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大众化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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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来自苏区的知识分子，如范文澜、成仿吾、张如心、吴亮平等人，这些人接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经历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和长征的考验，革命意志坚定，政治思想觉悟高，能够紧跟党的路线政策，在党内外享有较高的威望和声誉。
二是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分子。
其中，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主要有艾思奇、周扬、何干之、何思敬、柯仲平、何其芳等人，来自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主要有萧军、雷加、师田手、黒丁等人。
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大城市，脱离生产，与劳动群众接触较少，但是文化水平较高，眼界开阔，有的还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和领导方面的工作。
三是来自归国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侨。
主要代表有杨松、萧三，他们都是抗战爆发后从苏联回到延安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
此外，“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爱国华侨青年64人”。
第三，学术研究人员的文化素养。
从教育背景来看，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成员基本上都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和熏陶。
如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朱德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刘少奇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周恩来毕业于南开中学，任弼时也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张闻天则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在延安文化人群体中，一半以上人员都接受过初等以上的教育。
据统计，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具有初中以上学历者达到71%（其中高中以上学历者占19%，高中学历者占21%，初中学历者占31%），初中以下学历者约占30%，他们中有部分人还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名校接受过高等教育。
与此同时，延安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群体中很多人都有留学背景。
如党的领袖群体中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都曾在苏联学习或培训，周恩来曾到日本、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
在文化人群体中，陈伯达、张仲实、吴亮平、杨松等曾在苏联留学，艾思奇、郭沫若、成仿吾、何思敬、周扬、何干之、王学文等人曾经留学日本。
从专业特长来看，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群体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专业领域的人才。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政治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等;
军事家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
哲学家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等;
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宇等;
经济学家王学文、王思华等。
此外，还有诗人、作家、戏剧家等文艺理论界著名人物，可谓人才济济。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同教条主义思想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相结合，探究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创作出一大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这些理论成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统战、党建、民族宗教等不同学科领域，范围广、内容新、成果多、影响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思想内容与理论支持。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及文艺理论方面的学术成就。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艾思奇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哲学与生活》、《关于形式伦理学和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不要误解“实事求是”》等，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思想方法论初步》、《新哲学人生观》、《哲学漫谈》等，陈唯实的《民族革命哲学》、《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新哲学体系讲话》等，潘梓年的《唯物史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成果，它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党内教条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将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哲学概括与总结，提出并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主要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和《中国历史论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等。
在史学研究中，毛泽东重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由他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
由范文澜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系统叙述，恢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纳入了科学的轨道”。
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为马克思文艺理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在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指导思想下，具体解决了革命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党建、统战及群众路线理论方面的学术成就。
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和理论工作者从学术角度对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撰写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政治学著作。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周恩来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重点论述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和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
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的研究成果。
主要有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强调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以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点。
以上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群众路线方法以及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章程、党史文献等党的建设理论的深刻阐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学说。
第三，马克思主义军事、经济及民族理论方面的学术成就。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抗战军事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解放区战场》、《敌后形势和建设民兵问题》、《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等，刘少奇的《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周恩来的《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邓小平的《艰苦奋斗中的冀南》，彭德怀的《关于百团大战》，陈毅的《四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刘伯承的《关于平原游击战诸问题》，聂荣臻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左权的《扫荡与反扫荡的一年》等。
这些军事理论著述代表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革命战略与军事理论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
主要有毛泽东的《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陈云的《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怎样做好财政工作》等，王学文的《解放区工业建设》等。
这些经济方面的著述主要是根据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举措和经验总结而形成的研究成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维汉的《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是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层面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开山之作。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推进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典型的“延安特色”。
总体来看，主要表现为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核、人民利益至上的群众立场、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与强烈的现实应用性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实事求是，勇于创新。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深刻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
恩格斯曾说：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中共中央和红军落脚陕北之后，虽然解决了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问题，但是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因此，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包括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思想仍然被束缚在教条主义思维的牢笼中，一味地将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和苏联经验模式化，而不注重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强调：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撰写了《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他严肃批评了教条主义者犯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要求“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在具体研究问题过程中，毛泽东要求理论研究不能只“唯书”、“唯上”，而是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尽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在毛泽东和党的领导集体的正确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群体打破教条主义的思维束缚，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第二，立足大众，服务人民。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延安学术研究群体坚持人民大众利益至上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强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
”
毛泽东的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只有密切联系群众，表现群众，做群众真实的代言人，一切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研究，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和价值理念。
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一反过去旧史学轻视甚至贬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错误立场，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由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学术性强，内容充实，全书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的基础上，否定了封建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历史主人的观点，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历史上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精神和坚毅品格，赞扬了人民群众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历史贡献，深刻表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人民性特点。
第三，喜闻乐见，通俗易懂。
尽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普适性。
但是，毕竟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西方的文化思想，不管是语言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存在着异域文化的特征，因此，把马克思主义深邃的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其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则成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毛泽东曾说：
“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因此，“言语必须接近民众”。
他经常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来阐释抽象的革命理论。
如“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芦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井底之蛙、坐井观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
这些通俗化的语言，不仅广大干部能够读懂，连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此外，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通俗化的代表性著作，受到当时学界的好评：
“《大众哲学》是通俗化的成功杰作。
它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密切联系中国的生活实际，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深入浅出的笔法，贴近大众的语言，通俗而深刻地阐明了深奥的哲理，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喜爱。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生活习俗相结合，使其民族化和通俗化，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和发芽，最终被人民大众所接受。
第四，顺应时代，关照现实。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目标要求理论创新只有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同世情、国情、党情相结合，呼应时代主题，回答现实问题，才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强调：
“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他还指出，“有的放矢”是研究革命理论的根本态度，“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
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基本点就是要坚持这种“有的放矢”的态度。
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要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解答。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群体在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党所面临的政治、军事以及组织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
政治上，面对中日民族矛盾的严峻现实和国共分裂之后的再次合作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他认为在同国民党联合的过程中要坚持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紧紧把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他还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成功运用，不仅使中共在抗战时期能够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及时解决双方之间出现的矛盾，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同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在军事上，毛泽东在正确分析了中日双方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充分论证了抗战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战争的伟力深藏于民众之中，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
在组织上，面对党内阶级基础主要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状况，毛泽东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论断，从而打造了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理论，正确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被称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学术研究只有实现大众化，才能将科学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学术研究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与认同。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通过多样方式，将马列主义思想及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传播到全党上下乃至普通群众之中，进一步拓展了大众化的传播途径。
第一，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著作为学习研究创造条件。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的文本基础，因此，翻译出版马列主义著作是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条件。
延安时期，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满足其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需求。
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了编译部，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张闻天兼任编译部主任。
编译部成立之初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前期集中力量编译出版“马恩丛书”，共10册。
在后期编译“列宁选集”共20卷。
从1938年至1942年，延安解放社以“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主要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论丛》、《〈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等。
系列马恩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群体和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开展理论学习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来源。
第二，依托文化教育机构深化理论学习和研究。
延安时期，干部培训学校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的双重功效。
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之后，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行政学院、军事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30多所干部学校。
各个学校虽然在教育对象、内容和目标上不尽相同，但是所有学校都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内容。
无论从课程内容设置、时间安排以及教员的配备上，都力求使广大学员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
特别是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共中央研究院），下设九个教研室，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新闻、历史、外国语、国际问题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其领军人物包括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等。
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系统研究国内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实际状况，有组织地研究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和军事史。
学院下设的中国政治研究室，又分别设置中国革命问题研究组，专门针对中国革命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
联共党史组主要围绕联共党史研读列宁名著;
时事研究组主要研究中国当前的时事动态。
延安时期干部学校所开展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为提高学员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老一辈革命家宋平曾回忆说：
“帮助我们当时年轻的一批干部严肃认真地读了点马列的书，使我们在政治理论和思想方面打下了初步基础，对我们以后的成长帮助极大，特别是对于我们在思想上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组建学术团体针对重要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群体组织了各种研究小组和研究会，如哲学研究会、哲学小组，以及马列主义、中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时事问题等研究会。
各种理论学习小组和学术研究团体的建立，是研究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式。
如1938年建立的“延安新哲学会”，其宗旨是研究、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会成立后，经常举办各种报告会或者座谈会，毛泽东、张闻天、朱德、任弼时、艾思奇、周扬、何思敬、吴亮平、郭化若、范文澜等人经常出席。
延安新哲学会对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云在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六人学习小组”，主要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
同时，学习小组还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作为学习研究的重要内容。
1939年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延安各校马列主义教员、马列学院研究室研究员和一部分对马列主义有兴趣的在职干部共23人，重点讨论研究列宁主义基本问题。
1940年成立的大众化问题研究会，先后召开三次讨论会，主要对“大众化与识字运动”、“大众化与工农写作”、“大众化的关键与经验”等问题进行探讨。
延安时期，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的建立以及开展的学习研究活动，有效地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力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
第四，以报刊为理论阵地开展交流和讨论。
延安时期，报刊是党的领袖群体和文化人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宣传的重要阵地，尤其是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对外宣传的“喉舌”，是延安新闻舆论宣传领域的向导。
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经常为《解放日报》撰文，开展理论研讨和交流。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党的作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理论文章相继在《解放日报》上刊发，成为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和参考的重要文献。
据统计，仅1942年4月1日至6月5日，《解放日报》共发表《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自我批评从何着手》、《党内民主问题》、《讨论整顿三风的具体化》、《整顿三风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等11篇关于党的建设理论文章。
此外，《解放》周刊也先后发表了毛泽东的20篇论著和谈话、周恩来的10篇论著、朱德的9篇论著，还发表了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的重要文章。
[9]（）当时担任《共产党人》编辑部主任的李维汉曾回忆，这个刊物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选登一批研究党的建设和总结党的组织工作经验的重要文章并就相关问题展开研究讨论。
因此，利用报刊发表文章，开展学习讨论，成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
第五，举办文艺演出活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动力，因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受众对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成果与陕北农村的民间文艺形式相结合，开创了以文艺宣传为载体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途径。
一是改造传统秧歌运动，在形式上采取群众所熟悉的文艺表现形式，在内容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具体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而创作出既能体现党的思想和意志，又能反映群众生活与斗争的新秧歌作品，如《兄妹开荒》等。
1944年，《解放日报》赞扬绥德郝家桥秧歌队：
“十天的秧歌宣传，教育了本乡二千五百余人民，使他们对于拥军、生产、自卫、备荒、移民等各项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经过秧歌宣传，人民的政治觉悟更加提高了。
群众说：
‘看了新秧歌，解下许多新道理，多闹几次，老百姓的旧脑筋都会翻转!
’”二是改革传统剧目，使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思想相结合。
如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就是戏剧改革的成功典范。
该剧“深刻反映出中国革命的历史主题，集中地暴露出地主阶级杀人喝血的罪恶和他们所统治的社会的黑暗与落后;
在揭发旧社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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