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福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的功绩和地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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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福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的功绩和地位

刘永福，字渊亭，原籍广西博白，１８３７年生于防城，８岁时随家迁居上思，２０岁投入反清农民军，３０岁创建黑旗军并流亡越南，中法战争后回国，已４８岁。

甲午战争时，刘永福奉旨渡台湾帮办防务，领导了台南的抗日战争。

战败回国后，于１９０７年辞去清朝官职，闲居钦州。

据说，他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同盟会，广州光复后，曾短期出任广东省民团总长。

１９１７年，刘永福于钦州逝世，享年８０岁。

今年是他诞辰１６０周年，逝世８０周年。

刘永福的一生，经历了从一个贫苦孩子成长为中国近代史著名反帝爱国民族英雄的传奇性过程。

刘永福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一家人终岁勤劳也难以维持温饱。

为了帮补家用，他１３岁时即外出佣工。

１７岁时，父母和与他们共同生活的叔父先后死去。

刘母先死，靠着村人的资助，才买到一副薄板棺材；等到刘父去世，就以床板拼成棺木敛葬；年末叔父又死，只有以木屑垫坑，草席裹尸。

三场丧事办完，刘永福已是贫无立锥之地的穷汉子了。

赤贫的青少年生活使得刘永福失去了接受正常文化教育的机会，以致即使后来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刘永福已略识之无，但在读书人眼里，他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

１８８３年，唐景崧入越与４６岁的刘永福会晤，事后在《请缨日记》中写下他的印象：

刘永福“不识字”；［①］１８５５年刘永福回国，张之洞在接见他后奏报清政府，说他“不识文字”［②］。

１０年后，易顺鼎赴台湾见刘永福，在《盾墨拾余》记称，刘永福“朴陋无文”。

［③］撰写《刘永福传》的三水李健儿，也在《书后》称：

xx“不学”。

［④］

在外部世界剧烈变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不能不影响了刘永福的成长，限制了他的才华发展和一生事业：

他不能够通过书信函件广泛地和外界建立联系，这妨碍了他对于世界大势的了解和掌握，使得他不能很快地接受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不能使他的爱国精神得到更高的升华和更多的表述，当然更限制了他提高黑旗军的素质和战斗力，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果。

对于自身及黑旗军的这些致命弱点，刘永福在甲午战败后已经觉察，并力图弥补。

与刘永福关系密切的铁禅上人记称：

“将军以黑旗中人大都起自陇亩，后此宜注意世界学识。

光绪丁酉（１８９７），曾拟助余国外留学，意为黑旗军十年教训计也。

余以久病体弱，辞不果行。

”［⑤］刘永福出身贫贱，且为人刚直，不善拉扯和吹拍，虽然由于抵抗外敌侵

略有功的缘故，他得到最高统治集团及张之洞、谭钟麟等官员的赏识和提携，但他毕竟没有关系深厚的靠山和后台，这就使他的官宦生涯充满了坎坷和风险。

除了任职总兵二十余年而未迁一秩外，刘永福在抵抗外敌入侵的同时，还要防备自己阵营的官场倾轧和阴枪冷箭，对于刘永福来说，这些来自内部的干扰，有时并不亚于来自外部强敌的武力侵逼。

中法战争期间，唐景崧上书请缨，万里入越助刘抗法，帮助黑旗军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曾是轰传朝野的佳话。

然而，半年不到，唐景崧即因刘永福拒绝他提出“代越为王”的建议，而与之反目成仇，成了刘永福的冤家对头。

唐景崧不但在广西巡抚徐延旭、云贵总督岑毓英、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面前进谗，肆意诬蔑贬低刘永福，而且阴谋拉拢刘永福手下的第一员大将黄守忠背叛，造成黑旗军内部的一次大分裂，从此由盛转衰；刘永福鏖战山西等地时，两万桂军奉命助战，却一直龟缩在北宁一带，坐视优势法军围攻黑旗军而不出兵援救；后来黑旗军转到宣光一线与滇军并肩作战，滇军主帅岑毓英先是居心叵测地建议清政府让黑旗军独自与法军作战，滇军则退守边境，如黑旗军战败，遭受法军追击，则滇军堵截不让黑旗军退过边境；后来又在援饷、济械、募军等问题上刁难刘永福；而滇军主将丁槐也与刘永福不和，以致两军不能协调行动，只得各自为战，致被法军各个击破。

甲午战争伊始，刘永福奉旨帮办台湾防务，这原是清政府布下一支要袭日本的奇兵。

可是，他尚未上岛即被台湾巡抚邵友濂歧视，贬往台南一隅。

等到唐景崧继任巡抚，刘永福更被赶往偏僻贫瘠的恒春，职权大部被剥夺，甚至连成立台湾民主国这样的大事也不让他参与。

唐景崧仓惶逃离台湾时，对于仍在台南坚持抗日的刘永福却无后命，也未留给丝毫粮饷械弹，绝情冷酷已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严重破坏了日后的台南抗日战争，几乎使刘永福陷于死地。

上述这些不利的内外因素，虽然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刘永福的才华和事业发展，但毕竟未能完全埋没了刘永福，刘永福仍在艰难竭獗中，为中国人民的反帝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刘永福天性纯孝，稚龄时就懂得孝顺父母，友爱弟兄。

刘母亡时，“永福立坟场，博膺而号，遂晕。

”刘父死后，永福号哭：

“天乎，我今更为无父之人矣。

”以后，刘永福的处境稍为改善，就惦记着要为父母叔父迁坟造墓。

晚年时，铁禅上人曾记称：

戊戌三月，余得因缘，皈依三宝，将军深韪余志，暇辄过寺聚谈。

因谓余曰：

“佛言报恩回向，我戎马半生，未及立庙，妥诸先灵

。

今子出家，当具此感，倘有意乎，余与汝成之。

余曰：

善。

岁已亥（１８９９）与将军择地白云山麓，沙河之南，为建刘氏家庙。

庚子（１９００）落成，奉列祖列宗木主升座，将军即驻节是间。

晨起，必具衣冠礼拜，寒暑弗辍，尝曰：

余少也贱，风尘仆仆，子职亏缺，今即椎牛而祭，其如亲已不在何？

言罢，泪盈于睫。

左右咸感动，有相助泣下者。

”［⑥］李健儿亦称，刘永福“论其孝，自少小时即有血性，至老，营刘氏宗祠于沙河，偶诣祠宿，晨起，必具衣冠行礼于堂下。

遇父母生卒之日，前夜夜半，辄先正其官服，坐待天明以祭。

或曰将军老矣，何可甚劳瘁其躯？

将军泣言：

吾少贫贱，即失父母，未得尽其事亲之道，今富贵，虽牲ｑｕáｎ＠①肥ｔú＠②祭于家庙，父母而有灵，仅受献而不得享，吾安可不尽其职耶！

”［⑦］

我们知道，“孝顺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旧中国用以维系家庭以及宗族成员，共同战胜和克服天灾人祸的重要因素。

这些情感演化开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很容易发展成为热爱国家和民族的高尚情操。

刘永福虽然没有文化，却深受这种传统道德的薰陶。

当他离开小家投入社会后，自然而然就会将对于父母兄弟的孝顺仁爱，转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爱，升华成一种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代表着中国普通百姓对外抗争的意愿和决心，它植根于刘永福的天性之中，高风亮节，赤胆忠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同经冬松竹，百炼真金，越是磨砺挫折，越显其坚贞。

无论是外敌的强暴，抑或是官场的势利，都不能从根本上灭绝这种可贵的爱国情操，天崩地坼，海枯石烂而终生不悔。

比起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在危急关头，察颜观色、见风使舵的唐景崧、易顺鼎之流，刘永福可能要庆幸自己没有读过那么多书了。

刘永福３０岁时流亡越南，在１８年中，他接受越南政府的官职，做到三宣提督。

但越南政府只是利用刘永福及黑旗军镇压各地的叛乱，其实并不真正信任刘永福。

刘永福曾对人说：

越南政府怀疑他的顶头上司黄佐炎“阴怀异志”，因并疑及刘永福，以至刘永福“时虑法人与朝臣比而谋我，是以屡蒙内召，不敢入朝。

”［⑧］在这种忧谗畏讥、漂泊不安的日子里，刘永福更加怀念祖国，滋长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常有不忘故国之心，”［⑨］并表现在日常的言行中。

唐景崧说他：

“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

”［⑩］左江道周星誉也说他：

“系情中国官职，蓄志来归，已非一日，每对人言：

愿为中朝千把，

不愿为xx提镇xx。

”［①①］

当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吃过英法联军大亏的清政府，对于法国吞并越南，威胁我国边疆安全的侵略行为装聋作哑，不敢明确表态反对的时候，兵微将寡、粮饷匮乏的刘永福却大义凛然地宣称：

“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越南三宣副提督也，当为越南削平敌寇！

”［①②］他挺身而出率领黑旗军抗法，于１８７３年阵斩侵越法军头目安邺，１８８３年又先后力歼李维业，两败波滑，并转战山西、北宁、宣光。

在左育一役，黑旗军杀伤法军４００余人，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

甲午战争时，刘永福奉旨渡台帮办防务。

此役，清军在朝鲜及直东奉三省被日军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李鸿章苦心孤诣经营二十余年的北洋舰队损兵折将，全军复没；承认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等地割让给日本。

噩耗传来，全岛丧气，曾威风张扬，不可一世的台湾巡抚、民主国总统唐景崧也丢掉了抗日爱国的假面具，惊惶失措，狼狈出逃，将集萃于台北的粮饷械弹拱手资敌。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僻处台南的刘永福义愤填膺，聚众宣誓，要与台湾共存亡：

“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

”［①③］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率领台南军民坚持抗日，迫使侵台日军逐渐增兵至５万人，“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近卫师团第一旅团长山根信成以下四千六百四十二人阵亡牺牲的代价，花了四个月时间，才勉强占领台湾。

”［①④］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华，刘永福曾率军北上勤王，可惜行至半途奉命返粤。

１９０７年，对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彻底失望的刘永福辞去碣石镇总兵之职。

据说，他于１９１１年广州起义后，加入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

同年，广州光复，刘永福应广东都督胡汉民之邀，短期出任广东省民团总长。

在就职演说中，刘永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语重深长地劝诫青年一代：

“自问生平碌碌无所长，惟推诚布公，爱国爱种，历万折而不少变。

投身军界以后，尤复严定纪律，与士卒誓死守。

凡永福已往之历史，皆注力于抵御外族，不敢稍与同类相残杀，而积诚积爱，士卒用命，亦实有以左右而始终之。

”［①⑤］金石之言，掷地有声。

１９１３年，沙俄煽动外蒙独立。

年逾古稀、早已辞官闲居的刘永福闻讯，毅然上书当局，请缨拒敌：

“现闻暴俄煽惑外蒙，恣其蚕食狡谋，若非武器解决，何以立国。

如果有事疆场，福虽暮年，犹堪统率健儿

，誓扫蛮氛，以达御外素志。

临电迫切待命，钦州刘永福叩。

”［①⑥］１９１５年，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逼迫急于称帝的袁世凯接受。

刘永福拍案而起，通电反对。

罗香林辑校的《刘永福历史草》记称：

“共和建国之四年，黑旗将军七十九矣，闻日人以二十一条款迫我政府，必承认，一时愤气填胸，白发怒举，面赤亮如重枣，目棱棱欲射人。

抗电北廷，请缨与战。

”［①⑦］

１９１７年，刘永福罹疾，自知不起，遗言后人，仍念念不忘灾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

“予起迹田间，出治军旅，一生惟以忠君爱国为本，无论事越事清，皆本此赤心，以图报称。

故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终不以官爵为荣，只知捍卫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国为责任，此身虽老，热血常存。

现今国事日迫，外强虎视，„„蛮夷野性，必乘机入寇，割据瓜分，亡国奴隶，知所不免。

吾今已矣，行将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统师干，削平丑类，以强祖国。

”他希望儿孙“各宜奋发为雄，抱定强种主义，投军报效，以竟予未了之志。

倘为国用，自宜竭力驰驱，不惜以铁血铸山河，强大种族，以期臻于五大洋最优美之国。

”又寄语政府：

“惜民力以裕财源，养民气以威夷狄，集群策群力以鞭笞天下，则天下之尚力者自然入我范围而不敢抗。

如此，则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吾虽死，九泉之下亦将额手而颂太和。

”［①⑧］忧国忧民之心，较之陆放翁的“示儿诗”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忠肝义胆，直可与日月同辉。

综观刘永福的一生，从１８７３年至１９１７年的４０余年中，他一直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一线。

他在外敌猖獗，国家危亡的严重时刻，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给侵略者的打击和杀伤，是同时代的军人，包括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的冯子材等将领所无法相比的；他的讨敌檄文和宣言，铿锵有力，荡气回肠；他的反帝决心和斗志，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份，曾鼓舞了包括孙中山等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为国奋斗。

他的英名不但传遍两广、台湾及全国，而且远播法国、东南亚和日本，被誉为“为数千年中华吐气的义勇奇男子！

”［①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曾对人说：

“余少小即钦慕我国民族英雄黑旗刘永福。

”他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爱国反帝民族英雄的杰出代表。

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刘永福传奇性斗争历史的研究明显不够，对于他反帝爱国业绩的评价严重不足，以至与刘永福的历史功绩相比极不相称，也影响了后人对刘

永福的了解和学习。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是：

刘永福生前曾多次口述生平，由幕下的记室或家庭教师笔录成文，流传于世。

其中，有署名黄海安的《刘永福历史草》及三水李健儿撰的《刘永福传》等，尤以前者为著名。

后来，大陆和港澳的学者研究刘永福，多以《刘永福历史草》为蓝本，作为他们了解和评价刘永福的基本资料，却很少有人想到其中存在许多问题：

一、刘永福本人没有文化，帐下幕僚虽然有读书人，但文化程度也不会很高，这就决定他们不会注意收集文字资料；再加上又处在战乱时期，胜负进退，迁徙不定，已收集的文字资料也容易丢失。

据现在所知，刘永福在任职期间，曾以自己的名义发过不少奏折、文告、书牍等。

如他在光绪九年三月在越南初会唐景崧前，就曾向唐景崧呈报履历，其中记载他在越南的经历十分详细具体。

唐景崧当时把这份资料转报清政府，后来随着档案保存下来。

而刘永福在口述自传时，却没能引用这份资料，显然早已丢失。

至于刘永福其他众多的文字资料，在口述自传中也少见引用，可见大多失散了。

于是刘永福仅靠记忆来口述自传，挂一漏万、错讹舛谬就在所难免，难以取信读者。

二、或是由于刘永福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或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造成刘永福口述自传取材不当，轻重倒置，以致一些无关大局的琐事记得很详细，而一些大事件却常常被忽略了。

如据笔者所知，在１９０７年刘永福辞去清朝官职后，１９０８年初，上思同知蔡其铭在广西当局的纵容和支持下，曾袭杀刘永福的五名护兵，刘本人也差点丢掉性命。

事后，刘永福与蔡其铭打了三年官司，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垮台，事情才不了了之。

而之所以发生这样严重的命案，可能和刘永福这时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联系有关，清朝当局是为了阻止刘永福走上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才下此毒手的，这件事成了刘永福后来参加同盟会的契机。

本来，这些事情发生在刘永福口述自传的前几年，照理应该是记忆犹新，不会遗忘的，但在口述自传中我们却找不到有关这些事件的丝毫痕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唯一解释是可能这时候正处于袁世凯掌权，并镇压曾发动“二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严峻时期，刘永福迫于环境压力，不敢叙述和记录自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来往与联系，于是，他的所谓自传就恰恰缺少了这些重要的片断。

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很多的，这就使得刘永福口述自传断断续续，并不完整，难以反映全面情况。

三、不知是由于情报来源失实，抑或刘永福误记或

有意夸大，刘永福在谈到中法战争歼灭法军的人数时，动辄称歼敌“千余人”、“数千人”、“无算”，总计起来将是一个万余人的巨数。

其实，我们查对当日战报，黑旗军阵斩安邺之役，不过歼敌数人至数十人；力歼李维业之役，杀伤法军只百余人；即使战果最大的左育之役，杀伤敌军亦仅４００余人，总计起来不会超过１０００人。

可见刘永福口述自传夸大了战果十倍以至百倍，这在稍有军事常识的人看来，都知道是不可信的，推广开来，也会使人怀疑这些口述自传内容的准确性，影响了它的可信程度。

总之，由于各种版本的刘永福口述自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严重缺陷，因而，它并不能帮助人们真正完全了解刘永福，反而会误导部分读者，带来消极影响。

影响刘永福研究和评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刘永福早年曾参加过反清农民起义，但在起义失败十几年后，由于抗法斗争的需要，他又接受了清政府的官职，这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时代，刘永福便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有“农民革命叛徒”的嫌疑。

既有此污点，自然不宜进行过多的研究和给予过高的评价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呈现三种模式：

即陈胜、吴广及李自成、洪秀全等的改朝换代模式；梁山好汉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模式，以及主要为求生的模式，即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影响使农民不能依靠正当劳动来维持生存，只得以参加起义的方式求生；而一旦内外环境发生改变后，他们又会放下武器，重作朝廷的良民。

这种模式农民起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一般起义者的政治色彩和政治要求都较为淡薄，并没有与封建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而刘永福参加反清农民起义也属于这种模式，即主要是为了求生，因此，当谈到他参加起义一事时，不必戴上“参加农民革命”的桂冠；反之，对于刘永福接受清政府官职的行为，也不用加上“农民起义叛徒”的恶谥，以心平气静，实事求是为好。

只要我们去掉研究思想和研究资料的局限，重新搜集可靠资料，以新的史料来考证史事，以新的角度来叙述史事，以新的观点来解析史事，全面准确地反映刘永福的战斗一生，客观地公正地评价刘永福的反帝业绩和历史地位，相信刘永福民族英雄的历史面目将会完整地呈现在后人面前。

注释①⑩《中法战争》

（二）第７２、４３页。

②①⑦《中法战争》

（六）第５３７页。

③《中日战争》

（一）第１３３页。

④⑤⑥⑦①⑥李健儿撰《刘永福传》第２４３、２、２—３、２４３、２４１—２４２页。

⑧⑨①①《中法xx交涉档》第

２９７、２９８、２９４页。

①②《中法战争》

（一）第３０５页。

①③《中日战争》

（六）第４５０页。

①④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１７９页。

①⑤罗xx辑校《xx历史草》。

作者廖宗麟，广西社科院副研究员（５３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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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xx

＠②原字月加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