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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战略调整上

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战略调整(上)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研究员

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50人论坛,在清华举行的长安讲坛,非常荣幸。

大家知道,在过去的30年里面,全球经济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被中国经济学界称之为中国奇迹。

在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的过程中,可能不同的专家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分析框架也得出不同的结论。

其中不同的人可能会列出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这里面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

但是几乎你去看所有的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人里面都不会忽略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

中国的对外开放在过去30年中国奇迹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个作用,一方面大家可能会说我们赶上了很好的机遇,因为中国的开放正好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好的机遇,我们抓住了这些机遇。

但是同样面临着机遇的时候,你会发现和中国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可能也抓住了一部分机遇,但是没有像中国这么成功。

甚至很可能很多发展中的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可能还受到这种伤害。

世界银行的评估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是少有的几个受益的发展中经济体。

那么这就要想了,面临同样的国际环境,同样的机遇,为什么不同的国家能够有不同的成效,这里面我想跟我们中国自己审时度势,制定既能抓住外部机遇,又符合我们自己需要的,开放战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今天我们来讨论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过去是什么样,下一段要怎么来调整。

我可能做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简单向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分析对外开放的战略,一个分析的框架;第二个是对外开放战略的回顾,第三个我们讨论一下新的形势,最后讲一讲开放新战略该怎么调整。

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分析框架

一般来说我们制定战略无论国家也好企业也好,往往有大家熟悉的斯沃特模型战略。

战略无非就是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但是我觉得光去分析你所处的环境的机遇挑战,仅仅再加上我们自身的优势劣势来制定按照斯沃特分析,还不足来解释中国的开放战略。

所以我加一个因素是国家的发展战略,这样我就自己传了一个所谓的三元模型。

我认为影响中国开放战略是三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因素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第二个因素是我们国家的整体的发展战略,第三个因素是我们自己的比较优势。

那么我们想一想在过去的30年里面,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什么,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的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社会,那么到前30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通过进口替代的战略应该说还是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经济,基本上拥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这个工业体系是在高度保护下,也就是我们说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高度贸易保护的环境下形成的,所以总体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工业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

它自己可以管住自己的吃穿住用,但是放在国际市场上来看是没有竞争力的。

工业化的进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并没有完解,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依然在努力推进中国的工业化。

但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怎么来推进工业化我们的战略做了调整,一会我来讲。

那么我们新的国际环境是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大家看到的是冷战的格局,中国是被动的被世界隔离了,当时两大阵营。

我们一开始选择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后来中苏出现了矛盾以后,其实我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也被孤立了,所以那时候是相对封闭的。

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应该说经济全球化正在不断深化,在这个时候其实出现了很多的机遇,其中对中国来说我们抓住了其中的两大机遇。

(一)抓住供给侧机遇:

跨境产业转移

一个机遇就是在全球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出现了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跨境转移的机遇。

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回顾一下二战结束以后民族国家纷纷的独立。

那么不同的国家都开始无论是恢复经济也好,在战争摧毁的经济,德国、英国都在恢复自己的经济。

发展中国家它是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这样的话你会看到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一些拉美经济体,它们实行的发展战略是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其实跟我们中国前30年搞的发展战略是一样的。

通过高度的保护进口替代的战略它有它的理论基础,早一点有德国的里斯特所倡导的保护理论。

后来有所谓中西边缘理论来支撑战略。

就是进口替代的战略在一段时期内实行的还是比较顺利。

所以大家看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地区的工业化推进的很快,而且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

一些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很快的进入到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

那么另外一些经济体在东亚的,其实东亚的一些经济体刚结束的时候它也在搞进口替代,但是很快就转向了所谓的出口导向。

在这里面第一个做出成绩当然就是日本,后来有四小龙,中国的台湾省、香港、新加坡,走的都是同样的出口导向的一个发展战略。

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优势资源,其实东亚你会发现跟拉美比,东亚的优势资源是什么?

拉美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自然资源,而东亚这些经济体恰恰都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它唯一的资源实际上是人力资源。

所以它就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集中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的出口导向,所以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成功的走出了产业升级。

到我们中国大陆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恰逢亚洲四小龙因为经济的成长带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从企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说,它会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当它的收入水平到了一定的水平以后,它就不再可能搞那些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所以这些产业就是两个出路,一个是转型升级,去做资本密集的,去做技术密集的产业。

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转移,一个是转型升级,一个转移,一个转型升级,一个转型,一个是转移。

转移转到哪去,就是转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其它收入水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去。

早期其实很多像日资企业等等都转到了东南亚地区。

但是中国大陆打开国门以后,最开始我们的投资环境是不适应投资者的需要,所以也没有人敢来。

那么我们就在深圳在珠海在厦门在汕头搞了四个经济特区。

我们的招商局集团在深圳搞了蛇口工业区,完全是模仿东亚搞工业园区的经验,吸引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来到中国来。

慢慢的其实中国的开放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真正迅猛推进是在1987年以后,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

为什么说1987年以后,1987年当时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当时的理论叫做国家经济大循环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是王健,就是咱们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健,当时国家有一个战略叫做参与国家经济大循环,搞的是境外加工贸易。

到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的开放跃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应该说。

我们在1992年以前每年吸收的这些外商投资只有几十亿美元,到了南巡讲话的以后的1993年就上了100亿美元,大家知道现在中国是上了1000亿美元。

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让中国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我们承接了东亚地区这些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产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它是从供给侧解决了中国过去制造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到在进口替代的条件下搞的那些工业是缺乏国际竞争力的。

哪怕是这些老工业竞争产业也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

通过开放,通过吸收外资我们实际上是把中国的低成本的土地,低成本的劳动力,特别是低成本的劳动力,这是我们的优势。

和外来投资者它们的管理、它们的资金、它们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有必要讲到的是它们在全球销售的渠道。

有的还有一些是品牌结合在一起,所以大家想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它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劳动附着上在商品上出口了。

因为现代社会以后,主权国家的概念越来越强,我们说中国的劳动力很多,你不能像当年我想去美国就去美国。

大家看电影泰坦尼克说买张船票就去美国了,那不可能了。

人的这种自由移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带来的是资金、是信息、是技术、商品服务,跨境资源流动越来越容易。

唯一越来越难的就是人,特别是普通的劳动者。

可能像在座的诸位清华的高材生,想去哪都行,各国都在抢的,可以说是无国界的,对你们来说地球是平的。

但是对普通的劳动者来说他想出去就业是相当有难度的。

所以在中国就业那么把这个劳动者卖出去就是要附着在支撑品上。

所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说白了是我们劳动的出口,是附着在商品的出口。

但是大家想在供给侧解决了问题,解决了原来制造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有了国际竞争力。

(二)抓住需求侧机遇:

世界经济繁荣

但是为什么发展这么快,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世界经济的繁荣。

世界经济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滞涨,其实形势是不好的,那么在里根时期进行了很多改革,所谓的里根经济学,按中国人的说法其实就是供给侧改革。

包括让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让企业更有竞争力,以及社保体系的改革等等。

到了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开始,初中期开始,到了克林顿时代,我们说一直到这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以美国为火车头带来了一轮相当长时间的,也能算是二代以后最长的繁荣期之一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繁荣。

其实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我刚才讲是改革的红利。

撒切尔夫人刚刚去世,为什么她可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她就是一个改革者。

她上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大量讨论的是什么,英国币,我上博士的时候,念李老师的书,那本书叫英国币研究,当时英国根本看不见出路在哪,但是撒切尔夫人上来以后,开始搞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国有企业,很多跨国公司像BP什么的都是当年英国的国有企业,企业的私有化等等一系列的改革。

在美国我刚才讲里根经济学其实也是在搞改革。

那么改革的红利到了九十年代会积累。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是和平的红利。

1991年前苏联解体了,两大国的军队竞赛就结束了,这样的话各国都有更多的资源从国防转向了经济建设。

我记得那时候早期经济学翻译过来的书还会去讨论大炮和黄油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说更多的钱投入到了国防,没有更多的钱来投资搞经济建设,这是和平的红利。

但是第三个是技术进步的红利,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当年的冷战时期的军工技术用于民用。

这些技术带动了经济快速的增长。

我觉得第四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把资源配置的范围、市场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

那么这四个因素叠加起来带来了我刚才讲的这一轮繁荣。

所以这一轮的繁荣大家看到,就是从需求侧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供给侧源源不断有劳动力,我进入到了出口部门,但是怎么卖出去,如果别人说就像今天很箫条,我卖给谁。

所以说两大机遇,其实还有些小的机遇我们可能忽略不去讨论,大的机遇就是一个就是跨境产业转移,带来了我们供给侧,增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的出口国际竞争力。

然后世界经济的繁荣给我们提供了强劲的外需,这两个就把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低成本劳动力得以比较充分的发挥出来了。

这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前三十年中国开放取得成功,一个非常简单的粗线条的一个分析。

二、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回顾

那么我们说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外面的机遇我们成功了,我们当时开放的目标是要适应整个国家的发展目标。

国家要快速推进工业化,那开放怎么办,开放部门想办法怎么能够利用外部的资源外部的市场,我们讲的是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实现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国家的目标是快速推进工业化。

那开放战略是什么,开放战略的目标其实就是出口创汇。

大家如果去翻我们的文件里面从来没有提过,我们从来没有提过我们是出口导向的战略,我们从来没有提过我们是进口替代的战略,今天只是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过去三十年的开放战略。

为什么把出口创汇变成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目标,其实它背后是有理论的。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叫两缺口理论,这个理论是1965年的时候,时任世界经济银行的副行长叫钱纳里,他分析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起飞工业化的过程中他提出来了。

他发现制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是两大缺口,第一就是缺资金,这太容易理解了,缺资金储蓄少消费多投资就少。

第二个缺外汇,大家可能有点迷糊,外汇也是资金。

但是外汇又不是一般的资金,它是硬通货。

为什么特别强调外汇,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它是一个追赶的经济体,它的工业化是可以从外部获得先进的技术,或者获得它短缺的一些资源或者零部件来弥补它的短板。

我们从很多角度,比如说一个国家它的资源禀赋一定是不均衡的。

有些人用水桶理论来解释,就是传统的木桶有的板长有的板短,那么你看我们中国最长的板就是劳动力,可能板能顶到天花板,很多东西是短板,当时最短的就是缺技术缺资金,自然资源我们还是一个中长板,我们还可以出口自然资源来换外汇。

所以这时候我们出口部门最重要的就是要出口创汇,来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

拿了宝贵的外汇来换取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和一些关键零部件。

我们当时靠卖什么,就是靠卖资源。

1993年以前中国还是石油的进出口国,我们一度是短缺石油的,后来大庆发现了以后,我们当时很自豪的说中国把贫油的帽子扔到太平洋,所以一直到1993年,我们大量的出口就是煤炭,出口石油来赚取外汇。

当然我们想出口但是出不去,1985年出口结构里面有50.5%还是初级产品,这些初级产品包括矿产品,包括了一些各种各样的矿石。

然后是能源(煤炭、石油)等等,还有大宗的农产品,那么这些都是算初级产品。

那么在制成品里面我们出想想我们出口什么?

我们出口一些食品,出口一些手工艺品等等,制造业是没有竞争力的。

大家今天看到中国是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最大的鞋的出口国,即便是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当时没有国际竞争力是出不去的。

所以出口创汇是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开放战略就在想我怎么能够出口创汇,中国总体上来看是一个却字眼的国家,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讲中国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到了今天你们坐到教室的时候再也不会说地大物博了,地还大物不博了。

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资源按人均水平来算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连淡水资源我们只有世界的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石油天然气是十五分之一。

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高收入阶段,仅仅到了一个中等收入水平,我们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进口外部的资源。

我们现在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这个大家都觉得不可想像,我们原来大量出口煤炭,觉得我们煤炭多的不得了,去年我们是世界最大的煤炭进口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等等,铁矿石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

这其实是我们基本国情叠加上我们的发展水平导致的这种我们在全球分工地位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实现出口创汇的目标,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长板劳动卖出去,卖出去手段就是引进来、走出去。

引进来当时主要就是引进出口导向型的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你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和拉美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的聪明之处。

拉美也吸引外资,拉美搞进口替代战略,并不是关起门不让外资来,恰恰相反,拉美有很多大量的外商投资,但是拉美的外商投资是干什么,大部分的外商投资是绕过高关税,绕过高关税再进行国家内部投资制造业投资矿业,然后在本地销售。

刚去带去一笔外汇,但是紧接着它就不断的消耗你的外汇,转移过去的往往是最终环节。

它就要不断的进口零部件,在本地销售,然后赚了钱以后利润要汇出去,进口的时候要花你的外汇,汇出去要花你的外汇,你靠什么来弥补,靠出口你的矿产资源,好在拉美国家的矿产资源很丰富,所以它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持续一段时间发现光靠卖矿产资源卖自然资源已经不足以弥补外汇的短缺。

那怎么办,就开始借外贷,借了外贷定期得还,然后再怎么办呢?

就汇率贬值,汇率贬值还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就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还有的国家出现了政治动荡。

这是拉美吸引外资带来的够过。

那中国吸引外资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吸引了直接投资。

我们从1993年以后一直是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区别在哪?

其实区别就一点,就是来中国的外资是经过筛选的,不是你想来你就能来,虽然我们一看我们的政策说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可是外资真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以前,我们的直接投资不仅仅是审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筛选。

你是不是技术先进型的企业,能带来先进技术可以。

但是实际上它没有那么多先进技术的外商投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你是不是出口型的企业,你不是出口型的企业要给你提出要求,你的外汇要自我平衡,你不用来我的市场买我的外汇花我的外汇,至少你得自我平衡。

那你想自我平衡怎么办,一定要出口一些东西,不出口怎么做这一行。

那么国家提到你的产品里面要采购本地零部件,所谓本地含量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出口比例的要求。

就是外汇平衡要求,本地含量的要求,出口比例的要求,这就筛选了我们来中国的外资。

所以你会看到大量的外资来中国的外资经过筛选以后主要是出口型的。

那么这些出口型的外资从东亚来,它的一些上游的零部件还在国外,还在周边的经济体里面,它要大量的运过来,市场在欧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三角贸易,中国在中间是个二传手。

外国的投资来了,把工厂设在广州珠三角山东,然后从日本韩国台湾进口零部件,在中国加工增值一部分,再卖过美国卖到欧洲,这个格局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可是大家试想一下说,如果在这种高保护条件下,这些外资到了中国投资以后,那么它进口零部件的时候先征它百分之五十的关税,然后当时还有产品税后来改成了增值税,它在和中国低成本劳动结合的时候,发现再卖出去的时候没有竞争力了,因为关税太高了。

可是如果我们把关税撤掉了,我们把关税降下来,我们原来形成的工业体系就会被进口品冲的一塌糊涂,这是两难的问题,怎么办。

既要让外资在中国能搞大进大出的加工出口,又要保护原来没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中国人真是很聪明。

我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办法,考证不了。

中国搞了一个加工贸易政策,国外很多也有加工贸易政策,只是在出口加工区里面,自由贸易区里面小范围的搞,中国是漫山遍野都在搞。

我们加工贸易占出口的比例一度高达58%,现在还有40%多。

你要看看把中国的贸易分成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其它贸易方式的话。

一般贸易是花外汇的,在绝大部分的年份一般贸易是贸易逆差,所有的贸易顺差几乎都来源于加工贸易。

所以很多人今天在媒体上还会看到,说这个加工贸易不好,加工贸易很低端,很多批评加工贸易的。

但是你要想一想,如果没有加工贸易政策就不可能有今天对外开放的格局。

这是中国人非常聪明的一个政策设计,它实际上把外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它是兼顾了让我的企业能够参与到全球生产价值链里面。

同时又能保护我没有竞争力的那些工业部门,非常巧妙的政策设计。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我们为了实现出口创汇,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政策措施。

我刚才说搞经济特区,特殊经济区,还有外汇贬值等等。

这里面我个人做了这么多年开放研究,我个人认为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政策是加工贸易政策。

今天我们也在培训很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官员。

当时胡锦涛总书记说除了我们给人家援助钱以外最重要的是帮助人家做能力建设,就是要培训它的官员,知道怎么去发展经济。

我觉得加工贸易的经验可以让其它的发展中国家去分享的一条经验,这确实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给后期国家、人类社会一点点创新性的贡献,其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别人做出来的,我们学别人的,但是加工贸易大范围的做法是我们有一定的创造性的。

三、对外开放战略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一)我国对外战略面临的新挑战

那么我们到了今天开放战略总体来看很成功而且也走的很顺利。

可是也原来的开放战略现在越来越面临着新的挑战。

新的挑战是什么,首先是我们自己的比较优势变了。

原来我们是低成本的劳动力,是最大的优势。

从2003年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劳动成本快速上涨的通道,所以经济学家比如说社科院的蔡纺老师就在讲说我们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了。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便宜了,我去年的十一月份到柬埔寨,柬埔寨也在学中国搞加工贸易,而且吸引了中国的企业去。

我碰到了一个宁波的一个企业,我们在一起座谈,它说按照柬埔寨和宁波地区比,普通的劳工,柬埔寨的劳工成本是咱们的三分之一,光比劳工成本是不够的,还要比一个什么东西?

劳动效益劳劳动生产率,那么柬埔寨的工人生产效率是咱们普通工人的三分之二。

这样大家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就可以算做三分之一,所以它把一些低端的比如做T恤衫做裤子,这些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转移到了柬埔寨,而且运作的很好。

所以你在国际市场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受到一些后起的经济体越来越强的挑战。

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带来的。

这本身没有什么可怕,这是件好事情。

我们说发展经济为什么?

就是让自己的国民过的更加富裕。

但是从参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个挑战。

但是大家还要看到一点,尽管这些出口部门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很快,可是这个上涨还是打了折扣。

为什么打了折扣?

你去到沿海看一看,上亿的农民工,他们并没有向市民一样享受应有的比如说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说中国出现了三元结构,发展中国家说是二元结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

这个城乡二元结构到了中国演化成了三元结构,就是城市内部还有一个二元结构,就是有户籍的城市人,和新来的农民工。

但是很多人说农民工一个词不好,带有歧视性。

所以大家编了很多词,外来务工人员。

广东的前任省委汪洋同志说,我也是外来务工人员。

用外来务工人员这个词不准确,不能准确的描述农民工这个群体。

正是因为我们这一套户籍制度出现了所谓的土地的城市化,职业的城市化。

但是这些农民工他没有市民化,没有市民化其实就是人为的压低了这些人的成本。

那么我们说新型的城市化李克强总理说城市化是最大的潜力,下一步要推进城市化,但是推进城市化不是为了大建城市,而是注重要城市化的质量。

什么含义?

我想就是说要推进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

这样的话如果还加速市民化,劳动力成本就会上涨的更快。

可是农民工拿的工资未必增加的有多快,但是从企业主的角度来看,从企业付出的成本来看,增加的是更快了。

我也问过一些朋友,大概三年支付给工人的报酬就要翻一番,可是农民拿到手里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为他要交各种各样的税费,各种各样的社保费用。

所以我们如果中国经济还保持快比较快的势头的话,那么我们劳工成本上涨的速度会进一步的加速。

所以我们未来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么还有一个变化在哪,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我们说全球的繁荣。

现在全球陷入了经济危机以后的低迷期,而且我们经过分析其实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这场危机特别是发达经济体要想成功恢复,绝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

危机刚爆发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讨论说是V形反弹还是U形反弹还是什么W形反弹,还是L形反弹,像日本这样搞了二十年走不出来,变成了L形的,掉下去以后就在那个节点上。

我记得当时的经济学家,包括我们清华一些著名的教授说V形反弹。

确实弹了一下掉下去了,所以现在看来最乐观的恐怕是W形了。

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就不得不去面临一个比较低速的全球经济的一个新的常态。

所以我们会看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变了,外部环境也变了。

你如果说我还搞原来的一套,原来的一套也不需要了。

出口创汇的目标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将近3.5万亿的外汇储备。

很多网民在网上骂,说你搞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国的国债,我们都是血汗钱等等还有很多。

如果要是放在历史的角度看,其实你要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

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受困外汇短缺,而我们不仅消除了外汇短缺的缺口,而且还积累了这么大的外汇,这个外汇确实是有成本的,去买美国的国债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但是在全球金融动荡下,你会发现中国的话语权从哪来,就是三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受灾的国家,欧洲那么多国家整天跑到中国来说能不能买一点国债。

你要是手里没钱,说我也没钱,人家是不会求你的,所以确实它是有成本的,但是如果你客观的放在一个尊重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巨大的成绩。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因为国际环境变了,比较优势变了,与此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的发展战略也变了。

过去30年我们一直在追求加速工业化,现在对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不同的判断,有的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个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有的人说在中期阶段,有的人说已经完成工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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