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五中精神文化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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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五中精神文化初探
泉州五中精神文化初探
沈墨彻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创建于清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称“泉州府官立中学堂”，历经泉州中学校、福建省立第十一中学、福建省立晋江初级中学、福建省立晋江中学、晋江第一中学、泉州第五中学、泉州高级中学、泉州向阳中学、泉州第五中学，九易其名，四迁其址，迄今一百一十年。
泉州五中建校之初，就是一所办学思想先进、风纪严肃、质量优良、令无数学子汲汲以求的学府。
随着学校的发展，校誉日隆。
学校于1953年即被省教育厅确定为首批办好的14所省级重点中学之一，1978年再次被确定为首批办好的17所省级重点中学之一，1994年成为全省首批通过的第四所一级达标中学，2003年被省教育厅确认为首批示范性高中，2006年被确立为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省级样本校，曾被誉为“闽南教苑的常青树”。
为什么泉州五中自创办以来就成为学子景仰的学府、培育人才的渊薮，历百年而不衰，且愈益生机盎然？
这是一直引起许多人关注、思索和探求的问题。
我们认为，泉州五中在悠长的办学历史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优秀的学校精神文化，这种湛深丰赡的精神文化正是泉州五中百十年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
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心理诉求，是影响学校生存和引领学校发展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总和，是激励全校师生为实现美好目标积极进取的精神动力。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的个性和灵魂，它彰显了学校特殊的气质和品格，营造了师生守望相助的价值平台和有强烈归宿感的精神家园。
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是精神。
学校文化是学校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建构的一种精神境界和品格。
它的存在有一个漫长的积累的过程，从它的生成到传承和发扬，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不断衍化、丰富和发展而成。
它是一种长期的积淀，不可催生或重建，不可模仿和复制。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它无声无形，却又无时无处不在。
这种强烈的文化场弥散充溢于每个人的周遭，其势能概莫能外地相互作用于学校里的每一个成员。
五中的精神文化是一代代五中人共同呵护、守望和珍爱的最宝贵的财富。
强烈的民族、社会、历史责任感是泉州五中精神文化的内核
泉州五中的前身泉州府官立中学堂创办于清朝末年戊戌维新运动之后，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派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的主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唤起民众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废科举，兴学堂”的呼声遍及全国，学子们正是怀着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救亡图存、振兴国家民族的思想进入这所完全不同于私塾的倡导新学的新式中学堂的。
其时在中学堂任教的教师都是思想先进、教学认真的知识分子。
学生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自订《申报》、《民主报》、《国粹学报》等刊物，民主思想逐渐形成。
1905年间，美国歧视旅美华工，学生激起义愤，发起了抵制美货的爱国行动。
1908年，同盟会会员、教师江大疆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吴堃等学生参加了同盟会。
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孙中山），革命热潮随之传入府中学堂。
学堂里组织了以杨仲儒为队长的泉州府中学生队，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
迨至辛亥泉州光复，本校学生配合各地学生队成立“泉州学生军”，到附近各县进行宣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省立第十一中学学生联系各校上街进行反封建、反日本侵略宣传，焚毁日货，爱国情绪十分高涨。
比至革命大高潮席卷全国，当时的省立晋江初级中学的学生不少人加入了地下革命组织，校方经常在学生的抽屉里找到地下党的油印传单。
省立晋江初中的学生以“拯生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为己任，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革命斗争。
于1928年就学于省立晋江初中2组的李子芳就是学生中活跃的领袖人物之一。
他与朱汉膺等团结有正义感的同学谈论时事，抨击时弊，痛斥腐败吏治，在校内出墙报、发传单、反督学、闹学潮。
李子芳的进步活动触犯当局，被当作“过激分子”而“劝退”出校。
后来，他几经辗转，于1932年5月到漳州石码参加红军，于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政治部青年部部长、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1934年10月，李子芳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他先后被擢升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并当选为军团党委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子芳奉调出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李子芳不幸被俘，与叶挺军长及其他新四军高级干部被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
在狱中，李子芳教育和鼓励狱友坚持斗争，并着手建立秘密党支部，被一致推选为支部书记。
他们经受了敌人种种非人的折磨，挫败了敌特一次又一次的诱降、逼降阴谋，组织抗工、绝食、暴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不断取得狱中斗争的胜利。
1942年春夏之交，年仅32岁的李子芳被灭绝人性的国民党特务毒杀于囚室，壮烈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革命“正气歌”。
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泉州五中校友还有1920年秋季入读福建省立第十一中学的中共泉州特委组织部长、工农红军福建独立一师二团团长蓝飞鹤烈士，1936年9月至1937年7月就读于晋江初级中学二年级的中共闽中特委惠安特派员、闽中游击队干部陈忠烜烈士等。
他们与其他革命志士“铁肩担道义”，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奔走呼号，毁家纾难，出生入死，英勇献身。
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民族的骄傲，也是五中的光荣。
虽然李子芳等革命英烈在五中（晋中）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学校早已如星星之火点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焰，他们的英勇事迹激励着一代代五中人，革命传统代代相传；他们强烈的民族、社会、历史责任感为五中人树立了人生核心价值的坐标，已然成为了五中精神建构的核心而影响深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晋中学生组织“救国义勇军”。
十九路军入闽后，反对学校限制学生参加爱国救亡活动，从1934年至1936年春连续三位校长被学潮冲击被迫下台。
1937年抗战开始，学生积极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并参加地下党领导下的救亡歌曲大合唱，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在日机轰炸时，还组织“抢救队”救护伤员。
1938年学校内迁德化县孔庙，晋中师生仍在山区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
萨兆琛老师自编多种抗日剧本，并亲自编歌配曲，组织学生马宝琴、吴奄顺、方天灶、高敏生等排练演出，既唤醒民众的思想觉悟，又培养不少戏剧音乐人才。
1946年，高五组学生组织“方生社”配合地下党宣传进步思想。
1947年秋，早在三十年代就加入地下党的晋中学生陈家蘩在母校任教，她组织初40、41、42组部分学生成立了“拓艺文艺研究社”，学习革命文化，注意研究时局，联系进步学生，成为当时学校的一支进步力量。
有部分学生由她介绍加入地下党，参加了地下斗争。
1948年间，学生会代表庄铭泉、张章炉等组织学生参加“泉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反美扶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编者按）示威大游行”，激发起各阶层人民反帝的爱国热潮。
1948年夏，国民党总崩溃的局面已经形成。
5月间，闽中泉州中心县委派许东汉同志来晋中发展组织，并成立晋中地下党小组，由柯友根任书记。
1949年夏，地下党员陈家蘩担任中共泉州工委会委员分工担任妇女工作后，即组织大部分晋中女党员参加支前和宣传工作。
1949年解放前，晋中革命学生庄为本、林尧星、蔡长寿、蔡渊泉等几十位同学下乡到晋南一带游击区开展“反三征”运动，配合解放军南下，为泉州人民迎来解放的曙光。
1949年9月1日，泉州解放，陈家蘩任晋江中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代校长接管学校。
1950年春，学校即成立团总支委员会和生指会，加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
全校师生积极参加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许多学生积极报名参军，参加军干校，形成一股革命热潮。
以后，全校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抗美援朝捐款，购买国家建设公债，参加和平签名，开展勤工俭学。
许多学生胸怀革命大志，争取入团入党，在各条战线上，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作出巨大贡献，在光荣革命传统的熏陶下，不少人成为先进分子和英雄人物。
校运与国运息息相关。
泉州五中和全国的学校一样，都经历过波折坎坷、浩劫沉沦。
但是，“不废长江万古流”，她如同奔流不息的江河，越过礁滩渚崖，浪卷涛涌，激荡迂回，还是浩浩荡荡地奔向浩瀚的大海，这种强烈的民族、社会、历史责任感就是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和动力，让她始终立在时代的潮头。
坚毅顽强的集体品格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泉州五中自建校以来就历经坎坷，学校的变迁、时局的动荡、条件的艰苦，种种挫折和磨难却砥砺了五中人顽强的性格，成就了五中长盛不衰的辉煌。
坚毅顽强成了泉州五中的集体品格，成了她战胜各种困难，化险境为顺境、化危机为机遇的法宝。
周览同类学校中，因遭遇挫折而大伤元气、一蹶不振、甚至出现滑坡的例子并不鲜见；而五中却能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意志力，纵横决荡，勇往直前，云搏九万，水击三千，益发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究其原因，就是五中文化的精神结构里含有坚毅顽强的意志的因子。
而这一集体品格的形成，又源于对民族、社会和历史的高度责任感。
泉州府官立中学堂创办之始没有独立的校舍，是租赁新府口左侯祠及石栋府第碧梧轩的一部分为校舍的，其后又四迁其址。
时局动荡不安，办学之艰难可想而知。
自1922年至1926年间，北洋军阀和地方自治军战火频仍，校舍被驻军占用，学生时常被迫停课，有时一年只能读二三个月。
1925年，北军孔昭棠部进驻址在打锡巷贡院的省立第十一中学，学校停课半年，癸班学生的毕业考试只好在英文老师吴大璜家里举行。
1926年校舍又被驻军占用，学校只好暂迁至镇雅宫（今玉犀巷内）上课。
抗战时期沿海局势紧张，当时省立晋江初级中学的校歌就是师生精神品格的写照：
国难重重，勉哉晋中，努力造成苦干风；
敌寇汹汹，国力待充，责任别放松。
更生只有靠自力，救亡学术要勤攻。
干上学，学上干，埋头苦干，贯彻始终。
不怕劳，不怕甚，要勇敢，要公忠，永远为我民族急先锋。
德化山区办学条件困难，生活艰苦，师生在林葭蕃校长的带领下，发扬自强不息的“苦干”学风，自己种菜，到三十五公里外的赤水镇挑米。
当时的伙食是一碗稀饭加几根咸菜或几粒黄豆；山岚瘴气，水土不服，又值疟疾流行，师生不少人感染罹病，仍精神焕发，走进社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继任的林宗熹和苏克惠二位校长秉承林葭蕃办学的作风，坚持在山区德化办学，创办高中，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校内教学认真，要求严格，各种活动十分活跃，学校教学质量迅速提高，晋中学生多次荣获全省毕业会考第一名，校誉日隆，成为学校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
1946年春，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之后的晋中，校舍破损，设备散失。
且此时内战频起，社会混乱。
学校师生投入重建校园和争取社会民主、进步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
学校调进不少优秀教师，增添教学设备，同时整顿校园，新建二层教学楼。
1951年秋季，为了防空备战，学校曾一度内迁南安官园。
虽然困难不少，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学校扩大招生，附设夜中，还要做防空护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师生工作学习情绪高昂。
学校被定为省重点中学后，原来校舍已不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
省、地决定在桂坛巷原工农速成中学处按高标准建新校园，边拆边建，到1957年学校从打锡巷泉州府贡院迁至桂坛巷伯府埕新址。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遭受空前浩劫，师资队伍受到冲击，教学秩序被打乱。
由于学校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仍然影响着师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全校师生努力工作和学习，坚毅顽强地支撑局面。
这一时期，学校还是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这种不惧艰难、埋头苦干、坚毅顽强的学风一旦生成，并成为五中的集体品格，就必然地代代传承，影响陶铸着一代代学子。
泉州五中校友中有不少以创造丰厚物质财富而著称的实业家，他们都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历经磨难，备尝艰辛。
吴长榆初到菲律宾时当过学徒、记账员，挑过货郎担，卖过油条糕饼，替人送过货物，做过豆芽菜、小五金；庄启明在鱼脯店、轧钢厂、纸箱厂打过工；邱季端当过铁矿工人，赴港后做过杂工、搬运工、汽车修理工、推销员；徐伟福则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赴港创业初期每日早起带着面包和矿泉水搭火车过境办理报关……就是这种坚毅顽强的精神使他们战胜逆境，走出人生的低谷，终成叱咤风云的商界巨擘。
当他们事业有成后，就都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报效祖国，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捐资兴学，回馈母校。
坚毅顽强的集体品格，使五中的师生无论是在风雨如晦、兵燹连年的时期，抑或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盛世，都能直面现实，接受挑战，顽强生存；都能勤勉刻苦，不折不挠，攻坚克难；都能感知时代的脉搏，回应时代的召唤，踏准时代的鼓点，奏响时代的最强音。
求真务实、探索创新的治学精神
从治学的维度来看，求真务实、探索创新是五中人的治学精神。
泉州五中自草创之始就以学风严谨闻名于八闽。
从泉州府官立中学堂开始到以后的各个办学时期，都严格控制新生录取条件和毕业条件，制订严格的升留级制度。
学堂首届招生报名约有500人，只录取80名；有一年毕业生经省提学使举行复试，最后只毕业5人。
1938年晋江初级中学第25组招生44人，报考的就有1200人；1954年初中招收新生，其中一个班就有来自21个学校的优秀生。
无怪乎早年泉州就有“晋中筛斗”的说法。
学校管理和教学十分严格，校长亲自巡视夜自修，不仅严抓教学工作，对体操集会的纪律也不放松，甚至看到学生在信封上的邮票贴歪，也必要求重新贴正。
新中国成立后，在这种严谨学风的熏陶下，学生更是胸怀革命理想，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勤奋学习。
1956年毕业生高考录取率达97%以上；1960年理科两班104名学生考入大学就有103人，录取率高达99%。
1964年，时任教育部长叶圣陶亲临学校视察时与教师和学校领导举行教学革命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学校的教改成绩和经验。
许多校友至今仍自豪地回顾说：
“我们晋中（五中）学生多数是品学兼优者，他们的成就是与谨严的学风分不开的。
”
在泉州五中，学生从皓首穷经、孜孜矻矻的老师前辈的言谈举止中受到了熏陶，注重进德修业，求是务实。
学校崇尚忠厚诚实勤奋，鄙弃乡愿虚伪惰性；崇尚求真务实、厚积薄发的优良学风，摒弃弄虚作假、浅尝辄止的浮躁学风。
而这些优良学风，正是使学生终生受益的瑰宝。
当他们进入高校深造或融入社会，便能鲲化鹏游，得时则驾。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范文澜）五中的学生能“十年磨一剑”，耐得住寂寞。
晋中51级校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原副馆长、郭沫若研究专家黄侯兴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时提出了治学者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就是“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甘于枯坐冷板凳”。
晋中53届校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领军全国的茅盾文学研究、主编《茅盾文集》的茅盾研究专家叶子铭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就是个风云人物，南大中文系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
“诗必盛唐，言必叶黄。
”（“黄”指黄景欣）。
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作为最早一部全面研究和分析茅盾创作道路的著作，更是征服了当时的文学理论界。
经著名文艺评论家叶以群建议，论文扩充成书，成为茅盾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以群亲自为之作序，称“像这样的著作能出自一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之手，确是值得注目的”。
可见中学时代的学风对学生的影响之深。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如果说求真务实是五中个性中沉稳厚重的一面，那么，探索创新则是其精进超拔的另一面。
要求是求真就必须探索，才能去伪存真。
“智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好奇心、纯粹的兴趣和非功利的探索精神，培养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和享受智性快乐的能力，这是智力教育的本义”，（周国平）泉州五中的教育正是如此。
学生学到的不只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理念和获取新知的能力。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把理论和观点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承认事实，面对事实，宣告事实，敢于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这样的真话；为了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刻苦钻研，一定要找寻出事实的究竟，弄清楚子丑寅卯；对于未知未解的现象，不囿于成说定论，不迷信，不盲从，不人云亦云，运用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思考，敢于质疑，敢为天下先，敢于独创新说、特立独行。
历览泉州五中的各个办学时期、历届学校领导，有的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而没有因循守旧、萧规曹随的，这正是五中能够始终充满活力的原因。
近两年来，学校创办了中美高中课程实验班，与澳大利亚教育基金会联合在台商投资区共建国际教育园区，与华侨大学联合创建“泉州市青少年创新能力开发实验基地”，在探索创新的办学路上又跨出了簇新的一大步，开创了五中历史的新纪元。
在求真务实、探索创新这种科学精神的壅培和濡养下，从泉州五中走出了五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院士以及一大批建树卓著的科学家。
2010年10月，泉州五中高中60届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光学和量子信息专家郭光灿回母校开设讲座，在座谈会上他深情地回顾了在五中的学习生活，逐一回忆起中学时那一批功底深厚、教学艺术精湛的名师，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他说：
“一个人一生的志向在中学时就有了苗头。
所以，中学的老师非常伟大”。
当被问及他为什么大学本科学的是无线电，却从无线电系转到物理系，迷上了当时热门的激光；又为何在上世纪90年代初，量子信息研究在国际上刚刚起步，在国内仍是一片处女地时，他又决定把研究方向转向量子光学，进而研究量子信息技术时，他的回答很朴素很简单：
“是出于爱好，从好奇开始。
我对科学的好奇心正是在中学阶段培养起来的。
”像郭光灿这样的五中学生举不胜举，他们十年淬砺，研精覃思，探幽索秘，勇于创新，终得颖脱遂囊，为科学的进步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庄长恭，1916年毕业于泉州中学校，有机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有机化学研究的先驱者，有机微量分析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对有机合成特别是有关甾体化合物的合成与天然有机化合物结构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国内外化学界享有盛誉。
吴新涛，1955年就读于泉州五中，物理化学（结构化学）家，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结构化学和簇化学研究；基于对簇化学的贡献，他被美国发行的《簇科学杂志》称为该领域的“国际带头学者”，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福建省科协主席。
郭光灿，1955年—1960年在泉州五中学习，光学和量子信息专家，现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物理系教授；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中科院——北京大学超快光科学和激光联合中心双聘院士；华南师范大学双聘院士，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龙土，高中53届校友，清华大学材料学与工程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
李幼平，初中50届校友，电子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担任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教授，曾连任两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核武器研究。
省立晋江初级中学33届校友卢浩然，留学印度孟买大学，1946年获农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福建农学院教授、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遗传研究所所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知名的黄麻遗传育种专家，在国内麻类界享有很高的威望。
高中54届校友蒋亚丝，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教授、研究员，他参与研究的LF12激光装置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从事国防科技事业30年，于1988年荣获国防科委“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
高中60届校友王为林，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微电子分部副研究员，从事微电子研究，其“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获国家科委创造发明一等奖，905工程系列电路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参与“两弹一星”研究，荣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高中60届校友苏志明，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副校长，固体火箭发动机专家，参加完成多项火箭导弹科研课题，其探究成果曾获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第十三届国际发明博览会尤里卡银质奖。
高中60届校友黄禄萍，北大方正集团的三位创办人之一，方正集团副总裁，他负责的科研项目《1485抗爆激波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中国高校高科技产业和“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第一代创业者和开拓者。
高中60届校友许荣焜，著名生理学家、世界知名生物医学专家，生理学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承担并完成国家级研究课题18项、澳大利亚国际合作研究1项、香港长江集团合作研究3项，其学术成果荣获国家科学大会一等奖等奖项。
高中62届校友杨廷阔，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董事长兼总经理、总工程师，歼十飞机现场总指挥、枭龙飞机现场总指挥。
高中64届校友魏文博主持完成三项“863”研究课题，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海底大地电磁探测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这项先进探测技术的国家之一。
在社会科学领域，泉州五中的校友同样大匠如林。
他们博考经籍，采摭羣言，著作等身；他们学深养到，淹贯中西，才华品学，卓尔不群。
泉州五中在文史类方面似乎得天独厚。
有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级的杰出作家鲁郭茅的著名专家都出自泉州五中。
除了上文提及的郭沫若研究专家黄侯兴、茅盾研究专家叶子铭，还有一位就是51届校友庄钟庆，他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进步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建省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鲁迅、茅盾、丁玲等作家的作品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授予“国际二十世纪成就奖”。
此外，还有泉州府官立中学堂首届毕业生、近代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史学家吴藻汀，高中53届校友、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前所长、系主任、教授蔡灿津，高中53届校友、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语言学会会长、著名语言学家、闽南语研究专家李如龙，初中52届校友、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研究所闽学研究室主任、中华朱子学会秘书长何乃川，高中57届校友、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国际经济系教授、福建省政治经济学分会副会长何志成，高中62届校友著名作家陈志泽、陆昭环等等。
与这种教育文化现象相映成趣的是，从1999年至2012年，泉州五中出了苏琳、王微微、黄兆英、吴诗士、张翔雁5个福建省高考文科状元，这其中是不是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
泉州五中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
今年高考，五中更是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学生张翔雁、吴灈杭分别夺得福建省文科、理科原始分及投档分状元，五中成为福建省同年获得高考原始分和投档分文、理科双状元的唯一的一所中学。
在入学时定向生占50%的生源条件下，文、理科本一上线率竟然高达83.33%！
包容万物、民主自由的精神空间
卢梭认为，教育即生长。
意思是说，教育只是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人性中固有的能力正常地生长。
教育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价值，学校文化构建的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个性多元发展的平台。
泉州五中的成功还在于为受教育者提供了一个最适合他们能力个性生长的包容万物、民主自由的精神空间。
泉州五中原校长洪立强就提出了“让灵性在五中创造，让人格在校园升华”的办学理想。
五中承认学生个性差异的客观存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人格尊严，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并创设条件引导学生个性往良好的方向发展，最大限度地开发他们的思维，发掘他们的潜能，让他们的智力得到健康生长。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提导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五中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学习条件，泉州五中像一位宽厚慈爱的母亲接纳了他们，把他们抚育成人成才。
她以大地一般博大涵容的胸怀载育万物，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惟其博大涵容，方能不拘一格、兼容并包，方能不以一眚掩大德。
校长刘殊芳提出，要“着力营造强大的校园文化场，营造这样一种长期沉淀而成的特色文化、价值观念、管理制度、发展理念和行为准则的共同的文化氛围”，“用人格力量代替权威力量，用关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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