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传承中的伦理思考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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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中图分类号：

G12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2008）05-0106-06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名文化教育工作者，每一次来到黔东南、黔南和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做少数民族文化问题调查，还是放松身心的旅游，行走在美丽神奇的山水间，徜徉在古朴悠远的原生态文化里，都是疲惫心灵的回归，作为“他者”的审美，愉悦自在其中。

但是每次都会受到同一个问题的道德拷问，那就是当地老百姓会问：

原生态好不好?

我们苗族（侗族、布依族……）好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又必须回答的问题。

就文化视角看，原生态文化很好。

在现代文明视野里，它是民族的根源文化、精神家园，而少数民族则是这个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由此，我们期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能够把这种原生态文化卓有成效传承下去，留住民族的精神植被，保护好民族的精神家园。

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看，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期望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要一代一代保持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社区生活方式不变，不受现代文明的“诱惑”侵扰，因为只有在原来的“土壤”上才能产生这神奇的原生态文化。

但是，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有没有发展的权利?

有没有如何选择发展的权利?

作为“他者”的社会公共权力、文化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等有没有权利给少数民族地区原住民“设计或设定‘理想’的发展模式和线路”?

在人们期望和要求“保护”原生态文化，少数民族地区人们要求“发展”权利面前，这显然成了一个严肃的伦理问题。

　　本文认为只有在搞清楚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整体构成，厘清文化与生态的基本关系脉络，才能处理好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传承”与“发展”伦理关系。

　　二、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结构

　　历史以来，每个民族在与生长地区自然互动的过程中，一方面从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生命物质和生物能，另一方面在生态系统中建构起本民族文化。

在“生态文明”被称为21世纪第三次文化革命的今天，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以其独有的生命形式和文化内涵显得格外特别而引人注目，“生态文明”建设问道“原生态”，精神消解寻觅“原生态”。

“原生态”由一个冷僻的词汇在媒体的渲染下热闹起来，“原生态文化”受到热烈追捧。

《侗族大歌》问路欧洲大舞台引起轰动，《多彩贵州风》巡回广州、北京、上海演出一路受到追捧。

那有点“土”的歌声穿越时空所表达出的“自然精神”被誉为“天籁之音”、“清泉般闪光的音乐”。

正是在这种轰动效应氛围下形成了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传承”与“发展”伦理问题，一面要保护，一面要发展。

人手处首先得弄清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结构。

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构成是一个整体的构成，“原生态”以哲学的视域就要追问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少数民族以什么样的方式组成社会?

二是以何种方法消解精神?

三是人与自然处于何种关系?

表现在文化上，体现为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表现为原生态文化制度层次；

第二个问题表现为原生态文化精神层次；

第三个问题表现为原生态文化物质层次。

三者互动联系、有机结合才能是完整意义上的原生态文化。

　　1．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社会制度结构――村寨公民社会。

　　少数民族多背山而居，临水而住，由自然的村落组成“寨”，由此而展开紧凑协调的社区生活，形成独特的村寨公民社会。

其原生态社会的制度结构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村寨公民社会的上层建筑，二是村寨公民的社会关系。

二者构成一个复杂的组织系统，在稳态中延续和发展，体现为从无序到有序，不确定到确定，调节着村寨的社区管理功能和自然生态功能。

虽然现代政治文明不可避免的已深入村寨社区，但管理的内核社会结构依然表现为村落式的自治，少数民族习惯法依然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例如侗族的村寨管理就是以寨老为核心来进行，议事的地点一般在鼓楼下，村寨中纠纷惩戒、迎来送往都在鼓楼下完成。

寨老通常由村中年岁较高、有威望、有决断力的人来担任，他的产生必须征得家族儿孙们的同意。

侗族寨老最大的特点就是只管事，不领俸禄，是义务的，而且一个侗寨可以有多个寨老，共同依习惯规约《鼓词》等议事、决断，调整维系村寨中社会关系。

试想这个权力结构中没有公正、平等，其和谐社会关系是难以为继的。

所以，村寨公民社会建立起来’的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平等的社会共同体，村寨是他们共有、真正的家，在家相互关爱，互不计较，合力完成村中之事，例如织锦就是由村中众多侗族妇女合力完成。

村寨公民是传承和谐民风的约定俗成，规约是维护安定、实现社会平等的自治法律，虽充盈原始古朴之风，但恰恰是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体现在制度层面不可或缺的条件。

　　2．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精神层次――歌舞中消解自我。

其实，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精神层次构成不仅仅是歌唱（音乐）和舞蹈，涵盖的内容还很广，例如乐器、服饰、银器、建筑、巫术、工艺、、节日、图腾、禁忌，婚丧嫁聚等，只不过是歌唱和舞蹈更是朝夕伴随，更具代表性罢了。

歌唱与舞蹈作为社区主要生活方式，少数民族精神自足的主要内容，用诗意的语言、凝炼的舞蹈唱叙表达民族的历史、“美丽的田园风光、甜美的爱情和辛勤的劳动”，反映民族生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歌唱不仅仅是精神自足的需要、情感传统的传承和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着极强的社会功能，许多的社会问题在歌声中消融和化解，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在这里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

他们的这些精神表达方式，在村寨公民社会中确立起了生命平等、生命与自然同等价值的观点：

山与水的交融，天与地的情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物质层次――山水间的亲情伙伴共同体。

　　在长期的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少数民族向自然生态系统获取生存、延续、发展的生命物质和生物能，对自然以谦恭的姿态对待，并以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自然建立起了亲情伙伴共同体关系。

他们以生产、生活方式，图腾、神话、节日、禁忌、规约表达与自然的关系，并把自然作为心灵诉求的对象、生命旅程的起点和归宿。

如对待森林，他们有自己的“神林”，寨树，例如苗族的寨树“枫香树”，既是苗寨的护寨树，又是苗族的图腾树、祖先树、父母树。

《苗族古歌》中的《鼠木歌》有此描述，说它是“蚩尤”的化身，因此他们把追怀远古，依恋祖宗的缱绻情怀化为不尽的热爱和保护枫香树之中。

在岜沙，人和树的生命亲情伙伴关系被演泽到了极至，是生命哲学最现实而真切的诠释，岜沙人的小孩一出生，父母会立即为他种下一棵树，生命就此开始，树与人、人与树一起成长，不离不弃。

到人见，于是姑娘与心上人相约每年的阳春三月爬上寨上最高坡，用歌声表达对对方的思念，但一别又是一年，姑娘因此提议在山顶上“插茅人”，在他乡也能见到自己的情郎，年复一年，村中姑娘也仿效姑娘上山“插茅人”，以示对情郎的思念，“插茅人”渐渐地演变成了年轻人寓情的表达方式，“茅人坡”则成了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场所。

现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这天已由古老的规约、动人的传说演变成了苗族男女青年的“情人节”。

这个个案表明，民族的文化在按自身的规律自觉的发展着，其变化发展来自本民族文化内在要求，是民族文化主体的自我选择和创造。

　　其次，虽然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更强烈集中体现了本民族意识、人类独特的生命文化形式、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是在人类生活的共同空间里，作为生命意识的文化存在，它们是互动的，并以对方的生命存在而存在，文化存在而存在，由此建构起既具共性又显个性、丰富多彩活力四射、绵延不绝而又兼收并蓄的生命形式，那种以为“原生态”就完全应该“原汁原味”，把“原生态”钉在山乡野壑，田间地头的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其实，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一直就在兼收并蓄的发展着。

如千户苗寨西江苗族吊脚木楼建筑群就是原生态文化兼收并蓄发展的典型个案。

据专家考证，苗族吊脚楼是由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中“南人巢居”干栏式建筑传承发展而来。

北山面水，依山势而成的酉江苗寨吊脚楼共有2800余栋，全部以穿斗式架构为主，前檐柱吊脚，这种和专家提供的河姆渡先民建造住房时，先在地面打下木桩，然后在上面架设地龙骨，再在上面铺以地板，然后立柱架梁盖顶，构成底层高于地面的住房在建筑内涵上是一致的，最大的不同是苗族考虑到了山势走向，楼后面紧紧傍山，前半部分檐柱吊脚悬空，故名“吊脚楼”。

这是苗族先民从长江中下游平原西迁来到贵州所带来的河姆渡文化中建筑工艺在贵州山区新环境下完善发展起来的，由平原到山区，建筑有了变化，但建筑内涵不变，这显然是对汉民族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因此形成苗族独特的建筑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观念，就如梁思成所说：

“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的。

所以它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强烈、也更重要”。

所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自觉的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在交融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并最终成为自己文化的一个部分，在相互交流中共同成长始终是不变的趋势。

　　2．发展是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地区原住民的现实要求。

　　前面提出在传承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地区要不要发展?

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发展是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地区原住民的现实要求，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

　　首先，这个问题表现为对待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与现代化的态度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时下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路通了，文化没了”，担忧甚至恐惧“原生态”文化消失，在享有“文化千岛”之称的贵州更为突出。

把文化历史进程中的优胜劣汰自然法则现象归罪为现代化的“进村入户”，因而要求纯意义“原汁原味”保护，甚至要求继续“刀耕火种”，强调保护，忽视发展，甚至不要发展。

二是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地区人民要求加快现代化步伐，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享受现代化文明成果的愿望强烈。

在发展中，“西部大开发”变成“西部大砍伐”，“新农村建设”就是“新村建设”，由此导致大量有价值的原生态文化资源损毁、流失和变异，看重发展，轻视保护。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些地区的激烈冲撞与对抗，对于前者他们伤感、困惑，“既忧伤这种陈旧，又喜欢他的古老”，认为这注定是一个“顾此失彼的选择题。

”实际上，这种忧虑是多余的，赶时髦和回归自然仅仅是审美的需要而已。

文化不仅仅是唱歌跳舞，自然的回归，文化更是经济，既使国家发展又促民族进步，符合少数民族同胞利益诉求，现代文明必然是他们生活的应有之义，不能你住高楼，还呼吁他们保留茅草房供你怀旧、回归自然。

如是，这就是严重的伦理悖论了。

对于后者则是急功近利，盲目开发，忽视从原生态文化中挖掘精神价值、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忽视原生态文化与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长此以往，我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会模糊民族的根和源。

　　以上两种观点本质上模糊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把原生态文化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看待，非此即彼。

实际上二者是互动共生的辩证关系，原生态文化蕴含的丰富人文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现代化建设为原生态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传承本民族文化，保护好本民族精神植被，坚持民族特质是必须的，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跟上现代化步伐，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愿望也是合理的。

对于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要“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不要用悲剧式的眼光，只保护而不去提升。

有的商品化了，很正常、俗到雅，雅到俗，形成一个雅俗循环圈，才能生生不息。

不要把原生态当作风干的东西，它也不可能成为僵死的橱窗标本”。

　　其次，是公共权力目标与原生态文化地区原住民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

迅速有效地缓解、消除广泛存在于原生态文化发源地极端贫困现象是公共权力代表者各级政府的目标，政府的反贫困目标和原生态文化发源地原住民摆脱贫困，追求现代文明生活利益诉求是一致的，但是公共权力能不能就此而给原生态文化发源地原住民设定发展“路线”?

这就要恰当地处理好公共权力目标与原生态文化发源地原住民之间关于发展的关系了。

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者政府要做的是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制定符合原生态文化发源地原住民实际的发展政策；

二是在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保护与开发间找到平衡结合点，既实现保护，又促进开发；

三是提供符合原生态文化发源地原住民的公共产品。

四是要尊重原生态文化发源地原住民发展的主体地位。

而原住民应把本民族的利益诉求较好的融入到发展中来，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发展自己，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

发展是少数民族不可动摇的目标。

　　（责任编辑：

周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