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黄肌瘦的孩子杜拉斯文本资料王咏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形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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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黄肌瘦的孩子杜拉斯文本资料王咏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形象
面黄肌瘦的孩子
杜拉斯
文本资料
（一）王咏：
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形象”新论
摘要：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许多作品以越南殖民地为背景，东方为杜拉斯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风格。
作为白人女性，杜拉斯在国家、种族的维度上获得了强势。
站在西方文化本位的立场上，杜拉斯赋予了东方独特的品质和格调。
在她的文本中，东方是一片有着神奇“本质”的土地。
东方“异”文化和某种种族气质存在着必然联系。
杜拉斯还通过西方人的眼睛，塑造了一群同质而次等的东方人形象。
关键词：
东方；东方男人；东方女人
东方殖民地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终生难忘的地方，《杜拉斯传》写道，“印度支那殖民地，这已经成了她生命的底片”[1]（P1）。
然而，杜拉斯看待这一“底片”的眼光却是复杂而暧昧的，这根源于作者双重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
“她的家庭既不属于法国资产阶级，也不属于那些确实难以想象真能与之混杂在一处的越南人。
”[2]（P64）她是穷人，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在生死线上顽强挣扎的越南底层人民，并对他们的苦难极为同情；但她又是白人殖民者，可以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注视那些挣扎在第三世界里的人们，并有意无意地赋予被殖民者特定的本质。
杜拉斯既处于西方权力分配的弱势地位，又在东方场域占有白种女性的优越位置。
“这种双重性，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殖民的背景下，欧洲女人身陷种族、性别、阶级的模式中。
作为女人，……她们在社会、政治地位上从属于男性，男性是她们理所当然依赖的人。
作为白人妇女，……她们是殖民地世界的一部分，她们从这个世界获得了相当的特权。
”[3]
在和东方交往的漫长历史中，欧洲人“有一种认识几乎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世界上泾渭分明地存在着一个‘我们’和‘他们’，每一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容置疑地摆在那里。
”[4]（P178）杜拉斯的文本也不可避免存在着一个西方注视下的东方。
在她的作品中，东方、东方人和西方、西方人有本质的区别，形成一个二元对立结构。
她的许多作品均以东方为背景，构建了一个西方游子经验中的东方镜像。
一、东方场域
确切说，杜拉斯笔下的东方是一个西方游子眼中的异域。
“当欧洲将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时，它对自身的文化力量的感受同时也得到了加强。
不仅在欧洲五花八门的印度公司这些庞大的机构中，就是在旅行家的故事中，殖民地也得到了创造，民族中心的视角得到了保护。
”[5]（P152）游历是杜拉斯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情人》和《副领事》里的法国殖民者，《广岛之恋》中的女演员，都是在异国为客的角色。
茨威格曾言旅游使他再次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人，游历东方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异”文化的对照，使白人获得身份的自我再认同。
“东方……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Other）形象之一。
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5]（P2）东方是西方人幻想中本我的投影，东方形象表达了西方人回归原始，恢复生命力的企图。
作为西方文明参照物的东方被解读为“异”的象征体系。
西方意味着文明的生活方式，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
简言之，它是一个被现代理性牢笼禁锢了的场域。
东方却犹如魔域桃源：
未开发的河流、森林和旷野，炎热的土地上横陈着赤裸裸的声色诱惑。
这块野性盎然，浸润着肉欲的大地，现代文明的：
“布尚未完全覆盖它，它的泥土里还蕴藏着生命的种子。
《情人》里那个赤着脚在殖民地长大的白种女孩说：
“我身上本来就具有欲望的地位。
我在十五岁时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尽管我还不懂什么是逸乐。
”[6]（P13）她和那些在法国培育出来的苍白的白种女人形成强烈的对比。
“多数白种女人，都保持着足不出户的那种白种女人白皙的皮肤。
她们住在百叶窗紧闭的房子里，以躲避那射杀人的太阳，在印度，她们什么都不做，好好地保养，被人凝目。
”[7]（P17）她们的差异不能不归因于负载生命能量的东方场域。
东方对欧洲人的自我观念非常重要，西方人将视线移向东方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异”来克服他们自身的异化。
他们只有在异国殖民地的土地上，才能更好意识到他们的创造性；只有到东方去，才能汲取生命的原始能量。
正是“异”的映照才使西方人日渐分离的灵与肉再度结合。
东方不仅是孕育和催熟情欲的地方，也是生命力得以苏醒再生的地方，它具有起死回生的魔力。
东方（如她作品中的越南，日本）对杜拉斯笔下的白人的“完整的自我”具有重大的意义。
《广岛之恋》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一个法国女演员在日本拍摄外景时，和一个日本男人有了一段露水情缘。
剧本的开端升腾起了令人恐惧的蘑菇云，再现了“二战”时核灾难后垂死的城市：
“飘动着的人皮，仿佛还活着，正在生生地遭受苦难。
还有石头。
烧焦的石头。
爆裂的石头。
还有不知是谁脱落的头发，广岛的女人醒来，发现满头秀发全都脱落了。
”[8]（P16）由于同一场战争，法国女人丽娃不仅失去了情人，更被同胞视为敌人：
仅仅因为她的爱人一个德国士兵。
她被剃光了头，关进地窖，在黑暗中痛不欲生。
日本广岛是纳维尔的丽娃的一个隐喻。
然而，东方的寓意是烈焰中的凤凰，广岛能从灰烬中重生，更能让远道而来的丽娃从麻木的疼痛中苏醒过来。
在这片具有神奇力量的土地上，女人汲取了火中重生的东方精神。
在剧本结尾，法国女人面对沉睡的广岛欣然大叫：
“我要忘记你!
我已经忘记了你!
看，我真的忘记了你了！
”[8]（P107）她成功地摆脱了一直潜伏在心底吞噬其幸福和生命的痛苦回忆。
她对日本男人说：
“广岛，这就是你的名字。
”她的眷恋对象与其说是那个有血有肉的异国男人，勿宁说是异国本身——一个帮助她挣脱梦魇的外来力量。
在杜拉斯的另一部代表作《副领事》里，像死人一样毫无活力的男主人公在印度这块殖民地上等到了爱情的感觉。
这是一个象征：
文明的法兰西养育出一个丧失了爱的能力的男人，野性而原始的东方殖民地唤醒了他的情欲。
东方是一种旅行，一种形而上的探索，是一条籍之获得生命动力的路径。
无论被赋予积极或消极的特质，东方都不会处于中心地位，在杜拉斯的文本中，东方充其量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对照或补充，永远被搁置在世界文化的后台。
二、东方人
东方场域具有辅助性、修复性、治疗性的他者特质，那么必定会出现与此镜像相对应的东方人群。
在杜拉斯的文本中，东方人有“必然”的特质：
麻木，怠惰、驯服而没有主动性。
他们大多头脑迟钝，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情欲及生殖力（如《副领事》中以乞讨度日的疯女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岸》中的愚忠的男仆）。
东方人被假定成这样一个团体：
精神阳痿、唯能在生理属性上得以夸张强调。
这样，被殖民者的主体立场就在文本中被涂抹掉了。
（一）东方男人
杜拉斯文本中存在着“中介型”的异国（东方）男人形象。
“男人在这种探险中完全是些异乡人……欲望是男人的本性，然而它总是被女人们那碰伤和险恶的被动状态所包围。
男人们感情丰富，同时又深奥莫测，被一种害怕侵蚀着，而他们的激情又永远不能驾驭这种害怕。
”[9]（P106）和白种男人比，东方男人更被动，更软弱，更体贴，也更依恋白种女人。
他们被塑造为有着自卑情结的人，他们都坠入爱的深渊但却没有反叛的灵魂。
而且那些被西方女人看上的东方男人都依照西方标准加以再塑造。
然而，被殖民者只能是仿照品，永远不会得到西方的认同。
最典型的人物当数《广岛之恋》中的日本男人和《情人》中的华人。
这两部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都没有具体的姓名，在《广岛之恋》中，作者这样写道：
他们只是相互呼唤名字。
什么名字?
纳维尔，广岛。
事实上，在彼此的心里，他们均非有名有姓的某个人。
他们只拥有地名，地名却不能算是名字。
纳维尔，法国小城，广岛，日本名城。
作品以地名称呼男女主人公，突出了他们的社会身份：
西方女人，东方男人。
他们的交往因此丧失了私人意义。
然而，在纳维尔的法国姑娘是有名字的：
丽娃。
她的情人也有名字。
丽娃在地窑里呼吸着情人的名字，“我叫你的德国名字。
只叫你的名字。
我唯一记得的，就是你的名字。
”[8]（P77）这对欧洲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情人，他们有自己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是让别人记住自己个体特殊性的符号。
丽娃来到广岛就成了无名无姓的“法国女人”，法国女人刻意复制了另一场异国恋情，她真假难辨地再度“爱上”了二战中盟军的敌人——日本男人在二战时也是个军人。
这是她自己制造的又一部“爱情悲剧”，和东方男人的情事刺激了她的旧痛，但却促使伤疤彻底愈合，她对日本男人倾吐了积在心头多年的故事，而后，她向死去的情人忏悔道：
“你并没有完全死亡。
我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了他。
昨天晚上我同那个陌生人做了对你不忠实的事。
”[8]（P96）法国女人并不爱这个东方男人，他只是德国情人的替身和幻影。
当女人凝视他时，“这个日本人的位置上蓦地出现了一个青年的身体。
同样的姿势，但已处于垂死的状态……他的一双手也同样很美，和日本人的手惊人地相似。
[8]（P34）
日本人和德国情人的惊人一致，再次展示了东方男人的“治疗作用”，通过这个东方灵媒，法国女人得以和她死去的情人对话。
与其说东方男人和西方女人相互占有，不如说是东方男人将自己奉献给西方女人。
剧本开始有一个特写：
“两个紧紧搂在一起的肩膀肤色截然不同：
一个深色，另一个白皙……一个女性的手（特大的大特写）搁在黄皮肤的肩膀上，说“搁”似乎用词不当。
说“攫住”更合适……女人的手重新紧紧地攫住男人的皮肤，然后又松开，轻轻抚摩着。
雪白的手指在黄皮肤的肩膀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指甲痕。
”[8]（P14-15）这场黄白皮肤的对照颇有意义，白种女人何止在日本人的身体上刻下痕迹，更在他心上留下痛苦。
他在这场不公平的感情游戏中只是个“药引”，无法决定什么，他失魂落魄地挽留她，却被她粗暴地挣脱开来，西方女人已成功地遗忘了过去，东方情人也就丧失了作用。
剧本在选择演员时这样要求：
四十来岁的男子，高个子，脸型很像“西方人”，杜拉斯进一步说明：
男演员从外型上看，几乎就是法国人。
杜拉斯对这个要求解释说：
“选择一个典型的日本人做演员，就又可能使观众意味：
‘法国女人爱上他，正是因为这位主角是日本人。
’这样，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会落入异国情调的窠臼，进而陷入异国情调必然带来的不自觉的种族主义。
不能让观众说‘日本人多富有魅力啊’，应当叫他们说：
‘这个男人多富有魅力啊。
’”[8]（P117）
这个要求和解释悄然暴露了杜拉斯的西方优越中心论。
一个长相西方化的东方人才称得上是“有魅力的男人”，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断定：
正因为这个日本人有一张西方人的脸，才具有了性的吸引力，法国女人因此和他有了一段露水情缘?
至少可以认为，正因为日本人的西方化脸孔，法国女人才对这个东方人有了认同感。
另一个东方情人是《情人》中的华人。
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美男子具有双重性：
他是受过白人教育的黄种人。
但华人终究只是个黄种人。
这种模仿本身就暗示了东西方的优劣对比。
这个由华美服饰和异国情调拼凑起来的人物是女孩人生经历中彰显个性的“试金石”。
文本从女性角度来安排叙事布局，“叙事视角，叙事的语态……属于那个女人的……所以情人（华人）根本不是主角，他是中介，‘过渡’。
他是反映‘我’转换变化的一面镜子，而且以一种最为复杂的方式：
自己看‘我’转化为情人眼中的‘他者’。
情人在此成了所谓的‘生息’，为搭档产生出新价值和新意义的生产者。
”[6]（P211-212）最后回到法国本土的“她”已不是昔日那个轮渡上茫然的小女孩了。
异国情缘滋养了她，使她脱胎换骨。
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准作家”，她投身到属于她的法国。
毕竟，越南和华人只是她成功的催化剂。
在杜拉斯的世界里，十全十美的男人只可能是个白人，确切地说，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岸》里的约瑟夫。
这两个文本均讲述了一场没有结局的异国之恋。
故事都倾向于这样一个模式：
东方男人对白种女人很眷恋，白种女人最后都从容离开了。
这些注定不合法的爱情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白人的自恋情绪要由他者的情感认同反映出来。
（二）东方女人
杜拉斯笔下没有立体的东方女人。
东方女人是白人妇女身后灰色的影子。
东方殖民地上的白人妇女即使百无聊赖地活着，也有自己的抉择权和主动性。
她们代表了优秀的女性。
如《副领事》中的安娜和她的女儿们，举止文雅，富有魅力，安娜是“加尔达各最优秀的女人”，可以随意挑选男人，纵情享受肉体的快乐。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恒河边游荡的秃顶疯姑，未婚先孕，却浑不知情为何物，她生不如死地活着，委身不知名的男人们仅仅是想讨口饭吃。
上帝好象没有赋予东方女人丰富的感情。
更为讽刺的是，她把自己奄奄一息的孩子死乞白赖地送给了安娜和她的女儿。
在此白人妇女又尽了白人的“天职”——拯救次等种族。
白人的“天职”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岸》里的一个重要人物——“母亲”身上得到极大的表现。
这个白人妇女身处殖民者群体的底层，被殖民当局愚弄，用毕生的血汗钱换了一片年年遭海水淹的田地。
但这个白人妇女要远比当地麻木的农民勇敢。
在书中，她不自觉地担当起殖民政府“教化”被殖民者的任务：
组织当地农民筑坝，抵挡太平洋的潮水。
这正是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
与自然抗争，企图将自然驯化，为人类服务。
母亲成了西弗绪斯式的英雄，并得到当地农民的尊敬。
这间接显示了西方文化的神力和魅力。
最能表现出白人优越气质的人物自然是《情人》里的白人女孩。
这是个整合了的“新人”——在殖民地上出生、成长的女孩比任何宗主国来的妇女都要更有活力，更有叛逆精神。
她汲取了东方大地的精华：
燃烧的欲望，涌动的活力。
同时，她也具备白人特有的智慧和主动性。
试看，哪个东方女人能像她一样对未来有坚定的信心（当个作家）?
哪个东方女人像她一样毫不羞涩地追求性的快乐?
在杜拉斯的笔下，这个白人小女孩独自站在风雨飘摇的渡口，被东方男人仰视着。
“在殖民地，人们总是盯着白种女人看，甚至十二岁的白人小女孩也看。
”家境富裕的华人竟然在一个未成年的白人女孩面前手足无措，“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胆怯的……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
”[6]（P25）
在杜拉斯文本中，白人妇女对自己具体的处境总是很不满足，在自我欣赏和肯定的虚空之中，她们的情感远离了现实生活的基础。
惟有通过第三世界的女人，（东方女人的痛苦大都基于唯物的现实生活，她们匮乏所谓的精神痛苦）她们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优势。
杜拉斯通过文学的再现话语建构了“他者”的女性形象——东方女人。
“第三世界的女性被建构为一个‘无权’的同质团体，经常被认为某一特殊文化和社会经济体系的潜在牺牲品。
”[10]（P420）杜拉斯的女主人公们是落入混沌亚洲的鲁滨逊，她们始终有自己的文化符码，她们的身份在异质东方的映衬下得到了强调。
西方女性正是在这种对照中，将自身建构为规范的所指。
“这个一般的第三世界女性基于她的女性性别，和‘第三世界’（读作愚昧、贫困、无知，受传统束缚、笃信宗教、忙于家务的、以家庭为指向的，受迫害的等第）而过着一种基本上是残缺的生活。
……这恰好与受过教育的、现代的、能主宰自己身体和性的、有决策自由的西方女性再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的第三世界女性的再现与西方女性主义的自我再现之间的差别……是以居主导地位的某一特殊团体作为标准或参照为基础的。
”[10]（P442）东方女性作为西方女性参照的“TheOther”是残缺而抽象的。
她们有的只是扁平的外型，沉默的声音。
《情人》里的混血姑娘海伦如同东方殖民地一样具有令人眩目的外表，但她空有玉貌，没有主见，这个角色一直被禁锢在象征白人劝化权力的寄宿学校里，她和那个华人青年一样，每天等待和白人小姑娘的会面。
她无法主宰自己，只能在寄宿学校里白白地消耗青春和美貌。
“她不学习，学不下去，读不进……她依偎着我，在哭，我摩着她的头发，她的手，我对她说，我不走，我留下，留在寄宿学校，和她在一起。
她不知道，海伦·拉戈奈尔，她不知道她很美。
她父母不知让她怎样才好，他们只想尽快地把她嫁出去。
海伦·拉戈奈尔，她觉得任何人做她的未婚夫都可以。
”[6]（P91）这个十五岁的白人女孩自信地说“海伦·拉戈奈尔，我已经懂得的事，她还不知道。
她，她毕竟才十七岁。
这大概是我的猜测：
我现在已经知道的事，以后她永远不会明白。
”[6]（P91）
海伦的象征意义在于：
因为她是混血儿，她就摆脱了东方女人没有魅力的外表，但她终是个东方女人，她的肉体“和堤岸那个男人的肉体是同一的……海伦·拉戈奈尔是属于中国的。
”她只是个受人摆布的华丽空壳（小说最后她沦亡的结局不就证明了这一点了吗？
）海伦是欲望的客体，她意识不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也就丧失了反抗的本能，所以她永远无法挣脱被摆布的命运。
她的作用是一个摆设，一个参照物：
女孩因为海伦的存在而成为她想成为的女孩。
“我做的，她都做不了。
”这正是西方女人笔下的东方女人的失语症。
另一个“待救”型的东方女人是《副领事》中的女乞丐。
极为讽刺的是，这个印度乡下姑娘的遭遇由书中之书展现出来。
《副领事》的第一句话就把这个东方女人放在了一个“被看被写”的地位：
“她在走着，彼得·摩根写道。
”[7]（P16）女乞丐所有的磨难都是在彼得·摩根的笔下得以展开的。
彼得从“隐形的上帝”的角度想象视野之外的女乞丐的生活。
他虚构出这个因未婚先孕被赶出家门的印度姑娘的求生欲望：
要吃东西，要活下去。
她吃发青的芒果，稻谷，吃沙土。
这些细节的潜台词是：
东方人更具有生物属性，他们和原始动物一样有卓越的生存适应能力。
彼得“知道”这个黄种女人的一切行踪、想法以及遭受的苦难。
他在想象中窥视她的生活，因为他“很想了解加尔各答痛苦的一面，很想投身进去，他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实现，希望随着对痛苦的了解，最终结束自己的无知。
”[7]（P220）印度殖民地成了白人的教科书，能使白人的世界观日臻成熟。
殖民地遍布苦难，正是宗主国的对照，“向远处望去，整个加尔各答渐渐地苏醒过来。
一窝蝼蚁开始蠢蠢而动”[7]（P220）女乞丐只是那群蝼蚁中的一个标本。
在《杜拉斯文集》的前言里，主编许均写道：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
”东方情调和鲜明的女性至上的写作态度吸引了许多读者。
但是我们可以从更深的层次窥见一个扭曲生造出来的东方形象。
“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损贬……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11]（P188）。
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从预定的文化偏见中逃脱出来，杜拉斯也不例外。
作为女人，杜拉斯将女性从屈从的地位上解放出来，但作为一个白人女性，杜拉斯未将自觉自主的主体权力平分给非白人种族成员。
在异质的东方土地上，她将“爱情”故事营造得很凄美，但那永远是以白人为主角的，白人始终是宏观的社会变迁乃至个人微观生活的中心。
在西方的注视下，异域女性和男性不得不扮演着边缘和陪衬的角色。
在这些“异国爱情”故事的帷幔下，杜拉斯的文本隐藏着种族排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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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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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出版社，1999．
[3]http：
//wwwmcc.murdoch.edu.au/ReadingRoom/litserv/SPAN/36/Medcalf．html．
[4]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C]，韩少波等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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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爱德华·萨义德著．东方学[M]．王辛根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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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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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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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9]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一位异乡女[A]．张新木译．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附录[Z]．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10]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
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A].刘燕等译．罗钢等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C]．北京：
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9．
[11]王岳川．中国镜像：
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东方论坛》2004年第1期
（二）戴晓燕：
“杜拉斯热”的反思
摘要：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又掀波澜，被出版界看好，各类相关书籍大量出版。
年轻一代的女作家更是高喊着杜拉斯的名字冲上文坛。
本文试图对红红火火的“杜拉斯热”这一现象进行概要性的描述，并且从中国文化现状，如先锋小说的兴起、女性文学热等等这一角度来阐明“杜拉斯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期能更好地实现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吸收、融合。
关键词：
杜拉斯；中国文化现状；女性文学
随着“70年代出生作家”的走红，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也在中国再度升温，掀起一股强劲的“杜拉斯热”。
任何一个作家的走红，任何一本书引起轰动效果，自然都有其内部原因。
但是，从接受学的角度而言，也是因为接受国已经为这一热潮的产生做好了准备，真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法国理论家皮尔，布狄厄认为，文学以它的历史、特点以及约定俗成的默认成规等构成一个文学生产场，场外的社会现象通过折射在这个场内得到反映，同时，它因文学场的作用而发生变形，不可能跟在场外完全一样。
在跟“杜拉斯热”相关的文学场里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呢?
本文试图通过对“杜拉斯热”现象的描述来进行分析，探讨中国文化场的一些问题。
一、“杜拉斯热”现象简介
1．第一次热潮
1985年，王东亮先生率先在中国翻译了杜拉斯的《情人》，其时距《情人》在法国获龚固尔文学奖不过一年的时间。
一方面充分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在经过文革的停滞之后迅速跨入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翻译已经跟国外基本同步；另一方面也反映这次翻译成了第一次“杜拉斯热”的先声。
在中国新文学时期，先后出现了两次“杜拉斯热”，第一次，大约出现在1985年——1989年左右，这股热主要表现为翻译的热潮。
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东亮翻译的《情人》。
1986年8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戴明沛翻译的《情人》。
1986年，漓江出版杜出版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中收集了《长别离·广岛之恋》（陈景亮、谭立德译）、《悠悠此情》（李玉民译）。
这一丛书还推出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1989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作家参考丛书》，收录了王道乾、思远等翻译的杜拉斯作品《情人》、《蓝眼睛黑头发》、《琴声如诉》、《痛苦》、《广岛之恋》。
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情人》，是国内公认的比较好的版本。
不仅《情人》一本小说在几年之内就出现了四种版本，而且发行的数量也很可观。
如戴氏版本第一次出版就发行了26，000册，李氏版本第一版也发行了26，500册。
这充分说明了杜拉斯当时在中国引起的轰动。
即使没有这种影响，就凭这些翻译也足够造成一种声势，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
这一时期的杜拉斯研究工作却进行得很少，只有一些散见的导读、序言，可被视为研究文章。
2．第二次热潮
第二次杜拉斯热则是以卫慧为代表的美女作家而引发的。
世纪末卫慧以另类姿态出现，引起了众多讨论和关注，尤其是《上海宝贝》一书的出版发行，影响不仅波及传统媒体，而且在现代媒体——网络之上也掀起了关于美女作家讨论的强劲风暴。
一时之间，以卫慧为代表的美女作家成了世人的关注点。
卫慧们言必称杜拉斯，这无疑成为第二次热潮的导火线。
1996年杜拉斯逝世，“死者为大”的思想为这股热潮又添了一把火。
与第一次热潮相同的是，都出现了翻译出版杜拉斯作品的高潮，但是，这次译介更为全面，不像第一次只对某些广为人知的作品给予关注。
比如：
1996年3月，《法国龚固尔文学奖作品选集》中《悠悠此情》收录了李玉民翻译的《悠悠此情》（或译《情人》）。
1997年8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杜拉斯散文集《物质生活》。
究其实质，这是一部关于写作的书。
1999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杜拉斯小丛书。
包括《闺中女友》、《杜拉斯传》、《外面的世界》、《黑夜号轮船》。
1999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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