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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中人的因素

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中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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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中人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60年代末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80年代日本经济急剧发展,人均收入及工业技术水平已同欧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部分工业技术已走在欧美国家的前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

日本

创造这些经济“奇迹”,除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外,在国内条件中,人的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劳动立法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工人既无政治权利,又无较好的劳动条件,生活状况极为悲惨,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极为尖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劳动立法,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有利的重要条件。

1945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工会法》,确立了工人的结社权和罢工权,促进了日本工会组织的迅速发展。

1946年2月,工会法正式实施前,全国已有3200个工会,工会会员达150万人。

1946年3月底,工会数量增加了一倍,会员人数增加了100万人。

该法的实施揭开了日本劳动改革的序幕。

1946年9月,日本政府通过了《劳动关系调整法》,确定了工人的基本权利,实行男女同工同酬,规定了劳动合同、工资、劳动时间等。

如果劳资双方自行解决纠纷时遇到困难,由劳动委员会进行斡旋、调停、仲裁,以求尽快地解决劳资纠纷。

1947年4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劳动基准法》,将新宪法第27条规定的有关工资、劳动时间、休息以及其它劳动条件的基本标准具体化。

该法的实施使日本工人的劳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清算了工场法等战前保护法的贫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外倾销,纠正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市场上不适当的竞争力,在劳动方面有助于促进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1947年,日本政府还先后制定了《补偿工人灾害保险法》、《职工稳定法》、《失业保险法》等稳定工人经济地位的有关法律和制度。

通过这一系列的劳动立法,日本工人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

据统计,1955~1970年,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近3倍。

随着工人收入的增长,社会购买力和消费水平相应提高,对推动日本经济持续高涨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如日本劳动经济学家竹前荣治说:

“战后初期,由占领军推动而进行的农地改革、财阀解体、劳动改革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战后日本奇迹般的经济复兴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劳动改革,通过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巩固了有效内需的基础,对输出基础的扩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在企业内部组织工会的形式,使企业内部出现劳资矛盾和对立时在企业内部协商解决,便于协调劳资关系。

工会是按企业组织起来的,工会会员的生活需要依靠企业,同企业息息相关,这就使工会会员常常把自己切身利益同企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容易形成所谓“命运共同体”,有利于缓和劳资矛盾,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增长。

劳资关系得到了改善,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二、重视教育,注重开发“人的资源”。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这是同日本政府重视教育,开发“人的资源”分不开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就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和造就技术人才。

战后,日本在1948年就普及了初中教育,以后又普及了高中教育。

日本发展教育的基本信条是“强固山脚比强固山顶更重要”,在教育中重视面向本国需要、面向生产实际的需要,从而使年轻人的进取心能够普遍地扎根于本国的土地,扎根于实际生活,为本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特别是大力发展工科教育和职业教育,使之成为向生产第一线输送大量人才的基地。

在日本政府的行政费用中,教育经费占20%以上,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比例最高的。

就文化水准来说,日本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名列前茅,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文盲率仅为0.7%,而美国为2.2%,意大利高达9.3%。

日本科学技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占人口的比重超过美国,使日本的科技人才不断地充实,到1989年3月,日本已拥有科研人员46.2万人,比5年前增加25%,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美国。

尽管日本企业职工的学历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者还是十分重视在职教育和终身教育,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轮训和研究进修,提高职工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技术理论知识。

加上日本企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使日本工人比较安心工作,比较愿意钻研新技术。

正是日本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普及,促使日本国民素质不断得到改善,并导致企业就业人员的平均文化程度提高。

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越可能产生向上和进取之心,责任感越强,并把从事的工作作为进取的阶梯,把努力工作与追求进取结合起来,产生积极向上的动力。

这支拥有较高教育程度和熟练技术水准的劳动力队伍,使日本能充分吸收、消化和发展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迅速摆脱经济上、技术上的落后面貌,跳跃式地赶上或超过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日本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使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三、具有凝聚力的企业组织,激发了人的活力。

战后,日本政府通过民主改革和一系列劳动立法的制定使日本企业组织机制进一步完善,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日本增强企业凝聚力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企业对职工实行终身雇佣制。

日本大企业在录用新职工时,首先强调的是录用对象的品行和能力。

如果一经录用,本人努力工作,基本上意味着终身雇佣,从而给职工带来安心感。

这种安心感在基本不存在“铁饭碗”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安全保障”。

同时,企业在经营结构发生变化时,尽力通过调整企业内部的劳动力来解决,这样通过劳动力和劳动市场的“企业内部化”,增强了劳动者对企业的“归属意识”。

就业者和企业之间经常是进行双向选择,越是有前途、经营水平越高的大企业和骨干企业就越能录用高质量的新人,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经济效率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潜力和积极性。

第二,企业重视对新职工的训练,培养其符合企业需要的“企业精神”。

企业对招收的新职工要组织住集体宿舍,过集体生活,进行集中训练,甚至业余时间也要用于企业内部的社交。

如东京的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对新职工进行培训是从“入学式”开始,先教给如何行礼,要求弯腰45度,然后一个个地纠正听讲话时的姿势,进行一个小时的预习后,听总经理训话,听讲时个个都要脊背挺直,双手放在膝上,培训期限为3个月。

新职员在第一年的工作中,往往被辗转分配到各个部门,以便尽快全面了解和熟悉企业的业务。

企业抓住青年人可塑性强的特点,把他们塑造成符合企业需要的、完全“企业化”的人。

第三、注重企业内部的“平等化”。

日本企业内部的“平等化”主要指缩小原来存在于企业内部的不平等和等级差别。

战后日本企业内部的“平等化”,首先表现为企业内部工资差别的缩小。

根据1982年日本经营者协会联盟(日经联)回顾总结,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大企业的经理和刚刚进入企业的新职工的工资差别的演变过程:

在20年代(以1927年为例),最高经营者的工资为新职工的110倍(税后实际相差为100.6倍),由于当时所得税很低,工资相差倍数在税前和税后都差不多。

在战后的60年代(1963年),最高经营者的工资相当于新职工的工资倍数降至23.6倍(税后为11.9倍),由于累进所得税很高,税后收入的相差倍数比税前收入下降了一倍。

到了70年代(1973年),这个倍数又下降到了19.0倍(税后为9倍)。

1980年税后收入的差别不到8倍。

日本企业在战前还存在身份上的差别,比如终身雇佣制只适用于“白领”职员,而不适用于“蓝领”工人。

在工厂的待遇方面,“白领”和“蓝领”身着不同的的制服和工作服,在不同的食堂进餐,甚至连厕所、澡堂、进出工厂的门也是分开的。

在战后的日本大企业,终身雇佣制适用于所有的正式职工,其它的等级差别也被废除了,“蓝领”和“白领”的等级差别日益缩小,平等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第四、重视培养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心。

在日本企业里,每个职工都把企业视为自己的归属,牢记企业的“社训”成为忠于企业的表现之一。

对于一个“修行”到家的“企业人”来说,企业成了他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场所,为了企业他可以投入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甚至不惜让家庭为此做出牺牲。

在企业中能够被提拔为经营者的职员,几乎必然是“修行”企业教义的佼佼者,在对企业忠诚这一点上经过长期的考验,因而能够将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

战后,日本企业通过各种措施增强职工的凝聚力,特别是“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薪金制为主轴的劳资关系所发挥的极大作用,⋯⋯在战后企业经营缩小的情况下,变成了劳资团结恢复企业经营的杠杆。

”年功序列薪金制由于按“年功”晋级,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满和嫉妒,能够确保员工之间的协调,给生活带来了安定感,有利于员工安心本职工作,能够培养为企业共同奋斗的精神,使劳资双方相互信任,便于企业实现较好的劳动管理。

由于企业职工的人格得到充分尊重,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职工爱企业如同爱自己的家,甚至为了企业的前途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企业的工作中去。

企业对职工凝聚力的增强,成为为企业、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物质财富的精神动力,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提供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勤劳精神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石。

勤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性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民的勤劳精神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强的基石,其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人民的勤劳精神表现为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

日本企业的职工比较乐于为适应新技术发展引起的职业结构变化而接受再教育,自觉地进行再学习,具有强烈的终身学习的意识。

日本工人与欧美国家工人相比,他们适应和掌握新技术的积极性和进取心是比较强的,这成为机器人的应用在日本推广较快的重要原因。

又如日本企业数控机床的使用效率比较高,其重要原因是操作机床的工人能够自己编制控制程序。

而在欧美企业里,工人一般是不会亲自编制数控机床的控制程序的。

日本工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他们能积极参加企业合理化建议活动,为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出谋划策,其热情持久不衰。

据统计1983年平均每个工人每年提出16.9件合理化建议,大都具有应用价值。

这正是欧美国家工人所缺乏的为企业的发展自觉做贡献的热情和积极性。

第二、日本人的勤劳精神体现为较强的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和对共同劳动的适应性。

日本工人由于怀有对企业的归属心理,对工作需要他做的事,即便超出其专长范围,也要设法去做好,比如遇到自己操作的机器出现故障,就自己将它修复。

而欧美企业的操作工人一般不会自己去修理机器。

日本质量管理小组之所以搞得比较活跃,也是与劳动者能够关心前后工序乃至整个生产线的集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分不开的。

“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是条龙”的说法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它正反映了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团结合作精神和浓厚的集体主义意识。

第三、日本人的勤劳精神还包括有很强的苦干精神。

日本人的这种苦干精神可以说是东方民族的勤劳刻苦的性格、战败后激发的民族复兴精神、在大企业职工中表现比较典型的工业勤劳、处于双层结构的下层的中小企业的顽强拼搏、最低层的承包企业直至兼业农户的农业勤劳等的混合体。

60年代一位美国专家对日美两国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进行比较表明,如果以国际标准为100,美国工人和日本工人的劳动强度分别为70和130。

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今天,日本人的工作时间仍然比已经“落在后面”的西欧人长得多。

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日本人民的勤劳精神,这是与日本战后社会的进步、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富有凝聚力的企业组织分不开的。

日本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勤劳精神“,努力就能得到报酬”,从而使日本大多数人懂得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正确做法不是坐着不干,怨天尤人,而是要坚忍不拔地奋斗,将来一定会得到报偿。

这就激发了日本国民强烈的进取精神,增强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和企业内部的协调合作,使得以有组织的共同劳动为主要形式的工业生产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在日本的企业里,职工(包括经营者)之间人际关系比较和谐,职工对企业有一种归属感,从而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工作和企业上来,职工对企业的放心使他们对于可能“排挤”工人的机器人等新技术的采用不抱抵触情绪,企业就容易提高生产效率,使国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不断创造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日本能够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人的因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劳动立法使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改善,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重视学校教育和职后继续教育,提高了劳动

者的文化素质,为企业生产技术的消化和改革创造了条件,培养了大批具有进取精神的劳动人才;企业注重发挥凝聚力作用,培养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心,充分挖掘了职工的潜能和活力;发扬企业职工的勤劳精神,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石。

归根到底,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奇迹”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以人为本”是日本战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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