22,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法家的《管子》《韩非子》，史书《国语》《国策》，杂家的《吕氏春秋》等，都纷纷征引《尚书》，共举篇名四十多篇。
其中在伏生所传授的残存的秦博士本28篇之外的，大约近30篇。
这30篇《尚书》战国时都还在，后来又失传了。
古书是各家传抄在竹简上，既容易有错简、脱简，又容易有错字、脱字、增字、误写字等自然出现的分歧，也就是自然出现的有关语言、文字的问题。
加之由于在竹简上书写的条件限制，于是用字尽量简约，所以后人读起来觉得难懂。
因此《春秋》就有左丘明、公羊高和谷梁赤三人分别为之作注。
《左传》多补充史实，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则开始有了关于词义和语法方面研究的萌芽。
《论语?
颜渊》中谈到季康子向孔子问政的事。
孔子的回答是:
“政者，正也。
子率而正，孰敢不正,”
《孟子?
滕文公上》中叙述夏、商、周三代田赋名称不同，夏叫贡，商叫助，周叫彻。
孟子解释说:
“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彻的常用义为通，助是凭借之意，即公家凭借人民力量来耕种公有土地。
在同篇中还谈到三代学校名称不同，夏叫校，殷商叫序，周叫庠。
孟子解释说:
“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
这些实际上都是有关字义的训诂解释，发展到后代就是“声训”。
所谓声训
就是采用同音字，或双声叠韵字来解释字义的一种方法。
孔子、孟子的解释虽然表达的是他们的政治思想，但也反映了古代有关语言、字义研究的萌芽。
再如《左传?
庄公三年》:
“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左传?
僖公四年》:
“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次於陉。
”这个“次”正是军队临时驻扎的意思。
《左传?
文公七年》也有两处谈到词语的意义。
一处是“兵作於内为乱，於外为寇。
”这就对“乱、寇”下了定义。
同年又说到荀林父劝先蔑不要出使秦国，他说他和先蔑同竂，所以知无不言。
先蔑不听他的，他就朗诵了《诗?
大雅?
板》中的诗句:
“我雖异事，及尔同竂。
”荀林父并解释说:
“同官为竂”。
这就是对“竂”的准确解释。
直到后代还用“同僚”来指同一政府部门工作的人。
《荀子?
修身》中说:
“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
”又说:
“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
”这实际是在对“知、愚、博、浅、闲、陋”这些词进行解释。
这些就说明了由于语言文字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社会发展了，语言也发展了。
由于社会交际实践的需要，有关语言、文字研究，就逐步兴起来了。
王力先生书中还举了东郭牙的例子来说明古书中也有关于语音的记载。
思考与练习
（一）最新科学研究证明，华夏文明起源于多少年前,
（二）汉字演变的几个主要历程是什么,
（三）《尚书》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
（四）理解<左传>中所涉及到的几个词语.
一、先秦诸子所涉及到的语言与词汇问题
中国对语言研究的资料最早的记录是先秦时期的语言研究。
先秦时期的语言研究，根据保存下来的资料来看，主要集中在先秦诸子关于语言本质与文字起源的一些哲学探讨、字书与识字课本的编撰和词义研究（即训诂）等方面。
据《史记》记载，《周易》一书起源于殷周之际。
其中谈到了文字起源问题:
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理，以类万物之情。
„„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文字不是突然产生的，创造文字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
二是创造文字的是“圣人”而没指明是某个人，实际上语言文字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所以人类语言、文字的起源，不能也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创造出来。
《易经》中泛称“后世圣人”是说法是正确的。
《易经》都不可能指出是哪位圣人造的字，比《易经》晚得多的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却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别异，初造书契”，把造字之功归於一人，这就不如荀子说得好:
“好书者众矣，仓颉独传者壹也。
”或许仓颉在整理文字方面有所贡献，但不能说他一个人创造了汉字。
先秦诸子关于名与实的讨论可以看作最早的关于概念（词义）与概念名称（词形）关系的讨论。
孔子的观点:
《论语?
子路》:
子路曰: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
“必也，正名乎,”又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
《论语?
颜渊》齐景公问政，子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也就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
即名称与实际要相符合，要循名责实。
《韩诗外传》:
孔子侍坐於季孙，季孙之宰通曰:
“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
“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
”季孙悟，告宰通曰:
“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
”孔子曰:
“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
”
孔子认为首先应该把事物与事物的名称的关系摆正。
客观事物与名称要相符合。
但他把名看得比实还重要的观点是不恰当的。
老子则说:
“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意思是说“可以说得出来的名，并不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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