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作风建设党课讲稿27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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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作风建设党课讲稿27页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
（党课讲稿）
前言
大家好，我们接着讲关于作风建设的问题，那这一讲讲的是“实事求是”这个命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是极端重要的理论武器，极端重要的作风路线，为何这样说？
实事求是这个话说了大家都懂，但为什么单单只有共产党这样，绝非如此，任何一个政党要是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它肯定能够永远地执政下去，因为不是任何一个民族，不是任何一个文明，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真正参透实事求是的意味。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文明都是在宗教思想的引领之下形成的，那宗教思想来自于实践，但它的追求未必真的符合现实生活，所以，要在人的生活领域的所有方面、所有的环节都做到实事求是，这实在是不太容易，其实对于个人而言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认同的原则，可自己人推的理想和原则未必也符合情况，不然的话人生怎么会经常遭遇挫折呢。
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党更是如此了，我们讲实事求是，必须得先领会实事求是的含义，它有哪几个层次。
一、“实事求是”要求党员干部会学习、善于学习
首先，实事求是要求党员干部会学习、善于学习，那为什么要从学习的角度谈实事求是？
因为实事求是首要体现的是一种学习态度，其次，它体现的是一种实践态度，当然，这是我们做到实事求是的步骤，从另外一个层次上来说，实践是根本性的，我们是为了能够有实事求是的实践，才有了实事求是的学习，但对于一个人能否做到实事求是来说的话，先得实事求是的学习，才有实事求是的实践。
实事求是为何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作风建设当中的一个追求？
它直接的引导是来自于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实事求是，努力工作”，这是1941年冬，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党校的题词。
当时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彭真，曾向毛泽东请示，为中央党校要题一个校训，毛泽东说应该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所以很多人回忆到，毛泽东是1943年11月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的，根据是1943年11月7日，中央党校大礼堂竣工前有人提议要在大礼堂正门上挂一个校训题词，于是就有人请中宣部的范文澜，说：
“范老先生写几个字吧。
”结果范老先生写了几个字，自己感到不满意。
于是他就提出索性找毛主席来说，毛主席同意了，就写了“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
其实毛泽东在1941年就有了这样一个题词，当时他不是在中央党校大门口提的，这是他在报纸上提的一番字，其实“实事求是”这个字最早应追溯到1941年。
这是一个典故。
但实事求是，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会提这四个字？
其实是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功底，毛主席非常厉害，他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修养极深，国学功底极深，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哲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最早这四个字是来自于班固的《汉书》，班固说当时的河间王刘德这个人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后来唐代的颜师古对《汉书》进行评注的时候，他对这句话的注解是“务得事务，每求真是”，对所有的事情，刘德这个人都要求其本源，这个态度在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易事事都做到的，实事求是其实是一则古训。
这则古训的意韵更加地深远，实事求是在人的作风上就体现为要杜绝待人接物中的偏执，尽管孔子、老子，儒家经典学说当中最早是没有“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的，但它已经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思，例如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就提出，“子绝四”，有四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他讲的是，“毋意，毋必，毋古，毋我”，其意是不要太固执，在待人接物当中不能太固执己见，有时候太固执己见，就会偏离事情的真相了。
那汉代的郑玄对这句话有这么一个评价，叫“以道为度，唯道是从”，要以客观规律为自己的尺度，讲的是实事求是。
到了南宋，朱熹也有一番自己的阐述，执中而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是亦执一而已矣。
”真要做到没有偏执，什么事情就要放松心态，站在一个中间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你不知道变化的话，那就是偏执了。
讲得也很好，我们有时候自己想法未必是对的，别人的想法也未必是对的，我们走一个中庸之道的态度，有时候中庸之道并不是和稀泥，很多人对中庸的理解不对，中庸其实是让我们跳出来观察问题，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所以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人的一个智慧。
古代人还提出了一个原则是在阅读过去人的文献的时候，要站在过去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要站到今天的角度思考问题，更不能想当然，这样的话才能理解这些文献的含义，这是要在学习当中做到实事求是。
孟子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是尚友也。
”这话讲得非常地精彩，你要谈到一个古人的思想，你可以读他的诗和书，但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知道他这个人活在怎样的世上，你真能读得进去吗？
就像我们今天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当时那个时代的时代环境，我们能够明白他要讲什么吗？
所以他说，一定要知道古人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才能跟古人交朋友，这个话真的讲得非常生动。
似乎很好理解，但其实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出现了太多的教条主义，原因就在于不懂得如何跟经典作家交朋友，不知道他们那个时代的环境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对他们理论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
在学习当中不懂得实事求是，在待人接物的过程当中自然就会产生偏执，其实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党校学习，很多领导干部自己的心中都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许多也是从书上读到的，但如果他们不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去运用这些想法，就会形成偏执，就会抱怨自己的实践环境，但其实不是环境错了，是他没有理解环境，这是中国人也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
下面我们回到班固的《汉书》里的这段记载，它记载的是河间献王德（刘德），它是这样讲述这个过程的，河间献王德，刘德这个人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这个人从民间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善书（原本书），不是后面人抄录的书，当时也没有印刷术，也没有今天的版权，书都是抄写的，抄写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误，他从民间得到了很多书的原本，所以这个人非常地重真。
他就把这些原本当中的真本都保存下来了，他为了能得到真本，他加金帛赐以招之，谁能给我这些原本，我就给他金钱，就赐他玉帛，非常地大方，所以四方道术之至人（做学问的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献王者。
祖宗上留下来的旧书都献给流了了，所以他得到的书非常多。
与汉朝等，与朝廷的藏书都可以等量齐观，而且他还特别批评的一个人淮南王刘安，刘安这个人也很了不起，他的能下有许许多多的学士为他专门撰写了一部书是《淮南子》（亦称《鸿烈》），这部巨著是由我们研究汉代思想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但班固却认为刘安这个人也很好书，但他招的人率多浮辩，大多的人给他的不是真本，而是浮于浅层次的表象的，喜欢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当然班固认为光在浅层次上讨论理论问题，显然是实事求是，这个批评对我们来说也非常地有教义，大家经常也会争论一些理论问题，但争论的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你看的这些文献有没有考证和考据过，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刘安的做法也有其意义，但从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来说，刘安确实不如刘德，班固就讲刘德所得的书都是先秦旧书，那是很不容易的。
中国古代的书籍非常难以保存，孔子说在他的那个时代能看到夏朝的书非常难得，书籍很难保存，经常有战乱和大火，但刘德得到的书，这些书许许多多的都是先秦的孤本。
所以，班固就认为刘德这个人的做法叫“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后面还提到了刘德这个人非常重视学术，经常与一些儒生在一块讨论问题，其实是基于他做学问的态度非常扎实。
共产党人是讲究学习的，学风是作风的前提。
如果你没有好的学风，我们很难谈得上有好的作风。
刘德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的学风过硬，所以他在作风上也能得到大家的喜爱。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清代的乾嘉学派，晚清的乾嘉学派是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的古训发展到极致的，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什么叫实事？
实事即是问题所要解释的对象，我特别要强调两个字“解释”，“解释”二字是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之间的一个差别，马克思曾说过，过去的哲学都是在解释世界，但哲学的任务是要改造世界。
中国古代人的实事求是主要是解释对象，而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是要解决问题，但没有在解释对象上秉承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那就不相信在解决问题上也能实事求是。
乾嘉学派的思想里认为实事是解释问题的对象，求是问题的解释方法，是是问题的解释目标，这概括得非常精妙。
乾嘉学派具体的学术思想在这里就不作阐释了，我们所要谈的是他们的思想态度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教义。
这个我们从乾嘉学派的大师戴震当年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戴震难师》，以前叫《戴震问师》，通过他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领会一下。
这一段话讲的是《戴震难师》的故事，戴震10岁那年才能说话，这有夸张之言，它说：
“盖蕴蓄者久矣。
”这个人一直都很聪明，智慧藏在肚子里面太久了，把他身体的某些机能给压制住了，所以导致他10岁才能说话，他说话之后，“就傅读书”，就跟着师傅读书，“过目成诵”看完之后就能朗诵，“日数千言不肯休”，他一天能说那么多的话，或能朗诵那么多的东西，有一次老师在教授朱熹的《大学章句》的这本书当中，教授到“右经一章”，于是他就问老师说：
“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孔子的这句话，他怎么可以知道的？
又怎么知道是曾子把这句话表述出来的？
于是老师就问了，“这个你不能质疑，这是朱熹所说的。
”在明清时候朱熹可是大圣人，那可是仅次于孔孟的圣人，明清时期所有老学者读的孔孟的四书五经的话全是朱熹注的，朱熹的话怎能质疑，这是朱熹说的，不能怀疑。
那戴震就请教老师说：
“朱熹什么时候的人？
”老师说：
“朱熹是宋朝人。
”“那孔子、曾子什么时候的人。
”老师说：
“是周朝人。
”戴震又问：
“周朝和宋朝隔了多少年？
”老师说：
“隔了2000年”，那戴震就问说，“你老师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朱熹怎么就知道2000年以前的人是怎么想的？
”这下子老师被问得没话可说了，就说：
“哎呀，这可真不是一个一般的小孩。
”这句话是著名的《戴震难师》的故事，讲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朱熹是当时学术界的权威，那权威说的就一定正确吗？
权威的解释就一定正确吗？
所以，整个乾嘉学派是要返璞归真，回到孔孟的经典当中去解释问题的本源到底是什么。
所以，朱熹这段难师的故事现在已经收入了中学的语文课本，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从孩子启蒙时代就要学会一种刨根究底、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
还是那句话，学习上实事求是，工作上才会实事求是。
这是朱熹的故事，它讲究的是传统的中国人在学习上讲究的实事求是。
那一提学习我们就想到了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尤其是近代以来我们遭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历史，但反过来我们也要想，其实这段历史也是我们努力学习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如我们在器物上学习西方，“洋务运动”，我们学习西方开设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在器物上学习西方。
我们为了学习西方，还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技术。
但器物上学习西方，其成果后来被证明很大，但不是根本性的，甲午海战一败便知道了不能光在器物上学习西方了。
在很早的时候，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初，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也并不局限于器物，我们也学西方的一些科学，左下部分的照片是在中国最早的大学里，这些留着长辫子的学生都在学习西方的数学，严复很早就开始翻译西方的一些哲学著作，当然严复比较晚，严复的影响力都在甲午之后。
后来又发现光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思想也没有用，更重要的是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所以在甲午之后，中国思想界就分裂出了改良派和维新派以及后来的革命派。
改良维新派设计了一套君主立宪的制度蓝本，主要是学习英国，更主要的是学习日本，英国是虚君立宪，日本是实君立宪，这两种方案在当时都被抛了出来，所以在1905年的时候，甚至清王朝还出国到英国考察他们的制度结构，和我们今天期盼的西方人的宪政模式，当时我们还派人出去考察。
维新派经历了“百日维新”，后来失败了，但它已经证明了在制度上一味地学习西方、照搬西方是不太科学的，但似乎制度上的照搬并没有因维新派的失败而终结。
清王朝自己也试图进行了改良，后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证明在实践当中遭遇了挫折，议会成员大部分是皇族内阁，所以导致了人们极度的不满，到最后索性就革命了，但革命最后所确立的制度模型也是来自于西方的，所以无论是通过“戊戌变法”、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后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所有的学习都是在一味地照搬照抄，中间其实中国因素并不多，所以，这样的学习很显然是失败的，我们中国人强调以古为鉴，近代人强调以西为鉴，无论是以古为鉴，还是以西为鉴，不搞清楚古人和西方人的生活情况，都做不到实事求是。
所以，中国古代的智慧讲得还是对的，只有搞清楚古人和西人他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社会，我们才能谈得上与他们交朋友，我们才能谈得上正确地学习他们，这是实事求是的本源。
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近代以来很多的学习都因没有做到实事求是而失败了。
那共产党人的学习又如何？
共产党人最早的学习其实也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如果近代以来所有的挫折来自于全盘西化，共产党人最早的失败就来自于全盘的俄化，那共产党人为什么后来能走向胜利？
就在于这样的学习真正摆脱了全盘俄化思想的束缚，我们懂得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二、实事求是的核心在于“实践”
所以第二部分是实事求是的核心在于实践，如果中国人传统的实事求是是在于要正确地解释问题，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核心在于正确地解决问题，要想正确地解决问题，必须将学习与实践相统一。
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直到今天对我们党还有深远的意义，所有的党员干部最好要读读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棒，这篇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是批评当时党内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学习的态度是怎么的，毛泽东主席说，他们都是抽象的，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说，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哪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
我们学理论是为了解决问题，绝大部分人就抱着理论经典不放，这是一个不好的学风。
在不好的学风基础之下，可想而知他们的作风怎样，唯经典是从，唯命是从，独断专行，毛泽东主席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
其实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就曾提出，其实在思想上的这种独断专行、主观主义和在行动上的脱离群众完全是一个逻辑，到手的这些教条不放，那就不会跟群众打成一片，你只会觉得，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想法不符合经典呢？
还别小看，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官员也有这样的想法，总觉得群众很愚昧、很落后，尤其我们在党校培训的时候也碰到一些领导干部，他有时也在抱怨，老百姓不懂我们的政策，不是老百姓不懂你的政策，是你抱着你的那套政策的合理性不放，不跟老百姓沟通，不到实践当中检验，当你固步自封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老百姓跟你格格不入，但这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为了单纯的学理论而学理论，为了单纯的贯彻政策而贯彻政策，很多学者的态度也是这样。
知识分子有的时候瞧不起老百姓，认为自己的那一套才是对的，不明白老百姓为什么都不理解。
老百姓不理解的原因是你是从理论到理论，没有通过实践的方式来理论传输出去，不是说学理论不对，而是要在应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将理论升格，所以毛主席的话到今天也还是有很深刻的意义。
学风不正，作风一定不正。
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要在实践当中获取真理性的认识，这一点马克思在他青年时代著名的著作《神圣家族》里讲得非常清楚，马克思有一句精彩的话，“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宣传思想是对的，但不能跟人类社会的切身利益脱节。
这句话讲得非常精彩，像《神圣家族》这样的著作也写得非常通俗浅白，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这种经典著作真的得读，党校现在开经典著作课程，这做得非常好。
毛泽东主席就把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划分为“三部曲”。
第一步，发现问题；第二步，认识问题；第三步，解决问题。
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这个认识问题就是这“三部曲”，但毛泽东没有说单纯的认识就是认识了，你只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才能验证你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当你认识到的时候先拿到实践当中试一试，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验证认识是否正确，所以认识问题是获取真理的第二环节，不是最终环节。
而主席又将这“三部曲”抽象为三个概念，发现问题是获取感性认识，认识问题是理性认识，解决问题是实践。
而感性认识也伴随着实践，感性认识是在实践当中收集感性素材而形成的，把这些素材拿到大脑当中去加工形成理性认识，再把认识放到实践当中去检验又获得了新的感性认识，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形成了知名当世、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实事求是，就跟古代人讲的不一样的，古代人是从学习的角度上而言，我们要从实践的角度上来说，从实践的角度上来说，实事是以客观国情和政策预案实现准确系统全面的把握为基础。
这句话是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说的，胡鞍钢教授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所以话也讲得比较理工科，他讲的还是挺对的。
以决策系统输入充分必要的知识和经验。
要把握国情，要做政策的预案，我们要为做政策的决策提供一套知识和经验。
求是的意思是决策应当善于学习和实践，善于知识和经验，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国情和政策预案做出准确系统全面的评估和判断，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这讲的就更细了，我们怎么样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要有准确系统的判断、评估和科学的分析，这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做到踏实的实事求是，我们才能可谓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现在很多的领导干部把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给割裂开来了，科学决策必须包含着民主决策，因为科学的一些评估、方法、判断一定要以民意为基础，老百姓对这项政策的认同度怎么样，没有民主决策的环节，这些评估和判断往往就要打折扣。
所以实事求是既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那我们如何做到实事求是？
毛主席给我们提供了“三大法宝”。
第一个法宝，有的放矢。
无论在学习还是在实践当中，问题导向要清楚，不能张冠李戴，有的时候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按下了葫芦起了瓢也不行，所以要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是抓主要矛盾，我们在日常的具体工作当中，面临的问题是错综复杂，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元化的一种结构，那关键是干吗？
从多元化的结构当中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能只抓一点，不计其余，要抓就抓主要矛盾，就是抓一团乱麻当中关键的死结，把这个结解开了，其他问题很多也都迎刃而解，这是有的放矢。
这是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客观地分析问题，自然不能客观地解决问题。
第二个法宝，下马观花。
他在年轻的时候说过一段话，这段话也讲得很精彩，他说：
“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
”要是走马观花，天天在看花，其实跟没看一样。
所以他后来在解放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是《工作方法六十条》当中他专门指出要下马观花。
看花就得停下来，仔仔细细地去端详。
这一点对调查研究是很有启发的，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现在习总书记也倡导干部要调查研究。
但在实践当中调查研究就成了走马观花，调查研究研究一种仪式化的表现形式，领导走哪里看一看，发几句感慨就结束了，这不能叫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要深入群众，听取问题，获得感性素材的，可在很多地方很多领导那里，调查研究成了领导示范自己的权威，传输自己的精神意志的一种表现了，这就违反了调查研究的实质，调查研究是下马观花，结果变成了走马观花，而且调查研究中还隐藏了很多问题。
下级干部看到上级领导来了，很想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些情况，可是又不敢说，因为害怕，万一把问题讲得太严重了，怕上级领导不高兴，最终只能报喜不报忧。
我曾听过党校学员说过这么一段故事，可能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例子，讲的也很简单。
有一次一个县委书记在党校培训的时候跟上级的一个副市长在培训的时候，跟上面一个省里面的干部在一块儿做交流，党校经常会有一些学员之间的双向交流、学员论坛等，很丰富，所以领导干部有机会来党校培训的话可以积极参加这样的活动。
在交流过程当中他就讲到了当时他们市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们当地的副省长还是副书记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就跟他们说：
“我到你们那里视察了三回了，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这些问题。
”下面这位市里面的领导就觉得这有苦说不出，视察的时候不敢这样讲，这是在党校，我们作为同学之间，我终于把这个话讲出来了，所以就说明有的时候不是下面的干部不想说真话，而是当时的环境没有办法说真话，下马观花变成了走马观花。
第三个法宝，“红”、“专”并进。
我们今天一听“红”、“专”并进，脑子打了印象，是不是“文革”那一套语言？
其实不是。
“红”、“专”并进非常有道理，它讲的是党员先进的思想理论、道德信念一定要跟自身的技术专长结合在一起。
我们共产党刚打下江山的时候，那时候党内的干部思想、理论、道德信念都是很过硬的，但那时候大部分是军事时期的军事家、革命家，不太懂怎么建设一个国家，所以毛主席就提出：
“要把有专业技能的人吸纳到党内。
”把这些知识分子吸纳到党内，让他们接受党的理想信念，这是“红”、“专”并进。
同时还要把党内这些优势的干部培养出一批在专业技术能力方面非常过硬的人。
所以，“红”、“专”并进是要求干部既要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又要具备治国理政的专业技能。
可是我们也必须认真清楚地看到一个现实，改革开放以后，“红”、“专”并进的问题被倒转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随着我们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党内现在是有一大批具有专业能力的治国理政的干部，套用西方的术语，我们称这批干部为“技术官僚”。
党内现在不缺技术官僚，而且有很多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干的是有声有色，我就认识一个干部是某一个省的政协副书记，省部级领导，他非常有能力，他在他们省执政了5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就能够把这个城市的经济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人是我们党内目前好干部能干事的典型代表，技术干部，但我在跟他交流过程当中，他也是觉得自己过去学理工科出身的，他是一个学自动化出身的领导，他认为自己在党史方面和基本理论方面确实有所欠缺，后来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也指出，国内不能都是像他这样的干部，我这样的干部能干事固然好，可是能在一个市里面干好，不代表能够在一个省里面干好，他当了政协副主席之后就发现，对于大政方向的把握，这一方面的能力不是靠能够扭转经济局势，能够处理好经济和环境的关系，能够在这些问题做好就能够在大的政治方略上做好的，这是两码事，具有杰出的治国理政的能力的干部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
我们在建国初期，我们的干部大部分是优秀的政治家，而现在大部分干部是优秀专业技术能人，专业技术能人如果失去了政治素养的话就会出问题。
举一个商务部的例子，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出事被抓了好几个青年干部，这些人都是具有过硬的技术能力的，那我们现在反腐过程当中打下来很多干部都是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没有任何的问题，把一个市能够扭转好，能够把一个县治理好，但他有很严重的腐败问题，思想道德、理想信念不够，这还是小事，如果这样的人没有大的政治眼光的话，那他眼下的这些成就很可能会对这个城市、省、县及未来的发展会起到负面影响。
所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他是一名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他在《改革及其敌人》这本书当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这段话讲的是，“技术官僚制度是中国过去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它也隐含着中国政治的危机。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够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的。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政策，所有的问题都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连很小的技术问题也是这样。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当年搞过很多运动，其中有一个运动是“除四害”运动，我们把苍蝇、老鼠、麻雀、蟑螂都当成敌人来对待，发动群众“除四害”，这是很小的技术问题，也被意识形态了。
“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经常是这样做的，但问题是，很多政治问题不能简约成为技术问题。
如台海两岸关系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技术官僚通过对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动作来解决。
”得靠政治方法和政治大动作来解决，必须要由政治家，这是“红”、“专”并进。
邓小平最早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他提出干部的“四化”，第一是革命化，革命化是指干部要有政治素养，只不过用了当时的语言叫革命化，把它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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