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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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明清时期的山西籍盐商，以善于经营、多富商而着称。

　　　明清时期盐行专卖制，获利甚厚，为商人争趋之业，而其中又以山西籍盐商为多，诸如河东盐区、长芦盐区、两淮盐区、四川盐区等，到处都有山西盐商的足迹。

大体说来，山西盐商多由以下几种人构成：

　　其一、势豪望族。

这是山西籍盐商中势大财雄者。

如明朝议大夫阎蹯楚之祖、之父，均以“太原望族，贾淮上盐筴”①。

又如张四维和王崇古家。

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今永济）人。

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万历三年（1575）以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人赞机务。

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父，也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官居兵部尚书、陕西总督。

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奔波一生，“足迹半天下”的商人。

张四维共兄弟9人，四维为长，其三弟张四教从16岁开始经商，随其父从业沦瀛间，“治业滋久，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②，是非常能干的大盐商。

张四维的四弟张四象，前妻王氏家也是商人。

王氏去世后，张四象的继妻范氏，其家还是商人，其祖父范世逵在明初实施开中法时就经营盐业。

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正，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先后在邓州、湖北襄阳、陕西、河南鲁山、甘肃张掖、酒泉等地进行贸易，积累一定资本后，贩盐于淮浙间。

王崇古之兄王崇义则是长芦盐商。

王崇古的伯父王文显也是长芦盐商。

王崇古的长姐嫁给了沈廷珍，其长男沈江，是随其父活跃于扬越的盐商。

兹将张四维、王崇古两家的经营盐业者列表　　　由表可见张、王两家及其姻戚，多为盐商，而张四维官居内阁大臣，王崇古是边疆大吏，这样的家族业盐，真可谓财大势雄。

所以御史永郜春巡视河东盐池后说：

“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

郜永春所说之势要，就是指张四维、王崇古家而言③。

　　其二、皇商。

皇商即官商。

在清代的官商中，以内务府的皇商资本最雄厚，与清政府的经济、政治联系最紧密，而其中又以山西介休范氏最着名。

早在明初，范氏已在边塞地区进行贸易。

历经七代，传到范永斗时已成为张家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商人。

　　　清人关前，范永斗即充内务府皇商。

顺治初年，正式入内务府籍。

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范永斗在其子范三拔的襄助下，利用皇商特权，插手盐、铜运销和对外贸易，势力越来越大，获利越来越多。

从康熙到干隆初年，范三拔的儿子范毓馪、范毓[香+奇]、范毓[香+覃]，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

清政府先后授范毓[香+覃]太仆寺卿、范毓[香+奇]布政司参政。

范毓[香+覃]以武举累擢为正定总兵官等要职。

范氏利用其皇商特权，曾经营长芦和河东盐。

从干隆四十六年（1781）范氏破产的清单中，可知范氏在直隶、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都设有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斤的仓库④。

　　　其三、富商兼地主。

如王履太、尉济美，老家都是山西人，“本北省富室，业盐淮南而家居”⑤。

又如山西平阳府富室亢氏，据马国翰《竹如意》卷“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

亢独[把“拖”的“扌”换成“讠”][把“拖”的“扌”换成“讠”]然，对众扬言：

‘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不难看出，亢氏是一个大地主。

亢氏经营粮店、当铺，而且还是个大盐商。

据记载：

“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这两家都是“业鹾”起家⑥。

亢氏在扬州业盐，曾与扬州“盐务商总”的安麓村齐名，有“北安西亢”之称，西亢即山西平阳之亢氏。

　　　其四、一般商民。

这种人包括家贫而业盐者，如前述王文显，其父原至教谕，官卑而贫，王文显为长子，翱翔长芦之域，最后卒老于盐场

　　⑦。

亦农亦商者。

如薛论，大同府天城卫人，其家世力田以农致饶，兄耕弟贾，业盐于淮⑧。

弃儒而贾者。

如乔承统，山西襄陵人，系明季贡生，父乔养冲，中盐卒于扬州，承统遂弃儒而贾⑨。

籍先人遗资业盐者。

如杨近泉，振武卫人，“籍先人遗资，……挟数千金，装游江淮间”⑩。

　　　明清山西盐商，不仅足迹遍于国内各大盐场，而且多富商。

在两淮，“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⑾。

太原阎蹯楚之祖、之父，在“淮上笑盐，积贮丰盈”⑿。

在长芦，如蒲商王文显，以盐商起家，“大室庐，备宾祭，毕婚嫁”⒀。

清代山西介休范氏为长芦首富，拥有资本“百余万两”⒁。

在四川、当地“充商者，不尽殷实之户，每有将所领之引，出售与山陕客民行销”⒂。

在福建，据《福建盐法志》载：

“官办各帮，本地商殷富者少，大半皆西商”。

另外，从致富途径上看，有起边于商的，如蒲州人范世逵，“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⒃。

如洪洞人李映林，“财雄里中，起为边商”⒄。

以贩运起家的，如临猗人阎天杰，“出应盐务，运发陕西长安、华阴两县，商事五年间，盈利数万。

”⒅　　山西盐商何以多能致富呢?

从经营之道上看，我考虑主要是：

　　一为善于心计。

如蒲商王文显，经商40年，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致饶；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势伸缩”⒆。

又如范世逵，“有心计，……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

此可居也。

……其趋舍，每发必奇中”⒇。

再如蒲州人展玉泉，“虽居厘中，不切切计刀锥，凡废居迁易，内定于心”[21]。

　　二为精于计算。

如盐商张四教，“居业沦瀛间，识量益宏达，综计精确，不屑较锱铢，每年羡于人所不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栗布勾股商分等法，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

末年，业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22]。

　　三为父传子习。

如展玉泉，“自其父时，以居沦瀛为业，玉泉方龆龀岁，因已从翁游焉。

翁多画而善中，于时盐制方敦，诸近境类为它运司所侵，其滨海诸郡率私贩畿以右，又民善煮碱卤为盐，沦盐岁所发运不及额十之三四，诸贾人多去之，乃翁守其业不迁，仍付其子。

近岁法制渐复，占沦盐者往往牟大利，诸贾人四方辐辏之，视昔时不啻十倍众矣，而唯展氏为世商，故蒲人谓教子不易，其业为有见也”[23]。

　　四为不辞辛苦。

如范世逵，幼服贾四方，时“商人占淮浙盐者，责令输栗甘肃、宁夏等边，给通关领引，而守支于淮浙，谓之飞挽。

然自开中以及支给旷日延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眺朒，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

此可居也。

遂历关陇、度兰皋，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24]。

　　山西盐商所获之利润，其去向主要有四个方面：

甲、奢侈挥霍。

如盐商张四教，“襟度旷达，乐施好义，当其义气所激，即挥置千金不顾”[25]。

盐商亢氏，康熙时《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26]。

乙、购置土地房屋。

如前述盐商范世逵，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

又如张四维的祖母很疼爱次子张遐龄，临终嘱托长子张允龄说，遐龄不善生计，希望兄长能给予帮助。

后来，张允龄便给了张遐龄一座庄院，让他靠土地过着悠闲的生活。

可见张氏土地不少。

张氏是大族，分居京师、蒲州，两地都有不少房宅。

张允龄晚年因思念故乡，离京回原籍居住，特在城东十里新建别墅一座，院中花卉四时皆开，颇具规模。

再如盐商亢氏，为“晋商魁首，家临汾，宅第连云，苑如世家”[27]。

据《扬州画舫录》载：

“亢园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

丙、投资它业。

据清朝《军机处录副》载“晋省民人素善经营，从不肯将银钱闲贮在家，自（河东盐池）裁商之后，即将资本另行营运，或赴别省别图贸易”[28]。

大体说来，明代山西盐商资本多用于盐粮贸易。

入清以后，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兼及绸缎、皮毛、木材、洋铜、茶叶等。

如乾隆《陕西周至县志》卷9载：

“行盐贩木及开张绸缎、皮革皆属晋人。

”丁、捐助饷款。

这种款项以清代特别是清季居多。

清人徐继畲说：

“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29]。

这种捐输，一种是用于军事方面。

如雍正时，清兵出征西北，山西盐商范氏一次捐输银44万两，一次捐输262万[30]。

山西介休人张英，主要经营河东盐，乾隆时捐输银14000两，助金川军需；嘉庆时又捐银2万两，以理军资[31]。

另一种捐输是恭逢皇帝巡幸。

清朝皇帝经常去五台山巡幸，山西盐商只好“情殷报效，愿备赏银”。

政府对捐输助饷的商人，给予奖赏，以资安慰。

如太谷县盐商程凤南，“出囊中资，捐饷增课，力助军需”，“给九品顶带，以示特奖”[33]。

实际上这种捐输带有强迫性，常使商人视如猛虎苛政，以至嘉庆帝也感到这种横征暴敛有可能“激成事端”，告诫地方官员要妥善办之[34]。

戊，其它方面。

诸如修路筑桥、祠庙义学、助赈义行等。

运城盐池的姚暹渠，即由盐商捐银浚治[35]。

　　在山西商人中，因经营盐业致富者较多。

而这些商人，家境原来并不富裕，他们是经商后才富起来的。

如前述王文显家，原来家中比较贫困，后来王文显外出经商，才得以添置家产，建筑新居，帮助弟妹完婚，使王氏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

就连赫赫有名的大学士张四维，在其父辈家境也一般。

其父张允龄经商数十年，仅是“产业略增”。

后来张四维之弟张四教业盐后，由于四教为人十分精明，尤谙熟经营沦盐、淮盐，加上在京做官的兄长张四维的支持，得以致富。

而张四维又在有财力的家庭支持下，官运亨通，最后得　以入阁。

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山西盐商的破产，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由于自身经营不善所致。

二是由于封建政府干预，直至查封家产，判罪入狱。

例如：

盐商朱立基，山西凤台人，捐纳布政司经历，长芦盐商米立基，曾经营母舅王堂之常茂号。

干隆二十五年（1760），王堂接办内务府引地永庆号盐务，又由朱立基代办。

由于常茂号本银早已用完，朱立基就将永庆号银两盐包陆续挪在常茂号营运，3年共享银91600两。

干隆二十六年在河南的厂店盐仓被水淹没，亏折成本，兼之近年一切运盐需用绳斤、席片、车船脚价升值，卖价不敷运本，连年亏缺，常茂、永庆二号共折银25万两。

干隆二十七年冬，经营期满，另换新商，成本帑课亏折，底里尽露，以至参追。

政府一面将朱立基等家产并在外贸易资财等项封查，估价值银16万两，尚欠银9万两。

同时将朱立基革经历衔，发附近充军，到配所杖一百，对其伙友也给予不同程度处分。

另外，对所欠帑银，由曾经投资列名者王得宜包赔3万两，由刘运宏等11个保人包赔6万两[36]。

　　　从此案不难看出，当商人亏欠政府帑利引课时，政府不仅要查封财产，追回经济损失，而且要治罪。

所谓帑利是指帑本和利息。

清代的帑本有二：

一为皇宫内务府贷出的资本，称内务帑本；一为由地方官衙借出的资本，称京外帑本。

政府通过发放帑本，从盐商处获取巨额的生息银两。

尽管帑息制度最初对盐商等集资金有一定好处，但是，法行弊随，仍然逃脱不了封建政府对盐商的高利贷剥削。

特别是乾隆以后，出现了盐商既要偿还帑本，又还要报销捐输的状况。

而政府方面却将盐商报销捐输之款又作为帑本再交盐商经营，同时还要付这一帑本之利息。

盐商原有的资金，无形中变成了政府的帑本，并要付政府利息。

这种帑本不仅对盐商毫无帮助，反而成为盐商的沉重负担。

结果导致“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37]。

特别是在引盐滞销时，就使盐商陷入了负债累累的境地。

而封建政府对拖欠帑息的容忍也是有限的。

到了一定的时候，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就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严重亏欠课帑的盐商抄家清产，最后导致盐商破产和身家复败[38]。

这也就是曾经动辄数十万银两的朱立基盐商集团，最后彻底垮台的原因。

　　　明清山西盐商，尽管出于生计和致富之需，下海经商，但从其心理上，由于受封建社会以商为末业和传统的儒学影响，并不以商为荣，而是重仕轻商，追求仕宦，这样就形成了如下几个心理特点：

　　　1．轻商重儒观。

如盐商王文显之父，官教谕，职卑而贫。

文显兄弟5人，文显为长，四个弟弟均望文显而立，以是文显弃儒就商，最后以商致富，为王氏之兴立下汗马之功。

可是其父告老返家后，由于轻商思想作怪，首先让长子王文显分家出去，使文显大受刺激，悲作《五噫歌》，歌词中有“朝人扫除兮，出而暮思噫，清风飘裳兮，明月鉴之噫；古有履霜兮，实获我志噫”。

其父听到此歌后，有所悔悟，父子才和好如初。

当文显弟王珂举于乡时，其父高兴地说：

“兄商而利，弟士而名，乃吾今何憾矣”[39]。

又如盐商杨近泉，虽为两淮盐笑祭酒，却“独喜与士子游”，当其子杨恂举于乡时，杨近泉在淮上闻捷，掀髯喜曰：

“夫我乃不以儒显，儿子以儒显矣，尚何事贾，即日弃资斧北还，与乡老结社觞咏为欢”[40]。

再如盐商沈廷珍，“经商所至，必携小学通鉴，时诵习之，遇事辄有援证，工楷书，喜为近体诗”[41]。

　　　2．锆营仕宦观。

如蒲州盐商展玉泉，上数百金，得授归德之商丘驿丞，对其经营之沦盐，遂命其子掌之。

临行时，高兴地对其子说：

“我仕矣，得间或视尔”。

展玉泉虽然只得了个小小驿丞，且受到了同业者羡慕，“荣其贾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业”[42]。

另外，在河东盐池专为商籍子弟设立了运学；在淮扬盐场，山西之阎、李，科第二百年[43]。

下述部分盐商子弟科举仕宦资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3．义儒经商观。

盐商王文显的观点最为典型，他说：

“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所以善商者，身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

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44]。

　　4．积德行善观。

如山西襄陵人乔承统，父中盐卒于扬州，承统弃儒而贾。

承统弟得罪两淮盐督，亡去，追捕甚急，承统挺身而出，就狱，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

且为行贿千金，得释。

弟归家，破析己产予弟。

顺治二年（105年），清兵南下，令军中所俘妇女，其家愿赎者，可放归。

承统闻故旧女子多俘在中，乃遍访诸营，倾囊赎以归其家[45]。

又如临猗人阎天杰，经营盐业五年，盈利数万，旋辞商归家，倡修庙宇，周济苦民，每于岁暮，设施饭衣，终身不倦[46]。

　　　通过以上对明清山西盐商构成、经济状况、心理状态的分析，笔者认为：

鉴于盐是一种专利品，获利大，以至连皇室族人也插手其间，所以在山西盐商中，势豪望族大地主不乏其人，他们上下勾结，左右盐业，从中谋取暴利，至于一般商民只能拾其残羹。

从山西盐商的发展过程看，他们大体是：

（1）以盐商起家，登上仕途，利用权势，支持其商业；

（2）利用先人遗产遗资，投资盐业运销，增殖资本；（3）通过盐业与其它商业互相支持，互为补充，扩大财富。

山西盐商的成功，除了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和本省拥有运城盐池的自然条件外，他们善于经营和不辞辛苦，也是成功之道。

但由于当时的社会主要是自然经济的格局，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以致他们虽然集中了一些资本，却不能投资于生产事业，其资本一部分被他们挥霍掉，一部分购买了土地，一部分被捐输助饷。

加之，由于受封建文化的束缚，他们在心理上追求的是仕宦儒学和封建伦理道德，这种由商人到仕宦之途，而不是由商到工的道路，可以说是明清商人的悲剧。

究其原，还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之故。

　　　————————　注：

　①　《阎古古全集》卷6。

　　　②⒃⒇[21][22][24][25][41]《条麓堂集》卷28。

　　　③　《明史》卷219，张四维传。

　　　④⒁　见韦庆远、吴奇衍《清代着名皇商范氏的兴衰》、载《历史　研究》1981年第3期。

　　　⑤　《扬州画舫录》卷2。

　　　⑥　《骨董琐记全编》卷3，富室。

　　　⑦⒀⒆[39][44]《空同集》卷44。

　　　⑧　乾隆《大同府志》卷29。

　　　⑨[45]　同治《两淮盐法志》卷43。

　　　⑩　《复宿山房集》卷26。

　　　⑾　《从政录》卷2。

　　　⒂　《四川盐法志》卷32。

　　　⒄　《受祺堂文集》卷4。

　　　⒅[46]　光绪《猗氏县志》卷上。

　　　[23][42]　《条麓堂集》卷23。

[26]　《荣香室续钞》卷7。

　　　[27]《康熙等南巡秘记》。

　　　[28]　伯麟《为增定禁截口盐章程并缓筹官办池盐先行详议由》，嘉庆九年五月初三日，存一档案馆。

　　　[29]《松龛先生全集》卷3。

　　　[30]《清稗类钞》第5册。

　　　[31]《定阳张氏族谱》。

　　　[32]　见拙稿《五台山行宫的修建经费与山西商人》，载《五台山研究》1988年4期。

　　　[33]咸丰《太谷县志》卷7。

　　　[34]《清仁宗实录》卷71，嘉庆五年七月甲辰。

　　　[35]　见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2。

　　　[36]　见《军机处录副》高城《审拟朱立基等如罪由》，存一档案馆。

　　　[37]《清史稿》卷123。

　　　[38]　见刘德仁、薛培《略论清政府对盐商的控制与作用》（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43]　嘉庆《江都县志》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