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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生态观念融入文学教育的对话

关于将生态观念融入文学教育的对话

鲁枢元:

最近我看到我们报纸上公开的几个数字,让我感到更加悲哀和焦虑:

一是世界各国环境质量“排行榜”,中国排在第105名,那已经远在不及格的水平线下;二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年度“生态足迹”报告,中国当前的生态赤字已超标两倍,即“中国国民的物质需求已超过中国国土生态系统可持续供应能力的两倍”,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寅吃卯粮,在无情地啃食我们的后代子孙。

令人无奈的是,眼下仍看不出这种景象有丝毫收敛的迹象。

尽管房价居高不下,尽管油价急剧飙升,就在我居住的周边,原先肥沃的耕地上一幢幢钢筋水泥大楼仍在疯长,苍翠的草地被一簇簇的汽车碾成了烂泥浆。

对于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人们竟如此漠然麻木。

作为一个教师,尤其是一个文学教师,对此总感到无能为力。

八年前,我曾在报上呼吁,我们的文学家不要再无视地球的生态状况,似乎不见什么效应。

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前一个月,我又曾在报刊倡议,我们的文学艺术要积极发挥“生态警示作用”。

不料灾难竟到来的如此之快!

灾难来临,国人受到强烈震动,表现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气氛,这固然难得。

然而,人们似乎一下子又回到当年“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思维模式中,在对待自然、对待生态的观念上似乎没有太多的长进。

这是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还是那种工业时代的思想观念以及有这种观念规约的价值取向、生存模式在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这使我越来越坚信,要从根本上解决地球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必须首先改变我们的生存观念。

这也是近年来我竭力推进的生态批评的主旨。

我想,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国家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现实中生态教育的实施也是举步维艰。

一是现行的教育观念与规则在许多方面其实是与生态精神相悖的,甚至是反生态的,以己之昏昏,何以使人昭昭?

二是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观念早已定型,木已成舟,很难改变。

尤其是市场机制的鼓励,已经富有的还想更多地拥有;尚且贫困的更是拼命也要尽快富裕起来,这或许就是“发展中”国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心态。

要变,实在太难。

希望在我们的后代身上,在当下的孩子们的身上,他们才是我们国土上未来的生态景观!

以生态观念教育我们的孩子从文学艺术的渠道给小学生乃至幼儿园的孩子输送生态精神的营养,或许是我们最终走出梦魇般生态困境的唯一选择。

这才是我们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绿化人们的心灵、绿化社会的心态、绿化我们的文学教育,从萌芽开始,从我们的小学教育、幼儿教育开始,实在是当务之急。

您是从教20余年的优秀语文教师、特级教师,又长期担任实验小学的校长,在选修我的生态批评课程的同时又在实施着生态教育的改革,您才是生态教育运动中重任在肩的先知先觉,我很想听到您的见解。

祝禧:

谢谢鲁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谈谈我在小学工作的实践与反思。

我热爱我的工作,与其他行业的工作不同,面对“幼稚的孩童”,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永远怀有“赤子情怀”,永远与“童年”相伴。

我始终认为,一个能一辈子和“童年”相约、相伴的小学教师,是幸福与富有的。

我们海门市东洲小学建于1992年,是一所以“让学生享受教育生活的幸福和完满”为办学目标的“新生活学校”,在十几年的办学时间里,以显著的办学业绩,成为江苏省实验小学,江苏省文明学校。

我长期生活在小学校园里,亲眼目睹学校的发展变化,感悟着生态问题在人们童年时代的种种表现。

10多年前,学校马路对面就能看到油菜花,闻到花儿香。

如今,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一个个新村安家落户,那耀眼的金灿灿的花儿离孩子们越来越远。

当学校因为扩招而想增加运动场面积时,却苦于四周都被不断立起的高楼包围而无处发展。

童年是纯洁坦率的。

孩子们渴望亲近蓝天白云,田野小河,渴望走进蓝天下的课堂,却因为交通安全等许多现代文明带来的现实问题而让我们小心翼翼地亦步亦趋,甚至望而却步。

我常想,童年,应该是每个人的一生中最自然、最纯真的时光。

童年的伟大即在于:

那是一个天真烂漫、怎么做梦怎么遐想都不过分的时段,那是一个相信梦想可以成真的年代……一个人的一生中,所能给自己留下的最珍贵的礼物、最难忘的纪念,就是他那渐渐远去却又永远常青的童年了。

然而,当下我们的儿童在声光电充斥的现代社会里,面对计算机、电子游戏机、电视录像的诱惑,已经改换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已经无法想像在田野里的童年生活将是怎样的惬意与快乐。

当童年和自然切断了联系时,这样的童年还是完整的童年吗?

鲁枢元:

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永远葆有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是大写的人。

我曾经说过,天真的孩子、襁褓中的婴儿由于没有受过“庄严思想”的熏陶,更多地葆有“神圣的灵性”,因此要比成年人、尊长者更容易领悟宇宙间‘不朽的信息’,更接近自然中“真实的生命”。

所谓“神圣的性灵”,就是那种“赤子之心”。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在强大的理性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统治下,现代都市生活过早地消解了种族的“童年”和个人的“童年”,这不能不是现代人的悲哀。

更让人担忧的是,正处于童年时代的我们的孩子们,却过早的成人化了,理智化了,世俗化了。

这从那些泛滥的电视节目中很容易看到。

说实话,每当我看到那些虚夸的商业广告利用天真的孩子说出那些装腔作势的话语,我总是很难压抑自己的愤怒!

祝禧:

我以为,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蕴藏着马尔库塞所说的把人变成“单向度”的人的危险。

我们的教育理念往往是“配合”这一理念的,因而往往遏制了儿童自然天性的发展。

也许儿童在上学读书前,就已经开始了与成人文化的冲突。

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文学教育担当着相当大的责任。

1997年,挪威音乐学教授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出版了一本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深受震动的书:

《本能的缪斯——激活潜在的艺术灵性》,这本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本能的缪斯’是儿童与生俱来的一种以韵律、节奏和运动为表征的生存性力量和创造性力量。

当生命的力量遇到学校教育的理性时,连续性就被打断了。

对此,中国海洋大学朱自强教授指出:

“孩子们对缪斯充满了渴望,这种渴望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深深地培植在他们生命的胚芽里,又在与父母、兄弟姐妹们的相处中,在与其他小朋友的游戏中得到加强;但是现在,这种渴望突然与强大的约束力量相遇,而且这种力量似乎处处与它作对。

许多孩子在他们童年的早期像小鸟一样可以快乐地在空中自由地飞来飞去,他们把自己想像成许多不同的角色,从满脸污垢的小捣蛋鬼,到展翅高飞的雄鹰。

可是,几年学校生活之后,他们大多数再也不能像鹰一样自由飞翔了,他们已变成了缪斯天性意义上的残废人。

儿童是未来社会的创造者,人类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根本取决于儿童的心灵和品性。

儿童的发展问题也就成了关系未来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认为:

人自出生起,其内部就存在着既完美又善良的东西,尽管尚处于萌芽状态,但毕竟存在,因此,人的发展就是这种内在的完美和善良的东西的萌发,人的教育就是助长这种萌发,而不是剔除人性中那最初的萌芽。

鲁枢元:

儿童就如同一颗颗隐藏无限潜能的种子,在这萌芽期,我们该给他们什么,才能让他们终身受益、健康成长呢?

一颗粗糙、干涩的心灵,一颗为技术的、为物欲、为工具理性所控制的心灵,能生发出美好的人生图景吗?

我们怎样让儿童永远葆有“神圣的灵性”而不被污染,永远让一个成人永葆“赤子之心”呢?

这恐怕仍然是一个关于“精神生态”的问题。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

因而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外,还应当有精神生态的存在。

如果说,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

直到如今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是发生在人类自身内部的精神污染。

这种污染不是靠什么技术手段和管理科学就能够轻易解决的,而是要靠人文精神的教育,靠文学艺术教育,对于儿童来说尤为重要。

祝禧:

这种“精神生态的存在”在小学校园里尤其重要。

小学校园应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学园,是儿童生命蓬勃生长的乐园,是老师和儿童健康生活的家园,是创造奇迹的精神殿堂。

我经常反思,我们的校园是否已被“精神污染”?

怎样维护校园的纯净、本真与澄明?

儿童的成长需要怎样的精神营养?

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教育方式?

鲁枢元:

我解释一下,我们这里所说的“精神污染”,与当年政治意义上批判的“精神污染”不是一码事。

我们说的是物欲主义对精神的污染,是功利主义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污染。

祝禧:

如何清除小学教育中的精神污染,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健全的精神生态,挪威音乐学教授布约克沃尔德提出“教的生态学”很能给我们以启发。

他说:

“作为儿童的学生,他们的学习具有生态性质,因此教也必须是生态性的。

将学校变为儿童文化的复制品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但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来保持从学前儿童文化到学校文化转换的连续性。

这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以承认学生是具有缪斯天性的人,是儿童文化的成员为前提。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学习过程中的压抑才能够被减少或被消除,这对有关各方——儿童、学校及全社会都是有利的。

”“教师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必须将儿童的最基本特征尽可能地转化为一种充满活力的现实。

这种“教的生态学”告诫我们,教师个体生命存在的内在需求和价值追求是和儿童一样的“缪斯心性”。

这种“缪斯心性”就是一种在中国古代哲人那里所谓的“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一种流动着、绵延着、富有活力的生命基质,又是人性中至尊弥贵的构成因素。

”从生命哲学的要义看,就是把自身的精神生活看成一个有机的、流动的、个别存在的、绵延创造着的整体过程,用这样的本真性灵对待儿童与儿童教育,应该是小学老师生命个体的内在需求。

卢梭提倡自然人的教育,他指出,正确的教育应该使人的各种自然感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或者说是使人贴近他的自然感性状态:

“自然所希望的,是要儿童变为成人以前,先成为儿童。

”卢梭看到了完善儿童的自然感性在人的整个成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任何对自然感性的压抑和破坏都会使人失去存在的完整性。

文学是以语言表现世界的艺术。

文学教育就是滋养儿童自然天性萌发的甘冽醇美的清泉,我们希望通过真正具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浸润、滋养和美化儿童自然勃勃的生命力,使儿童感受到真正美的事物,体会生活中的感动、悲伤、欢乐和痛苦,自主地领悟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鲁枢元:

看一看我们当下的文学课堂,似乎距离那位挪威音乐学教授布约克沃尔德提出“教的生态学”过于遥远。

我们是否太过于注重字词的考订、章句的拆解、知识的传授、思想的灌输,一篇文章只能分作几个额定的段落;一首诗歌只能有一个确切的主题;一个词语只能有一种正确的解释,等等。

这样的教育其实是深深打上了工具理性的烙印。

字词考订、章句拆解、知识传授、思想灌输固然是必要的,但决不是文学教育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或者,那只不过是实现文学教育最终目的的基础。

多年来,强调基础教育自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对于文学教育来说,若是仅仅停留在基础上,只是在基础上就地盘桓,甚至忘记了基础之上还有蓝天白云,还有清风朗月,还有河汉星野,还有太虚无极,那么,我们的文学教育就是不合格的。

我曾经说过,文学教育应主要是一种性灵教育。

祝禧:

您的这种对学生心灵成长的关怀与期待,多么像诗人们潜心吟唱的那种“回归”,回归到教育本该有的精神与信念上去!

这种“回归”恰是一种美好的憧憬,一种如海德格尔所言的“诗意的栖居”。

正如您在书中写到的:

在真正欢乐而健朗的人类作品成长的地方,人一定能够从故乡大地的深处伸展到天穹。

天穹在这里意味着:

高空的自由空气,精神的敞开领域。

我认为,这种文学的性灵教育,便是更高意义上的生态的和谐,一种审美的和谐,较之概念的和谐,逻辑的和谐,那是一种更理想化的和谐,更人性化的和谐。

文学教育的途径和方式很多,文学表达的主题也丰富多彩。

在儿童的文学教育乐章中,“关注生态”、“亲近自然”、“倡导回归”的话题应该是让他们终身受益的主旋律。

鲁枢元:

我自己除了“亲自”受过6年的小学教育,对于小学教育再也没有什么实践经验。

而您除了和我一样上过小学,您还从事小学语文教育20多年,现在又负责一所学校的领导工作,我很希望听听您的具体的文学教学实践。

祝禧:

我曾经执教过不少文学教学课例,从课上课下的效果看,应当说是成功的,《牧童短笛》就是其中一个。

我用《牧童短笛》这一主题把古诗《村晚》和其他牧童诗、以及苇岸的《现代的城市孩子》组合在一起,自编重组教学内容。

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力图通过文学阅读把“牧童”的文学意象和现代孩子的生活联系起来,引领儿童步入乡村田园静谧悠远的意境和悠然自得的生活之中,引发儿童乃至我们的老师对现代生活的反思。

教学中,我引用了诗人苇岸写的这首《现代的城市孩子》,诗中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现代的孩子天天听机械的声音,听人类放声叫卖的声音;听不到鸟儿的啼叫,林子的籁响。

现代的孩子可以在商店买到各种糖果,但无处可以摘下悬挂在树上的果实。

现代的孩子可以得到各种电动玩具,但无处可以捉到一只星斑天牛或金龟子。

现代的孩子按图会精巧地垒起积木,再也不会造出一把木枪或苇笛。

……

每读这首诗,我总会有一种淡淡的哀伤与忧愁,一种无奈与遗憾。

现代的城市孩子对麦当劳、肯德基一点也不陌生,对手机、电脑也是了如指掌,对奔驰、宝马更是喜爱有加。

他们过着舒适、便当、安逸、甜蜜的生活。

但是,一种听不到鸟儿啼叫,无处可以摘下悬挂在树上的果实,再也不会手工造出一把木枪或苇笛的童年是幸福的童年吗?

苇岸是这个时代少有的有理想、有信仰、有操守,将自然、生活和艺术创作融为一体的作家。

我以为,这样的作家才拥有“扎根于神圣大自然中的文学艺术家的淳朴天性,深潜于历史积淀之中、融渗于天地万物之中的文学艺术家的隐秘心灵。

”只有凭着这样的天性和心灵,优秀的诗人、作家才能成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灵敏的神经,使他们能在不甚自觉的情况下探测出时代潮流之下暗藏的危机、百年风云过后将要萌发的时代病症。

苇岸的这首诗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缺失的童年,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儿童的病症,一个远离自然、远离本真生活的一代儿童的时代病症。

我们应当通过文学的教育,把一个完整的、真正的童年交付给我们的孩子。

鲁枢元:

正因为这样,苇岸虽然写诗不多,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却比其他诗人更长久地活在我们心中。

类似苇岸的诗人,目前还有于坚、雷平阳……

祝禧:

可以说,这些诗人都是“自然之子”,儿童也是自然之子,孩子们都是诗意地栖居在大自然中的精灵,他们的天性和灵性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对此,我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深有感受,当我和小学生们一起吟诵“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感受静谧田园蕴含的盎然生机;一起吟诵牧童“横牛背、信口吹”时感受到的怡然自得、安然自乐的无限情趣,我自己一下子便进入心旷神怡的境地,那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李庆明先生在他的《哲学回归田园:

一种现象学的透视》一书中曾深刻地指出:

在中国文化里,庄子早就对技术文明保持了批评立场。

陶渊明、谢灵运等所谓山水田园诗人也都对都市保持了一种必要的警觉。

他们并不迷恋市井的繁华,相反,却对‘日落’、‘荒林’、‘哀禽’、‘幽谷’、‘飞泉’等表达了心驰神往的情愫。

所谓‘孤烟村际起,归雁天边去’,‘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如此等等。

中国古代田园文化所表达的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渔樵隐逸和峰峦浑厚的意境荡涤着那些久居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的文人的灵魂,使他们有可能忘却都市的奢华与烦恼,在城市之侧寻找一个精神的栖居之地。

这对今人仍然是一种启示。

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牧童时代,聆听村晚牧歌。

但牧童带给我们的一种向往,一种回忆,一种安然自乐的心境,一种田园的情怀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虽然我们的儿童从一出生就在接受现代文明的濡化,但他们可以通过文学阅读,感受牧歌的清越、归雁的嘹唳、田园的闲适以及落日的苍茫、山泉的深幽。

还有其他的一些课例。

如《孔子游春》,通过孔子和弟子们在春天的泗水河畔赏春、论水、谈志的故事,告诉孩子们“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也是人类的导师,它能给人无限的遐想与启迪”,感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情趣,体会“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自然性情的流露。

在另一些课例,如《推开窗儿》中,通过小诗的填空创作:

“我不知道

从哪儿来,当我打开小窗扑了个满怀”来感悟阳光、春风、花香、鸟鸣的美好。

明代小诗“一琴几上闲,数竹窗外碧,帘户寂无人,春风自吹入”的审美趣味,让那流动于窗间的节奏和旋律回荡在儿童心间,让儿童多了一双发现自然美的眼睛,多了一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审美心灵;《望月》,让儿童沉浸在清幽旷远的氛围中,体会月亮女神的圣洁、柔美与祥和以及“自然赋予人的诗性与浪漫的情怀”;在《开天辟地》一课的教学中,用古老的“口耳相传讲故事”的方式,追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宇宙是从哪里来的”,体会“人生天地间”的意蕴,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妙吟诵中,感悟天地之伟大,自然之神圣。

鲁枢元:

您的这些教学实践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近年来我一直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生活中,个人生活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多,而人的天生的对于自然的感觉、感悟能力却在急剧减退。

已经有人通过调查得出结论,现在孩子们天然的听觉、视觉、尤其是“夜视觉”能力都在迅速退化。

我担心,以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可能再也听不到“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风,再也看不到“沧海月明”中珍珠的闪闪泪光、“蓝田日暖”里美玉的氤氲如烟的辉光了,那岂不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最大悲哀吗?

祝禧:

是的,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学课堂,能稍稍对抗现代社会给人的心灵世界带来的这一偏颇,让儿童的心智继续开出最绚丽的花儿。

在文学课堂上,我主张创设广阔的、富于美感、智慧和亲和力的体验和能够陶冶性情的文化情境,通过文本与艺术的内在联系,精心地将文本内容和音乐、美术、图像进行综合融通,在充满美感的教学情境中探寻、体验和理解蕴涵在教材中的真、善、美、圣、爱等方面的丰富意义,达到《文心雕龙》中说的:

“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的境界,神与物游,因情成体,把不同感觉表象连接起来,构成各式各样的通感意象,将文化精神、人文内涵融渗于教学对象之中。

同时,我还注意充分挖掘多元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重自然、重亲情、重生活、重人文、重经验等特点的开发、转换和创造。

为此,我们编制了如“唱响童年的歌谣”、“月亮,我的故乡”、“蝴蝶翩翩”等同主题文化阅读文本;通过经典阅读,通过接触充满人文情致与底层流韵的民歌、对联、成语、农谚、童谣,让学生走进迷人的童话、寓言、歌谣、诗文里,走进绮丽奇妙的文学意境之中。

长此以往,文学艺术也许会对矫正现代社会的某些偏执,对于救治现代人的种种精神病症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正如鲁老师您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文学艺术的社会制衡作用较之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军事的制衡要‘柔弱’得多,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意向上、情感和想象上的制衡。

”儿童需要接受这种柔弱的但却极具渗透力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或许是儿童归乡的最好的“归途”。

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其背后是价值的提升,这种价值也正在于培养儿童的自然质朴、纯真敏锐的心性,以防止在今后日常生活中被僵硬的理念、过度的大话、滥施的机巧所污染、所窒息。

我一直认为,母语课程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向母语文化传统的回归了。

但总的说来,我们目前的语文教学(文学教育占绝大部分)还是过于理性化和工具化。

对此,我们恐怕还要作更多更艰苦的努力。

文化启迪中教师的角色是导师不是技师。

在这里,语文老师本身一定要做个有‘性灵’的人,诚恳、率真、感觉敏锐、志向高洁、内心丰富、独立特行,葆有自然天性、不失赤子之心,能够把自己的人格、心志自然地融会到自己的语文教育中去,在不经意间影响学生。

您曾经说过,“我们需要一种无法计算、难以考量、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就是对文化的热爱,发自内心的热爱,这需要对于美的敏锐感受,对于善的由衷同情,对于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对于自然万物的敬畏与崇拜,对于自己的精神与性灵的涵泳与守护。

”我希望自己永远怀着这种古典情结,葆有“赤子之心”,坚守文学精神,把文学教育坚持不懈地推行下去!

面对文学教育艰难而又美好的憧憬,我坚信:

诗意将化入我们的生命,艺术将真正地融进我们的生活,人类的个体将得到全面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对立将得到缓解,人将变得更丰富、更优秀、更美好,地球上的生态景观将变得更健全、更清新、更加朝气蓬勃。

鲁枢元:

我相信这是您的肺腑之言。

一年来总是您听我讲课,今天听了您的讲课,您其实比我讲的要好,非常感谢您。

鲁枢元,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祝禧,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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