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史回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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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史回溯
读《人文地理学概说》之三（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回溯）
或然论是对决定论和二元论的一种批判的继承，我很欣赏J.白吕纳（J.Brunnes,1869-1930）在《人地学原理》中《地学精神》一章中关于心理因素和地理关系的诠释。
他说：
“心理因素是随不同社会和时代而变迁的；人们可以按心理的动力在同一自然环境不断创造出不同的人生事实来”。
，他认为：
“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着时代而变化。
”
人文地理学做为一门学科，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
从古希腊到罗马，甚至伊斯兰文明，如埃拉托色尼（Eratoshenes,273BC–192BC）、斯特拉波（Strabo,63BC–19AD）以及伊德列西（Idrisi,1099–1164）等不少人论述过人地关系。
但自“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后，神学代替了一切”，直到19世纪后期，地理学科才开始形成地文、人文以及区域三大分支。
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德国人A.洪堡（A.Humboldt,1769-1859）和C.特尔（CarlRitter,1779–1859）（旭旦先生称其为K.特尔，在Encyclopedia中，名称为KarlRitter，但更多的称其为CarlRitter）都为地文和人文地理的研究开创了早期理论。
基于人地关系的人文地理学理论，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有环境决定论、二元论、或然论、适应论、人类生态、文化景观论以及和谐论。
其实西方人文地理学从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批判地汲取相关理论，包括存在主义现象学、人文主义、激进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结构化理论、现实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计量革命，逃避主义以及地方性研究。
环境决定论（简称决定论）
确认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种思潮，简称“决定论”。
即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结于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
a）萌芽于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柏拉图（Platon）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影响有关。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而赋予希腊人以优良品性，故天生能统治其他民族。
这些论点无法解释当时希腊半岛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但却影响深远。
b）16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博丹（JeanBodin）在他的著作《论国》中认为，民族差异起因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不同类型的人需要不同型式的政府。
近代决定论思潮盛行于18世纪，由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率先提出，被称为社会学中的地理派，或历史的地理史观。
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之民族。
这些论点对照欧洲中古以来近代政体沿革也难于自圆其说。
188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T.Buckle）在《英国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认为个人和民族的特征服从于自然法则。
哲学与物理学中的机械决定论思潮亦给地理学中的决定论以有力的推动。
这种从外部自然条件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的荒谬的外因论，在当时却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用地理唯物主义反对唯神史观，以地理环境特点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作用也决定了这一思潮的广泛影响。
传统的地理学家们程度不同地受到决定论思潮的影响，如洪堡写道：
“我要努力证明自然条件对道德和人类命运的经常的、无所不在的影响。
”特尔认为由于英国“位置在众港湾从各方面包围的中央，所以自然地成为海洋的统治者。
”第一个系统地把决定论引入地理学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1844-1904），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机械搬用达尔文生物学观念研究人类社会，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并决定着人类迁移和分布。
“因而地理环境野蛮地、盲目地支配着人类命运。
”这种环境控制论思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欧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
在德国地理学界中，宣扬并推崇这一理论的有赫特纳、格纳（A.Wegener）、施吕特尔（O.Schlter）等。
拉采尔的学生地理学家辛普尔（E.C.Semple,1863-1932）将这一思潮宣扬于美国，在《美国历史及其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影响》等书中一再加以发挥，认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特定自然环境造成的。
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Huntington）于1903～1906年间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后发表《亚洲的脉动》一书，认为13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扩是由于居住地气候变干旱和牧场条件日益变坏所致。
1915年他又出版《文明与气候》，创立了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
1920年他在《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进一步认为自然条件是经济与文化地理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受到了巴罗斯（H.H.Bar-rows）的抨击。
在20世纪20年代，从地理哲学角度看，决定论已非地理学的唯一基础，露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潮已渐趋没落，随后为索尔的文化景观论以及与法国人地关系中的或然论相孪生的美国的地理调节论所冲击；后者由于仍然渗透着许多决定论观点，陷入理论上的软弱性，因而不能从实质上否定决定论。
有深刻社会背景和影响的“地理环境虚无论”、“地理环境不变论”以及“文化决定论”思潮，均力图取代自然决定论。
正确地阐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助于发展地理学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应用。
毫无疑问，主宰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是其固有的在规律；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而不能上升为主导的或决定性的因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封建社会之解体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并非自然的恩赐”。
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当人类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发生联系并能加以利用与改造时，才能显示其特性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加速或延缓的影响。
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即使在原始阶段，社会发展速度也并非与地理环境优越性程度成正比。
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均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而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之中。
走向另一极端主无视地理环境和随心所欲地践踏地理环境的地理环境虚无主义，均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也必然在实践中碰壁。
（baike.baidu./view/206214.htm）
二元论（Dualism）
主世界有意识和物质两个独立本原的哲学学说。
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意识和物质两个实体。
二元论实质上坚持意识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归根结底还是唯心的。
它和一元论相对立。
（baike.baidu./view/27221.htm）
近代地理学自洪堡和特尔世以来，地理学的统一与分裂一直是争论焦点，地理学的一元性受到非议。
洪堡主地理学应在复杂性中去了解统一性；将人类作为自然统一体不可缺少的部分包括在。
特尔认为统一性正是地理学的特点。
以德国佩舍尔（O.Peschel,1826-1875）为首的一些人认为，地理学只能对地球表面形态进行研究，人类活动不属其研究畴。
希霍芬（F.vonRichthofen）和阿·克都认为地理学仅限于自然地理，而摈弃人文方向。
西方一些学者一直致力于推动地理学的统一性。
赫特纳倡导统一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地理现象与社会经济现象的具体相关结合；二者统一于区域研究中。
哈特向指出地理学研究对象很少是纯“自然的”或纯“人文的”，分为“两半”是有害的。
麦金德认为：
“地理学成功发展道路需要将它当作一门统一的科学”。
1963年，美国以阿克曼（E.A.Aekerman）为首提出地理学革新建议，否定分裂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二元论。
联从20～50年代，一些地理学者认为统一地理学已经过时，分裂为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
1926年以康斯坦丁诺夫（O.A.Konstantinov）为代表的经济学派指出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纯粹的经济学科，提出：
“彻底抛弃地理观点”。
其观点与巴朗斯基等领导的地理学派相对立。
50年代末阿努钦（V.A.Anuchin）著《地理学理论问题》一书，指出地理学存在着与其它科学不同的“统一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原则，既包括自然的，也是社会的。
马尔科夫（K.K.Markov）力主地理学的统一性，认为自然和人类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不仅要研究其相互作用，还要给予经济评价。
地理区应看作自然经济综合体。
指出现在再强调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独立性是时代的错误。
在1980年联地理学代表大会上他指出：
“统一地理学或简称地理学，就是现代地理学。
”中国不少学者均主地理学的统一性，主要论点仍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上需要统一地理学。
（统一地理学）
或然论（又称可能论）
在F.拉采尔之后，德国出现了对二元论的反作用，法国却又很多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指责拉采尔忽视了社会因素。
人类学者H.W.Marrett认为拉采尔的概括性论断是“太漂亮了，但不真实”，因为人不能被自然之手所摆弄；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具有一种社会传统，他的活动并不是直接由他的环境所决定的。
法国的地理学家P.维达尔（P.Vidal,1845-1918）提出了一种人地关系论，后人称之为可能论或或然论。
他认为地理学的任务是阐述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自然环境提供一定围的可能性，而人类在创造居住地时，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
他的这一观点在其学生J.白吕纳（J.Brunnes,1869-1930）1910年发表的《人地学原理》一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白吕纳认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时代而变化。
维达尔·白兰士和白吕纳等人的观点对法国地理学影响很深，从而形成法国学派。
（zhidao.baidu./question/13049478.html）
人文地理学这H.I.费勒（H.I.Fleure,1877-1969）把法国学派这些论点传入到英国。
他有一句精彩的结论：
“没有必然的需求性，但到处有可能性，而人作为可能性的主人，才是利用可能性的主宰。
”
第二章人地关系理论
一、人地关系和人地关系理论
1.人地关系的含义
“人地关系”是一概括用语，它并非仅指一般的人口与土地关系，而是有着更为广阔的涵，它指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时，人们用它来泛指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地关系这一名词现在已逐渐为人们熟悉、关心和使用。
不仅是地理学，在环境学、土地学、人口学、经济学、农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也已日益引起重视和研究，所不同的是，地理学是从空间观点出发去研究人地关系的。
人地关系属人与自然关系的畴，但是作为地理学的理论概念，它又不同于一般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般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人与空气，人与动、植物，人与矿产，人与山脉、河流、湖泊、海洋等之间的关系。
作为地理学的理论概念的“人地关系”应当是：
“人”，是指社会性的人，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下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或社会活动的人，是指有意识地从事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而组成社会的人，是指在一定地域空间上活动着的人；“地”，是指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的、无机与有机自然界诸要素有规律结合的地理环境，是指在空间上存在着地域差异的地理环境，也是指在人的作用下，已经改变了的地理环境，即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环境。
“人地关系”，就是指人类社会不停地向前发展，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扩大和加深改造与利用地理环境，增强适应地理环境的能力，改变地理环境的面貌，同时，地理环境也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和地域差异。
①
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出发点，或侧重于人；或侧重于地；或强调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或强调自然对人类的控制。
人地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地理学的主题之一，许多地理学者把人类的居住地（人的环境）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地理学的古老传统。
近代地理学产生以来，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依赖关系就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着重点，可以说，一直到本世纪20年代，人地观点一直在地理学中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人文地理学中，不管是环境控制或环境影响的论点，还是人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论点，其着重点是相同的，都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接着，地区差异和空间结构的研究在地理学中先后受到重视。
到了70年代，地理学研究中的人地观点令人注目地复兴了，并与空间观点密切地结合起来，也与地区研究的观点结合并相互补充。
人地关系研究复兴是因为：
第一，由于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现象与人类活动是无法割裂开来研究的，脱离了人类活动的纯自然或脱离了自然环境的社会生产既不真实，这种研究也不利于地理学科的前进；第二，由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心日益增强，这种关心掀起一种强大的声势，使得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成为地理学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三，由于地理学更趋于深入到国家建设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中。
1970年英国的费希尔（C.A.Fisher）在“区域地理学往何处去”一文（载英国《地理学》杂志55卷373—389页）中，极力呼吁要恢复以人与环境为主旨的区域地理学，并认为它当然是地理学的核心。
但70年代的人地关系已不同于30年代的人地关系，过去讲的是因果关系，现在侧重于函数关系。
目前，人与环境的关系已用空间系统来研究，即用数学模型来探索位置、距离、方向、围、密度、演替等人地空间要素在函数上的重要关系。
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人与环境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容。
这也说明了新的人地观点是如何与区域观点和空间观点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的。
2.人地关系理论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人地关系与人地关系论并非同一个概念，人地关系论是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论。
人地关系是自人类开始即已存在的客观关系，对这种关系，人类早就有各种认识。
地理科学产生以后，把地球当作人类的家乡来进行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作为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容之一，特别是人文地理学，它从人类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各个方面，探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社会环境下人与地理环境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制约的关系。
由于研究者个人的世界观和阅历不同，各人的认识水平也有差异，以及受时代条件的局限，对人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例如，有人过高地估计地理环境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起着决定和制约作用；有人则在人地关系研究中，强调人定胜天，贬低和忽视了地理环境应有的作用；有人则强调研究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这些理论来指导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见解，从而导致了人文地理学不同学派的产生。
但不管以何种出发点来解释人地关系，这种种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人地之间的关系作为立论对象，因而被称为人地关系论。
人地关系论是近代地理学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
科学的人文地理学是近代产生的，从它开创时起，就以探讨人地关系为其主旨，以人地关系理论来解释地面上的种种人生事实，因而人地关系理论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但也需指出的是，人地关系理论并非人文地理学的唯一理论基础，人地关系也并非人文地理学的唯一研究对象。
除了人地关系理论外，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还有区位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文化景观论等，虽然这些理论与人地关系理论存在许多重复之处，但也并非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人地关系论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成熟阶段，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但是作为地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来说，它们都是围绕“人地关系”展开的，都企图说明人地关系的客观规律。
时至今日，人地关系的理论日臻成熟，以马列主义观点来探讨人地关系，建立合乎辩证思维的人地观，是人文地理学得以积极发展的基础。
也就是说，“人文地理学的马列主义基础就是通过辩证思维建立的人地观”。
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
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
摘要：
本世纪初期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中国学者对许多科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以“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围广泛、影响深远。
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方向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地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
关键词：
地理文化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西方的科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科学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探讨科学、研究科学的可喜局面。
在众多的理论探讨之中，关于地理与文化（或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对于地理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源于人地关系这一悠久的历史命题。
人地关系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作为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命题，却始于18世纪的欧洲。
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将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高潮。
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1844~1904）在他的著作《人类地理学》中，将这一理论引入了地理学，并强调了人类活动受地理环境的多方面的控制。
20世纪初，拉采尔的思想经过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E.C.Semple，1863~1932）的著作《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年）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与辛普尔同时代的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Huntington，1876~1947）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与气候》，创立了人类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气候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
1920年，他又出版了《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进一步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决定作用。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法国学者维达尔·白兰士（PaulVidaldelaBlache，1845~1918）提出了“可能论”又称“或然论”，反对决定论的观点。
他认为地理环境只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人类又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选择，并能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
他的学生白吕纳（J.Brunhes，1869~1930）在1925年出版了《人地学原理》，使这一观点在欧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了本世纪20年代“或然论”逐渐替代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
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长期战争的破坏使得刚刚起步的近代科学更是举步维艰，因此这一时期人为的、政治的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
时局的动荡、民族面临的存亡危机，加上科学技术的落后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
他们试图通过科学的分析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又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在这种社会背景条件下，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寻找出东西方的本质差异，以探讨中国人如何摆脱困境。
这种超越学术的研究动机，使得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在本世纪20~30年代显得格外活跃，并成为众多近代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
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在西方已经沉没了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却格外的风行。
从19世纪末开始，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在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达尔文所指的“进化”本来是由于自然界中的生物与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中的改变而造成的，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将本属于生物界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
严复在他的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译著《天演论》中，阐述了斯宾塞的观点，这种观点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
到了本世纪20年代，进化论已为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1]。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社会背景下，尽管进入本世纪20年代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被“或然论”所代替，但近代人地关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却首先始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且还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它反映出了政治热情高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环境的特殊需要。
进化论也为本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能在中国找到生存的土壤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前后有关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也是促成地理学界“地理与文化关系”讨论的原因之一。
由于五·四前后正值中国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东西文化的差异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
这场在思想界进行的延续时间长、涉及围广的论战，也直接影响了地理学界的相关讨论。
地理学者们试图通过中理环境的差异，寻找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国的地理学研究在本世纪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0世纪初，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动植物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理学研究的危机感。
如何继续发展地理学？
如何使地理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
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背景条件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
在许多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西方人地关系理论的传入，无疑使中国学者感到了一种“清新的气息”。
人地关系论题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
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地理学者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在中国近代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二近代人地关系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
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山之作——相文的《地文学》。
相文在这部书第五编生物界中，阐述了不同气候带人种的优劣：
“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迟缓、或畏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
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先导。
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
”并认为“今世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i]。
相文是中国近代最早阐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之一。
相文的学说是从日文著作中转介过来的。
而且他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在当时的地理学界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没有造成“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
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直接地、全面地传入中国，才产生了广泛的“地理与文化”的讨论。
1921年《地学杂志》介绍了亨丁顿的的著作，认为“汉丁顿之学说，主以地面上之自然现象与空气情况解释人类生活组织之现象，而定人类文明创造与发展之界限，此种学说简括称之，即地理的历史观”[ii]。
1922年《地学杂志》译载了亨丁顿的《文明与气候》一书的第一章，《史地学报》译载了弗尔格里夫（J.Fairgrieve）的“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
这一时期的有关杂志发表了大量的译文和介绍性文章，评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并认为这种理论“以地理环境判断全世界古今各国文明之状况”，是“唯物史观、地理的历史观”[iii]。
决定论思想在中国地理学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出现了一批阐述决定论观点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其昀的《人生地理学》（1926年）和白眉初的《地理哲学》（1933年）。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缺陷。
胡焕庸在留学法国期间，受教于法国现代地理学大师E.德马东（deMartonne）和J.白吕纳（Brunhes），并受到法国人地学派思想的影响。
1928年他回国时，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在西方已经落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还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
他深感中国地理学研究与西方的差距，撰写了“西洋人地学说晚近之发展”、“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和“法国研究地理学的近况”等文章，介绍了法国人地学派的“或然论”观点。
1935年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中译本出版，在这部译著的长篇译者序言中，系统地介绍了原作者的观点，从而使“或然论”在中国地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30年代，马克斯主义（当时称为新社会派）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地观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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