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香考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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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香考源

“听香”考源

　　闽南漳、泉一带，民间流行着一种占卜活动，本地人称之为“听香”，其活动内容是听人说话，以卜休咎。

陈桂炳先生《泉州民间风俗》一书中说：

　　元宵之夜，一些小姑娘和青年妇女在盥洗手脸之后，即到自家厅堂上在神祗前焚香祝告，诉心中急待解决之事，祈求神明为之指点迷津。

然后手执一炷香，按卜杯准许的方向和步数，径直到目的地，躲在某户人家的门边或窗下，当听到屋里人家说的一句话后，即回家到厅堂神祗前卜杯，判断所听之语，是否即为答案。

如果不是，则又重新卜问听香的方位，待听到正确的答案后，即可根据所听到的那句话，去圆解所问之事的结果。

如自己悟性较差，则把　所听到的话，复述给村里阅历丰富的长辈耆老听，请他们代为圆解。

因此，每逢元宵节这天晚上，上了年纪的老婆婆们总会告诫青年人和孩子们，要多讲吉利话，让人家听到“好香”。

可是好恶作剧的小青年们却会故意说些令人费解的“五色话”，以捉弄听香者。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爱听香的女人，较多的是要预卜姻缘和爱情，或是祝福夫婿出门做工、讨海、过番，平安赚大钱。

过去泉州“听香”之俗十分普遍，且有“正月十五听香小仙梦”之俗谚。

如果元宵夜听得不过瘾，耐心等到中秋夜，还有机会再听。

（陈桂炳：

《泉州民间风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这里将泉州一带“听香”的习俗讲得很详细也很生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听香”不限于小姑娘和青年妇女，男女老少皆可；听香的地点也不一定要在自家的厅堂神祗之前，也可以选择在香火旺盛的某个庙观，过去泉州后城街祖师公祠就是人们常去听香的地方；听香的时间也不限定，平常日子也可以听香，只不过中秋节和元宵节是家人亲友团聚的日子，最容易听到“好香”，因此妇女们最乐意在这两个节日进行这项活动，日久成习，演变成为节俗。

这一民俗活动也随着移民传人台湾，《台湾通史?

民俗志》记载：

“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夜深时妇女听香，以卜休咎。

”

　　儿时曾听大人说过许多有关“听香”的趣闻。

记得母亲说过，当年二伯母怀六哥和七哥的时候去听过香，听得一句：

“两个孩子在顶肚脐。

”果然她得了双胞胎。

隔壁家何老先生告诉我，他祖母当年待字闺中，在中秋节那天去听香，听到有人叫卖“荷兰豆”，那叫卖声听起来像是说“何来到”（按：

“到”闽南话有“结伙”的意思），最终她和老何家结了姻缘。

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年近三十，尚无家室。

老母亲心急如焚，就去后城街祖师公祠“听香”。

可接连上过几炷香，仍听不出个结果。

眼看天色渐黑，街市上行人稀少，话音零落，料想这一天是听不到好香了。

情急之下，老太太敲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

恰好这家正候人未归，听到敲门声，门内答应了一句：

“莫急!

来了。

”真是大吉大利，这人不久就将新娘子娶进了家门。

这都是很早以前听说的故事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闽南的“听香”是一种很古老的习俗。

　　原来，闽南人所谓的“听香”，即是“听响”的讹音，原意是“听响卜”。

这种占卜活动至晚在唐代已经流行于民间。

唐人小说集《玉泉子》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苗耽进士登第，闲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穷。

或意谓将来通塞，可以“响卜”，耽即命子侄妇扫洒厅事，设几焚香，束带秉笏，端坐以俊一言。

所居穷僻，久之无闻。

日宴，有贷枯鱼者至焉。

耽复专其志而谛听之，其家童连呼之，?

[挈鱼以入，其实元无一钱，良久方出。

货鱼者迟其出，固怒之矣。

又见或微割其鱼，货者视之，因骂曰：

“乞索儿终饿死尔，何滞我之如是耶!

”（《太平广记》卷四九八，中

　　华书局，1961年版）

　　王定保《唐摭言》卷八“听响卜”条载：

　　毕?

P相公及第年，与一二同人听响卜。

夜艾人稀，久无所闻；俄遇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

“后来者必衔得。

”

　　韦甄及第年，事势固万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挠怀，俄听于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叩一门板甚急，良久轧然门开，呼曰：

“十三官尊体万福。

”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唐摭言》一书，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唐代贡举制度以及文人士子的风习，从中可以窥见，文人受当时民俗的影响，是很热衷于“听香”这类活动的。

　　唐代的妇女也有听响卜的爱好。

但妇女听响，有特定的程式。

占卜之前要在灶君前跪拜祷告，占卜时应口念咒语，怀里揣一面镜子，于深夜出门，悄悄听人说话，将镜中照见的影像和听到的话语互相配合，以断吉凶。

这种方式，谓之“镜听”。

元人伊世珍《琅擐记》载：

　　镜听咒曰：

“并光类俪，终逢协吉。

”先觅一古镜，锦爱盛之，独向灶神，勿令人见，双手捧镜，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定凶吉。

又闭目信足走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

昔有女子卜行人，闻人言曰：

“树边两人。

”照见簪珥，数之得五。

因悟曰：

“树边两人，非‘来’字乎?

五数，五月五日必来也。

”至期果至。

此法惟宜于妇女。

　　唐代妇女的这类活动，成为诗人创作的素材。

唐代诗人王建和李廓都作有《镜听词》。

王建《镜听词》云：

　　重重摩挲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

回身不遣别人知，人意丁宁镜神圣。

怀中收拾双锦带，恐畏街头见惊怪。

嗟嗟嚓嚓下堂阶，独自灶前来跪拜。

出门愿不闻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

明月地上人过尽，好语多同皆道来。

卷帷上床喜不定，与郎裁衣失翻正。

可中三日得相见，重绣锦囊磨镜面。

　　这是一幅流淌着浓郁生活气息的民俗风情画。

诗中的女子思念着远行他乡的丈夫，她想求助“镜听”卜问丈夫的近况。

诗人通过她行卜前后情态的变化，描绘出她微妙复杂的内心。

行卜前她仔细收拾镜囊，小心地将它藏在怀里，以免让人看见失去灵验；抱镜出门时又向灶神跪拜祷告，求神灵保佑，千万别让她听见什么不吉利的话语；此时她最大的希望是丈夫在外一切平安，回来不回来并不在意，她久久守候在街头，直到月悬中天，行人过尽。

这一天运气不坏，她听到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一个“来”字，似乎满街的人都在向她报告丈夫即将归来的喜讯。

她欢喜得手足失措，以至于裁衣时将布里布面都弄反了。

　　李廓的《镜听词》云：

　　匣中取镜辞灶王，罗衣掩尽明月光。

昔时长著照容色，今夜潜将听消息。

门前地黑人来稀，无人错道朝夕归。

更深弱体冷如铁，绣带菱花怀里热。

铜片铜片如有灵，愿照得行人千里形。

　　李廓笔下的这位女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她遇上了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门前地黑人来稀”，因而听不到“朝夕归”这样的好话，她只能忍受着深夜的寒冷，希望怀里的菱花镜能照见远行人归来的身影。

　　镜听这种占卜方式因其简单易行而为妇女普遍采用，经过漫长的岁月，至明清时期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节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明代诗人谢肇涮也有一首《镜听词》：

　　蕙草摧严霜，云愁日易瞑。

行人出门音息稀，欲归不归凭镜听……摩挲愿尔镜有灵，知我心中不言事。

凝情端步兰闺外，自向灶前重跪拜。

细语叮咛人不闻，时见香风吹锦带。

祝罢深深抱镜行，但愿不闻哭泣声。

前门后户都锁却，十二重楼空月明。

街鼓绝尽行人息，铜龙咽水群声寂。

唯闻铁马语郎当，砌畔寒蛩呜唧唧。

入门自笑还自疑，未信分明争得知。

别有侍儿来问讯，笑道郎归当啷时。

两人相向各欢喜，抱镜重装香匣里。

可可今日郎归来，为镜买取白玉台。

　　诗中描写的情景尤富有戏剧性。

更深人静，那位“听响”的女子听不到好言语，却从檐间铁马的郎当声中听出了郎当归来的好消息。

谢肇?

J是福州人，诗中所写，当是在福州一带的习俗。

　　到了近代，这种习俗慢慢地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淡出，很难在文献中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然而在闽南一带民众的“听香”活动中，还能见到古风的遗存。

　　一种民俗活动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延续了千年的岁月而仍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简单地将它判断为迷信未免失之于粗暴。

在今天科学昌明的时代，人们不大会相信某一句话语可以预卜祸福吉凶，但是在人们的听香活动中，我们却能够感受一种生命的情调。

当一个人怀着祈福的心情去聆听普通人不经意说出的每一句话时，此时此刻，整个世界似乎都传遍了福音。

正是带着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待，闽南人度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一直走到今天。

　　在我国雕版印书史上，明代徽州刻本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徽州刻书的历史自南宋始，至明初已有相当规模，刻工多集中在歙县、休宁两地，而尤以歙县虬村黄氏为著。

　　虬村又名仇村、仇川。

明弘治年间，村中仇姓兄弟开设刻字铺，后仇氏稍衰，乡中黄氏继之而起。

据清道光年间刊《重修虬川黄氏宗谱》统计，自明正统至清道光间，黄氏族人中有四百余人操剞劂之业。

他们子孙世业，父子相传，兄弟相接，其中不少人都是享誉当时、流芳后世的名工圣手。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版画史图录》一书前言中说：

“时人有刻，必求歙工。

而黄氏父子昆仲，尤为其中之俊。

”明万历间徽派版画的崛起，实际上就是以黄氏刻工的勃兴为其标志的。

周芜在《徽派版画史论集》中收插图360幅，其中标为黄氏刻工的作品就有50余种。

歙县虬村黄氏刻工以一姓之技倾倒大江南北，在中国刻书史和中国版画史上都留下了光辉业绩，盛享“雕龙手”之誉。

　　说到虬村黄氏刻书到底始自何时，现存最早有他们名字记录的是哪一部书，似乎有些分歧。

据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云，明代歙县虬村，“从黄文敬、黄文汉于弘治二年（1489年）始刻《雪峰胡先生文集》起，开始了黄姓一族刻书的生涯……待黄德时、黄德宠等兄弟辈出，乃形成精密细巧、俊逸秀丽的徽派风格”。

而曹之《明代新安黄氏刻书考略》更进一步，说：

“二十二世刻工有黄文显、黄文德、黄文敬、黄文赞、黄文汉、黄文善、黄文希、黄文达等。

其中黄文敬于天顺、成化间（1457～1487年）刻《草字千字文》，弘治二年刻《雪峰胡先生文集》，弘治十二年（1499年）刻《新安文献志》。

”把虬村黄氏刻书由弘治二年刻《雪峰胡先生文集》上推到了天顺、成化间刻《草字千字文》。

　　另外，又有一篇题为《明代徽州被誉为“雕龙手”的是什么人》报道中，有这样一句：

“明天顺四年（1460年）黄文敬、黄文善、黄文斌等刻《新安文粹》十五卷附录一卷为已知现存最早著录黄氏刻工姓名的图籍。

”言之凿凿，断代清晰。

　　但是，《新安文粹》是不是真刻于明天顺四年，似乎又有些问题。

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善本古籍资料库”藏有此书，共五册，年代著录为“明天顺二年原刊本”，又往前推了二年。

　　虬村黄氏刻书，最始之本，就是天顺二年的刻本《新安文粹》吗?

　　问题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一?

集部四十四?

总集类存目一载：

“《新安文粹》，明金德弦撰。

苏大重订正之。

其第十五卷则苏大自载其诗文也。

德（王玄）字仁本，大字景元，皆休宁人。

此书成于景泰、天顺间。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成于弘治初。

《文献志》载此书之目于事略。

此书补遗之内亦出敏政名。

则二书同时所作，略有先后耳。

中间所录之文，不及《文献志》之博，而颇有《文献志》所不载者。

二书固互相表里也。

”

　　明景泰自1450年至1456年共7年，后依次为天顺8年、成化23年、弘治18年。

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析，《新安文粹》应该是在弘治年间前后才刻印的，基本可以确定并非是天顺四年，否则又如何解释成书于弘治初的《新安文献志》的作者名字，出现于早他数十年的天顺刻本《新安文粹》中?

而把《新安文粹》定为是天顺四年刻本的主要因素，是此本之序跋落款年份均在天顺二至四年。

这就可以理解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为什么没有把《新安文粹》算作是虬村黄氏刻书之始。

　　翻阅齐鲁书社《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黄文敬、黄文善、黄文斌各自条目：

　　黄文敬，明歙县虬村人，刻字工人。

参加刻过《新安文粹》、《天原发微》。

成化六年刻过叶士龙编《晦庵先生语录类要》十八卷。

成化十八年参加刻过《程氏贻范集》。

弘治元年参加刻过《云峰胡先生文集》。

弘治十年参加刻过《新安文献志》。

　　黄文善，明天顺间歙县虬村人，刻字工人。

参加刻过《新安文粹》、《天原发微》。

　　黄文斌，明天顺间歙县虬村人，刻字工人。

参加刻过《新安文粹》。

　　他们的条目中，《晦庵先生语录类要》、《程氏贻范集》、《云峰胡先生文集》、《新安文献志》都有明确的刻书时间，只有《新安文粹》、《天原发微》两书无刻书年份，可见，《新安文粹》的具体刻印时间，其实并不很清楚。

　　同理，“其中黄文敬于天顺、成化间刻《草字千字文》”，恐怕也是靠不住。

因为也没有确切的纪年。

　　事情自然朝着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所考证的“明代歙县虬村黄氏，从黄文敬、黄文汉于弘治二年始刻《雪峰胡先生文集》起”的方向发展。

　　但数年前才从民间发现的一册《璜田胡氏族谱》，使虬村黄氏刻书之始，又有了新的线索。

　　《璜田胡氏族谱》三卷，明天顺八年（1464年）刻本，棉纸精印一册。

卷二之首有“十八常侍公廿六世孙孟彬、孟杰、孟质重修刊梓”字样，卷三之首有“十八常侍公廿六世孙孟彬、孟杰、孟质重刊梓”字样，后者仅少一“修”字。

璜田胡氏与虬村黄氏，同隶安徽歙县。

璜田胡氏是从婺源清华胡氏分支而来。

据《璜田胡氏族谱》载，始祖福公，“讳福佑，字缘善，任姑孰守，今太平府是也。

仕至宣歙间刺史，善得民心，殁后民以王礼葬之，立庙祀焉。

五世十八常侍公讳学，字真翁，年十八随父瞳游婺源灵观炷香，至古邑清华，见其地址，日此中佳山水，住此，子孙必有兴者，于是迁居。

十三世百十七公，讳汝从，字元吉，自清华而迁绩溪大石门。

十五世瑾公，讳世基，字永图，迁歙之定潭。

十八世十公，讳再还，字圣保，宋嘉?

v七年赘于璜田江氏妇，为始居璜田之祖”。

　　《清华胡氏族谱》，传世最早者，为明天顺二年刻本，六卷一册，国家图书馆及思绥草堂各庋藏一部。

是谱开本厚阔，皮纸精印，版式与天顺八年刻本《璜田胡氏族谱》几乎一致。

但因无刻工名，无法正确推认为谁所刻。

而《璜田胡氏族谱》卷三有《重修谱后序》，末有“大明天顺八年岁在甲申清和月毕文灏重书”的落款，紧挨着便是“新安歙西仇川黄文海、文敬、文齐刊”字样，如同古籍中的牌记。

这一行字，确定了《璜田胡氏族谱》为天顺八年新安歙西仇川黄文海、黄文敬、黄文齐共同所刻。

　　更让人兴奋的是，在以前，凡涉及虬村黄氏二十二世的刻书工人，这三人中只有提及黄文敬，而黄文海、黄文齐两人，是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连《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都没有载录过。

这一记载，对于研究古徽州的刻书，不能不认为是一次重大的发现。

　　《璜田胡氏族谱》当时共印十二部，传至今日，无诸家谱目载录，应已为世间仅有的孤本。

也就是这仅有的一部，有证据证明，徽州虬村黄氏刻书之始，是明天顺八年的那部《璜田胡氏族谱》。

至少到目前为止，应该可以如此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