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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方式为“著”可省略。
示例1：
戴裔煊：
《〈明史·
佛郎机传〉笺正》，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示例2：
许毅等著:
《清代外债史论》,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中译本著作，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放在题名之后。
示例：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卷合订本，第429－431页。
2．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见）文集责任者（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册／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文集责任者前的“见”在不产生歧异的情况下，可省略。
汪子春：
《中国养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见自然科学研究所编：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382－391页。
鲁迅：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册，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为同一作者时，可用省去责任者。
唐振常：
《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李志刚：
《早期传教士在港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台北：
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第135－143页。
书信、档案资料等应标识析出文献的形成时间。
蔡元培：
《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见高平叔、王世儒编注：
《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著作、文集的序言、前言有单独的标题，可作为析出文献来标注。
黄仁宇：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中国大历史》，北京：
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
楼适夷：
《读家书，想傅雷（代序）》，见傅敏编：
《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
三联书店，1988年，第2页。
3.古籍：
古籍既有传统的刻本、抄本，也有具有现代出版形式的标点本、整理本、影印本，情况比较复杂，可根据古籍形式的不同选择标注方式。
（1）抄本或刻本
标注顺序：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名）／版本／页码。
其中篇名、部类名为选项。
原刻本标注版本信息，页码有两面，标注时应注明，用a、b或上、下区分。
示例:
姚际恒：
《古今伪书考》卷三，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九页a。
（2）标点本、整理本、影印本
点校本、整理本、影印本古籍为现代出版形式，引用时可参照现代著作（包括析出文献）的标注方式，其标注顺序：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卷册、页码。
作为文献题名的一部分，卷次、部类名及篇名应与原著保持一致，卷次用汉字数字标识，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
点校本、整理本、影印本的卷册系根据现代印制需要划分的，与原文献卷次不同，为便于读者查找，也可置于页码之前（选项）。
点校本、整理本、影印本应标注现代出版信息（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也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影印本”等。
页码通常为现在的印刷页码，用阿拉伯数字标识。
示例1: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
吴汝纶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44册，第13444页。
示例2:
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九《东莞城隍》，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215页。
影印本古籍通常采用缩印的方式，为便于读者查找，也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示例
杨钟羲：
《雪桥诗话续集》卷五，沈阳：
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上册，第461页下栏。
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明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示例2
《太平御览》卷六九○《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册，第3080页下栏。
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资治通鉴》卷二○○○，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乙卯，北京：
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
册，第6293页。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
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
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
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示例1
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二《风俗》，第七页a。
万历《广东通志》卷十五《郡县志二·
广州府·
城池》,《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42册,北京：
中国书店，1992年，第367页。
（3）古籍中的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次／出版信息与版本／页码。
管志道：
《答屠仪部赤水丈书》，《续问辨牍》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88册，济南：
齐鲁书社，1997年，第73页。
何承矩：
《上太宗论塘泊屯田之利》，载赵汝愚编：
《宋名臣奏议》卷一○五，《文渊阁四库丛书》第432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4页。
（4）引用古籍与夹注的使用
正文中引用先秦诸子的著作或少量引用传统经典古籍中的语句，可适当使用夹注，而不用采用页下注的形式。
一般只标书名和篇名，用中圆点连接，用圆括号括注，紧随引文之后。
当然在正文中不宜多用夹注，二是夹注应尽量简短。
庄子说惠子非常博学，“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庄子·
天下》）
天神所具有道德，也就是“保民”、“裕民”的道德；
天神所具有的道德意志，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
这也就是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
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
泰誓》）。
4．连续出版物（期刊、报纸等）
（1）期刊：
责任者／文章题名／期刊题名／出版年、卷期或出版日期。
引用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的中文期刊时，应在期刊题名后括注出版地。
如果需要，引用期刊时，也可标注页码。
吴艳红：
《明代流刑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吴虞：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示例3：
王晴佳：
《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新史学》（台北）第9卷第1期，1998年3月，第58页。
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的中文期刊应在刊名后括注出版地点；
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也可括注出版地点，附于刊名后，以示区别。
《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新史学》（台北）第9卷第1期，1998年3月，第55－82页。
魏丽英：
《论近代西北人口波动的主要原因》，《社会科学》（兰州）1990年第6期。
费成康：
《葡萄牙人如何进入澳门问题辨证》，《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9期。
示例4:
董一沙：
《回忆父亲董希文》，《传记文学》（北京）2001年第3期。
示例5
李济：
《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同一种期刊有两个以上的版别时，引用时须注明版别。
黄义豪：
《评黄龟年四劾秦桧》，《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3期。
苏振芳：
《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学思考》，《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6年第3期。
叶明勇：
《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
示例4;
倪素香：
《德育学科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探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报纸：
责任者／文章题名／报纸题名／出版日期或卷期（附出版年月）／版次。
李眉：
《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
《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时报》1912年4月10日，第4版。
早期报纸无版次，可标识栏目及页码（选注项）。
《四川会议厅暂行章程》，《广益丛报》第8年第19期，1910年9月3日，“新章”，第1—2页。
5．外文文献
引证外文文献，原则上以该文种通行的引证标注方式为准。
引证英文文献的标注项目与顺序与中文相同。
责任者与题名间用英文逗号，著作题名为斜体，析出文献题名为正体加英文引号，出版日期为全数字标注，责任方式、卷册、页码等用英文缩略方式。
RandolphStarnandLorenPartridge,TheArtsofPower:
ThreeHallsofStateinItaly,1300-1600,Berkeley:
CaliforniaUniversityPress,1992,pp.19-28.
M.Polo,TheTravelsofMarcoPolo,trans.byWilliamMarsden,Hertfordshire:
CumberlandHouse,1997,pp.55,88.
示例3
T.H.AstonandC.H.E.Phlipin（eds.）,TheBrennerDebate.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35.
示例4
R.S.Schfield,“TheImpactofScarcityandPlentyonPopulationChangeinEngland,”inR.I.RotbergandT.K.Rabb（eds.）,HungerandHistory:
TheImpactofChangingFoodProductionandConsumptionPatternonSociet，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p.79.
HeathB.Chamberlain,“OntheSearchforCivilSocietyinChina”,ModernChina,vol.19,no.2（April1993）,pp.199-215.
6.未刊文献:
责任者／未刊文献题名／文献属性／编号／收藏单位／页码（选项）。
方明东：
《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67页。
任东来：
《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天津，2000年6月，第9页。
周长山：
《对汉代政治的若干考察----以郡（国）县体制为中心》，博士后研究报告，北京大学，2004年，第97－98页。
《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1950年7月，李劼人档案，无编号，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藏。
《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年9月15日，北洋档案1011-59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电子文献
电子文献包括以数码方式记录的所有文献（含以胶片、磁带等介质记录的电影、录影、录音等音像文献）。
其标注项目与顺序：
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更新或修改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引用日期（任选）。
王明亮：
《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1998年8月16日，1998年10月4日。
扬之水：
《两宋茶诗与茶事》，《文学遗产通讯》（网路版试刊）2006年第1期，/Article.asp?
ID=199，2007年9月13日。
8.转引文献
责任者／原文献题名／原文献版本信息／原页码（或卷期）／转引文献责任者／转引文献题名／版本信息／页码。
乔启明:
《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南京：
金陵大学农学院，1934年，第17页。
转引自马俊亚：
《民国时期江宁的乡村治理》，见徐秀丽主编：
《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
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
章太炎:
《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转引自汤志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第823页。
9.再次引证时的项目简化
同一文献再次引证时只需标注责任者、题名、页码，出版信息可以省略。
佛郎机传〉笺正》，第26页。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册，第326页。
《两宋茶诗与茶事》，《文学遗产通讯》（网路版试刊）2006年第1期。
示例4；
《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第67页。
10.间接引文
间接引文通常以“参见”“参阅”或“详见”等引领词引导标注项目，应标识出具体参考引证的起止页码或章节。
“参见”“参阅”或“详见”后不加冒号。
标注项目、顺序与格式同直接引文。
参见邱陵编著：
《书籍装帧艺术简史》，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9页；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31－32页。
11.内容性注释中的引文
内容性注释是指对正文中的术语、概念、观点和资料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辨析或评论的文字。
很多情况下，内容性注释中又出现引文，无论是直接引文，还是间接引文，都需要标明资料出处，标注项目与顺序与资料性注释相同
汪荣祖已注意到陈寅恪对胡适推崇《马氏文通》和用西洋哲学条理中国古代思想的批评。
参见见汪荣祖：
《陈寅恪评传》，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62-265页。
金毓黻曾说，“论学首贵析理”，而论事则“需兼及情与势；
情浃而势合，施之于事，无不允当也”。
见金毓黻：
《静晤室日记》第1册，1920年3月18日，沈阳：
辽沈书社，1993年，第11页。
12.引证著作、文集的序言、引论、前言。
（1）序言作者与著作、文集责任者相同：
李鹏程：
《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1页。
（2）责任者层次关系复杂时，也可以采用内容性注释的方式，通过叙述表明对序言的引证。
为了表述紧凑，可将出版信息括注起来。
见戴逸为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王灿炽纂：
《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所作的序，第2页。
二、著者-出版年体例
“著者-出版年”体例是由正文中括注著者-出版年及页码的标识（作者，出版年代：
页码），与文后“参考文献表”以及对正文中的术语、概念、观点和资料进行解释、辨析或评论的注释三部分共同构成。
注释与详列所引文献详细信息的参考文献表分开编的，这是该体例与注释体例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
（一）引文的标识
1．在引文处括注引文著者姓名（西文著作只需标引著者姓氏），出版年代和页码，一般情况下，圆括号标识放在所引材料的最后一个句子或短语的标点符号之前。
提行缩格的引文，在引语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后加圆括号注释。
发展成熟的皇权官僚体制一直有效地行使着对城市的统辖职能，城市是代表皇权的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村落倒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治理史乃是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地区的历史”（韦伯，1993：
110）。
在教权制里对于那些被它要求支配的人，教权制在其支配权所及的范围内，会保护他们免于来自其他权力的干涉，无论此一干涉为政治当权者、丈夫或父亲。
此种力量来自于教权制本身的官职卡里斯玛。
（韦伯，2004b：
438）
2．当作者姓名成为正文的组成部分时，可省去圆括号中的作者姓名。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Marshall）那引起广泛关注的观点，自18世纪以来，这种与公民资格相联系的公民权利大体上经历了从基本的“市民权利”（civilrights）到政治权利再到社会权利的发展历程（1964：
56）。
3．两位作者姓名之间用顿号隔开。
有的学者甚至明确认为：
西方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是市民社会，而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是乡村社会（唐兴霖、马骏，1999）。
从新古典共和主义之“公民”理想，到主权理论的“属民”概念，再到革命立宪的“人权”和“公民权”，乃至康德“世界公民”的观念，公民权概念的内涵一直处于流变之中（蔡英文，2006）。
即使到今天，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激进民主理论等不同的理论取向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依然各不相同（Isin&
Turner，2002：
131-188）。
4．引用同一个作者同一年的多篇论著时，在出版年代后加a,b,c等以示区别。
但无论是教会还是教派，和所有具有伦理取向的宗教一样，都“在一种末世论期待的影响下，一开始即带有卡里斯玛式的拒斥现世的烙印”（韦伯，2004b:
403）。
在不同的场合，韦伯从城市的社会结构与阶级对立（贵族与农民、奴隶，抑或贵族与行会）、城市政治组织的社会基础（地区共同体，抑或职业团体）、早期民主制的担纲者（农民，或是工商业市民）、经济政策的利益取向、身份结构等一系列方面对中世纪城市和古代城市进行了比较（韦伯，2005，第5章；
2004a:
233-245、272-278）。
5．转引的文献须注明。
就像奥古斯丁·
梯叶里在其著名的《论第三等级的历史》（1853）中所说的：
“12世纪一系列的城市革命，从某种方面讲类似于为当今这么多国家带来立宪政府制度的运动……资产阶级，一种以市民平等和劳动独立为惯例的新国民，已经在贵族和人民之间升起，永远地摧毁了封建时代的社会两重性”（转引自霍弗特，2005:
83）。
（二）参考文献的标注项目与顺序
1．标注项目
每一条参考文献的标注项目与“注释体例”中“资料性注释”的标注项目大致相同。
不同之处是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中没有页码一项（因为已经在正文中标识）。
2．标注顺序
与“注释体例”中“资料性注释”相比，参考文献标注项目中“出版年”置于责任者与题名之间外，并将“年”省去，均用逗号（英文参考文献用逗点）隔开，其他项目的顺序与标注格式则与“资料性注释”各项标注相同。
3．参考文献表的排列顺序
所有征引的参考文献，按下列顺序排列于正文后：
（1）各条文献首先按文种集中，先中文文献，后外文文献。
（2）其次按著者姓氏字顺排列。
中文著作署名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母音序排列，外文文献中译本的署名也按照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母音序排列，但是按照习惯，外人姓名名在前，姓在后（尽管习惯上正文中仍然只标识姓氏）；
外文文献按照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姓氏置前，用“,”与名字隔开；
多位作者只须将首位作者的姓氏前置）。
（3）同一著者再按出版年先后排列。
参考文献
阿尔穆特·
霍弗特，2005，《中世纪晚期的国家、城市与公民》，见昆廷·
斯金纳、博·
斯特拉思主编：
《国家与公民：
历史·
理论·
展望》，彭利平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蔡英文，2006，《公民身份的多重性——政治观念史的阐述》，见许纪霖主编：
《公共性与公民观》，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马克斯·
韦伯，1993，《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
韦伯，2004a，《韦伯作品集Ⅱ：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伯，2004b，《韦伯作品集Ⅲ：
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
韦伯，2005，《韦伯作品集：
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
皮埃尔·
罗桑瓦龙，2005，《公民的加冕礼——法国谱选史》，吕一民译，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唐兴霖、马骏，1999，《中国村民自治民主的制度分析》，《开放时代》第5、6月号。
Huter,J.E.,F.L.Schmidt&
G.B.Jackson,1982,Meta-analysis:
CumulatingResearchFindingsAcrossStudies，BeverlyHills,CA:
Sage,
Isin，EnginF.&
BryanTurner（eds.），2002，HandbookofcitizenshipStudies，London：
SAGEPublications.
Marshall，T.H.,1964，Class，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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