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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初探
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初探
汪介之
2012-9-2815:
02:
24 来源：
《外国文学评论》（京）2004年04期
作者简介：
汪介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内容提要：
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有着不同的生成背景和生存语境，它们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也有明显的差异，甚至呈现出彼此对峙的格局，但两者又是互相依存的。
本文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在审视作为文化现象的移民文学与本土文学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值得深思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
俄罗斯侨民文学本土文学对峙依存
十月革命后，完整的俄罗斯文学开始分成两大板块：
俄罗斯侨民文学（流亡文学）与苏联俄罗斯文学（本土文学）。
这一分裂状态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几乎横贯整个20世纪。
其间，侨民文学先后出现过三次浪潮，本土文学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考察这两大文学板块之间既彼此对峙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发现其价值取向、美学追求和历史命运的异同，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也能够为审视作为世界性文化现象的移民文学潮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
一
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的生成与1917年十月革命密切相关。
1905年二月革命后，知识界曾普遍欢呼俄罗斯“与自由联姻”，并将这一历史变动视为民族振兴的契机。
但是，对于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迅速转换，一些知识分子却缺乏精神和心理准备，他们难以接受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于是陷入困惑、怀疑和忧虑之中。
这种情绪由于局势的动荡不安、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下降、言论出版自由受到限制等原因而不断加剧。
从1918年起，就陆续有许多在白银时代已蜚声文坛的作家离开故土。
截至1922年，迁居国外的知名作家有巴尔蒙特、布宁、扎伊采夫、格•伊凡诺夫、库普林、列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苔菲、霍达谢维奇、茨维塔耶娃、什梅廖夫等人。
他们分属于白银时代的各文学流派，并构成第一代侨民作家队伍的主体。
因此，女诗人济•吉皮乌斯当时不无夸张地写道：
“俄国现代文学（以它的主要作家为代表）正在从俄罗斯流向欧洲。
”（注：
АитонКрайний，ПолетЕвропу．См．：
А．Я．Зись．Русскаяиея：
ｌдкруｚуписателейимыслителеǔрусскоｚозарубежья：
Вхмомах，ТомⅡ．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1994，стр.360.）
与此同时，在艺术界享有盛誉的音乐家格拉祖诺夫、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画家和艺术史家别努阿等，均先后出国。
人文科学领域也有许多知名学者离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遣送出国的。
1922至1923年间，苏联政府曾分别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克里米亚等地，由水路将160余名知识界人士遣送出境。
被遣送者中包括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洛斯基、弗兰克、伊里因等著名哲学家。
后来，这些遣送船只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哲学船”。
（注：
СергейХоружий，Филосодфкпǔпａｐохд．《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09.05.1990，No19.）知识界名流的大量流失，无疑是俄罗斯本土文化的重大损失；而对于侨民文学来说，却因此获得了无可替代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第一代侨民作家遍布于俄罗斯周边的一些国家。
他们先后以柏林（1921—1923）和巴黎（1924—1940）为中心展开活动，掀起侨民文学的“第一浪潮”。
“二战”爆发后，这一代侨民作家开始向大西洋彼岸迁移，其中大部分人定居于纽约。
在那里，他们继续进行文学创作。
但是，作为侨民文学一个阶段的“第一浪潮”，至此已走向终结。
苏联俄罗斯文学（本土文学）的最初阶段，包括十月革命时期和整个20年代的文学。
初期的本土作家包括四部分人：
首先是那些从一开始就赞同革命的老作家，如绥拉菲莫维奇、魏列萨耶夫等；其次是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他们作为巨大历史事变的产儿，合乎逻辑地成为新时代的讴歌者；还有一些留在国内的白银时代作家，他们对新政权多少持保留态度，如索洛古勃、别雷、阿赫玛托娃、曼德尔什塔姆等；最后是一些起步于革命前后的年轻作家，他们不能认同流行的文学观念，与“主流文学”格格不入，如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米•布尔加科夫等。
托洛茨基曾把上述后两类作家分别称为“国内流亡者”和“同路人”，并将其作品纳入“非十月革命文学”。
（注：
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3和41页。
）
应当说，在这一阶段，本土作家尚有幸置身于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中。
十月革命初期世界文学出版社的建立及其活动，俄共（布）中央决议《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颁布，思想倾向不同的文学团体的存在，允许作家出国并在国外逗留、发表作品的事实等等，都是苏联政府一度实行开明文艺政策的表现。
因此在当时，多种理论批评学说还能够并存，作家们在艺术上的探索和试验、在创作方法上的选择还有一定的自由度。
于是，本土文学在这一阶段获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在此时，极左文学思潮已现端倪，对文学的行政干涉也已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盛行，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的发表，苏联政治教育管理总局《关于从公共图书馆中清除反艺术、反革命书籍的指令》的出台，“拉普”以文学总管身份对作家们进行监控的做法，对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等人的批判，都表明本土文学的上空正在聚集把阶级斗争引入文学生活的浓重乌云。
进入30年代后，本土文学遭遇了另一种文化语境。
在个人崇拜盛行、极左政治占据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文艺指导思想急剧“左”倾化。
1932年，联共（布）中央决定撤销各文学团体，筹建统一的作家协会。
同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创作方法被提出。
1934年，这一创作原则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并被写进《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从而获得了某种法律效应。
“拉普”在20年代梦寐以求的从组织上、思想上对作家实行“一统化”控制的格局此时终于形成。
此后，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如曼德尔什塔姆、皮里尼亚克、巴别尔、沃隆斯基、梅耶荷德等，都相继被关押、流放或处死，阿赫玛托娃、米•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人则受到批判与谴责。
许多作家不得不避开文学这一荆棘丛生的领域，转向翻译或其他研究领域。
他们或者强行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试图加入屈从和遵奉的时潮中去；或者干脆辍笔，告别文坛。
这一切导致了本土文学的大面积滑坡，使得一批为极左政治和个人崇拜唱赞歌的低劣作品充斥文苑。
苏德战争的炮火一度冲破了极左文艺政策对文学的钳制。
在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年代，文坛氛围稍显宽松。
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下，作家们在题材范围、体裁样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曾被允许有某种选择的自由。
30年代被迫搁笔的一些作家也能够发表他们的新作了。
一时间，人们似乎透过弥漫的硝烟看到了文学复兴的希望。
然而，极左思潮并未因战争而得以根除。
战后，个人崇拜情绪达到高潮，文艺指导思想也达到“左”的顶峰，造成本土文学更为严重的滑坡。
1946年，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指责两刊发表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在思想上背道而驰的作品”，责令其停刊整顿。
日丹诺夫发表长篇演讲，对这两位作家进行猛烈抨击，并将其开除出作家协会。
紧接着，关于戏剧、电影、音乐等方面的一系列决议出台，随即开展了对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讨伐。
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横遭迫害，许多刊物、剧场和文艺作品被封禁。
幸存的作家们或委曲求全，或检讨认错，或被迫沉默。
文坛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时期的创作多是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作品，此阶段即所谓“日丹诺夫主义”时期。
正当本土文学走向低谷之际，由于“二战”的爆发，侨民文学“第二浪潮”得以形成。
第二代侨民作家分散在包括巴尔干半岛、澳大利亚和南美各国在内的广大地区。
他们大都对战前的苏联现实特别是30年代的大清洗有着深刻而沉痛的印象。
战争使他们获得了脱离这种环境，并从一个新的视角反观这种现实的可能性。
但这一代侨民中知识分子比例偏低，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文化活动圈并未形成，因此，这一代侨民作家的创作成就远低于第一代侨民作家。
不过他们却比后者更了解国内新近的真实情况，在新的创作素材的占有上具有一定优势。
“第二浪潮”的兴起，给侨民文学注入了新鲜的细流，拓宽了它的表现领域，并架设起连接“第一浪潮”和“第三浪潮”的桥梁。
50年代初，苏联社会长期沉闷的文学氛围开始被打破，本土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因一些作家的质疑而得到了修改，现实主义得以回归，现代主义也开始涌动。
但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平静无波的。
从1957年初开始，中央机关报便连续发表社论或文章，文艺界也组织各种会议，号召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于是，又有许多作家作品或受到公开批判，或被打入冷宫。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仅未获准发表，当小说在国外出版，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者更是很快便遭到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
这时的文坛气候可以说是“时而解冻，时而冰封”。
“停滞时代”强化了这种“冰封”。
关于文艺问题的中央决议和报纸社论连篇累牍，反复批判“非英雄化”倾向，号召作家对资产阶级思想发动进攻，“歌颂今天的现实”。
与此同时，文学界的“持不同政见者”还遭到了严厉惩处。
被批判、被“搁置”的作品较前一个时期大有增加。
这一切构成了“停滞时代”本土文学生活的特有景观。
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中期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侨民文学的“第三浪潮”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形成的。
由于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苏联本土不能公开发表，或被明确宣布为禁止发表的作品，“地下出版物”便应运而生。
从50年代末期起，就不断有作家设法将自己的作品寄往国外发表。
这类行动激起了苏联当局的强烈反应。
作家们或受到猛烈批判，或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乃至被逮捕、判刑和驱逐出境。
如1966年在莫斯科就举行了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公开审判，指控他们“持敌对的反苏立场”，把“诽谤性的作品”寄往国外，结果两人分别被判处7年和5年徒刑。
1969年，索尔仁尼琴因同样的罪名被取消作家协会会籍。
1974年，他被驱逐出境。
70年代初，苏联当局开始放松对公民出国的限制，于是便有一批作家离开本土。
他们与被驱逐出境的作家一起，形成了侨民文学的“第三浪潮”。
第三代侨民作家大都侨居于巴黎、慕尼黑、维也纳和美国各地。
他们在出国前一般已有作品在境外发表，出国后则继续推出新作。
“第三浪潮”拥有诸如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其文学总体成就远远超过“第二浪潮”。
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再度发生变化，这一代侨民作家的旧作陆续回归祖国，新作也有了在国内发表的可能性，于是，“第三浪潮”也开始走向平息。
1991年苏联解体后，对作家进出境的种种限制不复存在，俄罗斯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之间的界限最终被打破，两大文学板块在分离70余年后重新合而为一。
二
由于生成背景和生存语境不同，俄罗斯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的思想指向和美学追求也有很大的差异。
第一代侨民作家分属白银时代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等不同流派。
侨居国外以后，他们的流派属性和艺术观方面的矛盾渐趋淡化，但彼此之间的思想冲突依旧存在。
他们当中有的坚持自由民主主义理想，有的留恋东正教君主主义，有的信奉“欧亚大陆主义”，也有的陷入宗教神秘主义。
侨民作家们也做过彼此联合的尝试，如1928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曾召开过一次侨民作家代表大会，然而这种尝试并未取得成功。
后来，侨民作家中只出现过一些小范围内的联合，这些文学圈子分别围绕着布宁、霍达谢维奇、列米佐夫、格•伊凡诺夫、阿达莫维奇、波普拉夫斯基等人形成，其中前四个圈子以老一代作家为主，后两个圈子则结合着年轻的文学探索者们。
侨民文学“第一浪潮”中的作品，有不少反映了作家们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事件和国内战争的回望与评价，如布宁的《可恶的日子》、什梅廖夫的《死者的太阳》、列米佐夫的《被掀动的罗斯》等，这些作品一般以人道主义为尺度，从文化的角度检视动荡的岁月。
对历史变动的思考，对个人命运、侨民的出路乃至民族前途的探测，还使得一些作家把视线转向本民族历史和宗教文化传统，于是便出现了什梅廖夫的抒情随笔《老瓦拉姆》和长篇小说《天国之路》、扎伊采夫的《拉多涅日城的圣谢尔吉》、苔菲的小说《女巫》等。
这些作品都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
第一代侨民作家对俄罗斯本土大都抱有深深的怀念之情，因此，在对往昔生活的深情回忆中抒发乡愁便成为“第一浪潮”的重要主题。
库普林的小说《热涅达》、格•伊凡诺夫的诗集《蔷薇》、萨沙•乔尔内依的诗集《渴望》等，把对祖国的怀念和失去家园的孤独感融合起来，道出了一代侨民的心声。
布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什梅廖夫《朝圣》和《上帝的夏日》、扎伊采夫的《格列勃的游历》等自传体作品更表现了天涯游子对祖国的忧思和对本土文化的眷恋。
由于同样的原因，回忆录在“第一浪潮”中大量涌现。
格•伊凡诺夫的《彼得堡的冬天》、霍达谢维奇的《名人陵墓》、扎伊采夫的《悠远的回忆》、茨维塔耶娃的《被征服的灵魂》、谢•马科夫斯基的《在白银时代的帕尔纳斯山上》、济•吉皮乌斯的《活着的面影》等都是有影响的回忆录。
侨民作家们热衷于回忆录的写作，不仅是出于表现乡愁和怀旧情绪的需要，更是保存本土精神文化遗产的意识使然。
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阅历丰富的侨民作家将注意力转向某些永恒的主题，如人生的奥秘、生活中的宗教因素、爱情与死亡等等。
布宁在国外的创作是开掘这一主题的典范。
济•吉皮乌斯的《光华》、维•伊凡诺夫的《暮色》、格•伊凡诺夫的《1943—1958年诗抄》等白银时代诗人的晚期诗集则往往把历史的追问、宗教的沉思和哲理的探寻结合在一起，诗化了对人生的思索，并带有浓厚的形而上色彩。
统观侨民文学“第一浪潮”的主要作品，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美学取向。
一种是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和对古典美学观念的重新认同。
这种创作倾向曾成为一股潮流在老一代侨民作家中悄然涌起。
这一倾向不仅表现于他们的创作中，也体现在他们关于经典作家的论著中，如布宁的《托尔斯泰的解脱》、扎伊采夫的《屠格涅夫的生平》、霍达谢维奇的《普希金的诗学事业》等。
与前一种艺术取向相对应，一些较为年轻的作家则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新鲜经验，积极投身于欧美文学的新潮流，甚至干脆以法语或英语写作，如阿尔丹诺夫、阿达莫维奇、纳博科夫等。
其中纳博科夫在开始文学生涯之初就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他1940年以后的文学活动事实上已经融入西方文化之中。
在侨民文学“第二浪潮”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的是战前和战争初期的苏联生活，其中涵纳着作者对30年代本土生活的批判性思考；另一些作家则以第二代侨民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表现“二战”期间的某些俄罗斯人在本土的个人崇拜和德国法西斯战俘营之间作出痛苦选择的主题。
这些作品中常见的主人公是一些在苏联社会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不能接受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或对农业集体化感到失望的农民等。
他们往往要经过布满荆棘的苦难历程，克服种种恐惧感，才能达到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
因此，“第二浪潮”中的作品普遍具有一种悲剧色彩，给人以沉重感和压抑感，如叶拉金的诗集《你，我的世纪》、《沉重的星星》，还有希里亚耶夫的小说《万卡—维尤加》、《长明灯》等。
但也有些作品突破了上述范式，如叶拉金后来的诗作，这些作品渐渐转向了对现代文明的恐惧、以美来克服现代人精神分裂的主题。
第三代侨民作家的思想倾向是多元的。
在对待俄罗斯及其文化的态度上，有的作家怀念祖国，保留着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眷恋，如索尔仁尼琴的思想观念就和19世纪的斯拉夫派较为接近。
由于受到“托尔斯泰主义”的某些影响，因此有人称他为“民族主义者”或“新斯拉夫派”。
也有的作家对本土文化传统的感情比较淡薄，甚至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西尼亚夫斯基、布罗茨基等。
他们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潮，认同现代西方人的基本价值观。
从审美取向上看，“第三浪潮”中只有少数作家继承了19世纪的文学传统，如索尔仁尼琴、维•涅克拉索夫等，而其余大部分作家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现代主义特色，如阿克肖诺夫、弗•沃伊诺维奇、西尼亚夫斯基、格•弗拉季莫夫等。
同时也有的作家把两者结合起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诗人布罗茨基。
一方面，他显然保持着与俄罗斯诗歌传统的紧密联系，遵循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诗歌中的“希腊路线”，带有曼德尔什塔姆那种“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其诗作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对于社会人生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诗人对于生命本体意义的追寻，又表明他的思想同现代西方思想界关于人的存在的哲理思考发生了共鸣。
在诗歌艺术上，他推崇阿赫玛托娃凝重沉静的诗风、哀歌的音调和安详而深邃的思考，同时他也从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那里承续了冷峻的意象、新奇的节奏以及学究式的思辨，再者，从他后期诗作不追求整饬的诗歌形式、意识与潜意识交叉和荒诞手法的运用中，又分明可见英美现代主义诗潮的印迹。
可以说，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代表了“第三浪潮”的最高成就。
绵延70余年的侨民文学三次浪潮虽然色彩斑斓、千姿百态，却清晰地显示出它们对于思想自由和艺术独立性的共同追求。
如果说侨民文学中的这种追求是独立而自由的，那么，与其相对应的本土文学的发展则始终处于这一追求和对它的限制之间的冲突之中。
在种种限制面前，几代本土作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也有了不同命运。
罗赞诺夫、索洛古勃、别雷等老作家当然没有在各种限制面前就范，然而他们也难以再用锐利的眼光逼视现实，只能独自吟唱与时势格格不入的忧郁而悲怆的旋律。
他们写于苏联时期的作品只能是白银时代文学的一种回光返照。
年轻的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是“十月风暴”的热情歌者，但没过多久，前者就看到“农夫的天堂”不是注定会实现的，而“历史正经历着扼杀个性的沉重时代”（注：
Цит．С．Бавин，И．Семибратова，СуДьбыпｏзмовсеребряноｚовека．Москва：
Книжнаяпалата，1993，стр.157.）；后者则在以《臭虫》、《澡堂》等讽刺杰作鞭挞现实的同时，感觉到了将要被扼住歌喉的威胁。
于是，他们都只能悲剧性地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与上述两位英年早逝的诗人不同，还有一大批作家以各具特色的方式与极左思潮进行了悲壮的抗争，留下了本土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作品。
如扎米亚京写下了日记体幻想小说《我们》，艺术地表现了反对粗暴践踏民主自由、维护个性独立的鲜明意向，显示出一种透视未来的远见卓识。
作品在国外发表后，作家遭到排挤压迫，无法继续写作，只得在高尔基的斡旋下离境出国。
自20年代后期就遭到批判的诗人曼德尔什塔姆，在30年代依然怀着深深的悲剧意识与时代对话，抗议极左政治对个性自由的压制，表达出同时代人苦闷的情绪、沉重的预感和普遍的绝望。
这一切注定了他在大清洗年代难逃灭顶之灾。
命途多舛的普拉东诺夫在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遭到批判、《切文古尔》被禁止发表的情况下，于30年代仍然写出了《储藏备用》、《初生海》等作品，揭露极左政策造成的危害，思考着农民的命运。
作家终于无法避免厄运，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含恨去世。
当初以隽永含蓄的爱情诗确立自己诗坛地位的阿赫玛托娃，在30年代经由自身的痛苦体验到了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于是转向沉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以一部《安魂曲》将个人的悲剧性倾诉升华为亿万人民的呐喊，使这部长诗成为20世纪俄罗斯民族的一曲史诗性的悲歌。
和上述作品并论的还有皮里尼亚克的《红木》、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多姆勃罗夫斯基的《无用之物系》、沙拉莫夫的《科累马故事》、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等一系列被批判、被搁置、被禁止的作品以及“写给未来的作品”。
它们的作者也和前述作家一样遭遇了相同或相似的命运，因为所有这些作品都显示出对于思想独立和艺术自由的追求。
当然，本土文学中还出现过另一些作品，如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革拉特科夫的《动力》、杰米扬•别德内依的诗歌、巴甫连科的《幸福》、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弗•维什涅夫斯基的《难忘的1919年》、布宾诺夫的《白桦》、李别进斯基的《光芒》、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和《州委书记》等。
它们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所框定的范围内，按照官方要求完成的一些顺应时势、歌功颂德之作。
这些作品都曾经身价百倍，但今天已少人问津。
时间已公正地判定出它们的艺术生命力极为短暂，而原因正是由于其作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艺术追求。
作家一旦放弃或被迫放弃这种追求，无论他拥有多么高的天赋和才能，也不可能写出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作品。
三
俄罗斯侨民作家和本土作家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呈现彼此对峙的格局，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然而，如果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看待整个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的关系，则显得有些简单化。
其实，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是互相依存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它们本是同一民族文学的两大板块。
如前所述，第一代侨民作家和俄罗斯古典文学、白银时代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不仅显示在作家们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情趣上，也表现于其作品的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艺术风格上。
布宁、什梅廖夫、扎伊采夫、霍达谢维奇、列米佐夫、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
正是由于他们的文学活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俄罗斯文学和19世纪文学、白银时代文学的历史联结才未中断。
即使在20年代，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势不两立。
在所谓“俄罗斯的柏林”时期（1921—1924），侨民作家和国内作家的交往相当频繁。
侨民作家曾仿照革命初年彼得格勒文艺界的做法，在柏林建立了“艺术之家”。
包括霍达谢维奇、列米佐夫、阿•托尔斯泰、别雷、高尔基、什克洛夫斯基、爱伦堡等在内的侨民作家和短期旅居国外的本土作家曾在那里自由交往。
马雅可夫斯基、皮里尼亚克、帕斯捷尔纳克等都在那一时期到过柏林。
据《航舵报》出版者、言论出版社创建人伊•格森证实，20年代他在柏林的住所曾成为经由不同路线汇集于此的俄国侨民作家和本土作家聚会的中心（注：
См.：
О．Н．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Лимерамурарусскоｚозарубежья：
1920—1940.Москва：
Наследие，1993，стр.45.）。
那个时期，在柏林曾出版过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侨民作家的作品，也有上面提及的曾在柏林逗留的本土作家的作品，还包括诸多身处国内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包括索洛古勃、古米廖夫、叶赛宁、曼德尔什塔姆、米•布尔加科夫、克留耶夫、库兹明及“谢拉皮翁兄弟”的作家们。
一些短期旅居国外的本土作家和留在国内的作家还曾在《现代纪事》、《前夜》等侨民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20年代在柏林出刊，由高尔基、别雷、霍达谢维奇等参与编辑的杂志《交谈》（1923—1925）一度影响极大，其内容广泛涉及欧洲文学、哲学、科学和艺术。
鉴于当时侨民作家和本土作家之间的交往相对自由的状况，高尔基曾设想通过该刊使两方面的作家相处得更为融洽，并以此来保持俄罗斯文学的完整性。
类似的努力并不少见，如在上文提及的1928年侨民作家代表大会上，就特地安排了一个关于国内出版界和报刊情况的专题报告，目的是让作家们了解本土文学现状。
巴黎出版的《里程碑》一刊曾转载过别雷、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梯尼亚科夫、谢尔文斯基、阿尔乔姆•维肖雷等国内作家的作品。
阿尔丹诺夫在《现代纪事》第43期（1930）撰文评论阿•托尔斯泰的新作《彼得大帝》第一部时，曾同时称颂过扎米亚京、爱伦堡、左琴科、米•布尔加科夫、皮里尼亚克等一系列本土作家。
彼得格勒的文艺刊物《文学纪事》也曾刊出过侨民作家的作品，报道过他们在国外的文学活动，甚至发表过关于“未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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