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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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冷战后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刚两年，凯南就指出了二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这种认识很快就被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领导人所接受。
而如今，冷战已结束10年了，人们虽然普遍认为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与冷战时期不同，但国际社会却仍对什么是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莫衷一是。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将从讨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判断标准入手，论证三个观点作为答案：
1、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在冷战期间曾发生过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霸；2、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转变为美国称霸与部分国家反霸；3、中国作为反霸力量之一，在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中与美国战略矛盾有进一步深化的危险。
判断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标准
有些人认为，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复合型的，其原因是看不清主要矛盾是什么[1]。
既然是主要矛盾，就只能是一个矛盾而不能是几个矛盾。
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可以有多方面表现，如冷战时的美苏争霸矛盾可以表现在军备竞赛、争夺第三世界、建立相互封闭的市场等不同方面，但逻辑上不可能同时并存着两个主要的国际政治矛盾。
冷战结束以来很长时期，人们之所以对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看法不一，这与判断标准不一致有很大关系。
为防止讨论成为无意义的文字游戏，我们需要明确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定义。
在这里我们将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定义为，在一个既定时期内，世界上主要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对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在这个定义里，我们强调主要国际政治矛盾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特点：
1、这种矛盾是主要国家间的；2、这种矛盾关系到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3、这种矛盾影响世界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
一种国际政治矛盾只有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条件时，才可视为是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国际政治中有多种矛盾，但与大国利益没有重要关系的矛盾是不会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
世界上无论国家有多少，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反映的是大国间的利益关系。
世界上国家的数量在53年里增加了倍，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随之大量增加，但是决定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却是大国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只有大国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对世界范围的重大问题构成影响。
例如，冷战后，每年都发生几十起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但由于这些军事冲突没有发生在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因此就没有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
在国际事务中，一种政治矛盾无论有何种普遍性，如果它不是大国之间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就不会成为主要的矛盾。
大国间的利益冲突是多方面的，因此大国间的矛盾也是多种多样的，然而非战略性利益的冲突是不会成为它们之间的主要矛盾的。
例如，冷战后意识形态分歧仍使世界主要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产生了矛盾，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在冷战后并不关系到大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不是世界主要国家所关心的战略利益。
尽管大国在国际人权问题上龃龉不断，人权问题却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
无论大国间的矛盾与他们的战略利益有什么密切关系，如果这一矛盾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影响，那么这一矛盾也难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一般讲来，大国之间的任何矛盾都会影响到中小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但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有所不同。
那些影响面较小的矛盾就不会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以核战略为例，世界主要国家在预先打击战略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的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而且这关系到核大国的战略利益，但是这一问题在冷战后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影响有限，因此核战略问题本身还不足以成为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中小国家都已采取了无核政策，到1995年3月已有178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们对于冷战后的核战略问题并不太关心，他们关心的是防止核扩散问题，如何保证CTBT的贯彻和执行问题。
90年代初期，俄国重新恢复预先打击的核战略，这在世界上并未引起强烈反响，而1999年美国国会拒绝批准CTBT条约则引起该条约成员包括美国盟友的反对。
意识形态对抗转向争夺世界霸权
我们明确了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基本特点，但还不能急于用这三个特点来判断冷战后与冷战时期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有什么不同。
因为不明确冷战后期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就无法知道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当然也无从得知有什么性质的变化。
由于冷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时期，因此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认为在这个历史时期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不变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然而如果认真回顾冷战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东西方之间的对抗在形式上没有变化，但其对抗矛盾的性质在前期与后期却不同。
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逐渐转向美苏争霸的对抗。
冷战时期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性质转变之所以不易于察觉，其主要原因是两对矛盾的对立面主体代表都是美国和苏联。
由于矛盾对立面的主要代表国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人们不易察觉矛盾性质的转变。
1946年，邱吉尔的富尔敦讲话被认为是冷战的信号。
他认为，共产党的“铁幕”已经落下来，共产党的“第五纵队”遍布各国，“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
1947年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论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将深信资本主义会灭亡，因此它的行动将像河水一样流到一切地方。
同年杜鲁门说：
“自由制度的崩溃和独立地位的丧失，不但对这些国家，而且对世界都具有灾难性”。
在冷战前期，西方阵营的确是把遏制社会主义制度的扩散作为其最主要战略目标，而社会主义国家也把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对外战略目标。
1947年在波兰举行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宣言明确指出世界已经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阵营，号召各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国家。
然而，作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并没有贯穿于冷战整个历史时期。
1970年中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性质改变了。
也就是说，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由两种制度之争转向美苏霸权之争。
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年之内发生的，矛盾性质变化有一个量变过程，中美战略关系的建立只是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质变的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苏都有称霸世界的意愿，但是双方争霸的政策还不是他们的对外战略目标。
争霸世界成为他们对外战略目标有一个异化过程。
苏联以扩张为手段要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美国以遏制苏联为策略实现扼杀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扩张的手段异化为战略目标，美国遏制苏联的策略也异化为战略目标，于是争霸世界便成了他们之间的主要战略矛盾。
美苏战略目标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两大阵营内部的分裂，二是实力的不均衡发展。
1两大阵营的内部分裂使意识形态的矛盾变得模糊不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后，世界上形成了两大阵营，但是很快这两大阵营内部就发生了分裂现象。
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恶化，于同年6月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情报局，而后东欧国家在共产党内清洗“铁托分子”。
1956年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分歧，而后分歧发展为国家利益冲突，1962年在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联公开支持和援助资本主义的印度。
1969年中苏在东北亚的边界地区发生军事冲突，促使中美于1970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这种分裂现象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而且也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
1959年美法围绕北约问题的矛盾公开化，法国拒绝将其地中海舰队的三分之一交付北约指挥，并拒绝美国在法国储存核武器。
由于法国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终与北约国家分手，于1966年退出北约，同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出访莫斯科。
苏法联合声明提出“欧洲的问题首先应该在欧洲范围内加以解决”，这表明双方都想把美国排斥在欧洲之外。
如果中小国家在东西阵营之间改换门庭还只表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性质的量变，但当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关系不再受意识形态约束时，就表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性质已发生质变。
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是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量变，而中国和法国分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和北约，则标志着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中苏兵戎相见，使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敌对状态不亚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敌对程度。
这一事实否定了社会制度对立是最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理论认识，也表明意识形态分歧已不是首要的战略利益。
其次，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和法苏关系的密切，使得不同政治制度的大国战略关系出现交织。
这种战略关系的交织是实际战略利益交织的表现。
这种利益关系的交织使得社会制度的区别无法再作为战略敌友的界线了，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分歧已不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了。
2美苏实力差距迅速缩小，军事威胁的重要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矛盾的重要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苏的实力差距大大缩小。
根据苏联的统计，苏联的国民收入由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1％增长到1970年的65％，工业总产值由30％增长至80％；而美国认为，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在1962年时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10年后已与美国相同，即美国拥有2165件，苏联拥有2167件，此外苏联还建成了一支包括庞大核潜艇舰队的远洋海军。
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出台了新的美国战略构想，被称为“尼克松主义”。
1970年，尼克松向国会递交了题为《7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
争取和平的新战略》的国情咨文，其核心是承认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美国对苏政策应从遏制战略转向威慑战略。
从遏制战略转向威慑战略有两个涵义：
一是美国认为对美国最直接的威胁已不是共产主义制度而是苏联的军事实力，二是遏制苏联政治扩张已降为二等的对外政策目标，防止苏联军事扩张引发军事冲突成为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苏联则因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缩小，争霸世界的欲望增长。
苏联认为美国已经没有超过它的军事优势，苏联有了不可摧毁的经济潜力，国际力量的组合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
于是苏联采取了进攻性的争霸战略，政治上与西方国家缓和政治关系，减少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经济上，以重工业为经济发展中心，增强国防能力的工业基础，为军备建设服务；军事上，通过军备竞赛，从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两个方面争夺与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做好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的两手准备。
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和苏联都已不像冷战前期那样重视意识形态分歧了。
苏联在70年代与第三世界1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友好合作条约”，其实是变相的军事同盟条约；而其中的许多国家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被美国认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印度与苏联于1971年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美国同苏联一样也不再计较意识形态矛盾，向社会主义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提供军事支持，而且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反苏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与美国于1972年发表了《上海公报》说：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这里的“任何其他国家”指的就是苏联。
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美苏争霸已经符合上述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三个基本特征。
1、美苏作为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它们之间的争霸矛盾是最有资格成为大国矛盾的。
2、在70和80年代，争霸的矛盾关系到美苏的最重要战略利益。
这场争霸的斗争既关系到他们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也关系到它们的国家安全，因为争霸过程中有相当的战争危险。
3、美苏争霸的矛盾迫使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得在它们中间做出外交选择。
中小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结果，与邻国军事冲突的结果，往往都取决于美苏对其一方军事支持的程度。
为了政权的生存，绝大多数中小国家政府很难在美苏之间采取中立的立场，必须选择一方。
美国称霸与大国霸
冷战结束仅一年，苏联就解体了，从此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获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美国称霸取代美苏争霸成为冷战后与冷战时期的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区别，因此在判断什么是冷战后的主要国际矛盾时，我们需要从美国与其他世界主要力量的矛盾入手。
通过分类的方法先将他们的双边主要矛盾排列出来，区别这些矛盾的战略性质，然后从中选出最相似的战略性矛盾作为主要国际矛盾加以检验。
冷战后，美国与中俄两国的主要矛盾性质是相似的，即美国要巩固以自己为霸主的国际秩序，而中俄两国反对美国的霸权秩序，想促进多极国际格局的形成。
1994年美国总统的《接触与扩大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的世界领导权是最重要的。
1999年美国总统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作为21世纪安全战略的基础。
中俄领导人则于1994年达成反对美国霸权的共识，在《中俄联合声明》中提出“不允许进行扩张，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这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指的是美国的称霸政策。
西欧和日本与美国的主要矛盾相似，即美国的霸权体系使它们分别在欧洲和东亚处于随从的地位，它们不甘心自己与美国的不平等关系，而在地区事务中向美国争取平等的伙伴地位。
美欧不平等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安全关系方面，即欧洲国家不愿由美国主导欧洲的安全事务。
美日不平等关系存在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但双方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矛盾并不突出，主要矛盾集中于经济方面。
美日都想占据科技产品的战略制高点，双方在高科技产品市场上的矛盾比较激烈，因此双方矛盾的焦点是市场准入问题。
美国不断压日本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日本对美国这种强制性的作法不满，于是采取了对美国说“不”的政策。
日欧与美国争平等地位实际上就是争取更加独立的政策制定权，矛盾的实质也是战略主导权的争夺，只是矛盾的尖锐程度较低，因此可以算作半战略性的矛盾。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主要矛盾是相互担心对方谋求地区霸权。
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1992年日本提出5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目标。
1996年日美制定新的日美防卫指针，日本乘机扩大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作用。
日本的做法使中国担心日本有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最终成为军事大国的危险，而且美日同盟有明显遏制中国的一面，从反对美国霸权的政策目标出发，中国也需要反对日美同盟。
而日本则担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霸权国家。
因此日本对华政策是“鼓励中国在国际社会及亚太地区起更加建设性的作用”，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则采取“予以关注”的政策。
俄罗斯与西欧的战略矛盾主要是北约东扩问题。
北约东扩战略的目标是将俄国的周边国家纳入北约范围，这样北约的军事力量就可以部署到俄国的门口。
由于俄国西南部边疆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不断上升，尤其是北约在车臣战争的问题上对俄罗斯进行政治谴责，使北约东扩战略对俄罗斯形成的军事战略压力变得非常现实。
因此俄罗斯与西欧国家在北约东扩上的战略矛盾十分严重。
而且北约东扩不仅是欧洲国家的战略意图，也是美国称霸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俄罗斯从反对北约东扩的需要出发也得反对美国的称霸政策。
日俄矛盾的焦点是领土问题。
冷战后，日俄关系有了较大发展，但双方在北方四岛上的分歧却无法解决。
不过，双方领土分歧由来已久，这一矛盾没有发展成为战略矛盾的危险。
对照本文提出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三项基本特征，可以发现冷战后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是具有这三项特征的。
1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是世界主要力量间的普遍矛盾。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称霸是导致大国矛盾的普遍原因。
在10个主要双边矛盾中，6个矛盾与美国称霸战略有关，美国与中、日、俄、欧的4个双边主要矛盾以及中日、俄欧两个矛盾。
余下的4个双边主要矛盾的矛盾性质各异，没有普遍性和共同性。
2称霸与反霸是冷战后世界主要力量间的战略矛盾。
表1中4个具有战略性的矛盾都与美国称霸有关，即中美、俄美，中日、俄欧这4个战略矛盾涉及到冷战后几大力量的战略安全利益。
欧洲和日本虽然与美国有分别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但它们并不想做美国称霸战略的工具，它们与美国的矛盾也具有半战略性质。
既然美国称霸关系到其它几强的战略利益，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称霸与反霸是大国间突出的战略性矛盾。
3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的矛盾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外交政策已经构成重要影响。
美国靠着其超强的实力，在冷战后经常采取单边主义政策，这种单边主义政策不仅严重伤害与其政治对立的国家的战略利益，而且也伤害广大的中小国家甚至其军事盟友的战略利益。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国会1999年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美国要求修改《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政策。
一百多个CTBT成员国包括北约欧洲成员和日本政府都对美国国会拒绝批准CTBT的行为进行了批评，连美国的盟友德国和英国都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的行为表示担心。
联大有关维护ABM条约的提案是由俄罗斯、中国和白俄罗斯共同提出的，大国的战略对抗使联合国所有成员都不得不表态。
这种表态，直接关系到这些中小国家的切身国家利益。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看出美国称霸和其他大国反霸这一矛盾基本上具备了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三项特征，因此，可以认为这一矛盾就是冷战后主要的国际政治矛盾。
称霸与反霸是一种常见的国际政治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时代的特殊性有所不同。
冷战后这一矛盾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美国称霸的制度性和国际规范之争两个方面。
美国在冷战后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制度性霸权，这有别于历史上曾有过的一些霸权。
所有的霸权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以强制方法实现自己国外利益的。
而美国与以往霸权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完全依靠军事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想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制度化的霸权体系。
美国是较早的成文宪法制国家，其长期的宪政主义思想对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种政治影响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十分重视国际组织及有形与无形的国际规范和机制。
制度化的霸权体系是通过建立多数国家接受的国际规范，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合法化，以便得到较多国家的政治支持，减少霸权政策对武力的过份依赖。
美1999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我们[美国]应支持国际机构和组织，从中得到它国对美国的支持，帮助美国承担领导世界的负担”。
为了使其霸权合法化，美国尽量利用多边国际组织实施其霸权。
例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先是利用北约的支持获得军事上的胜利，然后还是将政治解决科索沃的方案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争取安理会的批准。
正是由于美国要建立的是制度性霸权体系，因此冷战后称霸与反霸的核心内容是国际规范之争，即建立什么样的国际规范。
制度性霸权的基础是由实力加上国际规范，因此美国在冷战后不断推动新国际规范的建立。
然而，由于美国所要建立的国际规范是从有利于美国霸权角度考虑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其他大国的战略利益，由此大国在建立什么样的国际规范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军事上，中国与俄罗斯提倡建立新的安全观，而美国要加强军事同盟和建立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的体制，特别是防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建立。
政治上，中国、俄罗斯坚持不侵犯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而美国则提倡人道主义干预和建设性干预，否定民族主义和传统主权观念。
经济上，欧洲和日本则主张具体情况具体考虑的灵活原则，而美国主张采取自由贸易的普遍原则。
中国在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中的位置
虽然美国的称霸政策与其他几强的战略利益都有矛盾，但与中国的矛盾最为突出。
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国的实力胜于其他几强，而是双边矛盾的层面多和排斥性强。
比较而言，美国称霸的目标与中国的矛盾多于与它国的矛盾，美称霸的策略对中国的排斥也大于对它国的排斥。
美国称霸世界的目标主要可以分为安全、政治和经济三个领域。
美国1998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规定了美国建立霸权体系的目标：
安全上，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不允许和美国对立的力量主导地区安全；政治上，在全球推行民主观念，扩大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数量，并加强国际社会对人权事务的干涉；经济上，推动全球的自由贸易和持续增长，以保持美国的繁荣。
依据美国的霸权目标，可以观察到这些目标与中国的矛盾远多于与其他几强的矛盾。
政治方面的矛盾最为突出的，美国、欧洲、日本和俄国都是多党选举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为唯一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使得美国霸权的政治目标只与中国有矛盾，而与其他几强没有矛盾。
为了推行西方的民主，美国要建立国际干预的规范，包括人道主义干涉，这对政治制度与美不同的中国来讲威胁最大。
在安全方面，中国与美国的矛盾与俄美矛盾尖锐程度相似，中俄是美国防范的地区军事大国，而日欧与美国在这方面没有大的矛盾。
北约东扩是对俄国的遏制，日美同盟是针对中国的崛起。
与此同时，中俄两国都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而这些分离主义势力都得到美国的政治或军事支持。
美国建立国际干预规范的策略很容易对分离主义引发的冲突进行干预，这对中俄两国的民族统一构成很大威胁。
而日本与欧洲则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安全目标上没有完全的对立。
只是欧洲要建立独立防务部队，摆脱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这与美国要主导欧洲安全的战略意图有矛盾，不过这个矛盾还是同盟内部的矛盾。
在经济方面，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核心是市场准入问题，这一点与日欧相同，而俄罗斯与美国在经济上则没有这种尖锐的矛盾。
从目标层面的矛盾看，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安全、经济三个方面的都有战略性矛盾，而日本、欧洲和俄国只分别在经济或安全一个方面与美国有战略性矛盾。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强度是大于其他强国与美国战略矛盾的强度的。
如果对美国与大国间的战略矛盾用指数的方法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中美矛盾的强度与其他大国与美国矛盾强度的差别了。
根据表2，我们可将各项矛盾的指数定为1；然后根据矛盾性质在国家战略利益中的重要性进行加权，经济权重为1，政治权重为2，安全权重为3。
这样我们就得到，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指数为1＋2＋3=6，美俄战略矛盾强度为3，日欧与美国战略矛盾强度分别为1。
从战略目标层面上比较，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是美俄的2倍，是日美的6倍，是欧美的4－6倍。
此外，美国建立霸权体系的策略也使中美战略矛盾的尖锐程度超过其他几强与美国的战略矛盾。
美国建立制度化霸权体系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加强美国的军事同盟的作用和多边国际机构为美国主导世界服务的功能。
这一策略客观上将中国置于美国的战略对立面。
首先，美国在其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世界安全体系，这些同盟不但将中国和俄罗斯排斥在外，其中的美日同盟和北约还将中国和俄罗斯分别作为共同威胁。
其次，中国还被排斥在许多重要的多边国际机构之外，而美国正是要加强这些机构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功能。
例如，美国想让八国集团起到联合国之外的安理会作用，将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为经济安理会，将瓦森纳尔发展成全球军事技术控制中心。
西方大国都是上述组织的成员，俄虽不能参加七国首脑会议的经济讨论但还能参加八国集团的政治对话和瓦森纳尔，而中国却不被这些组织所接受。
如果我们考虑进美国建立制度化霸权策略的因素，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要比其他大国与美国战略矛盾的强度的尖锐程度差别更大。
根据美国在多边机构中对其它大国的排斥态度，我们将美对中国的排斥度定为1，那么对俄国的排斥度为，而对日本和欧洲则为0。
这意味着，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为6＋1=7，俄美战略矛盾为3＋=，日欧与美国的战略矛盾强度不变，日美为1、欧美为1或。
这样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就是俄美的2倍，是日美的7倍，欧美的－7倍。
虽然，上述分析表明中美矛盾在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中十分突显，但这仅表明中国有成为矛盾另一主要方面的可能性，而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一个主要方面。
首先，中国还没有取代苏联成为美国冷战后最主要的敌人。
中美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认为“中美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并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
尽管中美之间相互猜疑，但都不愿意，也没有将对方视为死敌，都还在寻求冷战后的合作道路。
即使1999年5月8日发生美机轰炸中国在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6月3日中国还是表示愿“发展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友好合作”。
美国政府领导人和战略分析家们也普遍认为中国还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官方文件也明确阐述，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对美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中美矛盾仅是美国称霸与其他国家反对霸权这一矛盾中的一部分。
美国称霸政策不仅与大国有战略性的矛盾，而且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集团以及国际组织也有矛盾。
其中有些矛盾的敌对性质远甚于中美矛盾。
例如，美国与朝鲜、利比亚、古巴、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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