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市钧瓷行业概览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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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钧瓷行业概览DOC
禹州市钧陶瓷行业发展概览
禹州陶瓷生产历史悠久，种类繁多。
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成熟的彩陶生产。
禹境颍河两岸密集分布着龙池、下毋、连楼、冀寨、瓦店、董庄、吴湾、王山、崔庄、阎寨等包含有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十多处遗址，每处遗址的陶器遗存都比较丰富，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罐形鼎、大圈足盘、大口深腹罐、瓮、斝、钵、绳纹高足鼎、附加堆纹缸、澄滤器、敞口盆等。
这些陶器造型雅致美观，工艺精细考究，不少器皿为当时贵族使用，且不少器型为祭祀用品，其生产、制造的整体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断创造，在陶器的基础上，禹州人又采用瓷土作原料烧造出瓷器。
1988年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郭连乡岗胡村西晋墓葬中发掘出早期青瓷残器。
后又在三峰山南麓杨庄村西晋墓葬中发掘出两件完整的青瓷罐。
随着我国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制瓷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与提高，到了唐代，禹州的陶瓷业发展更加迅速，不仅窑场增多，而且瓷器质量提高，釉色品种也显著增多，在河南乃至全国占重要地位。
禹境已发现唐代古窑址16处，其中苌庄乡13处，神垕镇2处，城区1处。
苌庄唐代瓷窑群的分布范围和密集程度，比河南省内已发现的同期瓷窑址都要大，为河南已发现最大的唐代瓷窑群。
尤其是13处窑址中11处都发现了唐花釉瓷。
据调查，苌庄瓷窑群13处古瓷遗址分布在南北长约7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近3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磨河、龙潭河两岸和两河中间的丘陵地带。
磨河两岸自南向北依次有上磨河、苌庄村、柏村、下王沟、玩花台窑址，中间丘陵地带自南向北有李沟、后庄、上王沟窑址，龙潭河两岸自南向北有孙河、西尹湾、缸瓷窑、上仙庙、老观岩窑址。
神垕下白峪唐代花瓷遗址是禹境发现最早且唯一经过科学发掘的窑址。
窑场面积约3000平方米，窑址出土大量花瓷器残片、窑具、炉灰等。
发掘报告认为：
花釉瓷器是中晚唐时期出现的新的制瓷工艺，也是下白峪窑址最重要的特点，而且自始至终持续生产。
创烧时间大体在唐天宝年间，下限应在晚唐时期较早的阶段，最晚也不会晚到五代时期。
其生产的花釉瓷器是窑场中的精品器物，行销范围较广，在平顶山市、堰师等有一定距离的地点发现了花瓷，陕西西安还出土过花釉腰鼓。
下白峪窑产品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广大的平民，像下白峪这样的窑场在晚唐时期的广泛出现，是瓷器手工业工艺、技术成熟，瓷器产品从主要而向上层贵族变为广大民众普遍使用的一种日用器具的重要体现。
花瓷之中有些器物，在黑釉、褐釉、茶叶末釉上，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经高温烧制而泛现出灰蓝、乳白色的大块彩班，或蓝、白、绿、灰相间的流纹，形态各异为化万千，突破了单色釉的局面，发展为多样装饰，和宋代钧釉有相似之处，陶瓷史学界称之谓“唐钧”。
有学者认为，唐代花瓷的出现，为钧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钧瓷在北宋成为五大名窑之一是与唐钧的先导作用密不可分的。
五代后周时期，柴窑名冠天下。
《陶说》载：
“后周柴窑，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
”相传当时督瓷官吏请示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
“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
众多文献描述柴窑釉色与钧窑实际釉色相似，钧窑因而被认为与柴窑有渊源关系。
《陶雅》云：
“宋钧之无紫而有异我发现者，盖仿柴天青之佳品也，何必玫瑰紫始为悦哉！
今以月白俗名污之，谬亡甚矣。
盖世人俚语，不知世有柴窑者也。
”又云：
“钧窑有紫、青两种，青者俗谓之月白，实渊源于柴周之雨过天青。
”《钦流斋说瓷》说：
“钧窑之天青色者，肆人呼之为月白，盖仿柴之雨过天青也。
”《钧窑考证》更是直接论述道：
“钧窑为宋初之民窑，殊无官窑之名望，然以地理及年代上考之，则与后周显德时在郑州所立之柴窑距离最近，迨赵宋灭周，柴窑工匠无所归，遂群趋钧州而经营钧窑，故仿柴之名制，所谓雨过天晴者，当以钧窑为独优。
”
北宋时期，阳翟的陶瓷工匠在唐代花瓷工艺的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利用当地原料，在青釉中加入少量铜质，在还原气氛下，成功地烧制成高温窑变铜红釉钧瓷。
据统计，禹境内现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40处，包括：
刘庄（即神垕刘家门，下同）、上白峪、下白峪、于沟、张庄、苗家门、茶叶沟、槐树湾、里杜沟、红石桥、王家门、长春观、钧台、西寺、霍洞、邓禹寨、温家门、赵家洼、五洞口、五龙泉、花石、王桥、大涧、闵庄、吴庄、黄庄、神林店、接官亭、石峪、华沟，石圪节、铁炉沟、扒村、桃园、郭寨、方山、磨街、西柳树、鸿畅等。
这些窑址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山区，依山傍水建在蓝河上游，涌泉河、清龙河、潘家河、驺虞河之滨，以神垕镇的大刘山脚下最为集中。
这里陶瓷原料储量丰富，煤、柴都可就地取材，生产陶瓷有着优越的便利条件。
随着时代的推移，钧瓷生产由南向北逐步发展。
生产规模南大北小，生产品种南繁北简。
其中神垕刘庄窑、城区钧台窑经过官方发掘，而钧台窑被认为是宋钧官窑。
神垕刘庄窑是北宋时期兴起的一个以生产高档瓷器为主的窑场，创烧之初的覆烧工艺、满釉支烧工艺和厚釉工艺等三项工艺特征都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
早期钧窑瓷器以不带任何装饰、水天一色的素面器物为多，表现出淡雅、悠远的色调。
器类主要有有碗、盘、洗、盒、盆、注壶、罐、瓶、香炉、器盖、枕等，选料严格、工艺精湛、产品精美。
钧窑生产的天青釉瓷器在古代一直不为人们所提及，很可能长期被当作汝瓷。
但是，钧窑在生产过程中发明了高温的铜红彩和铜红釉，是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
另外，钧窑还有独特的青釉瓷，不同于临汝窑和耀州窑生产的青瓷器，而这些被称为“红若胭脂”，“青若葱翠”色的器物正是后世文献所津津乐道的。
现在所见珍品，多为过去皇家藏品。
钧台窑的发现与发掘，解决了长期困扰陶瓷史学界的官钧瓷器的窑口问题。
该窑遗址位于禹州市老城区北部，东西长达1100余米，南北宽约350米，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
整个遗址分为官用和民用两大烧造区域，瓷器品种，以钧瓷为主，还有汝瓷、影青瓷、天目瓷和白地黑花瓷、宋三彩等。
从发掘出的标本看，宋徽宗在位25年间，是钧瓷生产的鼎盛时期。
钧官窑产品形制繁多，工艺规整，端庄浑厚，胎厚釉活，精美绝伦。
具有代表性的是尊、炉、鼎、洗、盆、奁、杯、盏、瓶、钵、盘、碗、盒、枕、座墩等十余种。
尤以花盆为多，如葵花式、莲花式、海棠式、主角式、方形和长方形等。
器底呈芝麻酱色，器表有片纹，莹润浑厚，绚丽夺目。
官钧瓷釉色极为丰富，大体分红、青两大类十余种窑变色彩，青者如月白、天青、天蓝、葱绿、米黄；红者如茄皮紫、海棠红、玫瑰紫、胭脂红、葡萄紫、鸡血红、丁香紫、火焰红等。
钧官窑在民窑天青釉和紫红斑釉的基础上，成功地创烧了蓝、红、紫、青诸色错综掩映的窑变釉，青蓝釉施于器内，红紫釉多施器外。
官钧青蓝釉也不再纯粹单一，而是在一个较深的蓝色背景上布满带月白汗珠状的流纹（泪痕纹），一些产品则遍布曲折的蚯蚓走泥纹，或在一个紫色背景上遍布蓝白色流纹，即文献所称“宋钧之紫汗漫全体，青葱紫倩蜡泪之成堆”。
从釉的艺术风格看，官钧追求的是模仿花玛瑙一般“花”的效果，或大自然中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观。
钧窑釉那种莹光般含蓄的乳光状态和绚丽多姿的窑变艺术效果臻于完美，构成钧瓷的独特风采和巧夺天工的精湛艺术效果，为世人所倾倒。
钧官窑在工艺上精益求精生产，在经济上不惜工本，官钧制品入选后，其残次品全部销毁，故钧台窑作品传世极少而声价也极高，为北方诸窑之冠。
金代禹州钧瓷产地更广、产量大增，但产品种类减少，尤其是仿金银器类型的精品器物减少，采用裹足支烧法和施满釉的器物大大减少，许多器物施釉不到底，制作质量明显降低，精美的葱翠青色和胭脂红色器物基本停烧，大片弥漫全器的红彩变成了有意点画的红斑。
只有天青釉钧瓷还保持了较雅致、匀净的釉色。
由于钧瓷烧制技术的推广，天青釉钧瓷在河南的许多窑场开始出现。
据调查，金代钧窑遗址在禹州境内甚多，汝州、郏县、登封、宝丰、鲁山、新安以及黄河以北的汤阴、鹤壁、林县、淇县、焦作、安阳等地也有不少发现。
河北、山西等地窑址也有发现。
钧瓷产品成为中国北方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瓷器品种。
元代禹州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
当时的钧州既有民窑户，还有军窑户进行陶瓷生产，其生产税赋事务由制国用使司申报朝廷，应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瓷器产区。
产地以神垕镇为中心，由南向北逐步发展，宋、金时期的窑场绝大多数恢复并且有了大的发展。
据调查，禹州市境内元代钧窑遗址多达160余处。
东自顺店乡的党寨村，西到鸠山乡的官寺村，南从神垕镇的上、下白峪村，北到花石乡的桃园村，近百平方公里的丛山峡谷中，有数以千计的窑炉进行钧瓷生产。
元代张克己《东张镇百灵公庙碑》载：
“复业之家相继而至……其瓷之优，比之他所，实为拔萃。
远方之人竞来兴贩，车载驴驮，恒无虚日，散之四方者，不可胜计。
爰自破宋之后，浮于颍蔡，达于淮汉，诚百家必用之物，一日不可缺者也。
”这是对当时禹州瓷业兴盛的真实写照。
元代钧窑的产量大增，产品种类十分丰富，钧釉、青釉、白釉、黑釉瓷的产量都较多，还有红绿彩、三彩、绞胎等产品。
器物的种类有日用的碗盘类，也有不少大件的梅瓶、连座瓶、香炉等，从釉色和器类上无不显示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元代钧瓷制作不如宋金时期精审、相对粗糙，胎骨厚重，釉厚欠匀，色暗而多棕眼，釉汁流积，多为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经济实用的产品。
也有不少好的产品，如1960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出土的钧瓷双耳大香炉，正面刻有“己酉年（1309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字样，造型优美，釉色莹润，制作规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钧瓷珍品。
元代钧瓷生产在北方相当普及。
河南省内的禹州、郏县、宝丰、鲁山、内乡、汝州、登封、新安、安阳、鹤壁、修武、林州、淇县、浚县、焦作、许昌、新密、卫辉等地的钧窑场有所增加。
河北的磁县、邯郸、隆化，山西的交城、临汾、长治、怀仁、介休、浑源内蒙的呼和浩特和包头等地都有烧造。
钧瓷生产工艺和技术也向南方传播，影响到南方的瓷业生产，江南地区仿钧之风日趋兴盛。
如吉州窑在宋至元烧出了光彩夺目的窑变釉，景德镇也生产出了高质量的红釉瓷器。
宜兴的釉陶称宜钧，广窑的釉陶称广钧，景德镇瓷器上的低温装饰称为炉钧釉，可以认为这是钧瓷工艺的延续和扩大。
明朝初年，“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明太祖实录》）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将山西3.5万户迁徙钧州等地。
（民国《禹县志》）钧州境内特别是神垕钧窑区，多数居民都不是当地老户，多从山西或外地迁入。
《大明会典》记载：
宣德年间“题准光禄寺，每年所需酒缸、瓶、坛分派河南布政司，除钧、磁二州外，真定府曲阳县分派酒缸117个，十瓶坛4274个，七瓶坛6100个，五瓶6240个，酒瓶10314个，每年烧造解寺应用”。
明嘉靖三十二年，“题准曲阳缸、瓶共17765件，通行解部，如遇缸乏，止行磁州、真定烧造，免派钧州”。
说明钧州窑场，是以烧造酒缸、瓶坛为主的日用瓷窑场。
明代禹州的陶瓷业仍以神垕镇为集中区，其他窑场除个别烧制少量的缸、坛粗瓷外，其余已全部停烧。
神垕镇成为全国日用粗瓷主要产区之一。
钧州神垕真武庙碑文记载，成化二十年（1484年），“耕渎（读）陶冶者千余家”，还驻有“督瓷贡委官”，负责陶瓷纳贡事宜。
《中国陶瓷史》亦云：
“明代日用瓷的主要产地有仪真、瓜州、钧州、磁州和工阳等地，他们担负大量的派造任务。
”明代《如梦录》也有开封“南薰门外吊桥下……往南路西有周王碗店，乃神垕瓷器碗盏”的记述。
上述记载都说明禹州（主要是神垕镇），在明代主要生产日用瓷器。
清道光《禹州志》也记有“禹州窑旧名曰均窑……明万历三年以避讳故改名禹州，其时钧窑既不称禹窑，则避书作均，事属可据”。
上述史料说明，因避朱翊钧讳改钧州为禹州，钧窑避讳书作均窑（古钧与均通）都是历史事实。
对明代禹州的钧瓷是否断烧，一直为陶瓷界所关注。
北京故宫藏品中有一个装有钧窑小尊的旧锦匣上贴有清乾隆时期写的黄裱纸签，“明均窑天蓝窑变燕脂红尊”，是仅有的明代钧窑资料，但没有注明产地。
禹州的陶瓷研究者经过多次考察，尚未发现明代钧窑遗址。
1980年，在神垕镇西大办事处瓷厂院内3米深处，发现1古窑址，出土有少量仿天青釉钧器残片，同时出土的有1陶范，上刻“天启六年”和“祁造”字样。
证明在明代末年有少数工匠摸索仿制天青钧釉器，其釉色系用氧化钻调染，用氧化焰烧成，和窑变钧釉区别很大。
而南方的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等地于明代宣德年间，也有仿制钧器者，有的仿制得还相当出色。
清王朝时期，制瓷工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南方瓷业生产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景德镇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彩绘，花鸟虫鱼山水人物，作品艳丽动人。
且有镂空、堆花、剔花等新的装饰技法。
景德镇设御器厂，专烧宫廷用瓷，并仿烧宋代钧窑。
“在仿制的宋代名窑瓷器中，以仿钧最为成功”。
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景德镇御器厂协理陶务的唐英曾派厂署幕友吴尧圃到禹州调查钧窑釉料配制方法。
“雍正七年以后，宫廷档案中屡见景德镇仿钧釉成功的记录，是与吴尧圃的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分不开的。
据《中国陶瓷史》记载：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日……将年希尧烧造来的仿钧窑磁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
此炉烧造的很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造字3332号）。
”“雍正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交与造烧瓷器处仿样将钧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其钧窑的要紧，钦此（造字3360号）。
”
上述史料既说明清朝宫廷对仿钧的重视，又说明唐英仿钧之时，禹州的钧窑可能有少量烧制者，但已不能生产上乘的贡品了。
乾隆《大清一统志》载：
“河南许州府，土产，瓷器，出禹州神垕山。
”民国《禹县志》载：
“州西六十里，乱山中有镇曰神垕，有土焉，可陶为瓷。
”“古钧窑多在方山、涌水、蓝水之滨，而治北扒村亦有遗址，故不止一处也。
”可见当时禹州神垕主要生产“土产”粗瓷器，古钧窑已成历史“遗址”而未恢复。
窑变宋钧仍被视为珍宝。
清乾隆皇帝对宋代名窑也十分喜爱，他一生所作有关陶瓷诗文199首，其中题钧瓷诗9首，被视为“宫廷秘宝”。
1927年前后，北京西华门内廷古斋古玩铺收进一宋钧窑碗，表里天青有霞斑片点，足内刻有清乾隆御题诗文：
“青器欣存北宋传，阅年八百尚完全，围匡底用以铜锁，口足原看似铁坚，摩抚天成岂茅蔑，萭规月样镇团圆。
柴瓷罕见兹称古，望古因之意睾然。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陶瓷专门委员衡子中称之为世界无二之宝。
清光绪五年（1879年），神垕镇陶工卢振太、卢振中及振太之子天福、天增、天恩兄弟三人，受古玩商人高价收买宋钧的影响，立志恢复钧瓷。
他们跋山涉水，在神垕附近找矿寻料，用当地原材料，经过多年反复试验，终于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在氧化焰中烧出仿钧窑孔雀绿和碧蓝相兼的仿钧器。
而后由于经常与外界人士接触，从中借鉴他人经验，在天青器上创烧抹红、飞红加彩新工艺，但红彩是铬锡红色料，故彩斑红暗较呆滞。
后又在釉料中加入铜的成份，并用捂火（还原焰烧成）方法，用风箱炉，烧制小件仿宋钧瓷，虽规模小，产量少，但取得了成效，积累了经验，卢氏第三代艺人广同、广东、广华、广文等为恢复钧瓷矢志不移。
经数十年的研究和试验，终于使失传已久的钧瓷于清光绪年间恢复生产。
其后，神垕钧窑发展到10多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禹州大旱，卢天福贫病而死，其子侄辈仍坚持烧制。
其作品如折边盘，乳钉罐，天青釉加紫红彩，尤精美，曾流入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误作“宋钧”珍藏，上海、开封古玩店亦有误作宋钧收购者。
清代后期，民族工商业者在清朝政府倡导“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在中国陶瓷手工业中进行了一些改革，创办了一些新式瓷厂和公司。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先后建起了七个新式瓷厂，以后又建起了不少的瓷厂和公司，禹州的“钧窑瓷业公司”就是在本期建立起来的。
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商大贾驻足中国，中外爱好古陶瓷的收藏家日渐增多，仿古器物大量涌现，对钧瓷复苏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禹州知州曹广权征集工匠在州衙内设窑烧造钧瓷贡品，做了钧瓷炉、瓶、盆、尊、洗、寿桃、佛手等数十件上贡。
钧瓷又进入宫廷，受到多方重视。
光绪三十年（1904年），曹广权在神垕镇建立“钧窑瓷业公司”，聘请钧瓷艺人卢天恩（又名丙岱）和宋吉成、贾钧、郗五寅、郗江、贾喜、王大黑等到公司做工。
借鉴南方瓷厂管理方法，订有公司章程和谕工匠帖，有较正规的管理制度和工艺规程。
所出产品造型规整，工艺考究，但色釉单调，成色率低。
曹广权热心于教育和实业，关心钧瓷的恢复和发展，派职官汪瑞甫专管钧窑公司，并请景德镇工匠到神垕相互交流技艺。
他任职期间，不断到神垕巡视，和钧瓷艺人关系比较密切。
后又调北京任职。
在京期间常向钧瓷艺人致函问候。
钧窑公司共经营十余年，因政治局势混乱，无力经营，约在民国初年停办。
之后，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禹县知事韩邦孚、县长王桓武、侯慕彝等都曾支持过钧瓷的恢复，或筹建钧瓷公司，或开办工厂。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1938年6月，侵占河南省会开封，接着又是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冲击，政局混乱，民不聊生，致使钧瓷销路闭塞，生产处于奄奄一息状态。
1942年，河南又遭大旱，钧瓷艺人，无以为生，有的背井离乡，有的另谋生计。
恢复数十年的钧瓷，又因战乱、灾荒而基本停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级政府地领导与扶持下，经过老艺人和专家、学者的艰苦努力，钧瓷获得新生。
1949年4月，禹县神垕解放不久，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豫西行署五分署即派分署建设科科员任坚（神垕人）回神垕接收、代管逃亡匪霸经营的瓷厂，办起人民工厂。
职工艰苦创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积累逐年增加。
1950年人民工厂做过仿钧（氧化火烧成）试验。
1951年，陶瓷工人刘保平等组织工人自筹资金建立3个互助组，并逐步发展成为禹县神垕瓷窑生产合作社。
1954年，建立第二瓷窑生产合作社。
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神垕陶瓷业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全部组织起来，建立7个陶瓷生产合作社。
1957年7个社分别并入第一、第二陶瓷生产合作社。
不久，改名为第一、第二陶瓷合作工厂。
解放初期，神垕有几家较大的私营窑场，1955年人民政府对其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公私合营豫西瓷厂。
神垕陶瓷生产全部恢复，陶瓷工人全部就业。
1955年，中央轻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陶瓷会议，决定恢复传统工艺瓷生产。
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主任刘保平根据会议精神和专家的建议，从外地请回钧瓷老艺人卢广东，进行试验烧制钧瓷。
1955年10月到1956年10月，经过180多次试验，终于试烧钧瓷成功，并通过上海、广州、天津、青岛等口岸，销往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
以后，地方国营豫兴瓷厂和公私合营豫西瓷厂先后请回钧瓷艺人卢广文、郗杰、王喜娃、卢正兴试烧钧瓷，河南省有关部门也派工程技术人员到神垕指导和帮助。
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和小型试制，钧瓷发展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1957年秋，经轻工业部批准，投资6万元，由地方国营豫兴瓷厂抽出专人筹建钧瓷试验厂。
1958年4月14日，地方国营禹县钧瓷厂建立。
1958年5月5日，公私合营豫西瓷厂与地方国营豫兴瓷厂合并，定名为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
钧瓷厂在河南省轻工业厅李志伊等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下，艺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相结合，边试验、边研究、边试烧、边总结。
通过123窑次的试验，初步找到了窑变成色的门路，攻破了“十窑九不成”的难关，并运用倒焰窑以还原焰烧成五光十色的窑变钧瓷。
当时品种有坛子瓶、双耳花瓶、将军盔、双耳八钉瓶、浮雕大盘等。
釉色红若胭脂，紫若玫瑰，虽不及宋代钧瓷色质玉润，但却打开了钧瓷窑变技术的大门。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把刚建立起的钧瓷专业厂，并入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成为一个车间，又要求钧瓷也大放“高产卫星”，工人日夜加班“连轴转”，用100立方米大窑烧天蓝釉钧瓷，只求数量忽视了质量。
1961年，贯彻上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神垕镇大跃进时期合并起来的三个瓷厂又重新分开，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又重整旗鼓，恢复钧瓷生产。
为加强古陶瓷生产的领导，河南省建立恢复古陶瓷委员会，省工矿研究所的化验设备调拨给地方国营禹县瓷厂，钧瓷进行化学分析。
并派出人员外出走访专家，学习技术。
在老艺人和技术人员努力下，钧瓷研制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月白、钧红、钧花、天青等名贵釉色接近宋代上乘钧釉水平。
通过调试和改变烧成条件，找到了烧天蓝釉的工艺方法，其产品古朴柔润，酷似古钧。
同时在胎骨、烧成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深受中外陶瓷界的青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钧瓷生产遭到严重的冲击，在“破四旧”的口号下，仿古的钧瓷造型被毁掉，有的钧瓷技术人员被批斗，有的老艺人被勒令回家，钧瓷生产又趋于低潮。
70年代初期，神垕镇的一些社队瓷厂（东风瓷厂、东大瓷厂、西大瓷厂、新华瓷厂、胜利瓷厂）陆续小量生产和研制钧瓷。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神垕镇政府大办乡镇瓷厂，主要以生产彩釉瓷为主，钧瓷产量不大。
神垕的钧瓷生产厂家主要有国营瓷厂、钧瓷一厂、钧瓷二厂和镇办的东风瓷厂、胜利瓷厂、新华瓷厂和西大瓷厂。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国营、集体大瓷厂还占领着钧瓷生产的主导地位。
同时，一些私人开办的钧窑厂从家庭作坊式生产缓慢成长起来。
80年代中期，各厂家注重钧瓷生产工艺的提高，纷纷建立健全钧瓷制作工艺流程，制定规范的生产工序，同时大量培训熟练技工。
国营瓷厂、钧瓷一厂、钧瓷二厂等三大厂都设置成立了“钧瓷实验室”，购置了仪器、仪表，参与实验；聘请了外地艺人、技师；吸收了南方窑业成果，进行科学化管理。
本期钧瓷窑业已成熟地使用了倒焰式窑炉，突破了“钧不过尺”的传统工艺界限，实现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境界。
这一时期，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出访外国，先后采用钧瓷作为国礼，赠送外国政要，钧瓷的声誉有较大的提高。
1990年前后，几大瓷厂因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政策，经营困难，“赔本”的钧瓷生产逐步停产，为钧瓷“民窑”的兴起提供了空间，但成规模的并不多，大多依然属于家庭作坊式生产。
钧瓷属高投入、低产出的“窑变”艺术，一方面国家对钧瓷生产厂家给以财政上的扶植，另一方面生产厂家也从其他经济效益好的瓷种来弥补钧瓷生产的亏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国家和政府对企业实行财政和经费“断奶”，钧瓷生产无利可图，一些生产钧瓷的企业因为支撑不起逐步停产。
而刚刚兴起的民窑，因为技术、资金、原材料上涨以及缺乏市场眼光等原因，钧瓷生产也面临较大困难。
90年代初期，禹州、市委、市政府加大对钧瓷保护和开发力度、弘扬钧瓷文化。
在禹州市区北八卦垌宋钧官窑遗址保护区内建立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和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
“钧研所”为正科级编制，集中了当时钧瓷制作技术精英，是一个集钧瓷科研、生产、销售、博物、旅游为一体的综合开发机构，担负起弘扬钧瓷文化、再造钧瓷辉煌的重任。
建所初期，由于技术力量雄厚，在钧瓷的艺术造型、釉料选取、釉方配制、成型工艺、烧制枝术、艺术品位等方面不断创新，取得了重大突破。
1992年，率先成功设计建造6立方米鸭蛋形倒焰瓷窑和双孔隔焰钧瓷窑，使钧瓷烧成去掉了匣钵，工艺更加合理和简单。
1994年，引进液化气烧制钧瓷技术，建成4立方米液化气梭式钧瓷窑炉并试烧成功，烧制时间由传统煤窑的20小时缩短到10小时左右，成品率由35％提高到70％左右。
由于其产品釉色丰富多彩，变形及瑕疵少、污染小、劳动强度小等优点很快推广普及到禹州瓷区。
液化气钧瓷窑炉的试烧成功，改写了间木柴、煤烧制钧瓷的历史，在钧瓷发展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造型上，研究所组成专业的研究造型队伍，成立造型艺术工作室，对传统的钧瓷造型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吸收其他陶瓷品种的优点，进行造型创新，使钧瓷打破“钧不盈尺”的古训。
同时，在造型的奇险、夸张、变形、寓意、象征等方面有重大突破。
在“钧研所”的推动下，现代钧瓷工艺技术日臻成熟，钧瓷产业得到显著提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钧瓷宣传、营销也开始向现代商品运作模式转化。
1996年，禹州、神垕党政机构以新组建的“河南省神垕钧瓷集团有限公司”和“神垕钧陶行业管理协会”的名义在香港举办了“中国钧瓷艺术（香港）国际研讨会及珍品展览会”。
1997年，在日本举办“中国神垕钧瓷珍品（日本）展”。
带动了神垕本地钧瓷民窑自改革开放以后的又一次生产高峰，对钧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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