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摇篮麻省理工MIT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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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生的学习方式都将受到数字媒体、互联网以及尚在开发中的设备和系统的深刻影响。
对此，我深信不疑”。
“但是，我更加深信不疑的是，住宿制大学仍然是我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我们提供最集中、先进和有效的教育，天资聪慧、富于创新的年轻人同住同学，又有乐于奉献的教师朝夕相伴，由此产生的魔力是机器无法取代的。
”维斯特校长还说。
理查德·
费曼，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普林斯顿、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闯荡多年，在他那本著名的《别闹了，费曼先生》中，他这样谈论麻省理工学院——“我从不同的学校，学到的东西各有千秋。
麻省理工学院是个很好的学校，有他独特的精神，学校里每个人都认为它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相信他是全世界——至少是全美国——科技发展的中心，就好像纽约客看纽约市的情形一样。
你会有一种和他共生的奇妙的参与感，很想继续参与下去——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的一群，运气好才能待在那里。
”
艾伦·
古思17岁进入麻省，拿到硕士学位后，麻省理工学院给他的奖学金是每年4000美元，这在1970年可以过很富足的生活。
古思从一个博士后转到另一个博士后，直到1980年在斯坦福研究所发表一篇论文，详细阐明“大一统理论”的含义，再回到麻省物理系任教。
他说，他对真正的科学有所体验，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回旋加速实验室里实习的时候。
这里的回旋加速器与别处的不同在于，它可以安装在一个房间里，由一个人操作，“当你是一个刚刚开始学习的本科生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学生，不是科学家，那时我第一次有一种科学家的感觉。
”他喜欢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像水龙头一样谈论物理，直到一位不懂物理的听众也要点头称是。
1957年，埃德温·
兰德在MIT发表演讲，其题目是“科学时代的大学理念”，他的主旨是每个人生来就有无限的潜能，大学要有大力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
兰德的建议被麻省理工学院归纳为“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年轻人有机会和教授一起从事科学研究，而不只是坐在课堂上记笔记。
每年，全世界的聪明学生来到麻省理工，他们享受到的氛围是无法复制的——
“嗨，我从小的偶像就是霍金，我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所以我到麻省来简直太正常了。
但真到了这里，在大学一年级时和各种人接触，我才发现，每个人到这里的道路都不寻常，他们心里都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互相激发。
“嗨，我是个受虐狂，我读的是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的双学位，我已经修了如下30门课（省略），我喜欢演戏，我演过《阴道独白》和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我是女子冰球队的成员，我还参加过乐队演出，一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在乐队里拉大提琴。
“嗨，我是苹果的销售代表，在我们学校里很多人都用苹果，我课余时间的一个任务就是琢磨用苹果电脑还能干什么，我玩《吉他英雄》，这个游戏是我们的校友做出来，我想的是怎么把MIDI键盘和游戏连接上，我不是要卖电脑，而是和朋友讨论电脑有什么新鲜的玩法，苹果公司会为此给我付钱吗？
“嗨，你可能听说过麻省的课业繁重，我们一周上48小时课，但一周有168个小时，课余时间有数以百计的活动小组可以参加。
我们喜欢体育和艺术，如果你能管理好你的时间，你就能保证充足的睡眠，但有时候睡觉是很没意思的，要是夜里两点，宿舍里忽然有一帮人谈论起政治或基因，你也许乐于参与。
麻省理工学院的确把课程免费提供给了全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把全世界都带到校园里。
这所学院一向以变化教学方法、应对现实问题著称，在数字时代，来到这里的孩子们早已习惯通过互联网学习，他们在校园又会体验到什么样的魔力？
杰苏尔·
阿拉莫教授创办了一种可用于微电子设备的网络实验室，学生可以24小时在任何地方使用。
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生，可以将他们的设计提交给世界上最著名的设计师进行评判，一个班级可以有多名专家进行在线的团队教学。
电磁学的课程将完全在工作室，没有讲座，学生们要动手做实验，这个项目叫“技术促进主动学习”。
维斯特承认，现在的环境是以多种不同形式呈现、接受和传递信息，学习者借助各种技术和自己的五种感官在学习，许多新的教学方法只是皮毛，但麻省必须参与到这个试验当中，怎样在一个信息时代学习和创新，是一所伟大学校应该探讨的课题。
什么能代表麻省理工学院
2010年10月09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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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
“这就是MIT!
“当MIT人骄傲地说，‘这就是MIT’（ThisisMIT!
）的时候，他们在说些什么？
主笔◎鲁伊
从无尽长廊到大穹顶
从波士顿去麻省理工学院，最快的方式是坐红线地铁。
从坎道（Kendall）站下车，不用出站，一墙图文并茂、不时跳出“诺贝尔奖”字样的大事年表就告诉你，你已经来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理工学院的地盘上。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或许是常常为匆匆过客所忽略的两条铁轨之间的3组看似破铜烂铁的装置艺术。
深受无聊等车者欢迎的是一张悬在半空的大铁片儿，用力摇动墙上的把手，它便会抖起来并发出“轰隆隆”雷鸣般仿如列车将至的声音，颇能以假乱真。
这块铁片儿有个在科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伽利略”。
它和由16根金属管组成的可以发出B小调全部音符的“毕达哥拉斯”及一响便是5分钟的“开普勒”钟一道，并称为“坎道乐队”。
设计者是野兽派画家亨利·
马蒂斯的孙子保罗·
马蒂斯（PaulMatisse）——一个哈佛毕业生，却深得MIT之三昧。
不过，对于观光客来说，前往MIT的最佳路线，却是另外一条：
从波士顿最繁华的后湾区沿麻省大街一路向北，越过横跨查尔斯河的哈佛桥，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那个全世界理工科学生都心向往之的地址——麻省大街77号。
这个地址是如此出名，以至于它的邮政编码——02139——据说是美国高中生除了生日之外最常使用的密码组合之一。
选择这条1公里多一点的步行路线，固然是因为可以在哈佛桥上看到MIT众多轶事传说中最著名的“364.4斯穆特外加一耳朵”和“到地狱还有一半路程”的标记，更重要的是，这几乎是麻省理工学院看起来最庄严美丽的一个角度。
走在哈佛桥上，“大穹顶”（GreatDome），这座由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威廉·
伯斯沃茨（WilliamBosworth）以哥伦比亚大学洛氏图书馆为原型建造的仿罗马万神殿式建筑，以它最经典的一面逐渐拉近。
而从通常被当成MIT正门的麻省大道上的7号楼入口进入，充满传奇色彩的“无尽长廊”便现在眼前。
在每年11月中旬和1月下旬的几天里，可以从这条全长825英尺的长廊一端看到另一端的落日余晖，“MIThenge”这个词便是专门造来形容这一奇特景象的。
它的词根来自Stonehenge，英国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
经常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万里迢迢地跑去那里用身体摆出MIT几个字母的形状，拍成照片张贴到网上。
不过，这种恶搞和每年开学考试时例必出现、不断花样翻新的匿名恶作剧（hacks）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对于一个MIT的新来者，7号楼一进门处的访客中心绝对是必去之地。
如果不从这里拿一份有数字编号的校园地图，问路都无从问起。
和其他大学一样，MIT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的命名，其实主要用的也是捐资者、校长或著名校友的名字。
比如西校区的研究生宿舍“唐氏楼”（TangHall），便以捐资建造这栋大楼的MIT校友唐炳源命名，而东校区的“王氏运动中心”（WangFitnessCenter），则由前PC时代电脑行业霸主之一的王安公司捐赠。
但是，在MIT的校园话语体系里，这些大楼向来只以数字相称——唐氏楼是W84，王氏运动中心是57，吃饭娱乐办理琐事的斯特拉顿学生中心就是W32，没人会特地因此感念一下第11任校长尤里斯·
斯特拉顿，而一提起去E23，对方马上会对你的健康大加关怀：
“怎么样，不要紧吧？
”因为那栋楼正是校医院所在。
由无尽长廊所贯穿的、始建成于1916年的1号楼到10号楼，是麻省理工学院现存最古老的建筑。
1865年2月20日，麻省理工学院开天辟地的第一堂课，上课地点是波士顿市中心的商会大楼。
那时候，MIT创始人威廉·
巴顿·
罗杰斯（WilliamBartonRogers）费尽千辛万苦从各方募集资金建造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栋教学楼还是一片大工地，直到一年后方始建成。
这栋坐落于波士顿后湾区博伊斯顿街上、后来被命名为“罗杰斯楼”的红砖大楼陪伴MIT走过了开创之始筚路蓝缕的半个世纪。
但在20世纪初MIT迅速扩张、为求发展于1916年北迁至查尔斯河对岸的坎布里奇之后，它却被迅速弃诸身后。
1939年，就在坎布里奇校区的新“罗杰斯楼”——7号楼——落成一年后，老“罗杰斯楼”被拆掉，土地作价卖给新英格兰生命保险公司加盖办公大楼。
如今，只能从照片上摹想它当年的风貌。
如果从建筑风格的角度考察，伯斯沃茨为MIT坎布里奇新校区所设计的1～10号楼群，很好地延续了老罗杰斯楼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而这也是当时新英格兰地区主流的建筑风格：
庄严，宏大，简洁，质朴，讲求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对称之美。
站在以MIT第10任校长詹姆斯·
基里安（JamesKillian）的名字命名的基里安方庭（KillianCourt）正中，面向须仰视才见的10号楼的廊柱和大穹顶，处在一圈中楣上刻着亚里士多德、牛顿、富兰克林、巴斯德、拉瓦锡、法拉第、阿基米德、达·
芬奇、达尔文和哥白尼等科学巨人名字的配楼的包围中，那种对科学传统的高山仰止之感会让你立时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成为MIT的标志性场景，频繁出现在明信片、到此一游的照片和电影电视中。
事实上，以MIT为背景的两部著名电影《骄阳似我》和《决胜21点》，因为无法取得在校园内拍摄的许可，绝大多数镜头都是在其他地方完成的，但他们都没忘了插入几个以无尽长廊和大穹顶为背景的远镜头。
这顿时为电影增加了可信度。
与之相对应，为了节约费用而在纽约布朗尼克斯社区大学和曼哈顿学院取景的《美丽心灵》，虽然剧组人员费尽心机几乎营造了与MIT内部一样的走廊和办公室，但就因为“连一个大穹顶的转换镜头都欠奉”而被人大加嘲笑——“我可没从里面看出一丁点儿MIT的影子。
”物理学系教授伊萨多·
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毫不留情地这样说。
然而，大穹顶真的能够代表今日MIT的形象吗？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
杜兰特（WillDurant）曾经总结过美国文化的一个有趣的特点：
因为缺乏历史与传统的遗憾，而不惜补偿性地动用一切资源，营造一种古典和传统之美，狂热程度甚至超过那些古老文化的源起之地。
在美国的公共建筑——尤其是政府办公楼和大学校园——上，这一特点体现得格外淋漓尽致。
美国的8所常春藤盟校，校园建筑或罗马式，或哥特式，或维多利亚式，外观一个比一个宏伟壮丽，历史最悠久的哈佛反而是其中最寒酸简陋的一个。
而在《美国大学之魂》（TheSoulofTheAmericanUniversity）一书中，美国教育史专家乔治·
马斯登（GeorgeMarsden）指出，即使是历史较短的新兴大学，如东岸的芝加哥大学和西岸的斯坦福大学，也用大笔金钱打造出一种古老、神圣的近似欧洲大学的象牙塔氛围，以吸引捐赠人慷慨解囊。
与这些学校相比，MIT这所诞生了美国第一个建筑系的大学，校园总体上却显得风格极其混杂，草率而又凌乱。
以至于有这样的俏皮话流传：
耶鲁=石头，哈佛=砖头，MIT=水泥板，耶鲁长于高，哈佛长于红，MIT长于丑。
北迁坎布里奇之后，MIT在“一战”和“二战”之间、60年代、80年代前期和90年代末至今又经历过几次大的扩建。
如果按照上面提到的第二条路线，在7号楼不进正门而是继续前行的话，你就能看到这些扩建工程的实例：
左手边启用于1947年的洛克威尔篮球场（RockwellCage）代号W33，当年曾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培训的大批军人的室内操练场，如今是校园里仅存不多的几处“二战”期间仓促动工上马的临时建筑的遗迹。
紧挨它的旁边，是建成于1968年的被戏称为“水泥蛋糕”的斯特拉顿学生中心。
十字路口对面，有个突出白色大圆罐的楼群是已经有50年历史的MIT核反应实验室，右边一片乱糟糟有如废弃工厂的所在，则是超导发生器的实验基地。
走过这片以水泥混凝土和简陋红砖为主基调、几乎毫无美感可言的工业建筑，向右转，便是以玻璃幕墙和钢结构为特色的80至90年代建筑，沿着瓦萨街两侧，编号从30多一直排到40多。
而在这些平庸而讲求实际的楼群中，却突然跳出了完工于2004年、强烈挑战人们对建筑的思维定势的施塔特中心（StataCenter）。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是一个被纪念大道、瓦萨街和梅恩街定义了三边的扁长三角形的话，那么其间各种时期、各种风格、彼此甚少联系、以空间上的并置来取代时间上的延续的建筑物，便将这个三角形变成一幅巨大的拼贴画。
使一种传统得以庄严维系下去的纽带是它的连续性，然而，在这幅三角形的拼贴画中，肇始于麻省理工学院开创时的古典主义风格却在其后最辉煌的几十年中完全被弃之不顾，反而令它带上了某种反讽的味道。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作为校园里最庄重肃穆的所在，无尽长廊和大穹顶虽然被外人顶礼膜拜之，但对于MIT的学生来说，却是最常被“hacker”们恶搞的所在。
近几年来，MIT逐渐减少了大型公选课的数目，而改为小规模的研讨式授课方式。
以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大型阶梯教室为主的1～10号楼逐渐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挤。
穿梭在无尽长廊上的学生虽多，但目的地多是位于校园北部和东北部的新教学楼。
流连于这两处的，不是外来的游客，便是专门来看hacking热闹的好事者。
虽然在MIT之外的地方，hacker指的都是侵入电脑网络的黑客或骇客，但在MIT，对应的名词却是带有贬低意味的cracker。
hacking专指那些“富有挑战性和娱乐性的、聪明的、无伤大雅的、道德的恶作剧”。
麻省理工学院hacker们的经典恶作剧包括：
1999年，电影《星战前传》放映前，把大穹顶改造成了星战中机器人R2-D2的样子；
2006年的“9·
11”事件5周年纪念日，一辆红色消防车突然出现在高高的大穹顶之上；
以及一个月前，刚刚在无尽长廊的进口处现身的电视剧《神秘博士》（Dr.Who）中的道具灵异电话亭。
然而，所有这些自上而下的对MIT“传统”和“经典”的颠覆，无论是属于高层决策的迅速夷平一座自己已经不需要的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大楼，或拥抱众多与现有建筑完全不搭界但能满足当下需求的新的建筑尝试，还是虽处于学生层面但被校方默认甚至鼓励的在地标式建筑上的集体恶作剧，都及不上那栋由弗兰克·
盖里（FrankGehry）设计的施塔特中心所带来的震撼。
对这栋在MIT校园中占据独特地位的建筑的考察——在所有MIT的建筑中，施塔特中心是唯一一个大多数MIT人习惯以其名字“施塔特”而非传统的楼号“32”相称的教学楼——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
施塔特的前世今生
选择从建筑的角度审视MIT，源自今年6月刚刚去世的MIT建筑与规划设计院前任院长、“智能城市”的倡导者威廉·
米歇尔（WilliamMitchell）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我们的建筑物不只是提供我们栖身的地方，它也向天下昭示我们是谁，我们期待成为什么。
它同时也应该激发我们去实现人们的愿望。
它应该更明确地表现创新的精神、社会的期待以及冒险的思考，而这些正是MIT的特色。
对于不那么熟悉MIT历史的外来者来说，施塔特中心是一个现在式。
人们看到的，是它与MIT所有现有建筑全不搭调、“像被锤子砸过”、“仿佛永远未完工”、“随时都会倒塌”的外观，是它曲里拐弯甚至需要“靠掌上GPS的帮助才能从洗手间安全返回办公室”——出自MIT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文森特·
陈（VincentChan）之口——的迷宫般的内部设计，还有在它里面工作的那些MIT的在世传奇——语言学家诺姆·
乔姆斯基、万维网的创始人蒂姆·
伯纳斯·
李、密码专家罗纳德·
李维斯特以及自由软件运动的领军人物理查德·
斯塔曼等。
然而，如果从MIT的历史看，为施塔特中心赋予特殊意义的，却是它的过去式：
它是在20号楼的原址上建造起来的。
20号楼可不是寻常所在。
“二战”期间为MIT赢得全球声誉的辐射实验室（RadiationLaboratory），便设在这栋为满足美国政府军事需要紧急建造的简陋临时建筑中。
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底，在阿尔弗雷德·
李·
鲁米斯（AlfredLeeLoomis）的率领下，辐射实验室承担了美国“二战”期间使用的几乎全部微波雷达的研发和制造工作，并研发出了第一个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LORAN。
正是因为在这一领域的突出技术优势，美国海军才得以成功肃清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岸附近的活动，并于1944年成功实现扭转战局的诺曼底登陆。
到1945年9月时，美国政府拨给MIT用于微波雷达研制的经费高达每个月近500万美元，相当于MIT“二战”前整个学校全年的经费。
最高峰时，受雇于辐射实验室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达3897人，而这上千人的活动中心，便是20号楼。
20号楼并不好看。
弗雷德·
哈珀古德（FredHapgood）在他关于MIT的《无尽长廊》（UptheInfiniteCorridor:
MITandtheTechnicalImagination）一书中写道：
“这楼太丑了，简直叫人叹服。
它比校园里所有其他的难看建筑物还要丑上10倍。
”但是，对于在其中工作的科学家来说，这栋虽不好看但却相当合用的大楼却远远没那么糟糕。
MIT电子研究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负责林肯实验室的阿尔伯特·
希尔（AlbertHill）就说过：
“搬进20号楼后，我们实验室的可用空间一下子大了两倍。
”主要原因是20号楼是临时建筑，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实验需要调整内部空间。
而在电子工程和生物工程教授杰罗姆·
莱特文（JeromeLettvin）的眼中，20号楼就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子宫”，虽然看上去乱七八糟，但其中却神迹屡现。
如果从时间点上看，辐射实验室和20号楼的黄金时代，的确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发展时期。
在辐射实验室之前，虽然MIT已经是一所全美一流的工程学校，但它还不是一所伟大的研究型大学。
它的主要教育目标，依然遵循着罗杰斯时代定下的方针，也即更加强调“手”的训练，旨在为当时新英格兰地区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金属加工业和机械业提供更符合需求的工程技术人员。
根据曾经在辐射实验室工作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萨缪尔森的回忆，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系和物理系等基础科学系仍几乎是完全为了迎合工程学学生的兴趣而设立的。
“所有这些系都被看做‘服务系’，是工程师们开车进来，把他们的油箱加满初级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课程的加油站。
”在“二战”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MIT工程学与基础科学的师资比一直保持在85%比15%左右。
“手脑并用”（MindandHand，拉丁文写作MensetManus），这是MIT广为人所知的校训，也是一本书的名字。
它的作者之一是麻省理工学院第11任校长尤里斯·
斯特拉顿。
在这本书中，斯特拉顿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斯杰莱德大学和皇家理工学院的前身、成立于1796年的安德森学院（Anderson'
sInstituion），一直被认为是英语国家中第一所理工学院。
这所大学的校训是MenteetManu，与MIT的校训相差仿佛。
鉴于美国大学向来有效法英国大学的传统，斯特拉顿开始时以为，MIT的创始人罗杰斯也是从安德森学院的校训中获得的灵感。
然而，当他向斯杰莱德大学的图书馆管理人员求证此事时，却得到了恰巧相反的答复。
历史档案显示，直到1912年，斯杰莱德大学的校董事会才通过了“MenteetMenu”这一校训。
而提出此项动议的院长，其实是从一封麻省理工学院学者来信上的MIT校徽中得到的启示。
回到罗杰斯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在那个被美国教育学家莱曼·
亚培（LymanAbbott）形容为“英国模式的学院培养绅士，德国模式的大学产生学者”的古典精英教育传统仍深入人心的时代，敢于提出“大学教育应当是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美国生活所做的技术准备”这一充满挑战性的理念，并且把一个手持铁锤的工人形象与经典的手捧书本埋头苦读的学者形象并列放在校徽上，这本身便是一种划时代的革命。
而格外重视“手”的方面，也是当时情景下矫枉必须过正的由来所然。
必须看到，在当时，虽然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模仿德国模式建立了一些以满足工业革命背景下现实需要为目标的培训项目和学院，但受制于传统“精英主义”和轻视动手操作能力的羁绊，这些学院始终未能取得可以与罗杰斯的MIT堪相媲美的成就。
仅仅成立3年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数目便已经是哈佛劳伦斯科学院的3倍，这种差距不断扩大，一直延续到1873年的经济恐慌时期。
在那之后，虽然差距不再像之前那么明显，麻省理工学院在招生人数上依然一直大幅度领先。
但是，作为一所缺乏传统却勇于创新的私立大学，MIT在创立伊始的半个多世纪中，虽然受到社会和学生的欢迎，但却一直面临资金匮乏的困境，曾经数次险些为财大气粗的哈佛所吞并。
1917年，当美国卷入“一战”后，一方面是受到当时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风行的“如果最高尚的道德便是为民主社会服务，那么对于教授和大学来说，最崇高的使命就是投身于服务这个国家的事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获得更多政府资助的需要，当时的两任校长斯特拉顿和卡尔·
康普顿（KarlCompton）先后对MIT的教学方向做出调整，使其可以更好地适应美国工业生产和军工研究发展的趋势。
在“一战”期间，MIT便承担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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