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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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制度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通过吸引外资，并以出口主导型为主要发展模式，出口贸易增长尤为迅速。

201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达到38667.6亿美元，其中出口20498.3亿美元，是1978年的210倍。

然而，目前世界经济复苏减速，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国内经济下行的局面依然存在，201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降低了16.3个百分点。

我国政府已实行一系列促进贸易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力保进出口增长不断趋于平稳。

　　从贸易地理结构看，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分布在亚洲、欧洲和美洲，而且我国出口额最多的22个贸易伙伴国的总出口额占总出口的比重超过70%。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出口贸易存在一定的地理偏好。

另外，根据HeritageFoundation公布的数据，这22个贸易伙伴国中有绝大部分的经济自由度高于我国，因此推测制度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地理偏好带来一定影响。

　　文献综述

　　国内对制度质量的贸易效应的研究较多，而且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制度质量对贸易增长的影响，以及贸易质量对外资进入的影响等，代表学者有郭苏文、黄汉民（2011），谢孟军、王立勇（2013），邵军、徐康宁（2008）等。

其中，郭苏文、黄汉民（2011）对我国对外贸易差异化发展的制度质量进行了定量视角的解释，认为金融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以及城市化等体现良好制度质量的因素能显著地促进贸易水平提升，而政府管制这一体现低制度质量的因素却明显阻碍了我国贸易开放的深化。

谢孟军、王立勇（2013）构建了含有经济制度质量的贸易引力模型，并检验了经济制度质量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即经济制度质量越高的贸易国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引力也就越高。

邵军、徐康宁（2008）通过一个包含制度质量的跨国模型，采用非线性内生门槛方法，检验了制度质量对外资引致增长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质量对外资引致增长效应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正向的，而是存在“倒U型”曲线规律，而且在制度相对居中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外资引致的增长效应更加明显。

但纵观国内研究也不难发现，关于制度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影响的研究较为罕见，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集中在宏观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经济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或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从包含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因素入手的研究相对较少。

另一方面，在对制度质量的衡量中，大部分学者仅从经济角度对制度质量进行衡量，或者仅笼统地从单一指标对制度质量进行定义，这样便不能全面地反映制度质量。

本文尝试从多个层面出发，构建较完整的制度变量体系，研究贸易伙伴国的制度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的影响，为以后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理论模型

　　本文以贸易引力模型为框架，构建含有制度因素的变量，以此定量研究制度因素对出口贸易地理结构的影响效应。

借鉴Anderson（1979）等人的研究方法，以产品替代弹性不变函数作为微观基础，并作以下假设：

整个贸易系统包含出口国a和进口国b两类国家；出口国a专门生产出口产品m，且出口价格为pa；a国出口产品到b国时，产品m的交易成本因子为tab。

于是，该产品的进出口价格为pab=pa×tab。

这里，根据前人的研究经验，假设交易成本因子t为制度质量的函数。

根据前人相关研究，该因子和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距离、贸易语种等存在一定的关系。

笔者认为，随着主要语种的不断普及，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越来越不受语言的约束，但是国与国之间的地理靠近程度可能影响两国的贸易成本，于是本文设定交易成本因子与制度质量、交易国的地理距离和交易国是否接壤三个变量存在相关关系。

　　依据产品替代弹性不变函数的原理，进口国b对产品m的效用可表示如下：

（1）

　　其中，Xab表示出口国a出口到b国的产品m的总量；λa表示出口产品的交易系数，且λa>0；θ表示该产品的替代弹性，且有θ>0。

　　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进口国b的消费预算约束可表示如下：

　　∑pabXab=yb

（2）

　　其中，yb表示进口国b的国民收入水平。

考虑到各国的价格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需纳入价格因素变量。

根据进口国b的效用函数，定义其价格指数如下：

　　（3）

　　其中，Pb为进口国b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联立式

（1）-（3），得到约束条件下进口国b的消费决策为：

　　Xab=（λapatab/Pb）1-θyb（4）

　　假设市场是出清的，那么出口国a的国民收入水平应等于该国出口的所有产品的总额，即有：

　　ya=∑Xab=∑（λapatab/Pb）1-θyb（5）

　　其中，ya为出口国a的国民收入水平。

　　设两国的贸易是对称的，于是有tab=tba=t，因此可得到：

　　λapaPa=ya[1/（1-θ）]/Y（6）

　　其中，Pa为出口国a的国内价格指数，Y为当前世界国民收入水平。

将上式代入式（3），便可得到：

　　Xab=（yayb/Y）（t/PaPb）1-θ（7）

　　对上式关于交易成本因子t求偏导数，并根据θ>0，得到：

　　Xab/t=[（1-θ）yayb/Y]（t/PaPb）1-θ<0（8）

　　于是，可得到以下结论：

出口国a出口到b国的产品数与交易成本因子成负相关关系，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交易成本因子越大，产品出口量就越小。

当交易成本因子趋向于零时，两国之间的贸易就成为完全自由贸易。

　　但是，交易成本因子往往是个抽象概念，不容易被具体量化，从前面的假设可知，交易成本因子与制度质量、交易国的地理距离和交易国是否接壤三个变量存在相关关系。

参考一些学者的观点，本文将交易成本因子表示为这些变量的指数型函数：

　　t=e（In+Boab）Distab（9）

　　其中，In表示出口国a的制度变量，Boab表示出口国a与进口国b是否接壤的地理位置变量，Distab为出口国a与进口国b之间的地理距离。

　　综合式（7）和（9），可得到反映双边交易量的方程如下：

　　lnXab=lnya+lnyb+（1-θ）In+（1-θ）Boab+lnDistab-（1-θ）Pa-（1-θ）Pb（10）

　　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现以各进口国表示为一个地理位置，我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的产品数量也各不相同，各国进口产品数量占当年我国出口产品总量的权重实际上就构成了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的代理变量，根据式（10），可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Xab/X=a0+a1lnya+a2lnyb+a3Boab+a4lnDistab+a5Pa+γIn+ε（11）

　　其中，X为当期我国出口贸易总额，ai（i=1，2，…，5）为待估计参数，γ为所有制度变量系数构成的系数向量，ε为模型的残差项。

为简便起见，不考虑进口国的价格因素带来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5-2011年我国与贸易国的其中22个主要国家或地区贸易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其中发达国家或地区有中国香港、日本、韩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11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菲律宾、俄罗斯、阿根廷、巴西、南非和安哥拉11个。

涉及各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介绍如下：

　　1.被解释变量。

双边贸易量（Xab）。

该变量反映了贸易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或合作程度，采用我国出口到b国的出口贸易总额指标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制度变量。

综合谢孟军、王立勇（2013）等人的研究方法，本文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和法律三个方面选择相关的制度变量（由于政治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在变量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交叉性，故本文不再考虑政治制度变量）。

　　微观经济制度变量。

在选择微观经济制度变量时，主要考虑政府决策行为。

由微观经济理论可知，政府的介入从一定程度上影响贸易量和贸易结构，基于以往学者的一些研究基础，本文考虑政府干预程度和政府管制水平两个变量，分别记为GI和GM。

其中，政府干预程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市场自由度，一般政府干预度越低的国家，其市场自由化程度就越高（邵军、徐康宁，2008）。

本文采用市场自由化程度指标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具体为：

市场自由化程度=（1-国有经济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0%。

政府管制水平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力度，选用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研网。

　　宏观经济制度变量。

宏观经济制度对贸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各类政策对贸易的约束力，本文主要考虑贸易、货币和金融三类制度。

选用贸易自由度来反映出口国a的贸易制度，根据安虎森、颜银根（2011）的研究方法，采用出口国a与进口国b之间的间接贸易成本衡量贸易自由度，公式为：

　　（12）

　　其中，TFab为a国对b国的贸易自由度，Eab和Eba分别为两国各自向对方的出口额，Ea和Eb分别为两国的GDP。

选用货币供给程度来反映出口国a的货币制度MP，具体采用出口国a的货币供应量衡量。

选用金融深化程度来反映出口国a的金融制度FF，具体采用进口国b的信贷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

这些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或世界银行数据库。

　　法律制度变量。

法律制度变量主要包括法律完善程度和产权保护程度两个变量。

其中，法律完善程度RP反映个人、机构对社会规则的遵守状况，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产权保护程度PP的数据来源于全球遗产基金会。

　　3.控制变量。

贸易国的国民收入水平（ya和yb）。

与以往大量学者的选取方法一致（草麦、苗莉青，2013），本文采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我国的国民收入水平ya，用进口国的国民收入NI来衡量进口国的国民收入水平yb。

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数据库。

　　地理距离（Distab）。

采用我国首都北京与贸易国首都之间的地面直线距离衡量，具体通过谷歌地球软件测量得到。

　　虚拟变量（Boab）。

由于“是否接壤”变量是判断型变量，因此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来定义。

当贸易国与我国在地理上接壤时，定义Boab的值为1，反之，定义Boab的值为0。

　　实证结果分析

（一）整体分析

　　根据式（11），纳入7个制度变量，得到包含12个变量的计量模型如下：

　　Xab/X=a0+a1lnya+a2lnyb+a3Boab+a4lnDistab+a5Pa+a6GI+a7GM+a8TFab+a9MP+a10FF+a11RP+a12PP+ε（13）

　　首先，对我国与22个国家或地区贸易整体层面的制度因素影响效应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整体回归模型采用固定效应形式。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yb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贸易伙伴的经济实力对我国出口产品有较强吸引力，因此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实力对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有一定正向影响，这与谢孟军、王立勇（2013）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

地理距离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距离是阻碍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影响我国出口地理结构的重要因素。

虚拟变量Bordab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邻国之间的贸易更为广泛，原因可能是邻国贸易的交易成本较低。

　　下面分析制度变量。

首先观察微观经济制度变量，显然政府干预程度和政府管制水平这两个变量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与伙伴国的政府介入和管理制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由结果可知，政府干预程度越少，或政府管理效能越高，贸易水平也就越高，贸易地理结构也更优化。

显然，国外良好的公共服务职能和高效的政府服务能为我国出口贸易提供较好的发展环境，可以不断促进出口贸易的扩张和出口地理结构的不断优化。

　　其次观察宏观经济变量。

贸易自由度、货币政策和金融自由度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各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宽松型货币政策的合理加大实施，以及金融自由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都能有效促进我国与他们的贸易合作关系，即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优化。

国外贸易自由度越高，则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就越低，因此在两国贸易过程中可以减少很多交易成本，这便为两国贸易的不断发展提供良好的价格环境。

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国外拥有更多的贸易资金，理应会增加对贸易国的进口，因此也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的不断进行。

金融自由度的提高则意味着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贸易不断发展。

　　再次观察法律制度变量。

产权保护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我国的贸易出口行为较重视贸易伙伴国的产权保护力度，也表明产权保护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但遗憾的是，法律完善度的系数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善，且与其他国家的法律存在一些冲突，于是进一步导致双方在贸易过程中难免存在一系列法律矛盾，制约了我国的产品出口（魏浩等，2010）。

（二）局部层面分析

　　根据式（13），将22个国家按经济发展情况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类型，分别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与整体层面相比，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中，两个微观经济制度变量的系数明显提高，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变量的系数有所降低，这说明发达国家政府管理效能的提高以及政府干预程度的降低对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的影响更为显著。

金融制度变量也有类似情况，甚至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变量的系数非显著，表明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优化，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效应并不明显。

这可能与两类国家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关，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体系相对比较完善，对贸易的影响效应也相对较大。

法律完善度变量的系数都不显著，这与整体层面的结果基本一致。

　　另一方面，与整体层面相比，在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中，货币制度变量的系数值和显著性都明显降低，而发展中国家货币制度变量的系数值和显著性都有所提高，这反映发展中国家实行宽松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其的出口贸易。

然而，目前有很多发达国家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的出口贸易。

在2013年7月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中，金砖国家也对当前发达国家的过度宽松型货币政策表示不满，并敦促发达国家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结论

　　本文在贸易引力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因素的变量体系，研究制度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的影响效应。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水平、相邻程度对出口贸易地理结构均有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对出口贸易地理结构存在负向影响；其次，整体上贸易伙伴国的政府管理效能、市场自由度、贸易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货币政策和产权保护程度等对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存在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再次，我国出口贸易偏好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发达国家政府管理效能、市场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等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更大，而发展中国家实行宽松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出口贸易水平。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国在出口贸易过程中不仅要将重点聚焦在进口国的经济水平上，还需要充分衡量进口国的制度质量。

要充分考虑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质量越高，则其在两国贸易过程中表现的就愈加活跃。

而我国自身，也要加大制度改革力度，不断深化制度创新，努力健全各领域的政策法规，不断发挥制度的经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