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百年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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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百年史

开放百年史

北海海关史略

周德权

北海从古代起就开始设有海关机构，迄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因为北海港自秦汉始便是我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贸易交通口岸，所以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合浦置为九郡（相当今地区）之一时，为在合浦、北海一带开展对外贸易，进行国际友好交往，首设“合浦关”。

合浦关直属中央政府尚书省刑部的“司门”管辖。

汉代时派关都尉负责管理关务，唐代时派关丞负责管理关务，另配有录事、府、吏、典事、津吏等员役办事。

合浦关是最早在合浦、北海代表国家管理进出境事务的行政机关，负责接待从北海口岸进出境的中外使者，管理过往关境的商旅、货物和交通工具，征收关税，执行禁令，防止偷渡走私．负责所在郡地的防务。

宋、元、明代还相继在合浦设立不称“关”（类似海关）的管理进出境事务行政机关。

宋祥符三年（1010年），北海港港务正式纳入政府管理，辟廉州为与交趾（今越南北方）互市口岸，设“廉州沿海巡检司”，并在廉州城南中和坊和永安（今山口镇）、钦州如洪砦设检查机构，归地方政府管辖。

廉州沿海巡检司及其下属机构的职责：

“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徕远人，通远物”。

即包括管理进出境船舶、货物、旅客、征收关税，处置舶货，执行禁令等任务。

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在廉州改设“海北市舶提举司”，并在廉州城东设“税课司”，直属中央政府领导。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由于该市舶司一些官员贪赃枉法，被地方政府向上参告，元政府下令罢撤，由廉州总管复设“沿海巡检司”，元延祐四年（1317年）复置廉州采珠都提举司，兼有市舶司性质，专门向合浦珠民征集珍珠，同时向外国商舶收购抽解珍珠，以满足统治阶级的享受。

明代初年复设市舶提举司后，明皇帝为加强对市舶管理和控制提举司，派其心腹太监来充任海北市舶提举官，并在廉州城东续设“税课司”，加强管理抵港船舶，对所载货物抽税。

明末清初，由于倭寇侵扰，清政府也为了镇压沿海人民接济台湾郑成功反清斗争，实施“海禁”、“闭关”政策，长达两百余年。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为弥补浩大的军费开支，增加财赋收入，于二十四年（1685年）设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开关以后，廉州的商业一度兴旺，安南、占城、暹逻、真腊等国的商人，皆来廉州贸易。

为了对来自外国商船、商人的管理，粤海关遂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设“廉州口海关”。

这是正式以“海关”命名的广西第一个海关，其下辖山口、钦州两小口，并在合浦的西场、沙岗和北海设立税卡。

廉州口海关执行清王朝制定的对外政策，维护封建王朝统治者利益，进一步加强对进出口的监督管理，征收税费，查处走私漏税，其职责接近于近代海关。

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办法，凡中国籍船舶，必须向海关和地方政府申请登记，经批准发给船舶执照，取得经营海外贸易运输资格后，方许进出口。

凡外国籍船舶进出口时，必须向海关申报，船舶入港前，必须将船上的炮吊起封存，后由引水员将船引入港口，然后派人登船检查，驻船监管。

凡进口货物，由商人将货单交托行商代向海关办理申报、查验、纳缴关税手续后。

方准将货物起卸运到海关指定的商馆进行交易。

凡出口货物，由行商代理报关，经海关查验，办清结关手续后，在海关人员监视下装上船舶驶离港口。

征收进口货物关税，分为按“正税则例”、“比税则例”和“估值税则例”三种计征。

即前两种属从量税，后一种属从价税。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执行清政府修订税则，按进口税税率16％，出口税税率2％至4％计征，除征收关税外，还另外征收规礼、火耗、担头银、船钞等各种附加税费。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由于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沿海的侵扰，清政府对海外渐加限制。

清嘉庆时期，颁布了种种禁令，最后只准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其他口岸一般不准外国船只往来，合浦沿海的对外贸易日渐消沉冷落，廉州口海关的业务随之大减，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撤销，历时135年。

廉州口海关撤销的当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改在北海设立常关，下设高德分卡。

北海常关早期负责长官称常关委员，后期称海关监督。

一般由地方政府同知兼任，值有的常关委员是用钱买来当的。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于《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胁迫下，将常关的税收列入向外国赔款之列，其中北海常关被并归北海关（俗称“洋关”）管理，曾由廉州太守高觐昌兼任委员，高派代表一名常驻关内办事，但是虚有其名，实权被税务司控制和操纵，常关的业务由华员协助洋员办理。

北海常关的主要职责是：

对进出口货物、船只进行监督管理和征收税费。

在并归“洋关”管理前。

对所有进出口船舶包括外国籍船舶及所载货物均有权监管检查，自从并归“洋关”管理后，只限于监管检查本国民船及其所载货物，无权监管检查外国籍船舶及其所载货物，常关的业务、人员处处受到洋人的限制，常关的管理权被洋关占夺。

北海常关监管的进出口船只．每年2千余艘次，民国2年监管2856艘次，比北海“洋关”监管的船舶多l1倍，民国8年监管3250艘次，比“洋关”监管多7倍，但常关监管的载重量却比“洋关”监管的载重量少得多，这说明大量外国货物从北海进口。

自19l1年至19l9年，北海常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440万关平银两，相当于同期“洋关”的17.4％，在北海入超的386万关平银两中，常关仅占3.3％。

北海常关原来所征税是一切货物通过税，早期分为正税、商税、船料三种税项征收，税率较低，后期并归“洋关”管理后，只能征收进出口岸的本国民船船料税及其所载货物税，征税范围已被“洋关”限制和侵占。

北海常关开关头一年（自清同治十年九月二十日起至次年九月十一日止），共征税银21482两，约占广东省关税总收入的15％，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民国20年止，共征关税32万关平银两（年均征收8千两以上，超过1万两的有15年），相当于同期北海“洋关”税收的10％，民国20年比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下降30％，而同期北海“洋关”税收增长1.3倍。

北海常关自并归北海”洋关”管理的第四年（1904年）起至1931年撤销时止共征收税款32万关平银两，全部上缴朝廷作为向帝国主义列强的赔款。

十九世纪中叶，发展的西方国家向中国寻求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野蛮的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被迫与英、美、法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地处中国南海北部湾畔的北海，港口具有港阔、水深、无礁，常年可航等优越条件，它隔海接连港澳，毗邻越南，内连桂、黔腹地，有着便利的进出口通道和货物集散市场，因此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宝地。

清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政府以“马嘉里事件”为借口，胁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

将中国宜昌、芜湖、温州、北海辟为通商口岸．门户向外国列强洞开，次年（1877年）设“北海关”（俗称“北海洋关”）。

由于清政府与外国列强订立《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即由“洋人治关”政策，北海关从设关之年起至1942年止的66年中，由英国、美国、葡萄牙、法国、俄国、瑞典、荷兰、意大利、匈牙利、挪威等10个国籍的48人充任正、副税务司。

其中有英国30人、美国7人、葡萄牙2人、法国2人、俄国2人、瑞典1人、荷兰1人、意大利1人、匈牙利1人、挪威1人。

同时所有其他主要职务如监察长、港务长、总巡、邦办、验估、邮政司事等先后为48个外国人充任。

清政府对外籍邦办以上人员还封以各种官街。

如封阿歧森为“三品衔双龙三等第一宝星税务司”、封马士为“双龙三等第二宝星三品税务司”、封田三德为“五品衔三等邦办”。

民国31年2月，北海关最后一个外籍税务司及其他外籍职员全部离开北海关后，才由中国人出任代理税务司。

清政府历次委任的“海关监督’或“交涉员”，虽与税务司的官阶平行，但被税务司架空，并无实权，只是办理一些公文事务．签署某些会衔布告。

北海关虽是中国的海关，但其管理大权[包括：

海关行政（设关、组织、领导）、人事（任免、奖惩）、业务（检查、验货、估价、征税、缉私等）]，完全控制和操纵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总税务司和税务司手中。

因此，北海关被外国人所控制和操纵的72年期间，人事管理、业务、行政管理均是一套半殖民地色彩的总税务司（均为外国人把持）统治制度，一切活动均按总税务司和税务司的意旨行事。

海关税务司还按总税务司的指示包揽与海关职责无直接关系的地方邮政、海务等业务特权，全面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政策服务。

在业务管理方面，一切重要制度都以不平等条约为根据。

片面执行对中国不平等的“协定关税”和长期执行世界上最低关税“值百抽五”的税率。

从设关之年迄至1928年执行“值百抽五”的税率达52年，但实际上征收的关税始终不足“值百抽五”。

北海口岸从1877年至1932年累计进出口货物总值1.437亿两关平银，征收进出口正税488万两关平银，税率仅3.4％，按“值百抽五”计，关税损失229万两关平银。

同时，北海关还将1877年至1932年关税收入793.8万两关平银、1933年到1941年关税收入480.7万元，全部汇解总税务司署作为向帝国主义列强的赔款。

北海关还把鸦片改称“洋药”，使鸦片输入合法化，只要向“洋关”缴纳税厘就可销往内地，畅通无阻。

鸦片进口时，由“洋关”开给税单，使之运往内地受到保护。

从1877年至1919年，经北海关放行进口鸦片共1.2万担。

经销后从北海流出白银500多万两，此举严重毒害中国人民，损失中国财政。

北海关管辖的地区走私情况严重，在雷州半岛至广西边界的沿海沿边地区，走私帮团众多。

还有军警宪兵参与走私、武装护运私货，北海关虽派有缉私艇在海上巡缉，在公路设卡检查，查获多起走私货物，但由于查缉不力，私货仍源源不断被偷运进口，销往内地。

北海关在办理旅客出入境的同时，签发准单配合殖民主义者将大批华工当作“活商品”放行出口，从1885年至1925年的40年间，从北海出洋华工（包括妇女和儿童）有数万人，在国外惨遭奴役。

北海关在行政管理上，一切活动必须按总税务司的命令行事，大小事务必须向总税务司请示报告。

除执行总税务司的通令、谕令外，还要执行本关税务司的通令、谕令。

关员不准有越级行为，不得犯上作乱，关员如有公事或私事要递交总税务司的信件，都必须首先递交给本关税务司批准，然后才能通过例行途径转呈总税务司。

在很长的时间里规定，“洋关”所办的公文、单据，一律使用英文，不准使用中文。

后来允许中英文并列使用．但仍以英文为主。

税务司平时用一种“密函”（S/o），将关内和地方上的情况或工作建议等，于每两周后亲笔向总税务司报告。

这个“密函”报告，带有情报性质，由税务司本人在信封上写上总税务司亲启字样，打上火漆后交办公室寄出，总税务司署寄来的“密函”件，只能由税务司本人亲自拆看和保存。

每十年还由税务司编写一本综合性的”海关十年报告”呈送总税务司。

此“报告”所记述的内容包括北海及附近地方的经济、军事、军警、司法、社会治安、市政建设、贸易、水陆交通运输、税收、金融、货币、商业、人口、邮政、教育、工农业、矿藏、地方行政、环境卫生、自然灾害、人文地理等等方面情况，所记述的内容显然超出海关业务范围，但它记载了许多较有价值的史料。

北海学运史二三事

陈纬业

北海青少年学生朝气蓬勃，富于革命精神。

他们热爱祖国，酷爱自由，响往民主，渴望解放，在北海现代革命斗争史上，发挥了不少的作用，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消息传到南国海边小镇北海，北海香坪小学与贞德、华文等英国教会开办的学校学生（当时北海还未有全日制完全中学。

），率先集会庆祝，上街游行，开展破除封建迷信，反对封建婚姻等宣传活动，同时学习白话文，接受民主、科学等新事物。

从1923年5月22日开始，以上述学校学生为主力的青少年学生，组织队伍，在海员、码头工人和商民的配合下，封锁港口，日夜检查来往船只；查禁英货，禁止英轮入境、英籍人员进出，对香港实行禁运封锁。

他们先后坚持斗争一年多，有力地支援了“省港大罢工”。

从1925年起，贞德女校几次发生“国旗风波”。

当时该校校董、英国传教士董恩典（女）对教会的“养子”、“养女”和穷苦学生多有欺侮和迫害，同时又公开宣布“只有庆祝圣诞节才能挂中国国旗”。

当师生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下半旗致哀时，她竟把中国国旗扯下来踩踏，并升上英国国旗，谩骂“你们死中国人”，激起该校师生的义愤。

沈卓清、张德恩、罗道斌等学生带头同董讲理，严词责问。

全体学生积极响应，坚决罢课，并上街游行，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驱逐帝国主义出境!

”等口号。

法国教会开办的“法国小学”学生，也投入罢课、游行行列。

此一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致使董恩典被驱逐出境，贞德女校停办。

在一些进步师生和家长的支持下，原贞德女生张达超等在东一巷租屋办起超光小学，对原贞德等校穷苦学生实行免费入学。

1926年12月下旬，国民党市党部（当时由处于地下活动的中共北海市委掌握）领导北海人民，举行“北海各界打倒陈椿熙”示威游行。

刚成立才几个月的合浦一中（1950年改为北海中学）和香坪小学等中小学高小以上的全部师生，同各界万名群众一起，踊跃投身全市人民罢工、罢市、罢课示威大游行，声震南粤。

合浦一中师生又发表讨陈宣言，历数原任北海警察局长、后任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陈椿熙利用职权欺压贫民、巧立名目滥设捐税中饱私囊等罪行，并包围了庇护陈的驻军第十一师师部，与副师长邓世增激烈辩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当局接受要求，陈被迫下台。

大革命期间，北海学生运动内容比较丰富。

1926年，北海学生和教育界人士在革命前辈冯道先（当时任合浦县立女子小学校长）等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演话剧、打菩萨、反封建迷信等活动，以多种形式宣传民主、自由，力促妇女与社会解放，影响较大。

次年1月，合浦一中学生自治会领导人杜寿卿、张家伦等，曾组织振铎剧社，在合浦、北海等地义演戏剧筹款，招收几个班的穷苦学生免费读夜学，免费供给课本、作业本，由年纪较大的一中学生义务兼课。

该社从1927年至1933年，先后在北海、合浦城乡各处演出反对封建买卖婚姻的话剧和滑稽谐趣剧等多个剧目，观众反映强烈。

大革命期间，北海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自觉接受革命洗礼和党的领导，不少人迅速成长为革命战士和革命骨干。

如1905年北海穷苦人家出生的沈卓清（女），1922年进入贞德女校读书。

大革命一兴起，她就同学校中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6年冬，她到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主任是区梦觉大姬）做勤务员，次年入党。

在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前夕，冒险跑去西关一间私立的宝生产科医院，通知因分娩住院的邓颖超同志赶快撤走。

以后的几年交通工作中，经常往来于省港之间，多次完成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1930年旧历新年除夕，因党内出现叛徒被捕，备受酷型，坚贞不屈，终于农历正月十二日，英勇就义于广州红花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深。

在合浦一中赵世尧、苏觉民（苏翰彦）、冯廉先（冯德）等学生领袖的发起和推动下，北海成立“北海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决定抵制和检查日货，还成立日货登记处和检查日货纠察总队，推定苏觉民为登记处主任和纠察总队长。

除举行全市各商店日货登记、禁止出售外，每当省港轮船抵北，“纠总”就派人员到外沙一带检查旅客；查出的日货一律充公，交由“救国会”封存处理。

“救国会”还组织大批援助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等的抗日宣传队、纠察队，走上街头，奔向农村，向广大工农群众控诉日寇侵华罪行，同时公开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玫策，发动群众抵抗仇（日）货，献金献物，慰劳、支援前方抗日将士。

又组织小学生进行自做纸花等的义卖，劝捐，写慰问信，制慰问袋，慰问前方抗日将士。

1932年春，合浦一中高中学生徐万全、谭树春等6人，在博爱路（今新中路）租民房举办了同全日制公立中学一样课程的“普文学院”，组织少年儿童学习文化，结合渗透抗日救亡的教学内容。

徐、谭等人利用白天课余和晚上时间，主持校务和兼任教师（办至1935年解散）。

教学效果较好。

这是北海首次由在校学生独立举办的教育实体。

1933年春，赵世尧、冯廉先、黄裕兴（黄铸夫）、王文昆等合浦一中学生，秘密组织了“未名”读书社（“未名”是“未明”的谐音，取“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需要战斗到明天”之意）。

参加的有傅劲才、陈锡贞（女）、苏家铎等同学。

该会会员每周活动两次，除自己秘密阅读外。

还经常定期在星期六到近郊利用窑红薯、野炊等掩护进行读书讨论《社会解剖》（匡亚明）、《反杜林论》（恩格斯）等著作。

并油印小报宣传革命理论、抗日救国等，还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出版发行机关取得联系。

在校工谭德五的秘密协助下，曾多次接收过该机关以“上海复旦大学×××号信箱赵文卿（赵文卿是当时中共中央出版局发行科王均予的化名）”名义寄来的各种邮件．其中有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与《红军捷报》、毛泽东著作等。

他们除了进行秘密学习讨论外，还多次秘密于夜间将《红军捷报》等中共中央宣传品张贴及散发于北海街头，宣传红军胜利消息，对北海民众影响很大，亦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反动当局曾进行调查．但毫无所获。

合浦一中的“未名”读书会，还同省立廉州中学党的外围组织密切交往。

双方领导人曾互访多次，并经常进行自编刊物和工作经验交流等活动。

两校学生会和群众学术组织曾协商筹备成立“合浦县学生联合筹备会”（北海当时由合浦管辖），以统一领导全县学生运动。

但由于合浦当局的阻挠、破坏，未能实现。

1933年下半年，赵世尧、冯廉先、苏觉民、罗绍周等又组织“新哲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庞文隽、吴世光、王尚业等三四十个学生。

该地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心内容，还阅读其他马列主义著作。

与此同时，冯廉先、陈广才、林施均、罗永英（女）等进步学生。

又聚集到何醒予（何二姐）同学家里，组织“静励斋”读书会，传阅马列主义和其他革命书刊，启发提高同学们的思想，促进进步。

同时出版《大风》诗刊及壁报，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上述各读书会，还注意理论联系实践，向社会和群众学习。

1934年下半年，赵世尧曾率领“未名社”读书会成员利用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外沙及郊区农渔民中间了解群众生活及要求，进行社会调查。

30年代初期，合浦一中进步学生以学生会为中心，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

如举办拥有学生数百人的平民夜校，专门收容家境困难的失学青年免费入学，对学生灌输抗日救国思想；出版铅印的《我们旬刊》、《新潮月刊》及《缪丝周刊》等，刊登抗日救国的言论及新文艺的创作和理论，还介绍一些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思想。

1935年夏，全国人民支援冯玉祥率部在绥远抵抗日寇侵略，合浦一中学生会领导人发起放映电影，由全校男女同学沿门卖票募捐援绥抗敌，并发动全校及全市小学和私塾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

当时该校训育主任马斋心公开禁止示威游行，辱骂募捐援绥的女同学是“娼妓行为”，激起全校爱国同学的义愤。

经学生会紧急会议，决定由苏觉民率同学100多人，前往马住处，要揪他出来质问并批判（后由于“体育协进会”一些人用武力护送他离北，未能实现）。

此时合浦一中学生会除继续发动全市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援绥抗战的示威游行外，并坚决要求学校当局开除马的公职。

同时罢他所教的“党义”课达2个月之久，终于迫使马斋心不得不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1936年4月，合浦一中学生采取“怠课静坐”、“考试交白卷”方式，抗议广东省府主席陈济棠提倡的“读书诵经”和“会考制度”。

同年，在合浦一中学生会的帮助下，北海成立了“学塾工作团”。

成员有私塾老师和私塾学生1000多人。

由老塾师林学年当团长，刘雨登（刘雨帆）任副团长．曾发动私塾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大游行（合浦一中一部分学生也冲出校时门一起参加）。

1936年秋，新编的十九路军六十师进驻合浦、北海，建立了合浦县及北海的反蒋抗日政权。

该师政工人员（多为中共党员）到合浦一中联系，得到进步学生冯廉光、吴世光及已毕业的学生赵世尧（不久前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等的支持和配合，组织一中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先后建立了学生、商人和渔民抗日团体。

翁照桓师长决定处决有严重“间谍嫌疑”的中野顺三（以开设“丸一药房”为掩护），并具体指定由驻北海部队负责人和北海青年救亡团体共同筹划执行。

一中学生会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筹划。

中野顺三被刺杀后，日本帝国政府借口“侨民被害”，开来4艘军舰，扬言要武装登陆。

血洗北海，形势十分紧张。

北海进步学生团体负责人及时到廉中与学生团体联系，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

全县爱国学生紧急行动起来，积极发动各阶层群众拥军抗日，并提出“誓死保卫大北海!

”“誓死保卫大合浦!

”等口号。

北海青年学生发起，联系工人、学生、市民、渔民群众数千人，于中山公园召开“北海各界人民拥护十九路军抗日誓师大会”。

9月12日，国民党官员陪同日本驻广州领事中村，由一小队武装护送，乘舰驶进北海港口，声言要登陆调查“中野顺三事件”。

十九路军海防部队早已严阵以待，大批群众闻讯赶来团团围住，划地为牢，不准他们越雷池一步。

合浦一中学生代表，当场严词质问国民党两广外交总署秘书凌士芬：

“为何东三省等地千百万同胞惨遭日帝屠杀凌辱不去调查，而北海人民制裁了一个日谍就来调查?

你们到底是中国外交官还是日帝的帮凶?

”弄得凌哑口无言，困窘万状。

由于中野罪证确凿，军民态度坚决，反日情绪高昂，凌等不得不放弃调查。

为对付日寇随时登陆侵略的威胁，北海军民进一步加紧备战，合浦一中赵世尧、冯廉先、王文昆、何国达、黄人善等一批进步学生运动骨干，毅然放弃学业，投身到抗日军队中去，有的编入政治部政工组，有的参加了学生军．准备日寇一旦入侵，即赴前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保卫家乡（后因蒋介石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改派余汉谋部的两个整师到廉州、北海驻防。

为避免内战，十九路军六十师忍痛撤出合浦、北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海进步学生、爱国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热烈拥护中共中央团结抗日的主张，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合浦一中师生纷纷组织抗日宣传队和战时服务团等，深入街道和渔农村，用演说、歌咏、演剧、标语、漫画、壁画、壁报、捷报、刊物、晨呼及办民众夜校等形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与此同时，苏觉民从广州中山大学休学回到家乡，同符平筹组了“北海海燕话剧团”，以中小学师生为主力，专事演出救亡话剧。

该团主要靠学生捐款和卖门票（二三角钱一张）收入维持开支。

工作人员除一人领取伙食费外，其他人均无报酬。

该团先后在北海、合浦、灵山等城乡各地，演出了《黑地狱》、《血祭中秋》（苏觉民编写）等救亡话剧，在各界群众中反映强烈。

源于30年代初期的读书会，到中期又有新的发展。

1937年，合浦一中差不多每个班级．都普遍组建了读书会。

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抗日救亡理论，利培源、郭李晃（郭芳）、岑嘉毅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跨班级的读书会——吴家园读书会（在今市第二人民医院左邻），共有几十人参加，其中每个班都来一、二个学习积极分子。

大家把自存的进步书籍和新购的刊物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问题》、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共产党公开发行的《解放》、《抗战大学》等献捐出来集中学习，还举行时事座谈、歌咏等活动，逐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许多人不久之后成了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春，合浦一中优秀学生谢祖事占（谢王岗）、郭李晃（郭芳）、庞文隽（庞自）、利培源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合浦一中支部。

上半年，中共合浦特别支部成立，促使北海学生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抗战不久，合浦一中和廉州中学、合浦五中（在公馆）及合浦其他一些区乡的中小学师生，先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队伍。

他们许多人背背包，穿草鞋，戴竹笠，深入各圩镇和农渔村，随时帮助群众劳动，在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因地制宜地进行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合浦一中师生发动工人、农渔民组织抗敌后援会、救国会等群众性抗日团体，又在城区举办工人夜校、贫民夜校，开展抗日救亡的学习和宣传。

合浦一中原组织的“读书会”，从秘密走向公开，吸收了更多的进步青年学生参加，更加经常和系统地学习讨论马列主义理论与党的方针政策．促进广大青年学生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1938年9月开学不久，国民党当局搞了一个广东全省高中学生军事集训，规定高中二、三年级学生都要参加，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