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专题学习资料Word格式.docx
《朦胧诗专题学习资料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朦胧诗专题学习资料Word格式.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1976年参加“天安门运动”，并有诗作《回答》等广为流传。
1978年12月23日，与诗友芒克等人共同创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创刊，任主编（《今天》于1980年底终刊，共出9期，同时还编有《今天》文学丛书和《今天》文学研究资料等）。
1979年在《诗刊》第3期发表的《回答》，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标志着朦胧诗由半地下的民间状态公开进入了主流，并由此进入了普通大众的阅读视野，导致了全国性的新诗潮运动。
朦胧诗的历史性影响，北岛功不可没，他既是与《今天》的主要创始者，也是最能体现朦胧诗价值的一个实践者。
从此，北岛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青年诗人。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是朦胧诗最引人瞩目的时期，也是北岛诗歌创作的高峰期。
他这时期的创作，最突出地表现出一种怀疑和否定的精神，被看作是这一诗歌流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也是当时最有争议的诗人。
80年代初，他的创作有过一个时期的中断，这与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有关，也与他自己的创作由于观念的变化和方法的调整有关。
1980年到《新观察》杂志社当编辑，1981年到《中国报道》社任文学编辑，后辞职。
这年，他的小说《波动》在《长江》第1期上发表，但因其存在主义倾向受到批判。
此后，他还发表有小说《稿纸上的月亮》，出版有诗集《北岛诗选》（1986）、《五人诗选》（1986）等。
其中，《北岛诗选》获得中国作协全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
1986年被《星星》读者评为“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之一。
80年代末以后，他一直生活在欧美，并继续编辑文学刊物《今天》，出版有《太阳城札记》（美国康耐尔大学出版社）、《北岛顾城诗选》（瑞典好书出版社）、《归来的陌生人》，译有《北欧现代诗选》等。
90年代后，在欧美流浪，现居美国。
纵观北岛的诗歌作品，我们不难从中看到一个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一形象几乎包含了北岛诗歌的全部思想内涵。
诗中的“我”，既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又是那一代人尤其是朦胧诗人的缩影：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回答》）。
以纸即诗歌为武器，以绳索即不自由的生命为代价，以身影即在人类中无足轻重的个人存在为唯一资本，这一形象就是朦胧诗人北岛的形象。
这个果敢执着的“第一千零一名”挑战者形象，挑战一切传统与现实，哪怕“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哪怕是马上就死亡，也坚信“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一切》）。
诗人深知“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但这个人有足够的英雄气概，“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宣告》），而要选择自由的天空，追寻英雄的足迹，完成英雄未完成的事业：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穿过整个国土”。
为此，诗人不惜把“我”变成黑暗的影子，是要在依然沉默的东方，向那些“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的人们，揭露“以太阳的名义”进行公开掠夺的事实，期望着“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垂放在/每一个不屈的战士/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
作为一个不是英雄的凡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结局或开始》）。
然而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却无法实现，为了让黑夜成为像纷飞的乌鸦般的碎片，“战士”成为诗人的唯一选择。
然而战士的奋战并没能唤醒人们的恶梦，也没能使他自己摆脱“没有人醒来”（《恶梦》）的孤独，然而，“荷戟独彷徨”般的悲壮，却让这个战士义无反顾地走向冬天，在“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的时候，成为冰山一般连绵不断的“塑像”（《走向冬天》）。
正是对战士身份的选择，诗人笔下的世界才显得如此黑白分明：
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爱与恨……。
作为战士的诗人，无暇去关注这“二元对立”的世界之外的丰富性，他所要做的，首先是明辨黑白，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
当然，北岛诗歌中的“我”除了战士的一面，也有普通凡人的一面，只是战士的使命感常常把凡人的愿望给压抑了。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或者“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日子》），甚至“去寻找生命的湖”，哪怕路上“飘满红罂粟”（《走吧》）。
如果说，战士的一面是对黑暗现实的批判，那么凡人这一面就是正常人性与生活的细语。
在那个极端压抑的年代，正常的人性与日常生活被各种各样的禁忌与戒律扭曲，诗人的呼喊无疑是充满人性的，而“我”的人性化使战士形象也不再冷若冰霜，或者可以说，战士的战斗，正是为了让自己和人们都能获得正常生活的权利。
但这份权利的获得与战胜黑暗同样艰难，因为“万岁！
我只他妈的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履历》），因为“他没有船票”（《船票》），在驶向生活之海的船上，已不再有被蹉跎了青春岁月者的位置。
充满人性的细语，在那样的年代不可能优雅或个性起来，终不免又回到战士的呐喊——“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履历》），这是北岛这代人的宿命。
二、舒婷的诗歌创作
舒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6月6日生于福建泉州石码镇，长于厦门市鼓浪屿。
1966年（14岁），因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在作文中有抒情表现而受到批评。
1969年（17岁）初中未毕业即下乡，到闽西北山区的上杭县插队落户，1971年开始写诗和散文，并得到当时被流放到闽西北山区的福建诗人蔡其矫的指导，其诗也在知青中流传。
1972年回城，在厦门当过泥水工、浆纱工、挡车工、统计员、讲解员、焊锡工等各种临时工。
1977年，舒婷认识了北岛等北方的诗人，并成为《今天》的撰稿人，她的诗也开始在全国产生影响，并成为与北岛、顾城、杨炼、江河齐名的代表诗人。
1979年4月，在《诗刊》上发表的《致橡树》，是她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也是80年代流传最广的诗篇之一。
1980年，《福建文学》以“关于新诗创作问题”为题，围绕着舒婷的作品开展长达一年多的专题讨论，虽然她的《流水线》和《墙》等作品也受到批评，但仍将她推上了朦胧诗代表人物的地位。
1980年调福建文联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部诗集《双桅船》，并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新诗（诗集）评选的“二等奖”。
同年，还出版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1982，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后，随着北岛的停笔，她也有一段时间的停笔。
三年后重新执笔，创作数量有所减少，出版有《会唱歌的鸢尾花》（1986）、《五人诗选》（1986）等，但兴趣已逐渐转向了散文创作。
舒婷与北岛、顾城都是朦胧诗的主将之一，但比较而言，舒婷更偏重于爱情题材的写作，擅长在对真诚爱情的呼唤中融入理想，展露出一种强烈的女性独立的意识。
《致橡树》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舒婷在读者中流传最广的作品。
舒婷曾说到过创作这首诗时的情况，“那是1977年的时候，我当时碰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诗人，他说漂亮的女孩一定没有头脑，一个又漂亮又有头脑的女孩一定不温柔。
他把漂亮、有头脑、温柔放在一个矛盾的视角里。
其实漂亮、有头脑、温柔都是可以在一个女人身上集中体现的，我就觉得要有一个平等的概念，让女人作一个全方位的女人。
其实在女人看来，也可以说一个外表潇洒的男人一定没有责任感，一个有头脑的男人一定不英俊之类，这都是一种世俗的偏见。
于是我写了一首诗来反驳他的观点，呼唤男女之间的一种平等精神。
”
《致橡树》对个人人格独立性的确认和张扬，从爱情角度深化了“朦胧诗”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承接“五四”人本主义的文学传统，个人一种深刻的领悟和启示。
“木棉”和“橡树”并肩而立“站在一起”，表达了女性对于爱情的理想：
即使是在相爱中，也要有独立的人格，不是对男人有所依附或者忘我的奉献，而是心灵的相通：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既是人格的相映：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又是命运的“分担”和“共享”，在“相互致意”中“终身相依”。
《致橡树》是一首爱情诗，但它的内涵却超越了个人的情爱感受，浪漫的抒情借助对理想爱情的抒发，表达了对人格的尊重，对独立不倚的人际关系的向往，成为历经十年浩劫的中国女性关于爱情理想和人格理想的宣言。
王光明在《一个诗人的里程》中说：
“‘爱’是她情感和意识中供养的神明。
这个神明也曾经是许多浪漫主义诗人的神明，拜伦与雪莱都曾以最热烈的感情为它献上自己的祭果。
当然，舒婷诗中的‘爱’有它自己的特点，其基本特征是：
‘当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都很不容易的时候，我不奢望当英雄’，不是英雄和骑士的爱，而是普通人的自爱和爱人。
正因为如此，她不满自己‘袖手旁观生活’，真诚地表示‘要回到人群里去’，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走下坡路的年代，努力让自己的感情往高处跑去，并用诗去抚慰困倦的灵魂。
也正是从这种普通人的爱人和自爱的思想感情出发，面对特定年代人们共同的匮乏，舒婷分外珍惜生活中的感情和友谊，本能地写下了许多真挚镌永的赠答和送别诗章，这些诗脱离了骚人墨客的酬唱，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先刊于1977年的《今天》，后正式发表于1979年《诗刊》第7期，并获（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奖，被看作是舒婷诗歌的代表作之一。
“歌唱祖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的爱国诗人。
从这一点来说，《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
从十年浩劫生活过来，有着坎坷经历的青年诗人舒婷，精心选择新颖独创的意象，把祖国的贫穷落后和个人对祖国未来的期望组合在一起，不仅表达了祖国从苦难到新生的发展历程，而且表达了有着迷惘到深思到沸腾的特殊情感历程的一到人的呼声。
舒婷自己介绍说：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引用的是闽南民歌的一种调子，把祖国放在后面，造成一种回旋调、咏叹调，起一个加重语气的作用。
这首诗创作于1977年，当时我在灯泡厂作工人，焊灯泡，时常被烫得双手都是水泡。
当时‘四人帮’刚刚打倒，我们心中有一种国家兴旺可以指日可待的期望，这对当时我们那一代人是很重要的。
我们能感受到黎明的曙光，感受到一种希望，感情是相当真实的。
我一边焊灯泡一边写诗，诗写出来以后我就把它附在一封信的后面寄给北京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认为是一首好诗，就抄在稿纸上寄给广东的《作品》杂志，当时编辑觉得诗写得低沉、晦涩、难懂，没有反映出青年女工朝气蓬勃的思想感情。
我收到这封信后不服气，就把它混在另外三首诗里一起寄给《诗刊》编辑邵云祥老师，这首诗后来发表在七七年的《诗刊》上，并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由孙道临老师向大会进行了朗诵。
“与新诗潮的另一些诗人不同，舒婷不是一个偏于理智型的诗人。
例如思辨，很少是她创作的直接推动力，知性内容也不是她的诗的表现中心。
对她来说，宝贵的是审美的直觉与形象的感悟。
她也写一些带有哲理内涵的句子和篇章（《土地情诗》《这也是一切》等），但那并非她的所长，她也没有在这上面取得很大的成功。
从艺术气质上看，舒婷是一个内向的情感型的诗人，自我情感和心理过程的揭示和呈现，是她作品的主要成份。
她通过内心的映照来辐射外部世界，捕捉生活现象所激起的情感反应，揭示外部事态融解于内心的秘密。
这种基于独特个性气质的情感体验所推衍出来的心灵对于世界的感应，使它她的作品从整体上回到对自我个性价值的尊重，这对于中国当代新诗长期忽略和回避‘自我’的现象，自然是引起人们注意的‘反叛’。
这种抒情风格，是对五四以来浪漫主义诗潮中侧重表现个人内心震颤的一脉的承接。
这一流脉，在七十年代末处于审美心理转变期的中国诗界上，容易受到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读者的接受和欢迎。
三、顾城的诗歌创作
顾城，原籍上海，1956年生于北京，其父是当时的著名诗人顾工。
“文革”开始时才10岁，两年后，便随父亲下放山东北部某农场，在放猪的同时喜爱采集昆虫标本，并在那里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无名的小花》，还编有一册格律体的诗集《白云梦》。
1973年（17岁）又随父亲返回北京，在街道服务所当过一段时期的木匠、搬运工，后曾借调到某编辑部做临时工。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因《远与近》、《弧线》等引起争议，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主要作家之一。
1980年10月，以《小诗六首》参加《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再次引起争论，从而引发了长达六年的“朦胧诗论争”。
1981年，因《抒情诗十首》获“《星星》诗歌奖”。
其诗集除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岛顾城诗选》和《五人诗选》外，还有《黑眼睛》、《雷米》、《城》、《水银》等。
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国家，作文化交流。
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
后辞职，隐居于新西兰的激流岛。
1992年，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1993年，又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写作。
同年9月，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死杀妻子谢烨（诗人雷米）后自杀，身后出版有长篇小说《英儿》（与雷米合著）、《顾城诗全编》等。
《远与近》表现了现实距离与心理距离的矛盾：
“你/一会看我/一地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很显然，这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处于一种戒备和隔阂的状态，但由于“你”是指什么人，是朋友还是爱人？
并没有确定，为什么看“我”会比看“云”更远，也没有解释，给人以朦胧感。
《一代人》作于1979年4月，虽然作品只有短短的两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却是顾城最受欢迎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首诗概括了生于逆境却始终不失信念的一代人异常复杂的心理经验和精神特征。
黑夜和光明分别是专制、压抑和人道、人性两种生存状态的总体特征。
黑眼睛，可理解为产生自黑夜、与黑夜有着同一色泽，却能断弃黑夜的一种积极力量。
也可作出另一种读解：
尽管拥有叛逆黑夜的意向，但由于所用的手段——黑眼睛是黑夜的派生物，它与目的——寻找光明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背离，由此注定了一种困境，带有力图改变处境却又不得不受制于这一意向改变的处境的悲剧意味。
“出于对幻想的耽爱，也出于对世俗生活的厌恶，顾城很快就离开了直接观照社会现实的创作立场。
……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固执去憧憬美，去建造一座诗的、童话的花园，一个与世俗世界对立的彼岸世界，并以此来表现他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
因此，舒婷写了一首题为《童话诗人》的诗，从此，他也就被称为“童话诗人”。
而最能代表他“童话诗人”特点的作品，就是《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顾城对于美的固执，在于他对于美的理解，他说：
“对于我来说，美是一种状态，它足以使我感到这个世界的虚幻。
因为美出现的时候，它太真实了。
当一种美还没有被人发现，只被我独自看见时，我会有一种喜悦，有一种秘密感，也会有一种恐惧。
我的恐惧是，面对美我有些自惭形秽，我怕走近美而破坏了美。
我还有另外一种恐惧，我怕当我看见了一种美的时候，别人也看见了这种美，从而毁灭了这种美。
”
四、江河的诗歌创作
江河，原名于友泽，北京人，出生于1949年。
1968年高中毕业后，在北京胶丸厂工作。
“文革”期间开始诗歌创作，后成为《今天》的重要诗人，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0年5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星星变奏曲》，这是江河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
诗集有《从这里开始》、《太阳和他的反光》、诗合集《五人诗选》等。
江河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从继承传统到追求现代的发展过程。
《纪念碑》、《祖国啊，祖国》是其传统的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而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则是“现代史诗”的代表。
《纪念碑》发表于《诗刊》1980年10期。
《纪念碑》所表现的是人民的命运、梦想，是他们通过曲折道路走向光明的历史。
诗人在回顾民族被劫掠、被出卖和奋起抗争的历史的基础上，呼唤、探求民族尊严、魄力的重建。
在《纪念碑》中，已经体现了“现代史诗”的某些特征，是江河在政治抒情诗中追求历史感的结果。
“纪念碑”是空间化了的时间的形象，诗人把自己比作“纪念碑”，连接历史、现实、未来。
这个“大我”的抒情主人公，从历史发展角度，与民族、与个人感悟的民族历史锲合点上，展开抒情与思考。
诗人的思考和民族的沉思在“纪念碑”形象中得到统一。
这里“既有被埋葬、出卖和死亡的耻辱性记忆，也有不屈的抗争和自强、智慧、劳动的文明经验，构成了纪念碑所包含的全部“东方的秘密”，也构成了把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起来的巨大支点。
采取‘我’——‘纪念碑’——‘人民’浑然一体的抒情视角，表明个体与群体、与历史整体无法分割的整合关系。
意象宏阔有力，结构奇崛，情绪沉重。
在恢复个性尊严还是一个普遍的热门话题的时候，诗作以着力张扬的历史整体观念，反显出别具一格的思想个性”。
“我认为诗人应当具有历史感，使诗走在时代前面。
”“过去——现代——未来，在诗人身上同时存在，他把自己融入历史中”。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自我价值的探索之后，“为历史提供见证”成为朦胧诗的重要主题。
江河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表明了他们向“介入”历史的强烈愿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河也为“朦胧诗”铸造了一块纪念碑。
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包括《开天》、《补天》、《结缘》、《追日》、《填海》、《射日》、《刑天》、《斫木》、《移山》、《燧木》、《息壤》、《水祭》12首），是江河用4年时间创作的一组运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为题材的“现代史诗”。
其中，《补天》运用了女娲补天的传说，《射日》以后羿的故事为原型，《填海》借用了精卫的传说，《追日》改写的则是夸父追日的故事……
诗人以独特的想象激活了古代神话。
在《追日》中，作为神话故事中的原型，夸父对太阳的追赶、对太阳难以分离的依附，中华民族古老的原型体验由此承传并积淀，太阳精神成为了民族精神的内核。
《追日》从民族的古老神话、传说中感受、挖掘民族精神性格的深层素质，并对民族历史和精神素质进行新的认识和评价，努力追求浑厚的“历史感”，表现出凝重的风格。
有人认为，“《太阳和他的反光》通过积聚着民族某类最古老、最根本的智慧和经验的神话框架的重建，充分发挥现代历史感，倾听古老生命经验在现代人身心中激发的回响，展示过去与现在在人类精神中的同时性存在。
确认太阳精神为民族精神的内核，将初民对太阳难以分离的依附隐喻为太阳的反光；
思索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表达民族的不死精神。
……与作者以往自我意识旺盛的诗作有所不同，主观激情沉潜到物象内里，无迹可求又无所不在。
……是‘文革’结束后诗创作由直接关注社会政治现实转向沉思民族文化精神中较具代表性的诗作之一”（李振声《新中国文学词典?
太阳和他的反光》）。
但也有人认为，“江河的这一组诗有新的艺术创造，他改变了神话原型的色调和意义，注入了他自己的理解，这无疑也是一种探索，有其成功之处。
但说它超过了古代神话的美学价值，说它是‘现代史诗’则言过其实了。
它虽然是从古代神话中取材的，但它却改造或丧失了神话原型的‘史’的意义”（吴开晋主编《新时期诗潮论》）。
五、杨炼的诗歌创作
杨炼，北京人，1955年出生于父母出使的瑞士伯尔尼。
1974年高中毕业后赴北京昌平农村插队，并开始诗歌创作，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返城，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创作室工作。
1981年加入作协北京分会。
主要诗作有大型组诗《礼魂》、《逝者》、《自在者说》和《与死亡对称》等，是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之一。
诗集有《海边的孩子》、《荒魂》（1986）、《黄》（1986）、诗合集《五人诗选》等。
80年代中期起寓居海外。
在被称为朦胧诗的群体中，杨炼显示了自己独特风貌。
他的诗中很少有北岛那种悲壮的失落和舒婷那种优美的感伤，也没有顾城的童话的幻想，而表现了一种朝气勃勃的气象。
杨炼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史诗诗人”。
因此，从80年代开始，杨炼诗歌逐渐从现实关怀转向对更为深广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生命意义的“寻根”，试图在“自然、历史、现实、文化”的四维空间建构现代东方史诗。
《大雁塔》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呈现出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大雁塔既是文化的承载又是生命的象征。
这首诗以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对旧文化传统进行了反拨。
杨炼在《传统与我们》一文中说：
“强调传统的意义并非企图仅仅以此判定艺术品的价值。
没有任何一个‘过去的’标准能用来衡量‘今天的’东西。
强调传统是强调‘历史感’——这个名词尽管早已为人所知，但可惜还未能在创作中充分体现——强调对于艺术进程中应当扬弃或保持的不同部分的清醒认识，实际上也就是强调‘现在’。
‘现在’只有与‘过去’相比较的时候才有确切的意义。
……同出于一种物质，有的人喋喋不休地指责别人‘抛弃传统’，有的人自命不凡地宣称自己‘反传统’。
结果是相同的，因袭伟大祖先的外表服饰并不能成为伟大的后代，而无休止地模拟外来影响也变成另外传统的笨拙俘虏。
发表于《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的组诗《诺日朗》，以《日潮》《黄金树》《血祭》《偈子》《午夜的庆典》5个相对独立的片段组成。
诺日朗，藏语，男神。
四川著名风景区九寨沟有一座瀑布，一座雪山以此命名，地处川陕交界高原去。
《诺日朗》揭示人类生存与自然的关系，描述了人类前期生命的萌动和人类的起源，全诗充满生命力的骚动、充满对生命奥秘的追寻与探究，对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的兴趣构成了诗歌的主旋律。
在他的想象力和对感觉理念的综合能力中，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情调和风格，一种既悲壮又辉煌的境界。
此诗一发表，即引来种种“破译”：
有人说，“表现了性解放”；
也有人说，“概括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程”；
还有人说，“本质地揭示出人类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关系”。
《诺日朗》描写民俗，通过对宗教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审美透射，歌赞民族原始状态下的生命伟力。
突出生命对于文化和理性的挣扎，表现生命的永恒与悲剧性的崇高复合。
以《诺日朗》为界，杨炼的诗可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诗作体现了朦胧诗的基本风貌，第二个阶段告别了理想主义抒情，把目光投向了古老的民俗和民族生命的本源，创作开始专注于历史文化的探求。
六、海子的诗歌创作
海子，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宁人，1964年生。
在农村长大，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毕业后任教于中国政治大学哲学教研室。
1989年3月14日，写下最后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
在短短七八年间，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短诗、长诗、诗剧和一些札记，但生前几乎没有结集出版。
因此，客观而论，海子生前影响并不大。
按照海子生前好友西川在《死亡后记》中的观点，海子生前，大部分人，包括青年诗人，都对海子持保留态度。
而且，由于他的写作后期醉心于史诗写作，常常被人误解。
西川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社会对于诗人的不信任，以及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守旧文学对于先锋文学的抵抗……另一方面是受到压制的先锋文学界内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
在前一方面，海子甚至被人强加了两项“罪名”：
“搞浪漫主义”和“写长诗”，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
正因为这些缘故，海子是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的。
而这种情形对海子诗歌中浓郁的抒情气质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现实生存环境既如此恶劣，诗歌的虚构成分可能适度抵消它对个体的压制。
两者由此具有对照意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