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人文科学被踢出大学校园后的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人文科学被踢出大学校园后的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人文科学被踢出大学校园后的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上述引文的作者是英语教授，提出统计结果就是要呼吁重新振兴人文科学的教育改革，但是他们的证据显示文科复兴不大可能。
要想保持文学传统不死，美国文化看来非要寻找到其他载体不可了。
大学的就业问题
与大学校园的文学艺术衰落不同，但是有密切关系的是大学教学的非专业化或者无产阶级化。
就像美国的劳工市场一样，大学里的就业市场管理目标也是尽可能少地聘用长期的，固定工资雇员，尽可能多地把工作量转移给按工计酬的临时雇员，这些临时雇员很少能得到正式同事拥有的各种福利待遇。
在《新共和》（NewTheRepublic）的文章中，迈克尔·
沃尔泽（MichaelWalzer）注意到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nitedParcelService）的罢工胜利最近引人注目之处不是为提高工资的传统意义上的罢工，而是为了集体抵制公司将正式工转变为兼职雇员。
UPS正式雇员可以享受工资，工作安全和各种福利，兼职雇员就不能全部享受这些。
沃尔泽接着说这种转变在大学里已经推行很长时间了：
本科生教学越来越多的课程由各种各样的助手或兼职教师担任，这些人多数只能跟学校签订短期聘用合同，不能指望正常的学术职称晋升。
现在人们可以想象美国经济的状况，其劳动力分为全职精英和兼职大众，后者数目庞大，倍受折磨和剥削，不停地从一个兼职工作转向另外一个。
他们缺乏安全感，神经紧张，很少能够收支相抵。
正如1840年和1997年美国经济两次向世界表明的那样，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效率，可以随意裁减工人，雇佣打工者，如果情况发生变化，他们没有任何怨言地离开。
”
（2）
沃尔泽谈论的现象究竟有多严重？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前校长，现在是吉·
盖提信托基金（J.PaulGettyTrust）CEO的巴里·
穆尼兹（BarryMunitz）估计在加州高等教育中（包括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在内）所有课程中有将近一半是由这些可以随意聘用的老师完成的。
（3）如果兼职老师担任的所有课时都由全职老师来教的话，博士太多的现象马上就变成博士短缺了，这就是统计学案例。
因而，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研究生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马克·
凯利（MarkR.Kelley）和威廉·
帕纳派克（WilliamPannapacker）指出：
我们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要不是兼职老师岗位的大量增加，绝对不会有博士的过量供应。
事实上，如果所有的大学和学院教学工作由具备博士学位的全职老师担任，我们将面临威廉·
博文（WilliamG.Bowen）和朱利叶·
索萨（JulieAnnSosa）在1989年预测的博士短缺危机。
（ProspectsforFacultyintheArtsandSciences:
AStudyofFactorsAffectingDemandandSupply,1987to20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被大众媒体广泛传播的这些预测，导致了这么多的毕业生和新博士获得者放弃其他职业，开始博士学位攻读。
（4）
不管这种平衡的确切比例是多少，非常清楚的是随着课堂教学由兼职老师担任的比例不断增加，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获得正式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在减少，即使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减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大学里的贵族，那些拥有终身教授职务的人，已经非常丢人地串通一气，促成一学术上的奴隶阶层，以补贴他们中上层的收入。
但是这些奴隶会慢慢取代贵族，因为后者要退休，取而代之的是奴隶而不是其他贵族。
简单来说，被取而代之的正是终身教授享受的，新博士获得者苦苦追求的职业本身。
（5）这个职业虽然包括教学，但并不局限在兼职教师担任的那种狭隘的教学范围内。
再过一段时间，每年进入大学就业市场的许多野心勃勃的教授中虽有一些人得到终身教职，但更多的人将得不到终身教职，甚至不能被长期聘用，一些运气和智慧不如人的倒霉蛋可能沦落为大学里的永久打工者，其他有本事的人可能离开大学到别的地方寻求发展。
X=（大学教授–学术）+（大学图书馆–大学）
这正是该故事在文化上有意思的地方。
如果1998年6月后获得博士学位的所有文科毕业生中的一半（保守估计）加入已经非常庞大的没有永久固定教授岗位的队伍，那么大学校园外存在的一个专家团体被重新赋予特权后，填补学术界由于人文学科不断减少投资规模造成的断裂和空白。
也就是说，这些校园外的人文学科学者将成为大学教授无法履行职责的人文传统的载体。
“自由职业者”（freelance）的说法因此是个很有意思的用语，它的反面是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获得报酬的骑兵或者战士”（paidlanceorsoldier）。
说到底它来自意大利语（soldiere），意思是接受工资（soldi）的人。
在美国的大学里，当我们问大学教授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进入普通的劳动力市场---从终身教授变成了自由职业者---，三个相互关系的问题就出现在很少考虑这些问题的大学面前。
首先，不属于任何一个大学的自由作家或者思想家能够联合起来形成有别于由大学教授组织起来的文科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形式吗？
这个前景比刚开始的预料可能性更大。
乔治·
丹尼斯·
奥布莱恩（GeorgeDennisO'
Brien）在一本名为《高等教育的欺骗陈述》（AlltheEssentialHalf-TruthsAboutHigherEducation）的书中写到：
大量临时外聘老师的出现或许被普遍认为是校方让人讨厌的伎俩，是试图平衡学校预算。
但是正式全职教授可能对这种新机制下的教育经济做出反应。
可能策略的明显例子是在英国发生的“特许权”（franchising）运动。
阿伯斯奇大学（TheUniversityofAberswych）认为承担不起讲授某个专业课程的费用（比如物理学），所以授权博斯威特大学（UniversityofBosthlewaite）为其上课,该校教师非常愿意接受稳定工作机会的。
接下来一步就非常明显：
博斯威特大学的教授形成一个物理学老师的私人团体，在英国各地从事这种服务。
不是任何大学都配备终身教职的老师，有时候老师会多余，成为负担，现在大学可以与爱因斯坦协会签订合同聘请需要的物理老师。
物理教学就像餐饮服务一样可以采用外购的办法。
（6）
但是如果全职教师可以组织起来创立这种“全新的机制”，临时教师同样可以这么做。
如果他们自己不组织起来，别人也会把他们组织起来。
既然风险投资已经进入网络教育领域，形成全面培训的，随时可以提供服务的劳动力大军，这已经成为潜在的庞大资产。
临时教工是商业化网络教育的教师来源，就像外国医生或者非名牌医学院毕业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到保险公司的“管理医疗”（managedcare）部门工作，这些公司把医疗保险收入的相当部分装入自己腰包。
”
第二，不管大学教学是否用这种方式重新组织起来，是否需要来自别的文化机构的学界移民提供美国所需的营养呢？
能够想象这个国家的大学教授成为自己国家的难民，就像希特勒上台后从欧洲逃亡美国的有才华的犹太人知识分子？
第三，（我相信是可能性最大的结果）被大学拒绝永久聘用的甚至从来没有被聘用过的学者在大学校园外的经历是否能够融合自己的学术训练，从而产生业余爱好性质的人文科学研究和出版的新风格？
对于保存和重新定义中世纪人文科学的修道士来说，世俗的学问是一种爱好而非职业。
如果人文科学研究对于除了个别人外的多数人来说不是获得丰厚回报的职业，如果有美国的文化部长的话，他会很想知道谁能把文化传统作为爱好来追求，让它经久不衰。
变化往往是从边缘开始的。
正如我们知道的，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演员们在最近几十年来一直是大学管理者，终身教职的教师以及学生。
临时教工处于边缘地位。
但引人注目的是，非教学工作人员同样处于边缘地位。
他们同样被贬低了，不管智慧水平如何。
首先我想到大学里面的非教学人员的三个类别：
图书馆长，博物馆主任，计算机中心主任。
如果彼得·
杜拉克（PeterDrucker）是对的，也就是说三十年后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大学已经不复存在（7），我们是否认为大学图书馆，大学艺术博物馆和大学的各种数据库和计算机网络中心都要关门大吉？
相反，让我猜想不管大学是否消失，无论它什么时候消失，这三个部门仍然运行，和别的机构一样继续为临时教工提供服务，这些人将取代终身教授成为为美国学术传统的载体。
现在处于边缘地位的团体将继承主流团体遗留的东西。
是不是有个术语来说明这些人呢？
我们为什么不叫他们校外人文科学学者，受过学术训练却不以教书为生的人。
首先进入我的脑海中的一个词就是“知识分子”。
如果知识分子，不管是全职教师还是兼职教师，继承今天的学术，成为人文传统的主要载体；
如果承认这些术语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那么这种继承会对人文传统本身会带来什么变化？
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有哪些？
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三大区别
作为哈佛大学人文学科博士，毕业后从事的许多工作都涉及到学术界以外。
我曾经多次被邀请给研究生做报告，探讨他们的博士学位能让他们在那些领域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自己可能从被迫反思离开学术界的举动中得到了些东西，我仍然非常后悔接受这样的邀请。
我后悔接受邀请的第一个理由是虽然我可能留下一两个拥有的建议，我确实给研究生帮倒忙，让他们相信美国式的博士教育能够给他们未来从事许多职业提供准备。
我怀疑它是否真有这样的作用。
虽然很难说一个人的知识在多大比例上将来是用不着的，完善的人文学科的博士，尤其是如果经过了多年的见习期，最后被淘汰出局不能得到终身教职的话，将严重推迟他再进入其他人才市场求职的时间，让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多年来反复灌输后形成的桀骜不逊、自我破坏性的习惯等，这是让人伤心的。
人文科学知识在普通的人才市场上有很多的用处，但是美国博士教育的巴罗克浮华风格产生了对美国学术界巴罗克风格超级适应的动物。
我后悔接受邀请给研究生做报告的第二个理由是我的言论鼓励大学老师从自身做起去适应文化，而不是从文化做起反馈回自身。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文化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就像商业活动与商业教育，药品与医学教育等的关系一样。
对于人文科学和严肃艺术来说，美国文化就是上文提到的“市场模式大学”的市场。
但是古典人文艺术教育和研究显然和职业化训练不一样，比如以人文科学为内容的图书出版，新闻，音乐，商业艺术，电影制作，广告，剧本写作，教牧神学以及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
对于高端行业以及许多其他的行业来说，职业训练课程都是存在的。
在人文科学领域引进市场概念将导致产生职业训练项目，而不是人文科学博士的培养。
我不是要贬低它们，这些培训项目，很不幸，不能满足保存和更新美国文化的宽泛要求。
虽然让人文科学教师质疑自己能够教什么以及如何教，让传统科目的教学尽可能直接体现市场需求的变化是值得称赞的训练。
但是更值得称赞的练习是让他们，这些阅读和思考的美国人，问一下人文科学研究的内容如果既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又不是教师的兴趣所在，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学教学里学术上的兄弟情谊吸引了那些对笼统的博爱感到着迷的人。
但是有些人觉得是维持精力和激情的东西，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觉得是束缚，让人脱不开身。
同样的，师生之间类似父母子女的关系让有些人深深感动，却也疏远了某些人，他们渴望没有限制的成年人之间的交流，在教室环境里慢慢觉得失望。
丽萨·
刘易斯（LisaLewis）在她的忧郁的诗歌“我的学生”中表达了许多人都感受到却不愿意承认的感情：
我每天准时进入教室，
在黑板上写可笑滑稽的文字，
没有人发笑让人很受伤
明明知道学生很愚蠢，
我还要批改他们的作业。
（8）
不是所有喜欢教学的老师都上课上得好，也不是所有在广泛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上课就很糟糕。
不是所有渴望到外面闯荡的人都功成名就，相反有些在大学混得很不错的人一直想逃离大学。
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区别可以首先这样笼统地描述：
大学教授具有或者喜欢师生组成比例悬殊的听众，而知识分子具有或者喜欢听众里与他们在受过教育的普通大众的地位相当的师生。
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第二个区别类似于专才和通才的区别，学者是专才，知识分子是通才。
有些人可能认为一个大学教授为普通大众写作，就成为通才了，但是这是错误的想法。
一个专家可能采用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自己的专业领域作为知识普及者，但是通才必须从通才教育的宽广幅度写作，这种通才教育不是随着毕业而终止的，也不局限于某个学科。
如果我可以从自己在图书出版界十年的工作经验来判断，普通的人文科学学者开始为普通读者写作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普及者对专门知识的重新表述，但是广大读者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
这是专门知识，不过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概念化和表述一下而已。
通才认为，专才很少如此，他是在为智慧上决不亚于自己的人写文章，只不过人家的学识在别的领域。
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好为这样的读者写作的准备？
他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拜访他们，看望他们，观察自己碰巧知道的东西有多少“旅行”（出版商的话），还有什么没有被接受。
天生的大学教授如果这么做，就会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最好把时间用来钻研自己的专业知识。
天生的知识分子会把这样思考的时间当作通才教育的一部分，是很有价值的。
我并不是说作为知识分子，他能够或者应该寻找利用任何别人的知识来达到自己高尚的目标。
即使黑格尔（G.W.F.Hegel）想这么做已经太晚了，后来没有人再尝试过。
矛盾的是，被呼吁提倡的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无知的积累。
通过强迫自己进入完全是初级水平的领域而不是呆在自己的狭隘的专业，一个人学会把自己的智慧复杂性带进开阔的视野。
一个通才具有比普通人更加敏锐的意识，知道不知的东西还有多少。
在这点上，泛化（generalization）的写作风格和纯粹的简化（simplification）或者普及化（popularization）完全不一样。
如果一个专家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那么通才就是对越来越多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
两种知识形式都是真实的和合理的。
一个对某一领域了解很多知识的人在知识上不断增长，同样的，对许多领域知道不多知识的人在知识上也在增长。
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让人产生信心。
而对越来越多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却让人产生羞愧。
普及化当然有自己的地位，体现了专才的信心但是同时也表现了他的孤立。
笼统化表达了通才的特殊性同时也表现了他与更广泛领域的联系和开放态度。
需要重复的是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不管在行动上还是在写作上都存在这样核心的区别。
回到思想实验，文化部长应该希望自己的智囊团队里有专才也有通才，但是认为通才不过是简单化了的专才是不对的。
虽然说通才就像了解总谱的乐团指挥，而工具主义者只是在本领域的大师是有点夸张了，说得谦虚一点就完全是公平的，也就是说，通才就像音乐爱好者，去参加音乐会的时候口袋里装着乐谱，试图在综合性的聆听音乐的时候分析性地阅读乐曲的演奏。
所以文化部长的顾问应该从国家的出版社中物色通才，而不是从大学中寻找。
因为在出版社，激励结构（incentivestructure）有利于泛化，而在大学里则完全倾向于专业化，虽然后来的说法正好相反。
“臭皮匠，坚持到最后”（Cobbler,sticktoyourlast）仍然是大学校园的运行规则。
如果臭皮匠突然发现他在制作皮鞋时一直在使用的工具还可以用来制作手套，他假设在开始新的生产内容后，每年生产的皮鞋数额不会减少。
荒唐的是，相反的假设处于主导地位：
即相信只有生产过完美皮鞋的人才能制作出能戴的手套。
这种假设隐含地出现在语言尖刻的声明里，该声明是最近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一个参加者提出来的：
公共知识分子是成为记者的大学教授，同时保存在大学中的工作岗位。
他们服务的公众能够笼统地认为是发行量相对较少的杂志和通俗文摘杂志的读者比如《新共和》《国家》（TheNation）《纽约书评》《纽约时报文学副刊》以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LS）在过去几十年这些刊物的读者一直在增加，在私立大学越来越重视明星效应的时代，有人告诉我，其中有些刊物已经成为超级明星。
在超级明星之后，就是新节奏（nova），在nova之后，就是黑洞。
我认为至少这是工作的方式。
（9）
许多上年纪的教授赞同这种不满的心态，年轻的教师非常清楚老一辈人的感受，总是显得规规矩矩。
也就是说，他们让自己限制在小范围内尽量少表现公共知识分子的热情，或者其他冒险行动，以免老家伙从中作梗给自己使绊子。
大学里的人谁没有听说过通才尝试的努力在院系开会的时候被驳斥，被冷嘲热讽，或者在职称评审的时候被当作热衷名利之徒排斥在外？
这样一来，学科中的骨干就成为非常有效的执行纪律者。
他们因此而反复灌输的专业文化就成为不容易逃脱的网，即使有人想逃离，即使有人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这个羁绊。
我把这当作专制的大学有时候强加在人们身上的政治正确而不屑评论。
文化部长需要专才也需要通才，首先需要记住的是学术研究的生活是通过好奇心的渠道前进的，也就是说，通过对非渠道的，笼统的好奇心宽松和系统地压抑完成的。
我没有打算故作姿态。
大学的学科分类导致一个又一个的突破。
但是在方法上寻求突破的努力渠道仍然需要限制。
大学老师，如果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就必须压制自己天然的“突然离开原来的思路”的欲望。
学术界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做出了牺牲应该得到回报。
但是学术界的要求和文化作为整体的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候，文化所要求的是一个人沉浸在数不清的发散思路中，而不是收获在某个具体领域经过长期艰苦的规矩修炼的成果。
除了学术研究上的限制外，学术界也常常包含一更加深刻的，人际关系的扭曲。
一个典型的刚刚得到终身教职的副教授往往需要花费6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仔细揣摩教授的喜爱，至少再花6年的时间揣摩上年纪的同事的心理，这是获得教授最好的，最快捷的方式。
如果第一次负面的晋升决定后再次一个负面决定，在第二个大学的更加让人焦虑的6年考察期，从博士毕业开始到教授岗位得到之间就过去一代人了。
期待一个人在第二十个年头恢复在前面19年里尽力压抑的胆量和勇气是不现实的。
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的不同因此在于知识分子更大的自由，不管是作为探索者还是通才都不会受到惩罚。
当然，有些非常聪明的大学教师能够在获得了专家的声誉和终身教授地位后成为成就卓著的通才。
也有许多清醒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大学里，从一开始看到就愿意教书，把名义上的学术专长本身当作白天的工作。
但是他们的情形是不稳定的姿态，不仅对他们，而且对于所有大学老师，专业化不是可以选择的问题。
劳动分工是大学组织原则的根本。
除非这个原则得到尊重，大学就不能成为大学了。
因而，压力是长期的，巨大的，足以压抑任意性的好奇心，形成通过精心准备的渠道，受过训练的好奇心。
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刚开始勇敢和高傲的年轻人把大学当作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智慧活动的基地，他们有信心在当了大学教授后仍然保持独立的个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屈服于大学的文化了。
人的心灵不能自然的，本能地保存在外来指定的渠道内。
只有严格的训练和持续不断的监督才能让它这么做。
学术上的天才来自这样的渠道，但是正如已经承认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同样来自这里。
一个人要经过多年的严格训练和准备才能成为学者。
对于多数大学老师来说，摆脱束缚，自由翱翔的冲动总是来得太晚，很难有效地实现。
因而，总的来说，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第二个差别可以这样描述：
大学老师是专才，他受过训练的好奇心只能在指定的区域内运动，而知识分子是通才，有意识地做相反的事情。
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第三个区别是把写作当作精美的艺术还是实际的技能一样来重视。
古斯塔夫·
福楼拜（GustaveFlaubert）曾经说“如果你碰巧写作能力高超，人家就会指责你没有思想。
”（10）福楼拜话语背后的经验是许多当代作家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的。
我有次为洛杉矶时报采访索尔·
贝娄（SaulBellow），他顺便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他和芝加哥大学的某个著名社会学家的关系。
作家告诉我，对于这个先生来说，贝娄的小说是一种“轻松的消遣”。
对美文学（belleslettres）的贬低在学术界一直非常盛行，让人奇怪的是，即使在文学批评领域也是如此。
当然，像贝娄的同事这样的有学问的社会学家能够在知识理论领域调侃像贝娄那样的作家是真实的，但是一个像贝娄这样的小说家能把社会学家变成其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来回应。
这种策略旗鼓相当。
每个人都解释说他发现了缺点，强调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或者他能施加更大权力的地方。
每个人都是通过接受对方而战胜他。
英国小说家安东尼亚·
拜阿特（AntoniaByatt）是英语文学教授，知道叙述学能够用单一的理论视角理解许多不同种类的小说家，但是拜阿特也是一个小说家，出版了一本小说，其中的主人公是个叙述学研究者。
（11）
我想说的不是贝娄或者拜阿特的小说作为持久的思想，应该得到比实际上得到的更多的尊重，而是说它配得上而且也常常获得作为艺术的尊重，也就是作品本身的审美目的，而不仅仅是多数社会学家渴望追求的东西。
这是用来区分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第三个标准。
大学教授受到尊重和赞美是因为“对本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不管他的写作水平好不好。
相反，小说家从来没有追求要为小说领域做出贡献。
任何种类的作家不管具体什么体裁都不会追求这些。
作家们太自私了，太关注于自己的东西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提供给太多的读者，以至于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为谁写的。
一个知识分子作家不像英语教授，事先就确定了自己的读者。
而且，虽然文字艺术作品在最充分的意义上是产品完工的阶段，句子的结尾，最后一个字。
艺术史家在任何一位艺术家那里都知道他有前任和后继者。
但是在他身上的艺术家在完美的时刻就停下来了。
因为这个原因，表达对于知识分子比对于大学教授更重要。
这是因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作品与个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文学创作不是共有的，而是个人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渴望的不是认可而是喜欢。
小说家或者诗人可能是这种欲望的最好例子，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艺术而不是科学发表的任何研究，作者都有和小说家或者诗人根本上来说相同的东西。
心里拥有这个标准，文化部长就可以确定哪个大学教授值得从平常从事的工作中挑选出来作为通才工作。
他可以首先要求候选人告诉他刚刚读过的小说或者诗歌是什么。
如果他们回答说没有读过小说或者诗歌，部长可以继续问作为娱乐来阅读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他们还回答说他们没有进行过娱乐性阅读，那部长就可以淘汰这些人了。
因为一个从来不追求快乐的人是不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
一个从来没有为寻找美而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