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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半月谈》第22期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22

2012年《半月谈》第23期城乡一体化农民是主体………………………………23

2012年《半月谈》第24期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24

 

心态也是一种力量

我们经历了“更复杂”的2011,又迎来了“更严峻”的2012。

  我们是否还能保留一份清醒的定力,还能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

  弃浮躁焦虑而理性把握形势,弃投机泡沫而回归实体兴业,弃路径依赖而强力推进转型。

这应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毋庸置疑,经济增速正呈明显的放缓之势。

这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我们是否已经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时代?

社会争议着,怀疑着,甚至悲观着、背后,有一种浮躁和焦虑在。

  我们已经习惯了跨越发展,习惯了一枝独秀。

现左怎么看这放缓之势?

  增长是硬指标,发展是硬道理。

所以,2012年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

  只是,我们应当清醒,市场自有其规则,经济自有其周期,我们可以去利用规则,去调控周期,但不能去扭曲、篡改规则,无法去熨平、消灭周期。

当出口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下行,金融市场风险增多,保护主义倾向突出,国际贸易增速回落,我们不能抱有奢望;

当投资规模一再扩大,所占GDP比重超过50%,我们实难重复4万亿带动18万亿的投资故事。

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速成长的大趋势中,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政府干预和拉抬速度,只会导致投资效益下降,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压力升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更加严重,从而收获倍加苦涩的发展主义之果。

  其实,经济增长的放缓也是宏观调控取向中的适度调整,也是发展方式转型中的自然回落。

把通货膨胀降下来,把资产泡沫挤出去,恰恰是为更健康的成长清除隐患,开辟道路。

  而且,我们有信心,“稳中求进”的增长,9%或8%的速度,放在国际背景中去看,仍然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

  比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更要紧的,是保障和激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创造和尊重经济自我调节的能力,积蓄和催生发展方式转换的推力。

比稳定出口稳定投资更要紧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拉动消费,这是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

这就需要我们把发展的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收入分配改革,聚焦于社会民生建设。

  我们还当看到,产业“空心化”现象日渐蔓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向资本家靠拢,逃离实业投机暴富扭曲着创业兴业的社会心态。

  实体经济的健康和繁荣,始终是国民财富和国家强盛的根基。

我们不是不要发展虚拟经济,但是,首先要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基础,必须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应当紧紧围绕壮大实体经济来发展虚拟经济。

  看一看楼市:

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开发商牟取暴利的契合中,房价被一再推高,终于积聚起风险重重的市场泡沫。

看一看股市:

上市公司圈钱无度,不知回报股民,恶化股市生态,挑战监管制度,导致市场炒作风气盛行;

创业板时闻高管纷纷闪电辞职疯狂套现,演绎转瞬间千万富翁的“造富”神话。

看一看钱市:

击鼓传花的炒作游戏和食利人群的急剧膨胀,先后衍生出一个个民间借贷的危机。

不知何时,我们的心底都多了一个气泡,都想把它尽快吹大,不惧吹暴。

财富路径的扭曲,加剧贫富分化,污染社会风气,戕害创业精神,将使得经济与社会变得愈益脆弱起来。

  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让市场和政策、改革和调控更多地向中小企业着力,向民营经济着力,向新兴产业着力,真正为实体经济拓展发展环境、未来市场和利润空间,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实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吸纳就业,造福社会,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更广阔的前途还在于创新,在于转型。

  可是,历经30多年发展,路径依赖已经成了不少地方政府领导的心理定势,经济形势越是严峻,这一心态越是强烈。

  资源约束愈来愈紧,不少地方恨不得一个早上把它全部开发成一个个闪着金光的数字。

可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又靠什么来发展呢?

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当年的“宁可毒死,不可穷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权益的扩大,这样的口号还能再喊下去吗?

招工难度愈来愈大,为了保住劳动力廉价优势,一些地方政府想尽办法限制职校生外地就业,组织实习生无偿打工,甚至直接补贴企业主用工成本……释放比较优势,依靠要素驱动,这条路子已经越走越窄。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城市已铿锵明志:

壮士断腕,义无返顾,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回望改革之初,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依,没有事先的蓝图设定,我们正是凭借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才创造了高速增长奇迹。

如今,积累更丰富了,实力更雄厚了,一些地方怎么反倒背起了包袱,束手束脚,患得患失,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风险?

打破路径依赖,需要直面深层矛盾,承受转型阵痛。

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得契杌,这“机会之窗”不可能永远向着我们敞开。

我们错过了,耽误了,流失了,那就是危险降临的时刻。

  心态紊乱失衡的深层,是制度激励的倾斜,是社会价值的误导,是利益关系的纠结。

如何在改革的勇敢前行中,在文化的整合创新中,在社会的公正追求中,保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份定力,一份锐气,一份智慧,是在更严峻的2012年里一道更沉实的日常课题。

 

深化改革——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作为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强调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可以看出,要应对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领域改革的实质性推进至关重要。

深化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1978年至2010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接近10%,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始终能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坚持渐次深入的改革,不断释放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大幅度滑坡的压力。

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一方面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等,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深化对外开放,经济增长在经过了1998年至2001年的调整后迅速回升,新世纪的头10年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5%。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正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此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当前,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我国出口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国内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高速发展后进入调整阶段,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新的竞争优势。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国民经济结构的一系列重大调整。

就其战略重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三是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简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就是要建设消费型、服务型和创新型经济。

  建设消费型经济,需要改革现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以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

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有效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

需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建设服务型经济,需要在文化、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等领域加快改革,彻底解决民营企业进入服务业领域面临的“玻璃墙”“弹簧门”等问题;

需要建立更加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

需要改革财税、金融体制,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为中小服务业企业的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环境。

  建设创新型经济,需要改革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其充分反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引导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需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十二五”时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深化改革;

应对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需要深化改革。

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坚定改革信心,凝聚多方共识,破除各种阻力,建立新的改革推进机制。

深化改革,既要强调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又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基层积极探索;

既要遵循试点、总结、推广的渐进式改革原则,又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留住消费力

展望全球欲振乏力、水波不兴的市场,正有一种力量在聚集,一种消费在涌动,它就是中国人的奢侈品购买热。

媒体多有报道: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境外奢侈品消费高达7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世界奢侈品协会又有报告: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

  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不散、产能过剩更见严峻之际,在中国经济增幅明显回落、扩大内需亟待升温之时,中国人向市场传达的信息,无疑,是一个灼人的亮点,是一缕耀眼的希望。

  只是,我们如何引导这消费力、留住这消费力呢?

  长期以比较优势形成的出口依赖,以政府强势主导的投资驱动,都已进入历史性的转折期。

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启动新型消费力量,实现以消费为主动力的发展方式转型,这是中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再续高速增长的必由之路。

改革30多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等收入群体崭露头角,广大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另一番情景:

一是先富者投资转移,二是奢侈品消费转移。

出境采购火热一时,给众多国外商家带来一片惊叹和欢呼,纷纷兴起针对庞大中国游客消费群的特别服务。

这两个转移,两头在外,无可厚非,自是全球化背景中的正常现象。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思考,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发展转型和社会融合,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

  如何留住民间消费力,社会已有各种各样的求解:

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增开免税商店,减少流通环节,强化政府调控,加大市场监管,等等。

应当有效,但也有限。

全球化,地球村,这样的市场启蒙已有多年。

人员流动,疆界已经突破,出国旅游购物,已是寻常百姓之事;

网上交易,也已畅通无阻,城市白领中青睐海外网站购物的“海淘族”已越来越多;

文化辐射,更是无远弗届,各种消费时尚、消费新潮,正以令人艳羡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标志被推销到世界各地。

刚刚从温饱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眼界大开,正带着热望放开脚步争相搭上消费时尚的特快列车。

  换一种视角,从消费理念、价值取向和社会意识去寻找吸引回流民间消费力之道,如何?

估计有效,但也很慢。

放眼世界,韩国人一直保持发扬民族“身土不二”的传统,“韩国土生土长的东西,最适合韩国人的身体”。

日本的农产品保护堪称严密,大米作为日本“国米”“政治米”的象征,更有政府精心构筑的贸易壁垒,而日本国民高价食用国产大米,也已成为一种消费习惯。

就连自诩是“最为开放”的美国人,也未能免俗,对其国内的就业岗位倍加呵护。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新年国情咨文,特别呼吁美国企业应该停止将就业机会转移国外。

多家美国主流媒体近日也纷纷跟进,指责苹果公司“将大量就业机会输出中国”。

我们呢?

既要有全球视野,更要有中国视角,不可头脑晕眩,先自做起世界公民的美梦。

  市场是没有国界的。

但是,资本是有旗帜的,经济是有竞争的,国家是有利益的,民生是有指向的。

  扩大内需,既要提高居民收入,也要开拓市场空间,既要开掘潜在消费力,也要留住现实消费力。

在市场规律、国际规则的约束中,在民生权益、消费自由的保障中,更为现实的应对,更为有力的引领,还是靠中国制造的创新和升级,靠中国企业的转型和进步。

  升级消费是其一。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跃升和现代消费文化的传播,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在转换,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费鸿沟在跨越,农村消费城市化,城市消费现代化,已是大势所趋。

麦肯锡所做的中国消费者调研报告中称,2008年到2009年,中国零售市场增长中有一半来自消费升级。

这是对中国企业产品创新最有力的倒逼和激励。

绿色消费是其二。

为什么洋奶粉在中国市场能够横行无忌迅猛扩张、能够连番涨价攫取暴利?

为什么一些国际资本大鳄紧紧盯住中国的现代农业不放,争相把食品全产业链作为他们的下一个投资金矿?

本土企业的市场伦理建设、社会责任提升,亟应摆上重要议程。

文化消费是其三。

从实用消费,到品牌消费,价值消费,这是一个趋势。

从文化历史中不断探寻品牌价值,并结合精致的做工,是欧美国家奢侈品遵循的创新之道,却也是中国奢侈品牌的软肋所在。

苹果前CEO乔布斯曾将他的经营哲学描述为试图生产出处于“艺术和科技交汇点”的产品。

正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把苹果转变为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

还有长期为世人称道的瑞士钟表业的“工匠精神”。

员工像对待艺术品一样对待每一款产品,专注于手表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其中凝聚了设计师与制作者的灵魂和思想。

这种“艺术思维”和“工匠精神”,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学习和进步的。

  时下,在全球资本的凝望中,在政府战略的蓝图中,中国不仅是活力四射的“世界工厂”,还将是魅力无限的“世界市场”。

世界将中国看好,向往着并追逐着。

中国本土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更当奋起直追,去深耕这一片肥沃的土地,去征服这一方辽阔的疆场。

呼唤“实业精神”

稳中求进,发展转型,亟须活跃实体经济,重振实业精神。

  民间资本热钱化,实体经济空心化,给正在崛起的中国制造敲响了声声警钟。

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现象,防止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和过度膨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广泛共识。

  实体经济是财富创造的真实源泉,是国家利益的坚实基础。

鉴于我们人口总量巨大、就业矛盾突出、经济起点偏低的国情,更不应该偏离实体经济的发展主线。

  我们不必一味地叹息实体经济赢利能力太弱。

短缺经济时代的低成本、低风险、高增长、高赢利状况已不复存在,人口资源丰厚、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增长红利已呈衰减之势。

微利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企业进入创新驱动的成长阶段。

这是经济常态的回归,市场竞争的本真。

  我们不可悲观地断言实体经济发展空间不大。

即使是传统制造业,也并非无利可图,它的盈利瓶颈也并非不可打破。

关键看能不能用现代工业装备去改造它,用现代科技成果去转化它,用现代服务体系去支持它。

  现实的路径,一是提升附加值,向科技提升,向文化提升。

二是拉长产业链,向市场深层拉长,向曲线两端拉长。

三是抢占制高点,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军高新技术产业。

时下,传统产业业态的创新已成潮流,正为众多企业催生出更为强劲的竞争能力和更为多样的发展机遇。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判断实体经济发展高峰已过。

一些投资专家习惯性地拿出美国的文本来解读中国,认定从工业制造到金融主导、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是经济规律,是发展历程,由此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潮将由实体化转向金融化。

  确实,金融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但是不可误读美国文本,这金融化并非是对实体化的挤出和背离,而应是对实体化的支持和提升。

审视眼下这场令全世界都痛苦不堪的金融风暴,正是从美国的过度金融化中埋下祸根、从美国的次级贷危机中骤然引发。

  美国人正是在痛定思痛中,开始思考增长模式,举起再工业化的旗帜。

奥巴马总统有言:

“我们不能在沙上重建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在岩石上重建我们的房屋”。

美国的深刻教训,应当成为我们的宝贵教益。

  如何去全力增创中国制造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去源源催生实体经济永远年轻的生命活力?

  企业需要锻造“凝神专一”的工匠精神。

这就是德国企业家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表述的“就算做螺丝钉也要做到最好”的精神,就是瑞士钟表匠们在他们行销世界的机械表中洋溢着的一丝不苟、如痴如醉的专业素养和艺术气质。

  这才有当下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的中流砥柱,才有全球实体经济潮涨潮落中瑞士钟表的国家象征和永恒经典。

微利时代,最为宝贵、最当珍惜的,就是这种工匠精神,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稳得住根基。

  一当选择,便以心相许,不离不弃,精益求精,做到极致,做出境界。

环顾当下生存艰难的企业,依然在低端市场恶性竞争中等待观望一筹莫展、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中一无所有得过且过,正是缺乏对工匠精神的坚持、追求和积累。

  员工需要培育“爱企如家”的融入文化。

有最新社会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工就业普遍面临“短工化”趋势,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频繁地转换于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城市。

他们在劳动压力承受、劳动报酬期待、精神文化需求、职业发展空间和城市社会融入等方面,与他们的上辈有着明显不同的诉求。

  缺少劳资和谐的联系纽带,缺少爱企敬业的企业文化,怎么可能稳定他们的就业心态、激发普遍的蓝领创新、保障企业的基业长青?

显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保障制度建设,促进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努力规范就业环境,提高劳动收入,健全培训制度,拓宽成长空间,建设热爱企业、热爱工作的敬业文化,增强农民工的尊严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努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和“企业主体”,应当成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取向。

  全社会需要立定“实业为本”的发展理念。

政府的政策导向,就是企业的发展引领。

提升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必先强化实体经济的竞争力。

近来高层接连出台重大举措:

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中小企业困苦不堪的税费负担过重问题;

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根治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

深化金融体系创新,探索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民间借贷阳光化路径。

  阵阵暖风吹来,令人欣喜,也引人期盼。

社会的舆论环境,也深深地影响着企业的抉择取向。

提升实体经济的吸引力,还当强化实体经济的自信力。

我们应当少一些浮躁情绪,多一份从容心态,少一些投机思维,多一份实干精神,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氛围,真诚地尊重每一个劳动者劳动的价值和创新的潜力,尊重每一个企业家坚守的品格和创造的梦想。

  金融危机尚未终结,发展转型难关重重,中国经济再实体化正面临更大挑战。

最要紧的,不是重走传统老路,也不是单一的技术进步或市场开发,而是一种执着于发展实体经济的精神的锻造和文化的培育。

切实落实就业优先战略

2012年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进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努力实现社会就业更加充分,关系亿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再次明确了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即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2005年,中央提出“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

2010年,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强调,“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

2011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促进就业规划时进一步明确,“要切实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

  近年来,我国各地“用工荒”愈演愈烈,为何中央对就业工作却越来越重视?

  实际上,当前及今后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将更加复杂。

据研究,“十二五”时期,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平均每年为1500万以上,加上每年结转的近1000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将保持在2500万以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很大。

与此同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劳动力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不相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十分突出,企业“招工难”与劳动者“就业难”现象将并存。

上述复杂情况的存在,决定了我们促就业的任务更加繁重。

  另外从经济发展看,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已经减弱,促进国内消费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途径。

而促进消费的根本出路,就是促进劳动者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

  所以,中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是要将促进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将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依靠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长,以扩大就业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有力保证。

  为此,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更加注重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形成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在总体布局上,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产业和领域;

在要素投入上,更加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目标导向上,切实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转变为就业拉动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把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转变为统筹城乡就业的过程。

  二是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形成促进就业的综合性经济政策体系。

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

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在鼓励劳动者创业和企业增加就业岗位中的作用:

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积极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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