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四部丛刊》制作工艺及影响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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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四部丛刊》制作工艺及影响文档格式.docx

有断笔、有缺笔、有花淡笔,弥补之。

弥补以朱笔。

……其原阙或近磨灭之字,原版有痕迹可推证者,补之,否则宁阙。

阙字较多,审系原版断烂,则据他本写配,于阑外记‘某行若干字据某某本补’,复畀精修者摹写。

校者以原书校之,一一如式。

总校复校之。

于是描润之事毕。

更取以摄影,摄既修片,修既制版。

……送工厂付印(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排印本)”。

简而言之,《丛刊》的工艺流程是先将底本摄影,底片校对后晒出纸样去修版;

修版的过程是用白粉涂抹掉“双影”“黑眼”“搭痕”“溢墨”,以清洁版面;

用朱笔描补缺笔、断笔,摹写缺失的文字;

修好校对完毕的纸样再次摄影,然后晒版付印。

以上所引仅为描润修版的总则,其下还有三个附录《修润古书程序》十四条、《修润要则》七条、《填粉程序》十二条,更加详细规定了描修每一步骤的细节和注意事项。

例如描修缺失的笔画时,不但要补齐笔画,还“须与各该字原有未修之笔画姿势相仿;

粗细、疏密、润涩,凡此笔与彼笔(如连横连直之类),此旁与彼旁,此字与彼字,宜求相称”(《修润古书程序》);

“忌露出笔锋,致失古义”(《修润要则》)。

可以看出,张元济先生对影印古籍进行了“字斟句酌”的认真梳理,试图完美复制出该书原貌,投入的精力丝毫不亚于校勘排印古籍。

经实际比较后发现,《丛刊》等书所做描修工作,甚至超过了前述规定。

例如《描润始末记》说,“其原阙或近磨灭之字,原版有痕迹可推证者,补之,否则宁阙”,并未发现有缺;

《修润古书程序》第六条“边栏行线不必描”,实际描修者居多,这一点从《描润始末记》所附“《宋书》底样清样各一叶”即可证明:

底样右下角边栏明显缺失,清样则予补齐。

张元济先生对付印之前的各道工序描述的非常详尽,但缺失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对底本摄影时采取的“去底灰”措施。

为什么要去底灰,如何去底灰?

原来,标准的黑白摄影拍照出来的底片,是层次丰富的灰度图,虽是黑白单色片,却如同早期的黑白照片和黑白电视,能够生动的反映出所摄对象的图像信息。

古籍初刻时纸白字黑,拍照后的底片依然如此,直接去制版印刷即可获得与原书相同的效果。

问题是,古籍经过长期的岁月洗礼,纸张酸化变黄,拍照后的图像字黑纸灰,这一结果会衍生出两个问题。

首先,印出的书整页铺满了灰色,不符合常人“白纸黑字”版面清朗的阅读习惯,读者能否接受?

这将直接影响出版者的经营状况。

其次,灰度图虽然有违常人的阅读习惯,却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古籍原貌,从保存文献信息的角度看,效果更好。

但印制灰度模式的书,工艺十分复杂,成本也很高,即使不考虑读者的感受,出版者也不会轻易采用。

整个民国时期,只有珂罗版印刷可以印制出层次丰富细腻,非常接近原书面貌的灰度图书,但珂罗版印刷效率低,成本高昂,更适合影印售价不菲的碑帖、字画。

石印、胶印虽然也可以印制灰度模式的书,但需要在拍照时“加网”,否则印出的书便会模糊一片,难以辨认。

加网对设备和技术的要求很高,并提高了书的成本。

还有,民国时期的石印或胶印加网技术并不成熟,网点较大,会降低图书文字的分辨率,影响阅读效果。

权衡下来,去除古籍书叶底灰,变有层次的灰度图为无层次位图,是最经济适用的方法。

实际上《丛刊》之前的影印古籍便采用的那种方式,印出的书不仅版面清朗漂亮,而且制作成本也是最低的。

那么,照相胶片上的底灰是如何去除掉的呢?

是采用高反差特性的制版胶片过滤掉的。

高反差胶片感光度极低,只能拍摄出书叶上墨色较深的笔划,颜色较浅的底灰自然就消失了。

拍摄书叶变黄的古籍,使用反差系数5以上的胶片,便可使图像变得黑白分明。

我们随意翻阅一下《丛刊》即可发现,所有书叶都是纸白字黑,整洁清朗,犹如新刻古籍一般。

二、 

去除书叶底灰后带来的问题

高反差胶片在去除掉书叶底灰的同时,也会对文字、板框等墨迹造成损伤,使原先墨色较浅的笔画变得更浅,甚至消失。

因此,采用去底灰工艺影印古籍时,对底本品相的要求很高,质量稍差的书就不适合影印。

对此,张元济先生曾有一段经典的叙述,道出了《丛刊》选用底本的严格标准:

“宋、元旧刻,固尽善尽美;

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即短卷残稿,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病,而以之景印,则多遗憾。

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即顾亭林亦不菲薄之。

况今又阅三四百年,宜求书家珍如拱璧矣。

兹之所采,多取明人覆影本,取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全,庶学者引用,有所依据,非有宋、元本而不贵,贵此虎贲中郎也”(《四部丛刊例言》)。

《丛刊》舍弃不少珍贵的宋元善本,就是因为品相差,不堪使用。

《丛刊》制作过程中便发生过已选中的底本,摄影后发现质量差而临时更换的事情。

如“《丁卯诗集》拟用元大德刊有注本,《石湖居士文集》拟用明金兰馆活字本,《皇元风雅》拟用元梅溪书院三十卷本,而此三种印本漫漶,摄影之后,竟同没字”(《四部丛刊刊成记》)。

“摄影之后,竟同没字”,说明原先是有字的,而且可读,采用高反差胶片摄影后,文字才近乎没有了。

去除底灰对古籍文字伤害之深,可见一斑。

再有,仅靠高反差胶片,底灰未必能够去除干净,如原书叶面局部颜色较重或者有污渍的地方、笔画较多的文字周围和笔画之间,都容易出现残余的底灰痕迹,需要花费大量工时修版。

对照一下去除底灰前后的图像,我们就会发现,张元济先生前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记》中提到的“底样文字有双影、有黑眼、有搭痕、有溢墨……;

有断笔、有缺笔、有花淡笔”等问题,多半是去除底灰时造成的。

以上是去除底灰可能造成的直接问题。

去除古籍叶面的底灰后还会带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改变了古籍的原貌。

影印古籍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具有“化身千百、传本扬学”的作用,可以替代古籍原书对公众开放阅览,间接的保护了古籍。

所谓古籍的再生性保护,指得就是此类影印古籍。

然而,影印古籍上述功能的实现有一个前提条件,影印之书必须最大限度的保存古籍原貌。

但古籍的原貌究竟为何物,许多人并没有搞清楚,以致在实际工作中事与愿违,不但没有保存好古籍的原貌,反而破坏了古籍原貌。

从影像学的角度看,古籍的原貌有两个概念,一是古籍初始状态的原貌,二是古籍现存状态的原貌。

所谓初始状态,指的是古籍刊印之初的状态:

纸白字黑,版面整洁无瑕。

现存状态,是指历经千百年之后,古籍的纸张泛黄,墨色变浅不匀,书叶出现污渍,甚至破损,其叶面不再是黑白分明的单色图像,而是层次丰富的彩色画面。

现存状态下的古籍书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资讯,是千百年来岁月积累的结晶,从中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纸张、油墨,不同的保存环境下,古籍图书的不同状态,是我们今天鉴别古书、从事古籍保护研究工作的珍贵史料。

再有,中国古籍善本的流传、收藏,讲究“传承有绪”。

一些珍贵的宋元刻本,书叶残破,历经后人修补,修补的痕迹,是鉴别该刻本的重要依据,也是传承有绪的具体体现。

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宋端平刻本《楚辞集注》,鐫刻精善,装帧古雅,系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旧藏,其首叶及次叶的上半叶残缺,下半叶右上角的“风”字仅存一半,后人将残叶托裱完整后据影宋本抄补配齐。

由于抄补者技艺高超,抄补之字与原书字迹珠联璧合,难以分辨。

上述情况,原书因新旧纸色的差别,一目了然。

去除底色后,书叶装修抄补的痕迹基本消失,导致版本鉴别无证,传承失序。

因此,对于那些以传本扬学为宗旨的影印古籍,绝对不可将古籍书叶的底色删除,应该按照古籍现存状态的原貌,用彩色印刷方式影印出版。

《丛刊》等去除底灰的做法,只适合以阅读文献内容为目的的影印古籍。

三、《四部丛刊》工艺对后世古籍影印的影响

我从事古籍影印工作30多年,发现去除底灰在学界、古籍出版界和印制加工环节,都具有广泛的基础。

不少人甚至将去除底灰称之为“去脏”,足见人们对此工艺的高度认可,以及认知的偏差。

那么《丛刊》与上述问题的产生有无关系?

当然有,但责任不在《丛刊》。

我以为,《丛刊》由于其书及编辑者、出版者声名、影响之大,又制订了相应的工艺流程和规范,很容易被后世同行作为典范,不分青红皂白的去模仿,致使去除底灰的工艺长盛不衰,造成大量影印古籍质量低下,理念混乱。

我从1986年开始做古籍影印工作,亲身感受了《丛刊》去底灰工艺在业界的影响。

1986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当时称书目文献出版社)成立古籍影印编辑室,我们从中华书局影印部聘请了刚退休的技师X先生。

先生在中华书局从事古籍影印稿件整理描修工作近40年。

他的拿手好戏是用小号毛笔,蘸上红广告色,描修古籍原稿中残缺的笔划;

蘸上白广告色,涂抹残留的底灰痕迹,清洁版面。

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随中华书局从上海迁京的。

据他回忆,早年间上海地区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影印古籍的机构,都要对原书去底灰,对影印底版做描润,而且方法和流程基本相同。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书局及其他古籍社,古籍影印的主流产品,依然秉承了《丛刊》的做法。

30多年来,我所接触到的许多学者,要求我们所有的影印古籍都以《丛刊》为榜样,做到版面清朗字迹清晰。

尤其令我不解的是,某些资深的古籍版本学家,一边在论著中大谈古籍纸张随时间流逝而改变颜色,在古籍鉴定中的作用;

一边又要求影印古籍时参照《丛刊》去除底色,并认定那就是仿真印制和保留了古籍原貌,可以起到传本扬学的作用。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现在的多数学者和古籍版本研究者,不懂与古籍影印相关的技术,因此他们不了解《丛刊》之所以要去除古籍书叶的底灰,是受当时大众阅读习惯和制作技术所限(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

近几十年来,影印古籍早已成为极小众的专业书籍,需要阅读影印古籍的学者,更关心的是影印书是否保留了原书更多的信息,而不大在乎书页上是否存在底灰。

上述学者和版本学家也不了解,近30年来印刷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灰度模式印刷的质量有了大幅提高(甚至超过了民国时期珂罗版印刷的质量),成本低到与普通黑白印刷相同,保存古籍文献信息的功能却比去除底灰后的黑白印刷强大得多,许多品相较差不适宜去除底色的古籍,应该采用灰度模式影印;

近20年来高质量的彩色印刷技术已经普及,成本大幅降低,用其印制的影印古籍,可以达到“下真迹一等”的完美境界。

一些学者和版本学家的思维还停留在半个多世纪前《丛刊》诞生的年代,依然固守旧观念,抵触新理念新技术,这对古籍整理出版和古籍保护工作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现在的一些古籍出版者不了解《丛刊》选择底本时,对品相有着十分严苛的标准,加之编辑制作过程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才取得了如此成就;

一些出版社影印古籍时,不管底本品相是否符合要求而统统去除底灰,制作中又疏于管理,质量如何能够保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20年来计算机担负起去底灰和描润的工作,给影印古籍的质量带来了更多的隐忧。

计算机去除底灰,是利用修图软件中的“色阶”和“曲线”等工具,删除文字以外的颜色,直至底色消失为止。

《丛刊》的年代,乃至90年代之前的中华书局和国图社,修图者均为专业的技术人员,并有一套完备的工作流程。

计算机操作员,多数不具备古籍专业知识,且流动性大,修图质量很难保证。

计算机去除底灰时,原书叶面如果过于陈旧,污渍较多,反差太小的话,去污后字里行间还会残留污渍的痕迹,需要人工修版剔除。

在这一过程中,操作员极有可能在剔除污渍的同时,误删或伤及原书的笔划,甚至有人会自作主张的对笔划过浅或中断的文字进行描润,因此造成错误。

我和身边的同事,都见识过计算机修图员随意描修文字的现象。

总之,计算机去除底灰和描修,由于操作的便捷性、随意性大大的超过传统工艺,所产生的问题更多。

四、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四部丛刊》

我以为,影印古籍因使用者需求的不同,有着多种不同的形式,对每一种影印古籍的评价不可一概而论。

具体到《丛刊》,张元济先生在《四部丛刊启》中写道:

“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上海涵芬楼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怂恿景印,以资津逮。

间有未备,复各出公私所储,恣其摉擥,得于风流闃寂之会,成此四部丛刊之刻。

提挈宏纲,网罗巨帙,诚可云学海之钜观,书林之创举矣。

……此其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

” 

《丛刊》之宗旨是于购书难,读书难之际,为读书人提供应读之书。

据此来看,《丛刊》的目的达到了,并且做得很好。

首先,《丛刊》完好保存了500余部古籍善本(不算《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文献信息,基本上满足了“四民不可一日缺者”的读书需求。

其次,经过张元济等人的不懈努力,《丛刊》的版面更加整洁清朗;

因描修而产生的错字大幅降低,总体质量比前几十年的影印古籍有了极大的提升。

再次,《丛刊》据它本补齐了原书所有缺失,或者辨认不清的文字,保证了资料的完整性,使读者免除了多次查阅的烦恼。

最后,《丛刊》由于较完整的保存了古籍文献信息和原书的版式信息,可信度高,因此被学界公认为可以“引用”的古籍文献资料。

据我多年考察,《丛刊》的上述优点,不但之前的影印古籍不具备,此后类似规模的影印古籍也同样没有。

最近30多年,出版了不少大型综合性影印古籍,基本上都是去底色,以文献价值见长的项目,质量根本无法与《丛刊》相比。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不可辨识的文字甚多,大大降低了影印古籍的使用价值。

我将此类影印古籍与原书对比后发现,不可识读的文字大都是去底灰时造成的,然而出版者对此却熟视无睹。

另有一些去除底灰的大型影印项目,书中不但文字缺笔断道的现象屡屡皆是、版本特征丧失殆尽,还声言仿真制作,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丛刊》能够取得以上成就,还有一个原因:

《丛刊》出版的年代,现代古籍影印的理念尚未成形,影印与雕版印刷和铅印的区别,仅仅是制作工艺不同而已,面对的读者群,以及读者对书的要求基本相同。

张元济影印古籍,实际上是以校勘排印的理念制作的,这从其书中决不允许有缺字、不可识读之字,甚至对问题较多的黄善夫本《史记》,不惜借他本校勘,更改增补2000多处(参见杜泽逊《论南宋黄善夫本<

<

/span>

史记>

及其涵芬楼影印本))即可看出。

当然,黄善夫本《史记》为特例,《丛刊》中并无此类问题。

张元济在影印古籍的制作中,比此前与此后的古籍影印出版者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据此,我认为影印书“一依其旧”的做法应灵活掌握。

对于一些实用性影印古籍,当底本有较多的文字缺失,又有可靠的它本可以配补的情况下,标明增补来源后予以补足,是十分可取的。

这方面,《丛刊》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值得后人学习。

当然,正如前面曾经提到的,影印古籍因使用者需求的不同,有着多种不同的形式,故对每一种影印古籍的评价不可一概而论。

《丛刊》的优点和特色是建立在“实用性”影印古籍基础上的,是有前提的,因此片面的肯定或者否定《丛刊》,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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