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村贫困状况及产生原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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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村贫困状况及产生原因分析

2007年,我省自然灾害多发，洪涝、泥石流、龙卷风等灾害尤为严重。

淮河发生了1954年以来第二位流域性大洪水。

面对灾害，省及灾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受灾地区得到及时救助，灾民基本生产、生活得以保障。

同时，我省施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从贫困监测调查结果来看，全省没有出现大规模返贫情况，仅局部地区贫困人口有所增加，其它大部地区贫困人口均有较大幅度下降。

全省农业经济仍然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态势，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提高。

一、农村贫困现状

2007年末全省农村贫困总人口305.5万人，贫困发生率5.9%。

与上年相比，全省减少农村贫困人口91万人，返贫与新增60万人，净脱贫约31万人，减幅达9.3%。

1、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分布状况。

2007年末全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89万人，占全省农村贫困总人口29％，贫困发生率1.7%。

与上年同比，全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减少12.3万人，减幅12%；贫困发生率下降0.3个百分点。

在全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中，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66.3%。

山区、库区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7.1万人，占全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30.4%。

与上年相比，全省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6.5万人，减幅10%。

其中，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近5.5万人，减幅10.8%；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1万人，减幅6.8%。

山区、库区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2.3万人，减幅7.6%。

2、农村低收入人口状况。

2007年末全省农村低收入人口216.5万人，占全省总贫困人口71％；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比重为4.2%。

与上年同比，全省农村低收入人口减少19.1万人，减幅8.1%；低收入人口比重下降0.4个百分点。

在全省农村低收入人口中，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68.4%，计148万人。

在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低收入人口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78.8%，计116.7万人；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21.2%，计31.3万人。

与上年同比，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低收入人口减少6.2万人，减幅5.1%；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低收入人口减少4.1万人，减幅11.7%。

山区、库区县低收入人口61万人，占全省低收入人口的28.2%。

与上年同比，山区、库区县低收入人口减少9.3万人，减幅13.3%。

安徽农村贫困有这样一些主要特征：

一是农村贫困人口规模较大、贫困人口集中密度较大，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布差异较小，贫困深度逐步减轻；二是农村贫困地区在贫困规模、密度、深度上远远超过非贫困地区，贫困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密切关联，与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呈负相关，既农民收入水平越高，农村贫困人口就减少的越快；三是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农村贫困人口在贫困线波动较大，返贫现象突出，沿淮地区和山区遭遇洪涝灾害后，都会出现大量返贫人口的发生。

皖南深山区，大别山区、江淮丘陵区是贫困重度地区。

二、农村贫困变化状况

农村的脱贫情况历来与全省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密切关联的。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在贫困人口迅速减少的大背景下，反贫困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曾几次出现停滞甚至反复。

1986年，1989-1993年间，由于农村总体经济发展遇到自然灾害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波动。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1年农民收入迅速增长期，贫困人口快速减少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农村率先推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副产品提价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体制的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3元增加到246元，年均增长29.6％。

历时三年，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民积极性得到极大的发挥。

同期，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由改革前的一半以上农村人口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到七成以上的农民可以解决基本温饱问题。

但农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相当贫穷。

第二阶段，1982～1990年为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期，贫困人口稳步快速减少时期。

由改制带来的影响减小，这一阶段农民的收入多来自于家庭经营收入中第一产业，因此收入没有大幅度的增加。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69增加到1990年的539元，年均增长8.0%。

1991年，由于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农民纯收入下降17.3%。

这一阶段农村贫困人口继续大幅度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由一千多万减少到1990年的四百多万，减少约七成的贫困人口，安徽农村反贫困取得巨大的成绩。

但，1991年的特大洪涝灾害，人民财产巨大损失，加上农业大幅度减产减收，致使当年返贫8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跃至1200多万，成为全国惟一的特大重灾区。

改革以来的农村扶贫工作成效荡然无存。

第三阶段，1991～1996年为农民收入高速增长期，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时期。

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年均增长29.2%。

区域经济发展，农村企业显露生机，从人才和资金两方面提高多项优惠政策，把发展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和富民富省的突破口来抓。

同时，国家连续两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业增产不增收的矛盾缓解，农民收入增速较快回升。

但是不得不注意到的是由于进入90年代之后农业生产力水平并无较大的实质性提高,因此,联产承包制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大体上全部得以释放,此段期间农民收入的快速提高源自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副产品的阶段性的高价。

农业发展对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程度大大降低。

这一时期，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80多万，平均每年净减少30多万人，成绩显著。

第四阶段，1997～2000年为农民收入缓慢增长期，贫困人口波动时期。

农村企业的发展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进入了比较冷静的调整和十分激烈的竞争时期。

同时，农产品价格自1997年以来持续四年低迷，农民增产不增收，纯收入增速持续下降，低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

其中1998年增幅为3%，1999年为2%，2000年为1.8%。

2000年，农村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部分贫困人口出现返贫现象。

第五阶段，2001～2007年为农民收入政策助长期，贫困人口规模固化时期。

进入新世纪，安徽实施了多项惠农政策。

于2000年开展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于2001年即开始实施乡镇机构改革，于2005年实施三项改革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通过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让广大农民休养生息。

减免农业税费、建立粮食直补制度、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等具体措施的实行，农民种粮的信心和热情回复高涨，农民收入增速有所回升。

期间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9.1%。

这一时期，农村贫困人口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贫困人口在分化，不断被边缘化，成为比较固定范畴的类型人群，成为农村最弱势群体。

全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总体在100万左右。

加上农村低收入群体，全省每年约有10%的农村人口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种各样的支持与帮助和关怀。

安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从大幅度数量减少到相对稳定和固定时期，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深度在总体上呈现出稳步减轻的态势，随着农民收入整体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村贫困差距由过去的隐性状态表现为显性状态，相对贫困表现越来越突出。

三、安徽农村贫困产生原因

1、政策结构原因是导致发展中贫困主因。

经过近30年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目前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公认的。

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有许多矛盾，形成发展中的困惑。

当前所面临的六大矛盾：

一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一整套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然而，在收入分配领域，尚未建立保障公平公正的相应社会制度，即缺乏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性保障。

二是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矛盾。

从目前我国财富构成看，高、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富差距呈现“三角型”或“尖帽型”状态，即大多数人贫困，少数人富裕，中产阶层规模过小。

事实上，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

因此，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加快提高农村贫困户、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水平，继而提高全体农民收入水平，尤其是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和工资兑现难的问题，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待遇，让农民工进得城、住得下、能生存、能发展，彻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社会矛盾。

三是城乡发展之间的矛盾。

鉴于经济的两元结构特点，城乡差距问题长期存在。

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一种新的贫困人口却在农村形成。

他们是被城市化、边缘化的失地农民，即“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

据统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大约有4000多万，且每年以200万至300万数量在增加。

安徽是一个处在从农业向工业发展过程中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大省，工业现代化建设和城市规模化建设，同样需要大量的土地。

在发展的强烈压力下，安徽需要更快的发展，有更多的农民将会变成市民，需要更多的土地来支持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农民同样面临失地问题的困扰，尤其是城市周围和小城镇附近以及开发区旁边的农民。

四是地区发展之间的矛盾。

高收入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差距继续扩大，在利益上出现新的矛盾。

地区间和谐发展，事实上是保障社会整体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我省各地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2006年，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前10个县占全省的43.4％。

规模工业增加值最大的县（市）为35.7亿元，相当于全省排名靠后的14个县的总和，而最小的县（市）仅为0.9亿元。

工业越发达的县域，其发展后劲越足。

2006年，县域规模以上工业总量居前十位的县市共新增规模企业182户，而排名后十位的县市仅新增45户，县域工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五是人与自然发展之间的矛盾。

随着安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造成大量资源消耗和严重环境污染，构建和谐社会面临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制约。

当前所面临的是：

自然资源储量匮乏，资源需求增长过快，资源供应缺口大，资源的地域失衡仍然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低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加重了一些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面临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双重矛盾之中。

在安徽，虽然资源不是很短缺，但人均资源水平并不高，资源结构性短缺还是存在的。

当前我省县域工业人才严重不足。

人才匮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快速成长，进而影响县域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贫困地区快速走向富裕。

六是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之间的矛盾。

现有的扶贫政策制订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以及各项社保措施的贯彻，都存在不能到位的问题。

尤其是收入再分配中，虽然政府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也就是说，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该起“舵手”作用，是社会政策的制订者，社会公正的保护者，民间参与的扶持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很大程度上应该集中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上。

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很难以起到预期效果。

关键是政府决策不能得到执行部门全力贯彻。

上述矛盾的客观存在，从而决定贫困与发展是一个长期存在的。

作为一个地处中部的农业人口大省，安徽在经济发展走了不少弯路。

首先是对自己发展的定位认识不够，一直认为，就农业发展农业是没有错的。

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化，资本和市场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因此，安徽农村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

2、经济因素是贫困产生的直接因素。

一是人均水平偏低。

2006年安徽总人口占全国的5%，居全国第8位；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9%，居全国第15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4.2%，居全国第10位；财政收入占全国的2.1%，财政支出占全国的2.3%，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占全国的2.7%，居全国第14位；职工工资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85.5%，居全国第18位；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2.8%，居全国第21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全国2.5%，居全国第16位。

这反映出安徽的人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二是县域经济发展滞后。

“十五”时期，安徽县域GDP、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分别比全省低2.3、8.8和0.4个百分点；县域GDP占全省的份额由2000年的48.1%下降到2005年45.9%；县域财政收入由32.4%下降到21.9%;2005年，安徽县域人均GDP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1.7%、全国百强县的15.5%，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10%和39.1%。

三是利用外资水平偏低。

“十五”时期，安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16.7%，高于全国同期8.5个百分点，但外资额仅占全国的1.1%，均低于人口、经济总量所占的份额；在中部六省中，安徽利用外资额不到河南的60%、江西的30%，居末位。

与此同时，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外向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5年，安徽工业化率、城镇化率和经济外向度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9、7.5和49.7个百分点。

3、文化素质是产生贫困的根本因素。

从贫困生成的原因来看，贫困的主要根源是文化教育落后，导致人们综合素质低下，创造经济和社会财富的能力差，形成人类发展的恶性循环。

当前，农村贫困地区文化教育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是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相对落后，贫困家庭难以承受子女的教育负担，导致受载体受教育水平偏低，文化程度偏低，影响就业和发展。

根据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分析，从贫困人口的规模上看，或是从贫困的程度上看，受教育程度不高都是和致贫紧密相关的，素质决定收入。

从贫困人口规模看，在全部贫困人口中，小学文化组所占的比例最高,它超过了一半。

虽然不能把文化程度与贫困划等号，就业技能与受教育程度是密切关联的。

从贫困人口分布的密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上看，文化程度越低，越容易产生贫困。

因此，贫困往往与愚昧是相伴产物。

二是农村科技水平落后。

由于贫困地区经济条件限制，在交通、信息、市场、文化、观念等方面交流相对较少，贫困地区在素质和能力方面比其他地区要弱一些，导致家庭收入增长难度要大一些。

从安徽农民收入结构来看，农民缺乏先进的实用技术，信息不灵，经营不善，与受教育程度偏低等因素紧密相连的是，农民学习、掌握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知识较差。

同时，不能及时得到外界准确的足够的经济信息，致使生产存在极大的盲目性，因而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劳而无功。

三是婚育思想陈旧落后，生育失控，人口增长过快。

长期以来，在贫困地区农民的婚育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和优育，而是早婚早育、多子多福。

越是贫困的地方，这种观念越是强烈。

因此，在贫困地区就造成了子女多、耕地少、负担重的严重局面。

据调查统计，此类人供养系数高达2.8，几乎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

4、社会因素是贫困产生的外在因素。

贫困从根本讲是社会发展客观存在的，也是相对的。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整体在逐步提高，但需要关注的是：

一是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

农村依然就医难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

首先是农村医卫人员少，医术水平低。

目前，全省农村每万人中只拥有医卫人员14个左右，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

其次是农村医疗设备较差，技术手段落后，很多疾病都需要到城市医院就诊检查，需要大量的交通费和食宿费支出。

三是医药费用昂贵，农民难以承受。

重病足以使一个农民家庭陷入困境，而且在短期内难以摆脱。

农村只有17.5%的行政村通了自来水，13%的农村人口解决了卫生饮水问题。

改水、改厕缓慢，生存环境较差，影响着农民健康，导致部分农民因病致贫返贫。

二是水资源未能合理利用。

从安徽水量分布情况来看，各地区间农田水利问题相当突出。

安徽水资源是南多北少，南北相差悬殊，淮北产水不足皖南山区的三分之一。

而耕地却是南少北多，形成南怕涝、北怕旱的局面。

江淮分水岭地区是安徽缺水严重的地区。

缺水不仅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而且连生存都面临困境，更谈不上发展。

这就是地理优势的定远、凤阳等县贫困人口发生率很高的主要原因。

农田水利建设步伐偏慢，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1991年安徽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农民损失严重，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当年返贫人口成倍增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超过千万，安徽农村经济发展倒退数年。

2006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份，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为199万公顷，绝收面积25.7万公顷。

2007年6月以来，安徽境内再次爆发洪涝灾害，沿淮地区农村损失较大，导致部分农民致贫或返贫，贫困规模扩大。

根据民政部门估计，全省受灾损失约120多亿元。

2007年虽然水量比1991年大的多，但灾害带来的损失明显比1991年小的多，农民收入几乎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是用水大户。

但是，种植业用水长期以来大都是采用大水漫灌的办法，节水农业技术推广相当缓慢。

到目前为止，全省节水灌溉面积只占10%左右。

农民往往是“无水当年旱、无粮当年穷”，因水致贫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制约着农民脱贫致富。

三是农村环境污染对贫困发生的影响。

由于安徽处在由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工业转变时期，各地片面地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盲目引进企业，导致农村水土污染，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部分地区农民因病返贫时有发生，从而对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进程产生很大影响。

据调查，有的山区县农民因为环氧树脂工厂的化学污染的危害，农产品和水产品污染严重，部分农民肿瘤发生率明显升高。

因为化肥、农药的污染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业比较效益的下滑，农民损失较大，影响山区农民收入的增长，贫困状况继续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四是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据对19个贫困县抽样调查，2006年，贫困县通公路的自然村比重为77.8%，比全省低17.4个百分点；通电的自然村比重为99.3%，比全省低0.7个百分点；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97.9%，比全省低2.1个百分点；能接收电视节目的自然村比重96.7%，比全省低2.7个百分点。

健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医疗是健康的必要保障，村卫生室是医疗体系最基层的组织，现阶段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卫生资源短缺，村卫生室基本上都是家庭作坊，从业人员残差不齐，基本上不能很好地发挥预防保健的作用。

2006年，我省19个贫困县有卫生室的村比重占84.0%，有合格医生或卫生员的村比重为81.5%，有合格接生员的村比重为76.5%，贫困地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有待加强，医疗条件有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