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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词语的理据性大，法语词语的理据性小，英语介于两者之间。
如乌尔曼发现，一些德语复合词所表达的意义在英语中是不可分析的单纯词：
德语
英语
汉语
Schlittschuh（Schlitt+Schuh雪橇+鞋）
skate
溜冰鞋
Fingerhut（Finger+Hut手指+帽）
thimble
针箍
Handschuh（Hand+Schuh手+鞋）
glove
手套
Sprachwissenschaft（Sprach+Wissenschaft语言+科学）
linguistics
语言学
乌尔曼在他的著作中还首次使用了隐性词（opaquewords）和显性词（transparentwords）的概念。
他说：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语音与语义之间毫无联系的约定俗成的隐性词（opaquewords），同时也含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理据的、因而是显性的词语（transparentwords）。
”（Ulmann，1962）这句话有把拟声理据和形态理据混为一谈之误。
按上面这个句子前后两个小句的逻辑关系分析，显性词在语音与语义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
但他接下来列举的一系列德语中的显性词并非语音与语义上有联系的词，而是具有形态理据的复合词。
依我们之见，隐性词和显性词的对立属于形态理据范畴，与语音无关。
隐性词无法进一步剖析其构成成分，而显性词就可以。
词的语义理据通过词的基本义引申或转喻后产生。
例如，aveilofmist（一层薄雾）中的veil一词由“面纱”转而喻指“类似面纱的东西”，只要我们理解veil一词的基本意义，那么对它在短语中的引申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他例子如acoatofpaint（一层油漆），hoodofacar（车头罩），“放手发动群众”，“千山万壑有了归宿”。
只要我们知道了带下画线的词的本义，就不难理解它们在这些短语中的引申义。
上述理据以外，有的学者还提出了文字理据（下文我们称为拟象理据）（许余龙，1992）。
词的文字理据表现为词的文字书写形式与词义之间的联系。
我们可以从一个词的文字书写形式上推断出该词的词义。
表音文字没有拟象理据。
表意文字由于采用“指事”、“象形”的文字符号，有的与所指有一些直观的联系，如汉字“山”、“哭”、“笑”。
除了拟声词和感叹词摹拟相关事物的声音、表意文字摹拟所指的形象，近年来有研究表明，语言在词法、句法乃至语篇平面上还有若干其他类型的临摹。
如约翰·
海曼（JohnHaiman）指出，语言符号（语素和词）之间的距离表示相应的概念上的距离。
当表达简单的概念时，语言符号趋向于融合或用符少，而表达复杂的概念时，语符常常分立或用符多。
再如描述一系列事件，小句排列的顺序一般遵循事件实际发生的先后顺序（详见严辰松，1997）。
这些都说明，语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所表述内容的制约。
这些现象功能主义学派称之为象似理据或象似理据（iconicmotivation）（Haiman,1983）。
海曼（1983）、杜布瓦（1985）等还谈到了省力理据（economicmotivation）。
省力理据指的是，越是人们熟悉的内容，用以表达的语言形式越是简略。
形式的简略与否，可以说是人们对所表述内容是否熟悉的一种标志。
语言使用者遵循“最省力原则”（PrincipleofLeastEffort），例如所有语言毫无例外都用最简单的词汇表达生活中最熟悉事物，越是生疏的事物，其表达形式越是复杂。
象似理据和省力理据涉及句法、语篇、语用，已超出词汇这个层面，这是广义的理据。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现在可以给语言的理据做一个小结：
（１）语言理据是辨识或诠释语言符号意义的依据，它反映能指与所指（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各种联系，或者体现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理据说明意义从何而来、形式何以如此。
（２）语言的理据可分为广义和窄义两种。
窄义的理据指的是索绪尔等谈到的理据，仅限于词以下的语言形式，包括语音和文字形式，而广义的理据涉及词以上的范畴。
我们认为，语言理据可以十分明确地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外部理据（externalmotivations），另一类是内部理据（internalmotivations）。
两大类中，又可分为若干小类。
语言理据存在于语言各个范畴和层面，如语音、形态、语义等（见下图）。
拟声
外部理据拟象
象似理据
语言的理据省力理据
形态
内部理据语音
语义
语言的外部理据是指语言符号具有象似性（iconicity），符号的形式来自它所代表的语言之外的事物，语言符号与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具有“异质同构”（isomorphic）的联系。
词（包括词）以下层次的外部理据即拟声与拟象。
拟声词和感叹词在声音方面模拟它们的所指，这是拟声理据。
在表意文字中，部分文字的形象与所指相象，这是拟象理据，即上文所说的文字理据。
世界上很多语言的文字不具备这种理据。
表意文字（如汉字）中的绝大部分符号与所表述的事物在意义上也没有内在、必然的联系。
用索绪尔的话来说它们是“任意的”。
在词以下层次，语言形式的绝大多数是“任意的”。
语言中具有外部理据的符号数量极少，使用语言者一般能感觉到这种联系。
词以上层次的外部理据包括象似理据和省力理据。
功能主义学派近年来正努力探讨词以上层次的语言形式与结构怎样受制于所表达的内容，以此否定形式主义学派所谓“句法自主”（syntacticautonomy）的理论，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词以上层次的外部理据一般不为常人所知。
语言的内部理据是语言系统本身产生的理据，与语言所表述的外部世界无直接的关系。
这类理据可分为三类。
一是形态理据，语言学中通常讨论的理据就是这一类。
人们说德语和汉语词汇的理据性强（李冬，1992；
张世广，1992），这是因为，从德语和汉语多数词汇的形态构造上可清楚地看出它们的组成分子，并能从这些组成分子的意义推断出整词的意义。
换句话说，这两种语言的许多词汇是透明的。
如德语dasKernwaffenversuchsverbot（禁止核试验），derGebrauchtwagen（二手车），汉语“讲台”、“讲课”、“水井”、“井架”、“成人”，“成功”。
相比之下，英语词汇的理据性较弱，从很多词汇的构造不易看出组成分子，因此其词义也就无法推得。
如上述汉语词汇的英语对应词分别是rostrum，lecture，well，derrick，adult，success。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内部理据的第二类是上面谈到的语义理据。
语义理据来自语言中的明喻和隐喻。
语言中的成语或习语、甚至许许多多常用的表达方式，其语义来自词汇意义的引申和扩展。
语义理据源于人们的认知习惯，人们趋向于在性质相近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如用对金钱的看法来看待时间，从而有“浪费时间”（比较英语wastetime）、“花时间”（spendtime）等说法。
语言中的意义就是这样辗转相依、衍生发展的。
从传统上看，只有文学家和修辞学家对隐喻感兴趣，他们把隐喻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大批学者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们认为隐喻不仅是特殊的语言表达手段，而且是一种语言的普遍现象。
内部理据的第三类是语音理据（有别于乌尔曼所说的“语音理据”）。
语音理据告诉我们如何拼合词汇的读音。
正字法和正音法越是规范的拼音文字，越具有较高的语音理据。
在掌握了单个字母或字母组合的发音以后，拼出更多字母组合的读音易如反掌。
语音理据与另两类内部理据有微妙的差异。
形态与语义理据与语义有关，而语音理据未必与语义有联系。
我们可根据规则写出或读出单词，但未必知道词的语义。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宽理解谈到理据时的“意义”。
二、语言理据是怎样产生的？
语言理据怎样形成是另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语言的）理据是人在选择符号时的思想动机”，是“符号与概念之间的理性联系”（许国璋，1991；
于海江，1994）。
这是认为理据产生于符号最初使用的那一刻，符号创造者为什么选用该符号，经过了“理性”的思考。
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未能说明语言理据的真正本质。
首先，理据不应看作是人的“思想动机”或“理性思考”。
这样说过分强调了理据产生的主观因素，似乎理据都是人赋予的。
事实上，语言理据都有其客观基础，否则理据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拟声、拟象等外部理据来自语言表述的现实世界，而形态、语义等内部理据则来自系统本身。
“思想动机”或“理性思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语言理据有确确实实的存在。
第二，并不是所有的语言理据都是人在选择什么样的符号时产生的，换句话说，语言理据不都是人赋予的。
先民们最初使用的符号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动物不自觉、无意识的叫声。
这样的符号谈不上“理性的思考”，也谈不上选择。
语言在原始的呼喊声这样的基础上衍生发展，人们不时对符号有所思考和选择，有些符号被保留，有些遭摈弃。
声音和文字的符号的形成大都如此。
要注意的是，后选的符号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确定的，原先的语言符号为后起的符号提供了理据。
尤其当符号形成系统的时候，系统就给符号赋予了内部理据。
人们在选用新的符号时，必须遵循系统业已存在的理据。
语言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但它不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刻殚精竭虑毕其功于一役创造出来的。
语言系统是逐步进化、约定俗成的结果，是历史和大众的产物。
我们的观点是，语言的理据，虽有千头万绪，但最初源于语言表达的现实世界。
先民们在劳动中用呼喊传递信息，发现了声音的神奇作用，进而用不同的声音符号表述不同的事物或事件，其中一部分模拟大自然的声音。
起先，这些符号是一个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每个整体表示一个事物或事件。
然后这些符号又被分解或重新组合，逐渐可以表达更多的事物、事件乃至逐步抽象的概念。
再后来发明的书写系统将声音符号与概念的联系进一步固化，使语言逐渐成为一个形式与功能都极其发达的体系。
从类似其他动物吼叫嘶鸣的呼喊，到今天复杂精致的符号系统，语言经历了数十万年的进化。
语言系统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创制新符号（新形式）的机制。
先前产生的符号为以后创造新符号提供了基础，已经建立的符号为新符号的产生提供了理据。
语言理据不仅来自语言外部的世界，而且主要产生于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本身。
拟声拟象具有清晰的客观基础，然而这样的理据所占的比例很小。
拟声分为主要（primary）拟声和次要（secondary）拟声。
主要拟声是指语言形式直接摹拟所指，如英语中的meow和cuckoo，发音惟妙惟肖，十分逼真。
但这样的拟声词数量极少。
次要拟声是语言形式能部分模拟所指或相关的事物，让人产生联想，如英语thump、dump、bump等词中的-ump给人以沉重的感觉。
次要拟声现象也可穷举无遗。
至于拟象，现在只是在表意的文字中依稀留下一些痕迹。
如上所述，在句法、语篇层面，语言的形式和结构同样受到所表述内容的制约。
这表明高层次语言形式与结构的形成也具有客观基础，这类外部理据充分说明语言理据并非人的主观行为。
然而语言中的理据主要是内部理据。
内部理据和语言符号的外部世界无关，它由符号系统赋予符号，是系统固有的性质。
任何符号系统一旦成为系统，本身即能产生理据，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一套基本的符号建立以后，为了表达新的概念，人们用已有的符号重新组建新的符号。
汉语中的“六书”是最好的说明。
即便是上述反映外部理据的次要拟声，也部分体现了系统内部的联系。
在语言发展的高级阶段，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连续的语言片段被分析出一定数量的音素。
这些音素是语音的最基本分子，用这些音素按照规则拼合能描述语言中所有的语言片段。
语音理据就此产生。
形态理据更是在已有语言符号的基础上衍生发展。
一些基本的形态重新组合，形成新词或复合词，其组成分子清晰可辨。
汉语词汇系统是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可从短时间内语言变化的现象来演绎形态理据产生的过程。
英语中的hamburger原来是Hamburgsteak的意思，指的是一种牛肉肉饼，原产地是德国的汉堡。
后hamburger转指夹有这种肉饼的圆形面包。
再后来随着面包所夹内容的不同，英语中出现了turkeyburger（火鸡包），cheeseburger（奶酪包）等，–burger这一后缀被分离出来，专指同类食品。
更有意思的是，原词hamburger中的ham本是无意义的音节，而现在竟有人误认为是“火腿”，因为英语中原有的ham一词意为“火腿”。
再如汉语的“的士”来自英语的taxi，是一种音译，taxi的读音是它的理据。
这个词最初在粤语区使用，继而在全国流行，在此基础上更产生了“面的”、“打的”等等。
“的士”为这一系列新词的产生提供了形态理据。
从“巴士”到“中巴”、“大巴”的发展同理。
语义理据同样离不开语言中原有的基本成分。
语言词汇的发展史就是语义类推、辗转相生的历史。
“口”原指人的嘴巴，后被借用指称象“口”的东西：
“洞口”、“入口”、“枪口”。
英语中的heart和汉语中的“心”都被引申用于“情感”、“要点”、“精神”等。
语言中运用比喻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有许多人们已经意识不到原是比喻。
必须注意的是，内部理据建立在我们对一些最基本分子的认识之上。
假如我们不认识构成词汇的组成分子，则形态理据就无从谈起；
如果我们不知道coat是外衣的意思，我们就不能体会acoatofpaint这个短语的形象意义，它的语义理据也就无从说起。
同样，假如我们不知道f、l、a、g这四个字母的读音，我们就无从知道它们拼合后的整体读音，因此也谈不上语音理据。
从语言以外的符号系统，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内部理据是怎样产生的。
任何自然的或人工设计的、自成系统的事物都具有内部理据。
然而理据建立在人们对一个系统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
当我们对某个系统有足够的了解的时候，这个系统对我们来说就有了理据。
能够洞察某个系统的理据表明我们已能解读、剖析这个系统，对这个系统能进行从下到上（bottom-up）的分析。
理据性强的系统是可以用简略、经济的规则来描述的系统。
这个系统具有一些最基本的成分。
根据上述规则，这些基本成分可以组成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形式。
规则提供了组成的原则和方法。
在这个系统内，任何形式如何推衍而成、根据是什么，都很容易考察。
这些基本的组成分子和组合、推衍规则给系统提供了理据。
举例来说，自然数系统是所有符号系统中理据性最强的。
只要认识0至9十个数名和它们的顺序、记住各数位（个、十、百、千等）的名称以及顺序、再加上“逢十进一”这一条规则，就能掌握这个自然数系统。
掌握这个系统的人能够辨识任何从未见过的数字，说出任何从未说过的数字。
自然数系统自所以容易掌握，是因为它的基本分子数量少，组合规则简便易懂。
自然数系统具有外部理据吗？
否则为什么被冠以“自然”二字呢？
自然数为什么要采取十进制呢？
十进制一定比二进制、五进制、六进制或其他任何进制强吗？
假如我们的祖先采用其他进制，今天我们是否感到同样方便和自然呢？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
有人指出，采用十进制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手指和脚趾都是十个。
果然如此，这个数制确实具有外部理据。
但这个假说很难得到证明。
除非我们有一天发现某个外星高智慧种群使用的进制与我们截然不同。
总之，自然数系统是高度抽象的产物，具有很高的内部理据，而它的外部理据却未必很高。
三、怎样认识语言的理据？
语言的理据为我们阐释语言形式的意义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有助于我们记忆语言的形式和意义。
然而由于语言理据存在于语言的各个范畴与层面，并且形成于语言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语言的理据并不都是显而易见的东西。
理据只是在对某个语言系统有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显现，显现的程度取决于阐释者对这个系统的认识程度。
毫无疑问，理据对研究语言的专家和常人有不同的显现。
在某个历史阶段显而易见的理据，会逐渐被湮没，今天的常人不易察觉，就是语言专家也要通过考证才能知道。
至于存在于句法、语篇层次的外部理据，即便是专家们也还未能全都搞清楚。
认识理据—尤其是内部理据—需要经过学习，需要掌握有关的基本成分和组合规则，无需学习的理据几乎不存在。
任何一个系统，它的基本成分再少，组成、推衍规则再简单，不经过学习，它的理据也不会自动显现。
上述自然数系统，世界各国都采用国际通行的阿拉伯数字、并同时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示。
当比较这两种表现手段时，我们发现有的语言—如法语—用本语言表述的系统要比用阿拉伯数字复杂，需要更多的学习才能掌握。
尽管如此，自然数系统相对来说比其他符号系统要容易学。
但是假如在这个浩淼的宇宙中果然存在外星人，假如他们有一天真的造访地球，他们也许不一定马上就能解读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的自然数系统，除非他们的数制碰巧与我们的相同。
当系统较大、其基本分子数量较多、组成、推衍规则较为复杂的时候，内部理据就不那么容易显现，系统也就不易掌握。
欧几里得几何是比自然数复杂得多的系统，它是在几条公理基础上推衍出来的理论体系，内部严密，逻辑性极强，其中所有的命题都可通过演绎推衍而成。
然而这些演绎的规则远比自然数系统要复杂，需要经过努力学习才能掌握。
语言理据根据不同的种类，掌握的难易程度不一样。
有的理据一旦形成，不易消失，也容易学习，如语音理据。
语音书写系统用字母或字母的组合表示几十个音素。
由这些字母或字母组合组成许许多多的音节。
由于字母和字母组合的数量不多，与音素的一一对应关系不难掌握。
当元、辅音之间的相拼原则和音节组成原则等掌握以后，这样的书写系统诵读和书写确实较为容易，便于学习和记忆。
记住每个字母、字母组合的发音并掌握元、辅音相拼的规则，就可以读出任何从未见过的单词，也能写出从未听到过的单词。
这一点与自然数系统相近。
语音书写系统的理据性是很强的。
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在表音方面不如语音书写系统简便易学。
从本质上说，汉字仍然属于一种图画文字。
它在创制之初首先是用来表意的，与语音没有关系。
今天它的表音功能与印欧语书写系统的表音功能不一样。
所谓形声字中的声旁本来是独立的汉字，它们本来就是拼合的音节，而非独立的音素。
在汉语的书写系统中，没有代表单个音的符号。
汉字代表的是一个个音节。
这些音节本身不提供任何读音如何形成的信息，它们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学习。
从掌握书面文字的读音来看，汉语不如英语容易。
然而汉语的词汇系统理据性极强，汉字对此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汉字代表一个个的单音节，这些单音节几乎都有自己的意义。
它们或独立成词，或与别的汉字组成词。
在两种情况下，它们的意义都豁然在目。
汉字是有意义的音节符号。
这些符号音形义相结合，语言使用者一旦掌握，将受益无穷。
迈出掌握汉字的第一步，再向前走就容易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理据是辨识或诠释语言符号意义的依据，它反映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各种联系。
理据说明意义从何而来、形式何以如此，体现形式与意义之间、或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语言理据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类，存在于语言的各个范畴和层面。
外部理据来自语言表述的客观现实，而内部理据产生于语言系统本身。
语言理据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步积累而成，并非一朝一夕产生。
语言的理据为我们掌握语言形式的意义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然而语言的理据并不全都显而易见。
有的理据湮没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做考证，一般不易察觉。
此外，理据只是在对某个语言系统有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显现，显现的程度取决于语言使用者对这个系统的认识程度，比如对基本分子和组合规则的掌握。
认识和掌握理据需要经过学习，无需学习的理据几乎不存在，尤其是内部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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