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和空战.docx

现代派和空战.docx

《现代派和空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现代派和空战.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现代派和空战

　　　　　　　　　　　　　　　第五节　现代派和空战

文革结束后，一些具有写作经验的中青年作家开始反思文革。

他们用作品表达了自己的痛苦经历，并且在写作手法上有了区别于文革美学的新突破。

这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王蒙的“六个集束手榴弹”，包括《春之声》、《夜的眼》、《布礼》、《蝴蝶》、《海的梦》、《风筝飘带》六部具有新创作风格的作品。

对于解放初期即已在政治上成熟的王蒙来说，这些作品仍属于未脱离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它们的意义是在承续着久违的革命理想，表达少共精神的具体产物。

事实上，在思想内涵上，这些作品并没有可以相较西方而言的现代意识，只是比较具有更纯粹革命美学的三突出原则，它呈现出的是一种略显冲淡，但绝对不失为大“我”理想而战的启蒙精神和救亡主题。

当然，王蒙的意义并不在于后来遭到批判的现代派和现代主义的引领上，而在于他对革命美学写作方式上的突破。

他被广为传颂的意识流写法，与其说是他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不如说是他的写作要求使然：

有些东西，我过去其实是身体力行过的，但并不自觉，也说不清道理。

这样，王蒙对文革的回顾就容易和中国整个革命年代的印记相互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略显暧昧的反思、不彻底的追问和对历史的某种迷恋与保留现实相结合的为文风格。

王蒙虽然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有新的突破，能将多字联结成富有建构的句子，但这也仅限于在文章的形式拓展上，并不涉及文学公共视野外的要求。

然而，就这种朦朦胧胧的表现手法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学会1981年庐山年会，仍然对王蒙的作品提出了“王蒙到底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的批评。

同时，宗璞的《我是谁》、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一些具有伤痕特色又有现代文学技巧的作品也在这一时期问世。

他们同样因为质疑人的问题而得到关注。

当然，现代派问题的发生和讨论并不单纯是由作家的原因引起的。

文革后，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为了重新评价西方的现代主义，早在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召开的一个小型研讨会已经开始探讨重新评价文学的现代主义，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将现代主义问题归结到关注现代派。

同时，这些研究者陆续在各研究刊物上发表文章：

柳鸣九《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卞之琳《分与合之间：

关于西方现代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朱虹《对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几点意见》，李文俊《对评价西方现代文学的几点看法》，陈焜《讨论现代派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袁可嘉《我认识的西方现代派》等。

同时，包括外国文学、上海文艺两家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等宣传异域文学观的丛书，都成为有影响的书系。

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骆嘉珊编选的《欧美现代派作品选》、柳鸣久的《萨特研究》、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三十讲》等一时成为畅销书。

外国文学研究刊物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大发展。

《外国文学》、《外国文艺》、《当代外国文学》、《译林》、《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动态》、《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等刊物相继问世。

以上这些著作和刊物的出版和发行，在当时渴望了解世界思想发展动态的读者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震动，20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想潮流，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新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开始成为人们检验在国家哲学指导下的精神生活和思想疑问的开端，这其中，又以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等问题成为讨论的重点。

一批在日后成为中国人想象西方素材的大师们开始以各自的著作大范围的进入中国，西方一时成为时尚。

这其中，波特莱尔、卡夫卡、加缪、萨特、海德格尔、福克纳、乔伊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贝克特、海勒等一批有影响的西方作家和学者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而且由于引进的迅速，知识界对这些百年来积累下来的西方思潮和大师，往往也是采取先拿来的政策，这在事实上造成了刚刚引进的思想还未吃透，后来的已经迅速占领市场的局面，其结果就是对思想的追逐演变成为一种思考的疲惫，突破、创新、解放思想一时成为各思潮相互替代的关键词。

当然，相对于单一的思想评价标准而言，思想的开放和不同视点的展开也为将来的思想锻造提供了条件。

总的说来，80年代的各种思想“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从影响来看，现代派的讨论起初是与当时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联系起来考虑的，知识分子们在追求思想突破的过程中，仍然是以不触动主流话语的方式进行以现代国家建构为主的配合型研究。

事实上，80年代初，知识分子作为知识体制的一部分，也尚未完全脱离重构国家理想、重构现代社会理想蓝图的愿望，只是相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而言，他们更多的是面临着人的现代化的问题。

而对于这种思潮的涌现，从当时的政治立场来看，它对现实政体的质疑，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反叛性又是不言而喻的。

具有极好切入点的文学和思想讨论成为这场论争的开端。

然而，就作家的操作而言，引起普遍关注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四只小风筝”，是以关注小说创作技巧这样一种关乎文学形态而非政治标准的外围问题开始的。

显而易见，最初的现代派文学讨论是在小心躲避可能涉及到的国家哲学的绝对地位展开的，而且其影响也并未超出研究的范畴。

这样，在起初的现代派讨论中由于并为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当然也就没有引来国家干涉，而且知识界自身也同时为了避免出现过火的大批判，即使对现代派持批判立场的人也是主张“应该采取批判吸收，正确借鉴的态度，而不是狭隘的一概拒绝的态度。

”这一只是因为学术立场的差异而展开的讨论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曙光。

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为结束自1980年以来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发表了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这篇具有总结性的文章并没有结束现代派的讨论，反倒将现代派问题进一步推入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长期争论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建设这样关乎国家根本的问题上来，这预示着讨论将不再会因为学术立场而来，而挑起这场争论的现代派立场也将会因对西方的肯定而失去它的学术合法性。

徐迟认为：

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的物质建设正在为新世界创造它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也必然会为新世界创造它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也必然会为新世界创造它的精神条件。

这个新世界必将到来，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

这种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才是真正现代化的观点，和将西方现代派的理解融入到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在此时已经超出文学讨论的范畴。

而当时受关注的现代派中坚——法国，却没有所谓的现代派，只有现代性。

这在中国人的思想接入来说，对于本就不熟悉的西方诸思想潮流统称为一个现代派，一方面具有典型的以对外排斥和警惕的民族立场的确立，同时也在奢望思想准入的力量上来说，西方的现代派似乎又可以代替对于西方的迫切想象。

由于经济上的开放，西方成为同时具备优异的成就，又同时因为殖民史而兼具善恶两副面孔的艰难之选，这些事实在主张开放的政治领导中产生了要求思想屏蔽的意识。

实际上，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检验革命国家神圣性的标准就开始发生质疑，在此时发生现代国家代替革命国家的观点，虽然不能完全成为那场讨论的继续，但其偏离国家哲学的意图却又是明显的，这些文章在当时能够引起主流媒体的警觉也是必然。

很快，《文艺报》转载了徐迟的文章并发表理迪的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组织了一批以意识形态与国家立场为立足点的批判性文章。

这成为认定“现代派”具有异质性思想的开端，并且在政治的指认下成为破坏革命思想纯净度的、精神污染的一部分。

随着各种商榷文章的跟进，一场关于“现代派”的空战随即展开。

事实上，这个时期关于现代派的讨论，从一开始，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控制和主流话语在言说包括现代派在内的西方思潮方面就具有判断其政治倾向，并进而具有不容置疑的判断其合法与否的决定权。

1983年10月12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发表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

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或宗教。

这类作品虽然也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有的党员也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这是产生上述各种消极现象的重要原因。

为此，邓小平发出了整顿党风，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问题。

这样从制度层面上和当时整个的思想氛围中，否定了徐迟等倡导的现代派与中华民族复兴和探讨人道主义等具有西方色彩问题的讨论。

随后，《文艺研究》发表了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坚持正确方向，清除精神污染，努力开创文化艺术的新局面》，开始以思想整风为目的的批判正式在主流报刊上发表。

同期，刊发敏泽文章《对待西方现代派问题的原则分歧》，认为对于坚持现代派，主张现代派道路的必须进行坚决的批评。

这样，在一系列随之而来的批评声浪中，关于中国现代派的第一次讨论也就此结束了。

现代派的第一阶段讨论结束后，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仍然源源不断的涌入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

据不完全统计，新时期十年对外国图书的翻译多达6000余种，“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现代派哲学、美学、文学论著和文学作品。

”虽然现代派讨论在第一次讨论中被否定，但在事实上这个词所包含的西方内涵却留了下来。

这为现代派的第二次讨论提供了可能。

相对于第一次现代派讨论的人员来说，参加第二次现代派讨论的学者和作家都很年轻，历史压力比较小，而且他们对现实的把握和对西方思想的理解也更具理性价值。

更重要的是，这些新人大都因为接受了文革后较为正规的高等教育，在思想的开放性上来说更具有当代意识。

他们进入现代派领域的切口既是对第一次现代派讨论本身的反思。

从讨论是否需要现代派到中国是否具有真正的现代派，是这次现代派讨论的一个转变。

1985年是文学创作的收获年。

很多日后有影响的作家都在这一年发表自己的作品。

就现代派作品而言，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黄泥街》、陈村、韩少功的一些小说为标志，形成现代派文学的第二次高潮期。

他们的作品相对于第一次现代派的作品来说，不仅创作数量增加，创作质量和对西方现代主义创作因素的吸收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更为重要的，这些作家的创作并非是在进行单纯的模仿性创作，而是就自身而言，他们是更具主动性的进入个体思维的真实描写。

　　刘索拉的出现，是相较于早些时候出现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来说的，其实，就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而言，这部作品仍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是这里的现实是不同于曾经进行观念归训的、集体无意志的现实，而是以刘索拉的视角看到的流露在社会科层制下的青年人的个体现实，这在她的回顾中得到了证实：

《你别无选择》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真实，是我真正体验过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非得要去模仿外国的某部作品。

如果不是有真实的体验，而只是向往那些书上靠，就会没有说服力。

由于当时理论界对于西方的想象和理解仍然处于一个探索和接受的阶段，那么对于这样一部具有另类风格的作品自然会有恍如隔世的阅读感。

追求西方标准的批评焦虑将这部作品比作《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具有类荒诞风格的作品，并且“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判断在后来的真伪现代派讨论中遭到了质疑。

究其实，刘索拉的意义与其说是开拓了一个有关现代派讨论的领域，不如说是刘索拉参与确立了一个承认文本多样可能的时代。

她本人在后来的写作中逐渐失去话语特色，也正是由于结束了那种大学生活的“真实环境”使然。

而且在新时期，文本的多样可能并非是自她开始的。

当然，这一切的发生也并非是无意义的生活展开，中国的城市环境毕竟不同于20世纪初的迷茫西方，将刘索拉的这段话联系到80年代的无主题、无意识甚至是反崇高的思想倾向，那么各种因为革命而来的意义世界都将要在新的和平时期进行价值重估，并且会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

革命之后是平庸。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现代派所显示的平庸大众和百无聊赖成为一部分探索者的主题，这种结论似乎有些滑稽，甚至会成为革命的悖论。

青年人的无主题生活恰恰成为诠释现代性中早已隐含的断裂历史和无根现实的生存实境，他们成为城市人进行漂流试验的最好样板。

毋庸讳言，平庸的并且沉默的大众在人数上要多于少数的精英，这样一来，刘索拉和徐星等的意义就具有了点拨现实的普遍价值，在逻辑上也同时肯定了其后的新写实小说所描写的低俗环境是一种怎样的真实。

在这些当时称为“现代派作品”出现后，对现代派掀起第二次讨论主要发生在1988年：

季红真在《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认为“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小说”，同年度的《北京文学》，也发表了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李陀《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等五篇探讨中国的“现代派”是否成立的文章。

其他杂志并没有过多地被这次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吸引。

究其原因，一方面此时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已经不再将西方作为唯一的参照系，他们已经走出单一的情景叙事为主的单线结构，这使得现实主义的平面叙事在大多数作家的创作中不再占有优势，而成为一种与其它选择相平等的一种选择。

同时，在一些作家中，现实主义虽然仍在发挥作用，但对文学进行开拓性创作的作家却已走向文本的多种试验阶段。

现代主义的诸种创作方法，比如象征、精神分析、魔幻现实主义等作为多种可选择的创作模式已被吸收进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家们已不满足于对一种方法的尝试，开始尝试多种表达文章主旨的表现形式。

另一方面，就社会的变化程度而言，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表意性文本的意义已经褪色，文学的意义已经开始逐渐淡处公众精神消费的主战场。

其他的消费方式，包括影视作品和各种娱乐方式的普及，人们已经能够在阅读外找到更适合感官消费的场所。

在实际操作上，精神的忧思被身体的狂欢所替代，思考已经开始成为少数人拓宽思想渠道的特定方式。

这样，在一个文学日益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文学的终结也被一些评论家提到了日程。

文学的观注者在此时被限定在专业的研究者和成为一小部分追随者的事业。

事实上，就文学的失落而言，文学在此时也行同其他的精神消费品一样，成为被公众选择的一种精神饮食而已。

弱化的文学与被削磨的公共精神，使得简易的文学立场渐渐的演变成为公众进行自我表达的一种场域。

不过，回到文学是人学的角度来看，文学作为阐释个体信仰和对人道价值的基本关注，恰恰又是在文学失去对公众的教化中被表达了出来。

当然，就黄子平等人对“伪现代派”的质疑，也同样隐含着西方的批评理论进入中国后，产生的文化同质在消解传统文学观与建立类批评体系中所存在的思想黏着。

其实，就现实主义而言，

它既来自当今世界操纵着一切经济活动、文化潮流乃至潜意识机制的霸权体系，也来自带有形形色色的民族特征和个人特征的、合法而合理地服务于这种权力结构的伪历史表象。

事实上，西方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想象，自近代以来一直就是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国家的历史中所不可缺少的现代参照系，这种追求的参照除了给我们以物质指导之外，就是在文化上也同样决定了我们在理论的输入和理论的运用中所不可避免的对参照西方的期待。

西方的现代成为现代的中国急于追求并急于证明的目标存在，基于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现代派”的第二次讨论恰恰是要证明第一次“现代派”讨论中所呈现出的现代西方向想象中的现代中国嫁接后的失败。

第六节《北京文学》《上海文学》

《北京文学》的前身《北京文艺》是1950年1月20日创刊的《说说唱唱》和1955年5月20日重新创刊的《北京文艺》合并后的文学刊物。

首任主编是后来连续担任三届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著名剧作家老舍。

由于地理和文化的优势，《北京文学》能够以北京文化为中心，建立自己的创作队伍和评论氛围。

从《北京文学》历史上所发表的文章来看，1961年第一期的《海瑞罢官》和其他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成为《北京文学》发表作品的主流，而且由于北京的政治敏感性，它在80年代的政治倾向性和对新作品的把握往往又会成为理解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判断价值的绝好窗口。

这一切，使得《北京文学》一直以来就不是简单的以创作作品和发表评论为主的文学期刊，它作为政治性的文学刊物，立场是很明显的。

《北京文学》没有加入“现代派”进行的第一次讨论，当时作为《北京文学》编委的刘心武呼应现代派的文章《需要冷静地思考》发表在《上海文学》，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作品的有汪曾祺、林斤澜、王蒙、邓友梅、刘庆邦、刘心武、张辛欣、刘绍棠、肖复兴、吴泰昌、余华、张洁、李国文、浩然、母国政、刘恒、李惠薪、贾平凹、莫言、从维熙、苏叔阳、郑万隆、刘震云、王愿坚、从维熙、刘绍堂、高晓声、刘心武、陈忠实、梁晓声等人，评论家主要有林斤澜、王蒙、刘绍棠、李洁非、李陀、黄子平、雷达、张颐武等。

《北京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作出了有前瞻性的探索，文革后的《北京文学》先后发表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邓友梅的《那五》、《在东京的四个中国人》，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刘恒的《杀》、《伏羲伏羲》等具有不同影响的作品。

在栏目设置上，《北京文学》开辟了《文艺杂谈》、《北京文学讲习所》、《创作谈》等栏目，对于推广文学的为文方法，指导创作提供了经验。

尤其是为了推动业余作家的创作，1986年11月15日—25日《北京文学》编辑部举办全国业余作者改稿班，邀请全国12个省、市的青年作者参加，主编林斤澜、副主席李陀及作家汪曾祺、陈建功等人改稿班学员亲自进行辅导，培养了包括余华在内的一批青年作家。

《北京文学》在文学作品的发掘上主要在于小说和评论。

诗歌是《北京文学》的弱项。

它没有发表过有影响的诗歌作品。

其所选诗歌基本都是以对现实的介入和对理想精神的追求为主。

而且表现乏力，基本没有进行时空穿越的价值。

《上海文学》1953年1月由巴金先生创刊。

其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953年1月至1959年9月，刊名为《文艺月报》；1959年10月至1963年12月为《上海文学》；1964年1月至1966年5月，与《收获》杂志合并，刊名为《收获》；“文革”期间停刊，1977年10月复刊，改刊名为《上海文艺》，巴金再次出任主编，1979年恢复《上海文学》刊名至今。

《上海文学》作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地方性文学刊物，主要是在围绕以上海作家的作品为主的一份刊物。

80年代，在这份刊物发表作品的主要有王安忆、陈村、茹志鹃、王蒙、高晓声、冯骥才、张承志、程乃珊、梁晓声、储福金、马原、北岛等人，评论工作主要有吴亮、蒋孔阳、陈思和、李庆西、李洁非、南帆、程德培、徐俊西、毛时安、朱立元等人，这在刊物的特色上也形成了《上海文学》80年代的一些特色。

相对于《北京文学》更具政治立场而言，《上海文学》更注重对当下性问题的关注。

有些问题，在现在看来，更具有前瞻探索的意味。

就“现代派”问题的讨论而言，1981年的吴亮以对话体的方式发表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在崛起吗？

》、《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

》两篇文章，在事实上肯定了包括“现代派”在内的新的艺术原则的崛起。

而且，冯骥才的《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和李陀的《“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刘心武《需要冷静地思考》，陈丹晨《也谈现代派与中国文学》几篇讨论“现代派”的文章也都是发表在《上海文学》，这些具有向新文学倾向转变的评论文章，疏通了通向80年代文学在向新的方式转变中的促进作用。

虽然，现代主义研究在后来的评价中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定位，但就这里的发端而言，它的开创性还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