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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
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
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
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
‘乏’。
”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
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
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
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
”①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
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
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
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
“现在的屠杀者”。
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
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
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
“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
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
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
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
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
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
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
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
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
”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
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
（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
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
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
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
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
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
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
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
他说:
“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
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
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
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
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
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
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
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
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
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
“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
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
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
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
《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
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
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
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
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
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
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
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
《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
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
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
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
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
接着就说: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
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
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
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
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
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
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
”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
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
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
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
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
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
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须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
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
这就必须从新颖的角度去运用它，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
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新鲜，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
形象的力量，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
所以有人认为:
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
鲁迅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
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
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
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
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
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
“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
”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
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
“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
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
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最后又说: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
……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
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
《记念刘和珍君》描述刘和珍等牺牲的事实之后，写道: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
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沉默呵，沉默呵!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种排比复沓的句式，有力地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强烈地激起了读者对于反动派的仇恨。
在《友邦惊诧论》等政治评论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揭露反动派，表达鲜明的阶级感情。
鲁迅杂文的抒情，有时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朴素无华的文辞中，寄托着一种真切的感情。
如关于柔石的一段描写:
“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
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
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
……他相信人们是好的。
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
--不至于此罢?
’……”①在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纯洁、善良、勤劳的品质同时写出，一样地感动着我们么?
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
他认为: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
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
”讽刺作者的本领，就是偏要提出这种“谁都不以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②。
比如，上面所举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论》中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包含着作者的善意和热情，让读者在不禁发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对于敌人，鲁迅也经常燃起讽刺的愤火，但为的是要把他们烧毁。
比如《“有名无实”的反驳》，从报上引述一位国民党排长的话，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
鲁迅说:
自己“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①。
好用反语，是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
在与论敌笔战中，尤其是这样。
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如所周知，“曲笔”原是旧中国反动政治迫害的产物，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序言》里，曾经这样说过:
“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鲁迅的一部分杂文，所以采用“曲笔”，原是迫不得已的。
有人把“曲笔”当作鲁迅笔法，好像鲁迅一贯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似的，这是很大的误解。
实际上，只要有可能，鲁迅总是竭力把文章写得明白晓畅的。
“曲笔”既是政治迫害的产物，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有成规可循的艺术手法，它需要适应不同的题材，对付不同的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
有全篇用隐喻的，如《现代史》。
内容写变戏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榨钱，今日这班人走了，明日那班人又来。
全文没有一句话涉及当时的政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现代史。
有全篇用反语的，还有说故事，引古喻今等多种方法。
对于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
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
他曾这样说:
“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
”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让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好地发挥杂文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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