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思想的异同及对当代的作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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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思想的异同及其对当代的借鉴作用

在儒家学说中，孟子向来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嫡传，孟子对孔子的思想有继承也有发展，在治道观上也是如此。

治道即治理之道，为政之道。

在治道观上，孔子主张施行德政；孟子主张施行仁政。

一、孔孟思想的异同

（一）、相同点

1、孔子德政和孟子仁政的目标都是重建社会伦理秩序。

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正名”;孟子讲不“遗其亲”、不“后其君”,讲“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为“天下之达道”。

在儒家理念中,五伦既是每个人,也是家、国、天下共同的存在方式,从个人到家、国、天下,离开这五种伦理关系都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

因此,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和维护从孔孟开始就是儒家治道一贯的根本问题。

2、在孔孟思想中，仁即德的内涵，因此二人都把仁德视为“为政”的根本要素，这是二者之所同。

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政”的“政”是指法制禁令,“刑”指刑罚,“政”、“刑”都是强制性的规范,只能制约民众外在的行为,不能养成内在的羞耻心、价值观,人们不违背规范,只是规避可能受到的惩罚,并不认为违背规范是可耻的，“道之以德”,是通过为政者道德人格的魅力与其德行的感召,兴起民众为仁向善的心志,在内在心志的驱动下,自觉自愿、自动自发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

“齐之以礼”是通过礼乐的教化、规范功能,使社会推崇的道德伦理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内心,养成价值观和行为习惯。

孟子说：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他认为“以力服人”只能是暂时的,并且还会在人们心中积聚不满情绪,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为反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

“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无论力之大小强弱,都会自觉自愿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导向,遵循社会伦理规范。

孔孟一致认为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和稳定不能靠外在强制,只有在人们内心道德意识的自觉驱动下养成的、自动自发的行为习惯才是最可靠的,在位者的德行则是全社会道德意识自觉和伦理行为习惯养成的价值之源。

（二）、不同点

1、在为政方法上，孔子强调一个字“正”，他说：

“政者，正也。

”“正”主要表现在“正名”和“正己”两个层面。

“正名”是对社会规范的明确和恪守,即明确社会秩序中不同角色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同时按“名”的标准和要求选择、规范处在相应名位中的人及其行为,尤其要求为政者本人的资格和行为要符合相应角色的规范。

孔子认为为政的第一步是正名,但要实现正名的目标,为政者先要正己。

为政者“正”,才能“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才有令行禁止之效,所“正”的伦理规范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和遵循。

遵循礼的规范既是为政者自身仁的自觉和充分展现的根本途径,也是激发全天下人仁德自觉的根本方法。

孟子最为看重的为政之德是“居仁由义”,仁德主要体现为“义”,他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居仁由义”在为政活动中的表现就是“实施仁政”,即创造条件实现民众的利益。

只有在保障民众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的前提下,才能要求他们遵循社会伦理规范。

民众因为没有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而做出一些非礼违法的事情,是为政者的过错造成的,根源在为政者而不在民众,因此惩罚民众就是“罔民”,对民众是不公正的。

孔子为政之德重在“礼”,强调的是社会秩序和为政的规范性;孟子为政之德重在“义”,凸显的是社会秩序和为政的公正性。

这一区别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

春秋之时,虽说是武力争霸的时期,但无论是诸侯国之间的争城略地,还是大夫、家臣之间的权力角逐,都需要纳入礼的规范之中,借助于礼,才能名正言顺。

这时的礼依然是公认的社会伦理秩序和为政行为正当性的根据。

孔子面临的治道问题是对礼的信念与社会失范的趋势之间的矛盾,当时的为政者多在以礼之名行犯分乱礼之实。

战国时期,无论是国际兼并战争还是国内争权夺利,都不再也不需要从礼那里寻求支持,规范性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正当性的根据,国富兵强的实力、武力征服的实效才是普遍的信仰。

孟子面临的治道问题主要是一统天下的大势与统一天下的方式之间的矛盾,为政的公正性,即方式的公正性,决定着统一天下目标的实现,因此以民利为标准成为社会秩序和为政行为正当性的根据。

孔子只从绩效上强调为政以德,既没有回答何以正己就能“正”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能使民有耻且格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施政方案。

他所强调的只是为政者在施政过程中应以德存心,很少论及如何将仁爱之心见诸行事、落实为民能实被其泽的政策措施,甚至有以修己、正己涵盖“安人”的倾向。

孟子提出了“发政施仁”的具体方案。

他的仁政方案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制民之产”，其宗旨是均田产,让民众有田产，为满足民生的基本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二，“取于民有制”，对农民、商人、市民、行旅一律轻其税赋，其的宗旨是轻税敛,使利归于民。

第三步: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

”使民众在闲暇时修礼义、明人伦,激发起民众的道德意识,养成遵循伦理规范的行为习惯。

孟子的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别,不是背离,而是完善和发展,仁政赋予了孔子德政蕴涵的民本倾向更具现实性的内容,使其凸现为儒家治道的根本精神。

孟子之意,不是要以仁政取代德政,而是在德政的前提下施行仁政,两者结合才能切实“保民而王”。

只有既把德政和仁政、正己与安人区别开来,又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儒家德治有较全面深入的认识,也才能更好地弘扬蕴涵其中的优秀文化传统。

二、孔孟思想对当代的借鉴作用

（一）、孔子“仁政”对当代的借鉴作用

孔子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有很多都是经过两千年的实践检验。

第一，孔子强调出仕思想对当代士人（知识分子）依然有很强的鞭策与鼓舞作用。

《论语》中的名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说做官如果有余力就去学习。

学习如果有余力就去做官“学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所以“士”和“大夫”总是连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同时，还要明白，“学优则仕”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使知识分子个体的人生价值、终极关怀被导入“济世救民”、“同胞物与”的方向，实现在尘世建立“天国”的社会理想，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对于真正的士人来说，出仕绝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家庭的发达，而是为了实现自孔子以来的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这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不正是一个鞭策吗?

做官是要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单独为了荣华富贵，升官发财。

领导干部应该时刻记住范仲淹的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才是儒家所提倡的出仕的真谛。

同样，对于当代的士人（知识分子）要记住“君子不器”思想。

这实际上涉及到士人的社会责任问题。

“嚣子不器”这句话，在传统社会里是说士大夫作为“社会的脊梁”，不是也不可能和不应该成为某种专业人员他们读书做官和做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其职责是存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存在就是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的中国。

知识分子依然应该记住“君子不器”这句话，要始终记住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要清楚自己不同于非知识分子之处，那就是为了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存在的职责。

第二，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对当代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孔子是中国德性论伦理学的代表，其以道德为中心治理国家的思想对影响中国两千余年，从理论到实践，甚至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孔子传下来的德性论思想。

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孔子及其儒家批判甚多，同样孔子的以德治国也被抛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提倡依法治国，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太深了，德性论对中国影响太深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以德治国，这是中国的特色。

中国老百姓不喜欢打官司，那样会撕破脸，以后见面会变成仇人的。

因此，中国需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需要调解。

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就是传统影响的显现，孔子当年提出的“为政以德”，也是针对官吏的。

就现代来说，领导干部作为国家以及我们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担负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

官员的一言一行在网络信息特别发达的今天，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道德的国家，他们的言行往往具有社会导向作用。

对社会的思想、言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老百姓都会呼唤“包青天”，赞扬那些秉公执法的官员，而唾弃那些贪污腐化。

生活作风严重有向题的官员。

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以自己良好的行为做出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然后才能以道德教化人民。

这才是孔予“为政以德”的真正内涵。

第三，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及富民利民教民思想对当代中国干部政绩观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孔子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传统上解释都是把“君子”解释为统治者、贵族阶级。

“小人”解释为普通老百姓，从而批判孔子蔑视体力劳动，瞧不起老百姓。

孔子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是肯定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理论去强求两千年前的古人。

孔子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恰恰是对统治阶级或者说政府官员的种更高的道德要求，统治者不能仅仅追逐于利，而应追求更高的“道”——天道、人道、治国平天下之道等。

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成其为统治者，才能成为普通老百姓的表率。

这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孔子对官员、对整个统治阶级提出的更高的道德规范对其进行约束，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政府官员不是更合适吗？

要谋“道”、谋“义”，而不是某“食”，谋“利”。

一旦党政干部失去了对“道”、“义”的追求。

而只知道追逐“食”、“利”，那么贪污腐败就会产生，社会风气就会败坏。

孔子很少讲“利”，“子罕言利”，但是孔子并不是不讲“利”，而足让“君子”少追逐“利”，那么对于小人（即普通老百姓）呢?

孔子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而且还明确提出对老百姓教化的三部曲：

庶、富、教。

（二）、孟子“仁政”对当代的借鉴作用

仁政思想并不仅包括单独的几点政治措施，它是一个政治思想体系。

在孟子时代，它没有被君主接纳。

在当今，对于正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中国而言，孟子的仁政思想仍是不可取的。

孟子的思想是围绕人治社会展开的，而中国转型正是要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

简单而言，人治社会就是政令围绕君主及官吏展开，而法治社会是政令围绕政治体制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展开。

人治社会存在权力没有限制、政策不可预期、人亡政息等弊病，所以中国要想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人治社会的治理模式。

孟子的思想要想付诸实践，就得依靠君主的支持。

在他的思想体系里，至关重要的就是一个明君贤君的存在。

因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密不可分，所以这个明君还必须严于律己，本身就是个道德楷模。

而在法治社会，掌握行政权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执政行为是要严格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他自己的主观意识对政策制定和执行并不起关键作用。

即使想要在政治运行的过程中表现自己的偏好，也必须通过正当的政治程序和法律程序。

此其一。

在孟子所设计的模式里，知礼讲义是人与人相处的重要规则。

君与臣相处有道，君与民相处有道，官与民相处有道，长辈与晚辈相处有道，这些相处之道构成了仁政推行的伦理基础。

而在法治社会里，政治的运行不受制于伦理情感、宗族关系，而是依靠政治体制，法律体系。

此其二。

有观点说，孟子的民本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有可供借鉴的地方。

这就要认清民本和民主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要求统治者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要使民有道。

而民主是一种程序，官员的产生、权力的运用都要依靠民主程序进行。

此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