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民反对帝国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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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认同性的危机并不是现代或是说20世纪特有的现象，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俄罗斯历史；
而其核心则是俄罗斯的族群认同性与帝国之间的冲突。
何为认同性？
认同性，用普希金的话说，就是“人的自在性”，无论作为个性，还是不同类型的社会、政治和族群的共同性主体论的深刻基础。
就国家和民族来说——即就世界史和政治上传统的主要参加者来说——国家－公民的和族群的认同性就是这样重要的基础。
国家的认同性指的是大众意识中的国家形象以及与之融合（或者相反，与国家疏远）的意向；
公民的认同性也是这样，但更倾向于国家和社会方面。
这一系列的同一化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以至于未必能单独地去研究它们。
但毕竟它们之间不相吻合，存在分歧，这种分歧越明显，社会就越独立于国家之外。
在俄罗斯，“人民”（“社会”）和“祖国”（“国家”）传统上被看作是从属于“国家”——俄罗斯政治神话的中心概念的，它是帝国政治认同性理所当然的结果，这种认同性倾向于公民的和国家的认同性完全相同。
国家公民的和族群的认同性之间的联系针对于历史地扮演国家性的创建者——人民来说明显地显现出来。
从广义上来说，族群的认同性与族群的自我意识同义。
它不仅包括认同——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而且包括“我们”的形象：
关于本族群的共性及其民族性格（自我陈规）、其人民的历史、历史上的行为形象、把握世界的方式、关于文化、语言、疆土以及其他的族群共性（不同陈规）这一整套概念。
应该记住族群自我意识的神话性，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虚假的：
神话的真实并不靠它本身的内容，而靠它所特有的能够起动员作用的力量。
帝国因素反对俄罗斯因素
革命前的俄罗斯将近终了时，国内不仅没有形成类似欧洲民族－国家的俄罗斯的政治民族，而且甚至连全俄政治的统一有时也显得可疑。
绝大部分俄罗斯人民——农民——的意识具有地方性的特征，他们关于民族和俄罗斯更为宽泛的概念直到20世纪最初10年才出现。
由于命运的捉弄，这个过程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地强化了。
俄罗斯缺乏诸如有重要意义的横向的（至少在19世纪下半期前）和纵向的（社会处于种族隔离中）机动性以及文化的同类性这样一些使俄罗斯变为政治国家的重要前提。
社会的底层和上层隔离开来不仅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屏障，而且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时空的连续性中。
只要把农民村社周而复始的时间和地方性的、封闭的空间的农民村社和那些欧化的社会精英线性的时间与宽阔的、开放的空间加以比较就足矣。
连俄罗斯精神（русскостъ）独特的精髓——东正教会在克服这些质的差别上也没有成功，它的使命似乎是在形成民族共性的中心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教会屈居于帝国的利益之下，从18世纪初期开始它紧密地与国家形成整体，公然受到国家的鄙视，它不能成为俄罗斯政治民族组建的核心。
况且，随着教会制度权威的轰塌，世俗化的精英们装饰性的基督教和民间的东正教之间的距离加大，以至于它们看来像是不同的宗教。
俄罗斯民族政治的（公民的）身份的虚弱和不善于表现到一定时候就成功地被它依靠严谨、完整的神话象征体系而高度发达的族群的自我意识所补偿。
同时，俄罗斯的族群性（农民村社最先充当了它的体现者）处于帝国及其代表精英们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紧张关系中。
这种冲突是由俄罗斯国家的性质所引起的，从16世纪起大陆帝国的特征就越来越明显。
后来随着长期的领土扩张政策而发生的，有重要意义的族群文化和族群政治的异质性、极大的规模、面对来自外国的不断挑衅和威胁、绝对保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的生存，这些帝国固有的多方面的定位把帝国的认同性随国家的（在多余的族群眷恋的理想中）爱国主义和王朝的奉公守法的优先权一同提到了首位。
俄罗斯远不属于经典的殖民帝国：
它缺少（殖民地的）宗主国，没有帝国的民族，它的稳定性是由地方权贵与多族群的帝国精英和官僚一体化来保障的。
虽然帝国的建设以动员绝大多数俄罗斯族群资源为代价，却不会以便利和优待给建设国家的人民以补偿，而馈赠给他们的只有牺牲自己的义务和权利。
依靠俄罗斯人是客观上由一种力量所预先决定的，其中包括生物的、俄罗斯的族群性，它在帝国形成时期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
从16世纪初期到18世纪末，大俄罗斯人（不包括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数量增加到4倍，然而法国人口增加了80％，而意大利人增加了64％。
④这组数据就可以表现出俄罗斯领土增长的特征，更不用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家得到了欧洲最有影响的力量的地位，产生了“伟大的文化”等等。
不足为奇，俄罗斯人的荣誉欲的认同性陷入了也同样为荣誉欲的年轻帝国的矛盾中，这个年轻帝国靠俄罗斯的族群实体维持，同时试图使之完全隶属于其国家利益并吃力地将可以接受的帝国的认同性强加于人。
俄罗斯族群的自我意识和帝国之间的冲突同时展现在两个层面：
在理想的层面上——赞同为俄罗斯弥赛亚理想服务的“正确”的理解，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围绕国家的模式和俄罗斯民族形成的战略。
中心的、根本的俄罗斯的神话——在末世论的前景中俄罗斯人民特殊的使命——浸透了整个俄罗斯文化，成为有影响力的解释相互竞争的场地：
即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形式，以旧教派的观点（到20世纪初期旧教徒占俄罗斯成年人数量的比重由五分之一上升到四分之一⑤）和有影响力的末世论宗派的立场的形式，以伪宗教的激进的政治流派的形式表现出来。
甚至排斥俄罗斯独一无二性也诉诸于俄罗斯特殊的落后性，也就是说被弥赛亚说用作选题，⑥但是冲突的主要理由与其说是对救世主神话的不同解读，不如说把它转化为世间生活的不同战略，对为伟大的俄罗斯的使命服务的不同理解。
“农民们把‘我们的形象’首先同自己对比，同俄罗斯人民作对比，也就是说，尤其是依照自己的观点（有时极其深刻和正确）认为必须承担责任，莫斯科的，继而是帝国的国家将为崇高的理想服务视为整个俄罗斯国家机制存在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它准备使所有的人都投入战斗，让所有的人以极不自由的服务来抵债。
在服务方面任何自由都不被承认。
农民村社，曾经是自给自足的‘米尔’，而对国家来说不过是国库的工具。
”⑦
民间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带有自发的民主性质：
“俄罗斯的土地”意味着农民米尔自己管理的联邦，带有自由的中央级别制，而俄罗斯的共同性可见是从地方团体成长起来的，是从下至上形成的。
对帝国来说，摆在首位的是国家的制度、国库的和军事的需要，它们要求俄罗斯族群利益的绝对服从，而民族建设的导向却是从上到下的。
到20世纪初期，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两大模式之间，俄罗斯族群认同性和帝国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结果形成了俄罗斯大规模的混乱。
毕竟没必要将俄罗斯族群体系和帝国之间的矛盾绝对化，它们是互相需要的，能够有效地互相作用。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
强大的国家，这是在极端的俄罗斯的条件下能够保障文明机制的建立和活动的唯一力量。
俄罗斯基础性的神话之一——服务的神话——使国家义务在国民意识中合法化。
⑧诚然，一直到国家被看成是以自己的方式为俄罗斯弥赛亚理想服务，帝王的主权高于俄罗斯族群体系被承认为止。
如果沙皇原来是“被替换的”和／或者服务原来是“受骗”，那么（部分的或者总体的）国家的合法化就被取消。
具有极高的战斗力和道德品质的俄罗斯军队成为帝国和族群认同性原则上可以综合起来的最明显的证明。
因为它的性质是农民的，更深意义上是人民的，它同时成为“在农村几乎没有支持力的帝国意识的主要社会基础”。
不足为怪，19世纪下半期俄罗斯军队的显贵们把军队看作是熔炼出俄罗斯政治民族的熔炉。
⑨
俄罗斯人民和帝国之间合作和冲突并存的极为紧张的关系已深入影响到俄罗斯特殊的政治神话中。
它表现出明显的二元论特征，在二元论中，有破坏性的叛逆、豪放的自由逃民和无政府状态的一极是与服务于国家甚至将之神圣化的一极相对立的。
在这方面缺少或只是微弱表现了“中间道路”的思想——将国家理解为服务社会，向人民负责而依赖于人民的工具的意识。
（当俄罗斯人未达到政治共同性时未必不是这样，而帝王、或者晚些时候是共产主义国家成为主宰一切权力的源泉和体现者。
）可以简单地说，俄罗斯人或者听命于被奉若神明的国家的力量，或者反抗所有的政权、任何强加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治的存在形式。
（在Дж•比林顿看来，俄罗斯社会文化的符码就是“圣像和斧头”。
）
但是臭名昭著的俄罗斯式的驯顺从来不是清静无为或社会的消极。
俄罗斯人本来就是异常活跃的人民，否则在自然环境如此严峻的条件下农民连生存都不能。
俄罗斯领土扩张恰恰也是以为国家开辟道路的人民的殖民化作为第一阶段。
所以扎根在现代民众意识中的，定位在外部干涉或环境改变上，而不是自我改变上的“家长作风”，看起来与其说是俄罗斯时期的，还不如说是苏联时期的遗产。
俄罗斯人民和帝国之间的深层对抗导致他们的相互削弱。
“社会可能成为俄罗斯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被帝国的需要消灭或耗尽，然而国家由于缺乏族群实体而被削弱，不能在更大程度上引起哪怕是俄罗斯人民的，更不用说非俄罗斯臣民的奉公守法。
试图充当中介人并建立作为帝国文化与族群共同性综合的‘虚构社会’的知识分子只是被挤压在他们之间。
”⑩
帝国政权不乏对这种戏剧性挑战的理解，从19世纪下半期起开始试图建立新的认同性战略，要求国家和族群认同性的综合。
这些努力是俄罗斯现代化的结果和组成部分，现代化本身也是由看起来比传统帝国更加有效的与民族国家对立的原则上的必要性所确定的。
在新战略的框架下结合了两种方法：
1.族群的——通过运用行政－体制的一体化和族群文化同化的机制使俄罗斯俄罗斯化；
2.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现代化，组建公民社会阶层的代表。
这个连续不断的内部矛盾的运动使俄罗斯民族变为帝国民族，使主要的非俄罗斯民族的人同化。
类似的假定的民族可以变成类似欧洲的政治民族，这标志着俄罗斯帝国变为虚拟的民族国家。
欧洲的经验证明了政治民族建设的同化道路的可能性，如果国家的族群核心（我们这里指俄罗斯人）在文化和政治上占主导地位，而同样也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话。
在19世纪末俄罗斯人在帝国中只占少数。
强制俄罗斯化的政治压力越大，非俄罗斯人民民族主义的规模就越大（他们中有不少人比俄罗斯人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更远）。
国家进行的文化语言俄罗斯化是以经济、社会的，而在一系列情况下——是以大俄罗斯居民的政治侵害来补偿的。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各省居民的税务负担比在民族边区的居民平均多59％。
在帝国中并非占多数的俄罗斯人却向军队提供了最多的新兵。
在波兰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区域里俄罗斯农民遭受着全面歧视，处于二等公民的状态。
当俄罗斯选择了更为严厉的民族政策时，奥匈帝国着手二者必居其一的战略，这个战略扩大加入奥匈帝国的族群的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
但这个路线就像俄罗斯同化的政策一样也不能保全“老”帝国。
与此同时，从苏联史学继承而来的关于民族间的矛盾就是俄罗斯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观点并不见得有说服力。
民族的突变最可能是帝国体制倒塌、伴随一战而来的朝代奉公守法和帝国合法性原则被侵蚀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发生的帝国族群政治优先权的更替，证明并加深了帝国认同性传统形式的危机。
有别于“二位一体的君主政体”和奥斯曼土耳其，俄罗斯不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而是以苏联的形式恢复了帝国才成功地克服了这个危机。
苏联因素反对俄罗斯因素
在苏联，就像在其历史前辈——俄罗斯帝国一样，帝国的认同性位于首位。
然而苏联成功地解决了（在此不讨论代价的问题）工业现代化的基本问题，清除了社会的种族隔离，达到了政治和文化的同类性。
因此新的帝国认同性拥有现代化的面貌，囊括若干政治民族的重要特点：
共同的制度和交流体系，统一的政治神话、象征和仪式，共同的政治文化等等。
这一切在“苏联人”一体化的范畴上得以体现，这不仅意味着国家的，而且还是文明化的自我确认。
二者必居其一的文明设计方案用来作为建设新的政治的（在1970年到1980年间的共产主义术语中叫做“新的历史的”）共同性——“苏联人民”的主导思想，“苏联人民”被视为是西方“政治民族”概念的苏联代用品。
“苏联人民”的构造过程在很多方面先于现代西方流行的多文化政治：
对政治统一的着重强调并不排除对“苏联民族”和族群团体的族群文化独特性的保留和鼓励，尽管这是在强硬的政治思想的框架下。
换句话说，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一体化，而不是族群文化的同化是苏联民族战略的核心。
而且，随着把民族的归属与领土联系起来和把这种归属用公民证的方式规定起来，苏联的制度使族群性制度化，甚至在那些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它们的地方形成的民族和建设的“民族大厦”（伪国家的构型），就是其结果。
苏联民族政策主要的紧张的矛盾恰恰在于，在亚国家的层面上族群性（зтничностъ）的制度化并没有带来整个国家层面上民族性（националъностъ）的制度化。
（11）虽然虚拟地（де－факто）存在过“苏联民族性”和“苏联民族”，因为担心由于“废除”作为族群共同性的民族而引起族群紧张局势的出现，这些概念在社会政治话语中从来没有使用过。
使族群性制度化后，苏联政权打开了在新的条件下已经出现的（已存在的）民族介于帝国认同性和族群认同性之间旧冲突产生的可能性。
理论上这看起来像是介于政治的（公民的、领土的）和族群的概念之间的矛盾。
但这是揭示有方法论缺陷和分化并对立的政治危险的矛盾。
“族群的”和“公民的”民族其概念的实质不过是为整顿现实服务的理想类型，如果按真正的韦伯式的理解，它们不能作为分析的工具。
（12）实际上我们谈的应当是统一的共同性的种族和公民的角度动态的相互关系。
正是苏联的经验显示了它们分化甚至对立的全部危险性。
在苏联时期就开始进行的同时构建已丧失理想上的族群眷恋的政治民族和形成族群国家的尝试，最初就孕育着民族建设这两个主要取向之间的冲突。
而且，苏联民族政策看起来越是成功，危险性就越高。
只有强有力的、包揽一切的国家才未使这种威胁成为现实。
由于总体的苏维埃方案的最终失败产生了一种诱惑，即事后把苏联族群政治战略评价为明显的注定要失败的。
类似的观点是错误的：
有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战略还是相当有效的，但也不排除关于它历史上注定失败的评价。
“苏联人民”绝非共产主义思想家们的空想，但具有真实的超族群的共同性的特点，最大限度上在俄罗斯人中表现出来。
1989年“苏联人”在俄罗斯联邦俄罗斯人的自我评述中占的比重是30％，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居民中占38％（13）。
也就是说大约三分之一生活在自己名义上的族群家乡的俄罗斯人，特别地（或首先）把自己定位为政治共同体而不是族群共同体的成员。
几乎十年过后已经有64.8％的俄罗斯人声称在苏联时期体验到“自己属于大的共同体的”（根据上下文文中所说的应是政治共同体）。
（14）一旦失去，我们才完全意识到失去了什么：
在此情况下说的就是体会到失去了苏联的认同性，对它的回顾具有了正面的心理情感的色彩。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人穿上帝国圣衣的国家——公民的认同性才绝对比族群认同性占优势。
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1990年12月，也就是苏联解体前不久，在“主权大检阅”和国内族群间冲突几近达到顶点时，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中70％—80％的俄罗斯人首先把自己称作苏联公民。
他们是把全帝国的版图作为祖国来接受的（将近80％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认为俄罗斯联邦是自己祖国的只占14％），同时绝大多数人，例如乌兹别克人和格鲁吉亚人称“自己的”共和国为祖国。
（15）
俄罗斯人的族群认同性看来被极端地削弱了：
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不超过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还能说出哪怕一个民族认同的特征。
（16）也就是说“俄罗斯性”的感觉显得如此不强以至于俄罗斯族群共同性存在的本身有时显得可疑。
苏联时代将近终了时，在苏联的大民族中俄罗斯人显出是最倾向于消解族群性的人。
（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有关族群和国家－公民认同性相互关系的资料：
大概，白俄罗斯人中的情况与俄罗斯人相近）这当然不是指俄罗斯人族群认同性本身的缺乏，更准确地说，与很多其他大的苏联民族认同性感受的强烈程度相比它的认同性极弱和极低。
社会成员心理研究及测定查明，在族群的层面上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首先是根据族群文化的特征：
占第一位的是语言，占第二位的是本民族共同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占第三位的是文化，占第四位和第五位的是相似的性格特点和共同的历史命运（历史的过去）。
在这个等级上唯一的“生物”指标——外表——占据了相当微不足道的第六到第七的位置（与居住地一起）。
（17）（俄罗斯人主要充满族群文化的族群的认同性在20世纪90年代也保持下来。
俄罗斯族群认同性的脆弱是俄罗斯的认同性溶解在苏联帝国认同性中的国家政治的必然结果。
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相比，俄罗斯制度上的“缺陷”促使“俄罗斯人把整个苏联看作自己的‘民族的国家’”。
（18）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曾是“俄罗斯中心帝国”，即俄罗斯人在帝国中掌权并从自己的帝国地位中得到好处？
苏联的民族政治主张具有二元论的性质，根据帝国对俄罗斯人和所有其他人民的态度假定有完全相对的行为路线。
在最开始的时期，共产主义政权彻底地、有针对性地鼓励非俄罗斯人民自我意识的发展。
虽然后来苏联政治的这个倾向减弱了，但它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也不会失去意义。
就像已经指出的那样，苏联是民族形式而不是领土形式的联邦，在苏联的框架下，为新民族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建成了制度上、经济上、干部的和社会文化的前提。
苏联政权在保存少数民族团体文化的独特性和民族传统上的功绩是公认的、不容争辩的。
共产主义制度这些主要的成就归根结底是得不偿失的胜利：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帝国中心戏剧性地衰弱的条件下，制度化的族群性生成了强有力的离心力，这对促成苏联的覆没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是，与俄罗斯帝国的破灭一样，地方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更多的是其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是国家机器不断加强的无效力、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危机和帝国神话衰退的结果。
对帝国苏联的说法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关系，除了作为悲剧性的离奇现象，很难有别的定性。
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罗斯的胜利在很多方面是以它依赖于俄罗斯族群的恒量体系，诉诸于深刻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为前提的。
众所周知，只有当精神观念变为政治纲领，变为口号的粗俗而直观的语言，并与神话中表现出的原型、固定的族群陈规“联结在一起”，唤醒集体无意识之时，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制造社会变化（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变为“物质力量”）。
意识形态的力量不在于精神智性灵敏，而在于它与具体的民族意识的完全相符。
如果原意的马克思主义看起来是与俄罗斯相去甚远的，脱离实际的模式，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恰恰就是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不难发现，苏联的意识形态利用了俄罗斯神话象征主义体系的形式、配置和逻辑关系，并给神话补充了新的动员性的内容。
俄罗斯的弥赛亚说、俄罗斯特殊性的思想和关于俄罗斯人民——崇高的真理和公正性的体现——的神话在苏联的观念体系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并作为以解放的途径领导世界的先进人类的前沿阵地。
没有边界和障碍物的空间，但带有成分驳杂、分等级的价值结构的俄罗斯的神话在“社会主义地界”的地缘政治学等级中再现：
苏联作为核心，随后是“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是“社会主义选择”的国家，其后边是同苏联友好的“进步的、热爱和平的国家”。
关于献身的神话没什么可说的：
对国家——政党的忠诚成为社会主义崇高的社会和道德价值。
同样地，还有关于保护的神话：
正是在苏联时期的“解放”、“兄弟式的援助”、“承担国际义务”和“保卫世界和平”，毫不夸张地说，都具有世界性的规模。
（19）
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俄罗斯神话象征主义体系的利用具有双重结果：
一方面，保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大规模的变化，使新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得到合法化。
另一方面，新现实惊人的矛盾对俄罗斯人的族群利益而言，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神话动员性的特性弱化和帝国神话的衰退。
这种新的现实在于与俄罗斯帝国相比苏联是一个俄罗斯因素极少的（它存在的头十年是公开反俄罗斯的）国家，它是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俄罗斯的族群性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最初被共产主义政权看作是苏联帝国稳定性的主要威胁之一，这导致彻底的、有意识的对俄罗斯认同性的抑制：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东正教这一民族精神的载体和俄罗斯人民族群构型的原则遭受致命的打击，旧俄罗斯社会受教育的阶层遭到最残酷的迫害，俄罗斯人民的基础部分——农民——传统的世界观在斯大林现代化进程中遭到无情的摧残。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考虑到俄罗斯族群性有相当大被动员起来的潜能，共产主义制度不再实行“焦土”战略，并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对国家来说那危急的年头向它求助。
然而，对俄罗斯族群性因素的有效应用总是伴随着残酷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带有严格的配量的性质。
国家对东正教会的鼓励、超级大国的和排外的浮夸言辞、反犹太人的政策、史学中帝国立场的复苏和旧的象征意义的回归并没有改变制度的本质。
旧帝国的认同化归入到新的苏联的认同性中。
复苏的帝国爱国主义被用作重要的，但毕竟是国家合法化补充性的来源，其基础性的原则是：
政党的垄断专权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应受到怀疑。
俄罗斯族群和帝国的因素的互相堆积甚至成功的综合（例如在俄罗斯和苏联的军队中）都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和帝国的利益相同。
而后者最常见的是以忽视并经常是以消除俄罗斯族群性为代价而实施的。
重建帝国的斯大林继续对俄罗斯的自我意识带着明显的怀疑，所谓“列宁格勒事件”就是对这种怀疑的证明，它引起一系列高层党政领导者致力于事实上的而不是象征意义上俄罗斯地位的提高。
斯大林时代临近终了之时，帝国与俄罗斯族群原则之间的范式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
“无疑，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位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甚至可能是最走运的民族主义者。
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为了消灭所有历来就有的俄罗斯的东西，斯大林极尽最大的可能。
在斯大林时代，新俄罗斯帝国作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达到了自己的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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