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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爵心理研究
马加爵心理研究
作者：
黄健辉中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2•23”惨案已经过去三个月，随着马加爵的被捕和审判的结束，媒体的狂欢早已落下了帷幕，人们也渐渐地淡忘了它曾经给我们带来的恐惧和震撼。
但是，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知识界的反思不应该停止。
自惨案被媒体报道后，马加爵杀人的真相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导致这一惨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由于连马加爵自己也不能说清楚，一时间，这个案子变得扑朔迷离，外界的推测纷纷亮相。
归纳起来，有这三种观点：
一、对马加爵“妖魔化”，即通过采访马的老师、同学、父母，将马加爵描述为一个怪癖、阴险、凶狠、邪恶的人。
有媒体就指着通缉令上的照片说他从小到大“长相”越来越凶，似乎这样的外表，也是他变恶行凶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因贫穷而引起的自尊问题。
这一派较关注、强调马加爵的贫困的家庭背景，认为马杀人是由于穷人的自卑，被嘲笑，尊严受到侵犯而引发的。
三、性格决定说。
持这一观点的人大多是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他们通过对马加爵个人材料的分析，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马加爵是一个性格自卑、内向、孤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马有人格障碍，属于分裂型和攻击型，前者使他对人冷漠、语言怪异可笑，后者则使其脾气暴躁、具有攻击性。
关于第一种观点，已有许多媒体通过采访、发掘，公布出更为翔实、可靠的材料，还原了一个更为接近真实的马加爵。
第二种观点,也已遭到了大部分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专业人士的根本否定。
本人认为，“性格决定说”也不能令人信服。
通过对马加爵及整个案件材料的分析，本人认为：
造成马加爵连杀四人的真实的、根本的原因是“吵架”后，马加爵在精神上已经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他从来没有获得过爱情，只存在一份虚幻的亲情，他转而最看重的、认为自己最应该拥有的友情却也被“朋友”连根拔掉、彻底摧毁，加之前途茫茫，一片昏暗，这时的马加爵在精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抽空（榨干）的个体。
他不再有希望，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根据），潜意识里剩下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放纵自己、堕落自己、毁灭自己，而在意识层面，他通过制定严密的杀人计划并付诸实施来达到目的。
本文将通过公布的关于马加爵的基本的原材料（信件、日记、访谈作案经过）及采访报道（马的同学、老师、亲友的回忆）来分析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状态，从而论证所提出的观点。
一个真实的马加爵
马加爵1981年5月4日出生于广西宾阳县宾州镇马二村，今年23岁，父母均为农民，文化程度较低。
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有与本族兄弟姐妹的生活经历。
父母眼中的马加爵是一个孝顺、懂事的儿子。
5岁时，父母干完农活一脸汗水地回到家后，发现儿子已将稀饭为他们盛好在桌上，还会体贴地说：
“爸爸妈妈，你们一定饿了，快吃吧。
”
1994年马加爵考入宾州中学，升学成绩只有166分，并不理想，被分到中班。
初一期中考试，他在8个班级中成绩名列第一，与班里两位姓马的同学脱颖而出，号称“三架马车”。
15岁的一天，因父母吵架，他曾下决心想杀了父亲，因考虑到要坐牢10年及各种后果而作罢。
1997年，马加爵考进宾阳中学——广西16所重点高中之一。
高中他陶醉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成绩不再名列前茅，一般排在班里50名左右，同学都认为他考不上大学。
高三第一学期，即99年11月，马加爵带着20元钱没有向任何人说明就离开了宾阳中学。
他到贵港市的第一天深夜就被关进了派出所，在里面呆了一个星期，原因是他发现巡警向他走来的时候转身就逃。
回校后经过半年苦学，2000年7月考上云南大学，班主任说按他的成绩可上哈工大。
家庭非常贫穷。
2000年9月在父母的陪同下，带上家里的全部积蓄——6000元存款，来到云南大学。
从大二开始学费均靠助学贷款。
几乎从来不向家里要钱。
大学四年花父母的钱不超过一万元。
大学期间经常打零工，曾进过搬运公司干苦力。
生活非常寒酸，常常几个馒头，两碗免费菜汤就度过一天。
有一年助学贷款没发下来，他没钱买鞋，呆在寝室里几天都没上课。
在海南三亚监狱，“这是我一生中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囚服”马加爵如是说，令在场看押的警察为之落泪。
喜欢看武侠小说，最喜欢的一部书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其它方面的课外书不看。
中国象棋下得很好，牌技高超，出牌严密。
大学四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关系较好的女同学。
几乎不怎么跟家里人联系，大学四年仅回过一次家（大一寒假）。
2004年2月10日晚：
在公安机关的一份询问笔录上，马加爵有较详细的陈述：
我有杀人的想法是今年2月份的事。
当时我、杨开红、邵瑞杰、唐学李在我们宿舍打牌，其间，杨开红说我打牌作弊，之后争吵起来。
邵瑞杰就帮杨开红打击我，并说到杨开红早就不想和我打牌了，还对我说我脾气怎么怎么怪等。
我就不赞同。
后面唐学李就转到边上看报纸，邵瑞杰和杨开红仍然打击我，还说龚博过生日都不请我等来列举说我为人差。
后来，杨开红就摔牌说不打了。
当时我很气愤，我没有想到我在邵瑞杰心目中是这种人！
我一直认为邵瑞杰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越想越气愤，我就想要毁灭他，也想毁灭我自己。
杨开红又在边上说我，另外，龚博过生日不请我，肯定也是看不起我，所以我当时就决定杀他们三个人。
2004年2月11日—2月13日：
马加爵买石工锤，火车票，并到制证窝点以陈芬良的名字做了一个假身份证。
第一次买铁锤时，马让店主把锤柄锯短，装在口袋里拿回来，放在宿舍旁的公共厕所里。
后来铁锤不见了，就又去买了一个，也叫店主把锤柄锯短，回来放在衣柜里。
2月13日晚：
317寝室只有马加爵和唐学李，马趁唐不备，用石工锤砸向其头部，将其砸死，并用塑料袋扎住头部藏进衣柜锁好。
2月14日晚：
邵瑞杰上网回来晚了，隔壁宿舍的同学已经休息，他就回到了317室住。
就在邵瑞杰洗脚的时候，马用石工锤将其砸死，并用塑料袋扎住头部藏进衣柜锁好。
2月15日中午，马加爵正在宿舍处理头夜杀死邵瑞杰时留下的血迹。
这时，杨开红来到317寝室找马加爵打牌。
马用同样手段夺走了杨开红的性命。
2月15日晚，马加爵找到龚博的宿舍，说317室里打牌三缺一，叫龚博过去打牌。
结果，龚博就在当晚遭了毒手。
杀了四人后，马加爵把借寝室同学的录音带放回该同学的抽屉里；借别人的自行车，也把车钥匙放到同学的枕头下。
然后匆匆赶往火车站，开始了其逃亡生涯。
怒杀情杀自杀
从所有的材料来看，都无法找到在“吵架”之前马加爵即与这几个同学有过不愉快的过节，这些过节足以使马加爵产生很大的仇恨而曾经下过决心要杀死他们（“我没有想到我在邵瑞杰心目中是这种人！
我一直认为邵瑞杰和我是很好的朋友”——马加爵）。
因此可以认为，马加爵的“杀人念头”在意识层面是不具有连续性的，也就是说这个念头是在“吵架”的一瞬间才第一次进入马加爵的意识里的。
起过杀人念头在我们常人之中、大学生之中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但是绝大多数的念头最终并没有被实施。
为什么马加爵在一瞬间起的“杀人念头”却像魔鬼似的攫住了他的灵魂，并被他顽强地、坚决地执行了呢？
你想想啊，这个念头自产生之时（2月10日晚）起，它需要慢慢地长大，变得坚韧、成熟，并经得住考验。
在这过程当中，就没有其它的与之相冲突的观念进入马加爵的脑海里，使他变得犹豫、矛盾、后怕从而放弃了这可怕的杀人计划？
你想想啊，当这个念头成熟之后，在2月11日到13日这长长的三天时间里，马加爵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从317寝室揣着几十元钱到市场上去买一把锤子，并叫店老板把锤柄锯短些的呀？
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跑到制证窝点去让人以陈芬良的名字来制作一个假身份证的？
他又是以怎样的心情乘着公交车到火车站去买一张逃亡时用的火车票的？
在第一把锤子被别人拿走后，他又到市场上去买回来一把。
什么样的人能够以如此冷静的头脑来执行一件如此邪恶的杀人计划？
惟有死人！
一个在精神意义上已经被宣判了死刑的人。
“我可以想象得出，马加爵杀人之前是怎样的绝望！
”——在北京一所师范院校就读的大一新生张凯说。
就让我们从马加爵的“绝望”开始，逐层地拨开他的隐秘的内心世界：
像马加爵这样对情感体验非常强烈的大学生，在精神领域里支撑他生活的不外乎这四种朴素而强烈的情感：
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对人生前景的希望。
爱情。
罗素曾经说过，对爱情的渴望是支撑他生活的三种单纯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之一。
我以为，对爱情的追求是每一个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权利。
正当青春年华的大学生，生活在如此诱人的环境里，缺乏爱情雨露的沐浴或许是他们最苦闷的事情之一，而马加爵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一个关系较好的女同学。
你想想呀，当他独自一人走在灯光幽暗的校园小路上，看着一对对的情侣缠绵相拥、热烈接吻时，他的心中总不会是好滋味的吧！
夜深人静之时，手淫过后，想着自己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却从来没有尝过一次温柔的滋味，并且，在有限的将来也看不到这种希望，而当联想到这种结果是因为自己出身太贫穷、相貌平平甚至有点凶、毫无特长的时候，他总会自怜自哀、总会苦闷难熬的吧！
亲情。
童年期受到母亲特别关爱的马加爵，对亲情的体验会比一般的人更敏感和强烈。
然而，随着年龄、知识的增长以及离家求学的处境，马加爵和亲人的这种特有的关系逐渐地减弱。
尤其是在上了大学之后，伴随着身体发育的成熟和面临新的处境，青年人的思想往往会有重大的转变。
应付了学业之后，他们更感兴趣的话题或许是爱情、交友、足球、电影、明星等等，而这一些，在中国目前的气候下，孩子是不可能和家人讲的！
马加爵就更不会和父母讲了，讲什么呢？
况且，电话费是如此的贵，马加爵又是那么的贫困潦倒。
每当思念亲人的时候，或许他也很想打个电话回家听听爸爸妈妈的声音，而一旦拿起话筒，立刻可以推测出谈话的内容莫过于——“你吃饭啦？
”“吃了。
”“身体还好吧？
”“好。
”“学习成绩怎么样？
”“一般……我还是以学业为重的。
”“哦，电话费贵就不讲太久了。
”“嗯。
”——时，尽管心中非常思念，但往往会忍住不打！
心中想说的话却无法说出口，郁闷只有更增加一层。
另外，为了安慰父母，使他们放心，马加爵不得不撒谎：
“我还是以学业为重的”，而事实上他消极、旷课、沉迷于电脑，学业荒废，成绩中下，心中对父母的愧疚感、对自己的厌恶感，怎么来描述呢？
只有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马加爵很少很少打电话回家与父母联系，甚至是放假过年也都不愿回去。
日积月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这样，马加爵和亲人之间的仅有的一丝表面上的联系也已荡然无存。
“家”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变成了一个虚幻的家，这个“家”就像在遥远的童年时代经历过的往事一样，已然无法搭起连接现实世界这座桥梁。
希望。
希望有两种，一是对现实生活的希望，一是对将来生活的希望。
只要稍微想一想，我们就会知道，在现实中，马加爵品尝到的更多的是生活的寒酸、交流的绝望、爱的匮乏、女孩子不屑一顾的眼神和周围同学嘻嘻哈哈的态度以及冷漠的心灵。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而放眼将来，前景也一片昏暗。
我们先要知道，马加爵的思想是不简单的，心是高的，你看他还有要考研究生的想法，并希望毕业后能留在昆明市工作。
而他，专业不热，学业荒废，成绩中下，除了象棋下得好牌打得精外毫无所长，仪表不堂皇，也许普通话还说得很菜，这一些，像他这么一个聪明人，肚子里岂能不一清二楚？
想想自己过了这十几二十年的孤独苦闷的辛酸生涯，再也没有比将来的希望更能安慰人的心了。
然而“将来的希望”，你体现在哪里呀？
友情。
只有基本上把握了马加爵内心世界的以上三种情感体验，我们才能够理解：
为什么马加爵会把与同学之间的、尤其是与邵瑞杰之间的平平常常的友谊看得那么的神圣和重要，就像一个在传统家庭下培养出来的纯情矜持的少女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的初恋一样。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不仅过着物质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还过着精神上的生活。
物质上的贫困潦倒往往很难彻底击垮一个人求生的欲望，但是精神上的匮乏却迫使许多意志坚强的人宁愿选择死亡。
对情感的体验比一般人更强烈和敏感的马加爵，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悟出了——“在各种孤独之中，人最害怕精神上的孤独”。
我想，在刚刚进大学的时候，马加爵也一定对亲人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和内疚的眷恋之情，他也一定对爱情抱着一种浪漫的幻想，也会因为是天之骄子而保持着一种荣耀的心态。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神状态就像一只被吹胀的气球在慢慢地萎缩。
这种平淡之中带着苦涩的日子一天一天的、一月一月的、一年两年的过去，这只气球终于完全萎缩下去，并且表皮也随着空气的氧化而变得陈旧和腐烂。
当这只气球完全萎缩下去的时候，也就是马加爵对爱情、对亲情、对生活的希望彻底绝望的时候。
然而人要活着，是离不开一只吹胀的气球的，也就在它开始萎缩的时候，主人就已经在秘密地寻找用另一种气体来充满它。
经过了漫长的心理淘汰，马加爵选择了也只能选择（无意识行为）“友情”作为“另一种气体”来重新充满他的萎缩下去了的气球。
于是，这只气球又开始慢慢地膨胀起来。
然而，它里边的气体再也不是原先的由氮气、氧气、二氧化碳等组成的安全的空气了，而是经过了人为制造的单一的危险的气体——H2。
一旦H2泄露出来遇着火星被点燃的时候，这气球也就在顷刻之间萎缩下去并化为灰烬。
关于马加爵内心情感上的转移，在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移情作用”（transference）。
移情作用是指A将对B的某种强烈的情感转移到了C身上，而这种情感既不是A的行为也不是A与C接触期间发生的关系所能够说明的。
这些情感其实早已存在于A的内心，只是由于无法寻找到贯注的对象，它便被滞留在心里成为受压抑物。
而一旦与C接触并得到稍微的允许，这些受压抑的情感便会被源源不断地贯注在C身上。
当A与C相处得融洽的时候，移情往往能够得到升华，得到重塑，从而转化为一种难舍难分的、高尚的友谊或爱情。
而当A与C相处不融洽时，则会表现为一种敌意的移情或称负移情（negativetransference）。
敌意移情通常在友爱情感之后出现，且以友爱情感作为掩护。
①
通过以上细致深入地分析，马加爵的杀人动机已渐渐地浮出水面。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概括马的杀人动机：
从事发的表层原因来说属于“怒杀”；从造成“怒杀”的深层因素来说则属于“情杀”；从“情杀”被顽强、坚决地执行来看，则其根本的、起决定性的因素是“自杀”。
怒杀显然是容易理解的。
这里所说的“情杀”是参照了一般煤体对大多数爱情谋杀的概括，只不过这一回的“情”是“友情”而不是“爱情”。
从案发经过来看，这也完全符合一般“情杀”的特点。
就是在案发前，谋杀人完全没有什么特异的行为，一切表现正常。
打个比方来说，马加爵多么像是一个在轻微的恋爱中患着严重的单相思病的情人，而在某一时刻他被对方告知：
你！
是个XX、XX样的人！
我对你从来就没有过XXXX！
把马的杀人动机归为“自杀”，或许会令许多人不解。
这里先解释一下我用“自杀”这个词的含义：
它的内容并不必定表述为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指自我对当前（或者之前的某一个时段）的生存状态的极度厌恶，以致于要通过一切方式来结束这种生存状态。
具体到马加爵来说，他就是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极度地厌恶，想通过一切方式来逃离这种生活。
我想，也许许多人都会问：
“作为天之骄子的马加爵，正处青春年华，并且生活在一个几乎令所有的前辈和后辈都向往的环境里，怎么就会有如此极端的想法？
”要让我们的前辈完全理解这种想法，是非常困难的，虽然我在前面用了浓重的笔墨来描述马加爵的种种情感缺陷。
但为了证明这个事实的普遍性和不可否认性，我想从两本通俗的小说里各举一例来加以说明。
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印刷了十几次的《沧浪之水》中，研究生毕业的池大为分配在省卫生厅里，事业上郁郁不得志，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在儿子池一波被开水烫伤后，这种落差被迅速激化到了极点。
池大为从医院里出来，“走在大街上，我看一切东西都蒙着一层暗绿，我心里念叨着：
‘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
’……这样想着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要马上去做点什么才好。
激动中我嘴里居然也有了一点唾沫，干枯到麻木的舌头也有了一点湿润之感。
我想到了自我惩罚，想把唾沫吐掉，吐了三次也没吐出东西来。
再用力往手心里吐，举起手仔细看了，一点唾沫星也没有。
在我心中酝酿着一股狠毒之气，用手比划出一把手枪，一路走过去，见了不顺眼的人，就把右手举起来，食指钩那么一下，算是毙掉了一个人。
没走多远我就毙掉了九十九个人。
我想，最应该被毙掉的还是自己。
我举起枪，顶着自己的太阳穴，食指钩了一下，心中轰的一响。
”②
近两年风靡大学校园的一本小说《非常日记》中，大学生林风来自农村，贫困潦倒，暑假留在学校里，穷得卖血来吃饭。
为了找到一份家教：
“下午时，我学街上那些做粉刷工作的民工们写了一块招牌，因为找不到木板，便在一张十六开大的硬纸板上写应聘启事。
我在学校附近的市场门口侯着。
人们都好奇地看着我……接下来几天，我几乎没有勇气再去找家教了。
我的眼前一直闪现着那个妇女歧视我的神情。
但为了吃饭，我鼓足勇气又守侯在市场门口，可是一无所获，我看见许多人用疑惑的甚至带点可怜的眼神打量着我，还有一些莫名的笑。
我的自尊心已经全部被伤害了，而伤害到极点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我再也不看人们，只是用心地看自己的书。
我看见自己的灵魂鲜血淋漓地躺在菜市场上，过往的人们都要踩一脚，用那样世俗的肮脏的脚狠狠地开心地踩着，直到听到我的灵魂在嘶哑地呻吟，他们才快乐地扬尘而去。
我也走了过去，冲着那伤口慢慢地踩着，狠狠地用脚拧着踩，直到任何声音都发不出才罢休。
我看见它已经变成了张皮，可以随意地披在身上，也可以把它拧成一根绳，甚至可以把它揉成一团抹布，擦净我屁股下面的水泥地。
”
从马加爵的情况和所举的两个例子看，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所普遍具有的一种精神现象：
当心灵与现实产生巨大落差时，人们往往会通过极其严厉的方式来惩罚自我。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我想引用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心理的三个部分——本我（it）、自我（ego）、超我（super-ego）——理论来说明，以便于大家深入地理解：
为什么马加爵会采取如此严厉的方式来惩罚自己。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中把个体的无意识系统的领域称为“本我”。
本我是我们的人格中隐秘的、不容易接近的部分。
本我充满了本能供给的能量，但是没有组织，也不产生共同的意志，它只是遵循快乐原则力求实现对本能需要的满足。
本我当然不懂得价值判断，它无所谓善恶，也没有道德感。
“自我”就是本我中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并受其影响而改变的那个部分，与外界的联系是自我的决定性因素。
自我承担了把外部世界传达给本我的任务，它观察外部世界，把关于外部世界的准确情形贮存在它的知觉记忆的痕迹中，并通过实行“现实试验”的功能，排除了无限制地控制着本我中的事件过程的快乐原则，而代之以现实原则。
“超我”是每一个道德限制的代表，它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是我们从心理学方面所能够把握的、被描述为人类生活的较高层次的那种东西。
超我把最严格的道德标准施加给弱小的自我，并通过对自我的监视，不断地收集罪名来评判和处罚自我。
超我所承担的这种职责开始是由某种外部力量，即父母的权威来行使的。
父母对幼儿一方面采用爱的表示，一方面采用威胁惩罚来管理幼儿，发挥影响。
惩罚标志着幼儿失去了父母的爱，而幼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害怕这些惩罚。
到了后来，这种外部的限制内在化了，超我取代了父母的力量，并采取以往父母对付孩子的同样方法监视、指导和威胁自我。
弗洛伊德同样指出，即使父母对幼儿抚养是温和与仁慈的，并尽可能避免威胁与惩罚，超我也能够获得同样无情的严厉性。
假如把马加爵的心理分割成三个部分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
马加爵拥有一个异常强大的本我，非常弱小的自我和极其严厉的超我。
翻译成通俗一点的话就是：
马加爵其实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对爱的渴望与性的需求异常强烈；然而由于种种限制，马加爵的自我在完成本我和超我交给的任务时却做得极其糟糕，它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来自于心灵深处的和高高在上的某种理念（超我）的强烈不满。
马加爵也是一个有想法，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
可怜的马加爵（自我），他得同时服侍着三位残酷的主人：
强大的本我、恶劣的外部环境和严厉的超我。
这样的景况是不堪忍受的，以致于他想通过一切方式来扭转局势，甚至于不惜……然而他唯一的方式只能够是改变外部环境——大家不要忘了，在案发前马还做了一个假身份证，想去广东打工——因为他贫乏的文科素养和空白的心理学知识，他不可能正确地分析自己的“本我”和“超我”。
我想，或许许多人又会发问了：
“马加爵要改变他的外部环境，还等一两个月就可以毕业工作了，或者直接离校去广州打工不就行了？
何苦要干出这等的事？
”假如马加爵能够如此条理的厘清自己的心理状态，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而事实上，我以上分析的绝大部分的心理过程，对马加爵来说都是属于潜意识的。
因此，假如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准确的描述这一悲剧：
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潜意识杀人。
马加爵在案发期间的行为并不是受他的理性所控制的。
这也基本上印证了一条真理：
人类的理性也是靠不住的。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几次提到马加爵“对情感体验比一般人更强烈和敏感”，对这一特征，本文并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因为我认为这一事件本身就是最充分的说明。
倒是对马加爵这一特征的起源和形成，我想在此稍加补充。
我认为马加爵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和经历是他对情感体验较强烈和敏感的决定性因素。
他的环境和经历的最大特点就是：
马加爵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能够经常地明显地体会到母亲特别多的爱，尤其是当母亲在家中的地位较高的时候。
而从我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我推测马加爵的母亲在家里的地位确实是很高的。
理由之一是马家在村里，除了干农活外还长年替人烫衣服（十几年），这样的活儿，一般来说是女人找到的，并且，干活的过程中女性占主动权。
理由之二是马加爵到云南上大学时，是由父母一同送来的，对经济较困难的马家来说，由父亲一人护送才是合算的，而两人共同护送显然可以看出孩子他妈对他爸并不放心。
我对一些心理学专家和媒体的看法
震惊了全国的马加爵杀人这一案例，考验着每一位心理学家。
不幸的是，从我在网上下载的一百多页资料来看，给我总的感觉是：
这些心理学专家剖析马加爵的心理和性格特征时，就像是海外华侨在谈论中国的内部事务一样——一点也不了解中国的实际。
例一：
云南省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慧去女士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得出：
马加爵可能有混合型人格障碍，属于分裂型和攻击型，前者表现在他性格内向、孤僻；后者表现在从提供的照片看，嫌犯马加爵蛮有攻击性。
③
从一个人的相貌来分析他的心理和性格特征，我总算见识了！
我不得不惭愧：
居然不知道心理学什么时候已和相命之学溶为了一体。
从慧云女士的观点出发，为了保障人民的人身安全起见，我认为社会完全有必要尽快地建立起一个“个人相貌档案管理系统”，以便于鉴别出哪些人“蛮有攻击性”和其它的危险因素，从而提醒人们加强防范措施。
例二：
中山大学“两思”教育博导郑永廷教授认为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是现在高速发展的网络化、信息化。
现在在网络世界，学生很容易找到色情、暴力的东西，马加爵就很痴迷上网，喜欢看黄色录象……结果就会模仿网络骊现实社会进行反抗。
关于马加爵喜欢上网看黄色录象和暴力片，许多媒体也都进行了广泛的报导和大力渲染。
“学生上网看色情和暴力的东西，结果就会模仿网络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抗”，对这一结论，我不知道郑教授是否已经给予了有力的证明亦或他已从别人那里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在此，我想引用全国著名性学专家李银河教授的话来回答——“有实证研究表明，淫秽品的消费不会导致性犯罪率的上升，在某些方面，还会导致犯罪率的下降；有实证调查表明，淫秽品的功能主要是信息、娱乐和改进性生活质量，与性犯罪没有因果关系；实证调查进一步表明，‘软核’淫秽品（如《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不仅不会导致犯罪冲动，反而能够降低人的攻击性。
一项调查将调查对象分为两组，一组看没有性内容的图象，另一组看《花花公子》杂志，在愤怒的情况下，观看淫秽品的一组显示出比控制组的攻击性要低。
这就确切地表明，淫秽品具有降低人的攻击性的功能。
”④
每次谈到这一类问题，我总是感到无限地悲哀，人家西方国家早就已经经历过、辩论过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围绕着淫秽品、卖淫等问题，各种组织和派别展开了激烈、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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