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占制高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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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制高点

抢占制高点

　　史蒂芬?

霍金走了。

他离开了杭州，赴京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并且再作一场演讲，将“霍金辐射”的半径继续延伸。

这时，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从预告霍金来华演讲，到霍金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在杭州、北京两次演讲，中国的媒体掀起了一股“霍金热”，这股“霍金热”无疑已经为推动中国的“科学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而在这次有关霍金、丘成桐、威腾等科学巨匠和国际数学家大会报道的媒体“大合唱”中，文汇报起到了领唱的作用。

　　早在霍金来华前25天，文汇报就刊出了《霍金要来了》的特稿，在全国最早披露霍金将要来华的消息，海内外的许多媒体见到文汇报的报道后才把目光瞄向了霍金，并派记者到杭州、北京追逐霍金。

　　在霍金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文汇报又以极大的热情，大容量、大版面地作了跟踪报道。

粗粗估算，从8月9日到18日的10天中，文汇报刊出的有关霍金、丘成桐的系列报道近30篇，字数超过3万，配发照片和插图超过15张。

　　文汇报的连续报道受到了丘成桐等著名科学家的广泛好评。

丘成桐教授说，在所有有关霍金和本次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报道中，文汇报的报道最丰富多彩；《时间简史》的译作者、本次霍金答记者问和公众演讲的首席翻译吴忠超教授在离开杭州前，专门给我打电话说，在他所能看得到的媒体中，文汇报对霍金的报道最详实，最准确，最权威，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成分，他要我向总部转达他对文汇报的谢意；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也向本报领导表示，文汇报有关霍金和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系列报道是所有媒体中最好的。

　　回顾这次战役，可以总结的东西很多：

报社上下的配合，报社内外的配合，报社部门间的配合，计划与实战的结合，记者的素质及采访技巧，等等。

但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这次系列报道之所以取得如此圆满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抢占了“制高点”。

　　所谓“制高点”，就是新闻信息的源头。

本次霍金来华及国际数学大会弦理论新闻的第一“制高点”是浙江大学新闻办，几乎所有的系列报道均与他们的发布、配合和支持有关；第二“制高点”是丘成桐教授和吴忠超教授，丘先生不但自己就是个新闻人物，还是霍金来华的介绍人，是一大批国际著名科学家的朋友。

而吴忠超教授曾是霍金任组长的“广义相对论”研究小组中的一员，是霍金的中国弟子，也是把霍金科普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有功之臣，更是本次霍金在杭期间的首席翻译。

　　从获悉霍金来华的信息开始，报社领导就给了我“抢占制高点”的指令，并要求我尽可能多地为本报发回独家新闻。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进入了“抢占”状态。

　　今年7月10日前后，浙江大学新闻办给我发来一份传真，传来的信息是：

浙江大学将承办国际数学家大会弦理论国际会议，上面列出了一大批参加会议者的名单及会议的大体日程。

我在这份传真中发现，至少有20位以上的与会者是国际著名的科学家，其中有英国皇家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和中国两院院士，最著名的是史蒂芬?

霍金和丘成桐教授。

在日程安排中，我发现有霍金举行公众演讲的内容，并有一次答记者问的机会。

　　当时，距霍金来华尚有一个月，主办单位也没有要求媒体发预告消息。

但是，我意识到，新闻实际上已经发生，因为霍金来华的事已经确认，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来华，应该可以成为读者关注的新闻。

于是，在此后的两三天时间里，我开始寻找有关霍金的资料，并以浙江大学师生排长队领取霍金演讲的入场券为新闻由头，向报社发回了第一篇特稿：

《等待霍金》。

　　此稿采用散文化的笔调，将一篇预告性的消息写得富有可读性。

文章内涵充实，基本上将霍金的情况介绍清楚，并且融入了记者的感情，读起来有亲切感。

　　7月15日，文汇报以《霍金要来了》为题刊出了我的稿件。

这是在全国性大报中第一家披露霍金将来华的消息。

本报的稿件见报后，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并由此掀起了第一波“霍金热”，也因此拉近了我与浙江大学新闻办的关系，为霍金来华后的一系列采访抢到了“制高点”。

　　8月6日，我在浙江日报“关注”版上看到了该报记者张冬素采写的对吴忠超教授的专访，心中暗暗吃惊：

吴忠超已经来杭，我却还不知道！

我的第一反应便是找浙江大学新闻办主任徐有智。

　　当天晚上，由徐有智教授作陪，我在杭州红泥餐厅宴请吴忠超教授，正在杭州出差的吴教授的哥哥也一起入席。

席间，我向吴教授请教了有关霍金的大量问题，他根据自己的了解一一作答。

　　席间，吴教授谈到了他此行的遗憾。

他说，此次来杭州，最大的愿望是在霍金来华后的第一时间见到霍金。

但因为他是美籍华人，因此无法办理进机场迎接霍金的通行证。

　　作为霍金来华后的首席翻译，如果能够满足吴教授的最大愿望，无疑会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次日，我向报社汇报了霍金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具体时间及航班号，希望报社在办理记者采访通行证时帮助吴忠超先生办一张通行证。

此后，为办通行证，我又与吴忠超教授通了几次电话，他看到了我们的诚意。

通过本报记者郑蔚先生的努力，吴忠超的最大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8月9日中午，当霍金的轮椅一出与飞机相连的移动通道，吴忠超就与自己的恩师见了面，当霍金夫人将吴忠超的手与霍金的手叠在一起时，师生间都十分激动。

吴教授也给了文汇报特殊的回报：

将两份文汇报摊开了给霍金看。

这两份文汇报一份是7月15日的报纸，上面有《霍金要来了》的独家专稿；另一份是8月9日当天的文汇报，“书缘”版以整版篇幅刊出了有关霍金的专稿。

霍金认真地看着两份文汇报，看到自己的照片和书的封面照片及插图，欣喜地笑了。

　　本报记者郑蔚和摄影记者周学忠是唯一有幸在移动通道口采访霍金的两位记者。

而其他媒体的记者却大多只能在远离飞机的出口处等待。

第二天，文汇报刊出的消息中有较多的独家新闻，而吴忠超紧随霍金轮椅从移动通道中缓缓走出的新闻照片更是本报的“专利”。

　　在其后一周的日子里，浙大新闻办和吴忠超先生给了我许多特别的关照，在霍金答记者问之前，向霍金介绍文汇报，使霍金对我所提的问题有了特别的准备，因而使我有幸成为8位向霍金提问的记者之一（事先要求提问的记者多达80余人次），我也因此能写出我与霍金直接对话的特稿。

吴忠超先生还两次主动给我打电话，通报霍金的日程安排。

8月14日早上7点刚过，吴教授就给我打电话，说霍金下午将游西湖。

我当即与徐有智教授联系，证实了这一消息。

徐教授告诉我，霍金游西湖后还将去河坊街（杭州的一条民俗风情街）观光，并告诉我，霍金到河坊街的时间是下午5点。

　　那几天，我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8月10日，是我最忙的一天。

上午，我继续阅读有关霍金的资料，那几天，我已经翻阅了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并在网上阅读了《霍金传》第五章，以及霍金自己写的回忆录和英国记者对霍金的专访等。

中午，应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之邀，我与吴忠超、徐有智等一起在湖畔居用餐，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是本次霍金在华演讲的唯一有现场直播权的电视台。

下午，由浙大新闻办邀请，与丘成桐教授一起在湖畔居喝茶，一起喝茶的还有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南方周末、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数家媒体的记者。

　　说是喝茶，但宾主双方都将这次见面当作一次极好的采访机会。

湖畔居紧临西湖，号称“天下第一茶楼”，景致万千。

丘成桐兴致很高，谈笑风生。

我则无心赏景，全身心与丘成桐先生对话和记录。

下午4时，喝茶结束，我见丘先生心情颇佳，于是建议，请丘先生为杭州留下墨宝，丘先生欣然应诺。

他用毛笔在湖畔居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苏东坡的名句：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云霞似锦，大千岂乏真谛。

题毕，丘先生与我合影留念，彼此间印象加深。

　　当天赶回记者站，我来不及吃晚饭，立即整理丘先生的讲话内容，并打印出一篇丘成桐教授专访。

稿件打完发回报社后已是晚上10时许，报社回电说准备上明天一版，并配照片。

这时我才去吃晚饭。

　　8月11日是更为紧张的一天，因为这一天霍金将答记者问。

虽然霍金答问是下午4点，但我一早就开始忙碌起来。

那天在霍金会见前，我完成了《丘成桐谈霍金》、《吴忠超谈霍金》和霍金踏上中国土地后的花絮四则，计4000余字。

下午2点多，我和记者站小曹早早地赶到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在霍金会见记者的小会场内抢了一个第一排的位置，人高马大的小曹那天担任摄影的任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是明智的。

那天前来采访的记者把整个小会场都撑满了，高个子的小曹显示了他的优势，而我抢占的第一排位置则给我与霍金交流带来了方便。

　　那天，我向霍金提的问题是：

霍金先生，您所经历的磨难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而您对人类作出的贡献也是超越常人的，除了享受科学研究成功的快乐之外，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霍金回答说：

我热爱生活，享受生活，我从音乐和我的家庭得到巨大的快乐。

　　那天，霍金共回答了10个问题，他对本报记者所提问题的回答，几乎所有媒体都在报道中选用了。

当天晚上，我将计划报给了本报国内部主任季四元，那几天，季主任每天都等着我的稿件，并及时与报社领导和要闻部沟通。

我写完一篇，马上向报社发回一篇，颇有点像战地发稿；将所有稿件发完又已是半夜。

好在浙大新闻办给我传来了霍金答记者问的标准文字，使我少花了许多工夫。

12日上午，我从网上查看，我向报社发回的3篇专稿、4则花絮都已见报，编辑几乎未加删改，而且在一版和五版突出位置，还各配了照片。

　　12日晚，徐有智教授又给我来电：

13日中午，由浙大新闻办牵头，由丘成桐特别邀请，4位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著名外国科学家将与媒体记者一起游湖，因位置有限，只邀请少数记者，问我是否愿意参加。

我自然非常感谢徐教授给我这样的机会，欣然应允。

　　13日中午，我早早地来到了曲院风荷内的“卓颖舫”，是第一位报到的记者。

这一天与科学家一起赏荷的媒体记者分别来自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

除了丘成桐教授外，4位著名外国科学家是：

费尔兹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院外籍院士威腾（E．Wtten），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葛乐思（D．Gross），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法捷耶夫（Faddeev），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施维德（A．Stromingen）。

4位科学家中，威腾、葛乐思和施维德都不是第一次来华。

威腾曾于1998年到天津南开大学参加过庆典活动，并到过北京和上海，葛乐思于1989年来过中国，施维德则已是第4次来到中国，1975年，他曾与另外19位美国青年一起，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中国参观工厂和农村，到过大寨，并在上海电机厂“体验生活”一个月；法捷耶夫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上世纪50年代时与来自中国的十多个同学同班共读，数十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变化。

　　我那天是有备而去。

我将几天来刊有霍金及国际数学家大会专稿的文汇报收集了一套，一见面就递给了丘成桐教授。

因在湖畔居已经有过一次接触，丘先生马上就认出我是文汇报记者。

他对我说：

这几天每天都看报纸，文汇报的报道最丰富多彩，而且没有哗众取宠的东西。

　　在卓颖舫，记者与科学家们进行了座谈。

我先后向他们提出了以下问题：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并发明了“勾股定理”等数学公式，这些数学家的发明在世界数学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何？

中国的数学目前在国际数学界所处的地位如何？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它如何与不同的科学相结合？

是否会组成新的交叉的学科？

当媒体披露“小行星撞击地球”、“地球有可能爆炸”等消息时，身为科学家所持的又是怎样的心态？

哪个年龄段介入基础科学研究为最佳？

你们对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寄予希望，你们是否愿意接收中国的研究生？

　　很明显，科学家们十分乐意回答我的提问。

他们的回答又成为本报独家报道的素材。

　　赏荷结束，我主动邀请威腾、施维德坐记者站的车回香格里拉饭店，随后，我又陪丘成桐先生坐记者站的车回饭店。

丘先生告诉记者，一小时后他将去浙江科技会场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建议》，他表示，在他演讲结束后，可以将演讲稿给我，并同意让文汇报独家刊登。

幸运的是，丘成桐还应我的请求为文汇报读者题词。

　　这一天，我向报社发回了两篇独家专稿，一篇是5位著名科学家回答我的提问，另一篇是丘成桐教授在杭州演讲，向中国科技界进言。

丘成桐先生十分守信，演讲一结束，就将他的讲稿给了文汇报。

3天后，他又邀我去他的房间，主动将他修改定的讲稿交给我。

　　14日下午，霍金游览西湖和河坊街。

我花了几个小时，带着真情撰写了一篇新闻性特写《走近霍金》。

我把这几天来所看到、感受到的霍金全融入这篇散文式的新闻之中。

当我将丘成桐教授告诉我的一个细节写入稿件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一细节是：

霍金去观看了浙江大学为科学家们安排的演出。

在欣赏《黄河协奏曲》时，霍金流下了眼泪。

这一细节与他回答我的提问时所说的“我在音乐和家庭中获得巨大的快乐”互为映衬。

在写这一细节时，我有意识地写下了以下背景：

霍金很喜欢音乐，甚至在音乐声中摇着自己的轮椅与家人跳舞。

他对音乐的熟悉程度绝不比常人低，帕伦克的《格罗里亚》，勃朗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披头士的《请你让我快乐》，以及反映中国古代公主悲剧的《图兰多》，是霍金常听不厌的曲目……看似简单的一个细节，我却足足花了3个小时在网上寻找，最后在一位英国女记者对霍金的专访中找到了他所喜爱的音乐曲目。

　　当天下午4点，我与蒋萍、小曹及记者站司机小王已在河坊街恭候霍金。

一小时后，霍金的专车才到达。

本报记者是为数不多的现场采访记者之一。

　　15日，是霍金作公众演讲的日子。

在浙江大学体育馆，我拿去的文汇报成为科学家竞相传阅的读物，施维德和葛勒思等科学家希望我能给他们一套文汇报，因为他们已经听丘成桐先生说过文汇报的报道。

当天下午，记者站全员出动，找到了8套最近几天的文汇报。

当晚，我和小曹带着8套文汇报和若干礼物来到香格里拉饭店。

我们与霍金和丘成桐先生会了面，向他们赠送了文汇报和文汇报丝绸报，并有机会和霍金合影留念。

霍金的助手代表霍金向文汇报致谢（参见本期封面照片）。

　　16日，霍金离开杭州去北京。

而我发给本报的报道一直持续到18日。

　　对我来说，采访霍金可能也是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机会。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抓住了这次机会，而且，我抢占了“霍金新闻”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