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基于城市的数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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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基于城市的数据

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基于城市的数据

一消化吸收再创新与创新城市建设

（一）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形式与内涵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素。

2006年1月9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内涵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三部分。

西方发达国家和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这三种创新模式在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同时存在的，但何种模式居主导地位，则主要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体制机制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创新模式通常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由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逐步演进到以集成创新乃至原始创新为主。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又称二次创新、再创新或模仿创新，是指通过引进或购买先进技术，在消化吸收这些技术的基础上，破解其核心秘密，并在原有基础上改进提高，通过在创新链中后期加强研发，生产出性能、质量均具竞争力的产品。

[1]通过回顾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这些国家在发展初期都采用了引进消化吸收的技术发展模式。

经验表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能够快速增强自身的技术和知识储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并通过再创新，最终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竞争力的核心技术。

这是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增强科技和经济实力，追赶先进国家的有效途径。

上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含义及作用虽然是从国家的角度阐述的，但同样适用于作为微观基础的城市。

城市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直接影响着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的充分、顺利实施。

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实践的深入，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1月6日颁布了《关于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继深圳之后，又批准了16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反映出国家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决心和力度，印证了创新型城市是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目标、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坚实基础。

因此，寻找能够迅速有效地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模式，就成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关键环节。

（二）消化吸收再创新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主体包括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中介组织，但我国的科技活动长期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从国际上看，6万多家跨国企业控制了世界投资的80%和技术转移的90%，[2]是城市和国家竞争力名副其实的主导力量。

我国由于长期采取计划经济体制，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垄断着资源、人才、资金等与国民经济休戚相关的绝大部分资源，是其所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

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科技基础比较薄弱，技术研发经费和科技投入也相对短缺，在自主研发方面受到资金和人才的双重制约。

知识经济使高新技术呈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高新技术的生命周期也越来越短，由于自主研发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企业正在研发的新技术被其他企业先行研发成功或被更先进技术替代的风险也日益加大。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自主开发不仅风险较大，而且仅依靠自主开发也难以缩短与技术领先城市的差距。

而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缩小差距，为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奠定基础。

良好的技术消化吸收与创新能力，既能够帮助企业根据自身劳动力素质和相关配套设备的技术水平，对引进技术进行调整，使之更符合企业的需求，而且还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及时改造和创新，改善引进技术的性能，提高适用性和增强生命力。

大量企业的实践表明，如果对先进技术只是抱着“为引进而引进”的态度，而没有对其进行充分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就会造成技术引进、改造与消化吸收相脱节，影响企业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原来的新技术很快就会变为落后技术而被淘汰，企业也就不得不继续引进更新的技术，从而陷入“引进-淘汰-再引进”的恶性循环。

企业应该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来看待技术引进，非常有必要认清引进只是整个科技创新链条中最基础的环节，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才是链条的关键环节，是增强所引进技术的生命力和保证技术引进良性循环的基础，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前提。

因此企业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之间的关系，把技术引进的重点和目的转移到消化吸收上来，才有可能实现技术创新与领先。

二韩、日消化吸收再创新经验与启示

（一）韩国的做法

受日本殖民时期施行的农业政策影响，当时的韩国几乎没有任何科技基础，随后的韩国战争更将仅存的些微科技基础破坏殆尽。

韩国就是在科技一片空白的背景下，走上了现代科技的发展之路。

20世纪60年代，韩国由于完全缺乏自主开发能力，便借助美国的经济援助，引进了一批设备和生产技术，由此确立了以引用外资和技术为主的科技发展路线。

但韩国政府在70年代就意识到，对技术引进的过分依赖会造成国家“未来持续发展的危机”，为了摆脱对技术引进和模仿的过度依赖，政府投入大量研发经费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起韩国便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压力，首先由于工资上涨，致使韩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工业受到冲击，迫切需要高附加值的科技产品以增强出口竞争力；其次是发达国家加强了对科技、市场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增加了韩国引进高科技的难度和成本，迫使韩国的科技战略由技术引进阶段转向消化和学习阶段。

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的技术保护主义日趋严厉，在这种形势下，韩国政府提出要把科技的自主开发和高新技术的消化吸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出台了一系列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措施，包括：

①将科技计划的制订方式由自下而上改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②颁布鼓励自主创新的法律；③组建和扩充一批高等科技研究机构，发展尖端科技；④确立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

韩国科技创新政策最突出的特点是：

控制技术引进，注重技术的消化吸收。

政府对技术引进实行严格的监督和审查制度，并鼓励企业有选择性地引进关键技术设备，而且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还大力发展自主研发，为技术开发制订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政策等。

（二）日本的做法

日本是世界上引进技术最多的国家，它十分重视根据国民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有重点和针对性地确定各时期的技术引进重点。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主要进口成套设备、兼顾引进制造技术，到60年代有选择地引进单项技术，再到70年代通过引进搞合作研发的同时进行技术输出。

[3]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起就严格限定和管理技术引进，要求所有的引进项目都必须履行严格的申报和审批制度。

政府还充分发挥了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的指导作用，通过建立“行政指导”制度、“引进补助”制度、减免进口税制度、优惠贷款制度等进行引导和控制，使技术引进重点与本国的经济发展需求高度契合。

日本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上，一直坚持自立自主的原则，特别强调在对技术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主要表现在对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高投入上。

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技术引进费用增加了14倍，而用于消化吸收和创新的科研经费却增加了73倍，后者是前者的2～3倍，有时甚至要花费10倍于前者的资金。

[4]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仅用66亿美元就引进了其他国家耗费2000亿美元开发出来的技术，迅速超越了技术输出国。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仅用15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历经50年才得以完成的发展道路，并在许多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战后日本所采取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科技发展模式密不可分。

日本还十分注重对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等方面的管理，通过采用先进适用的管理技术，将引进的技术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加以消化吸收，创造出了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使其产品更具国际竞争力。

（三）韩、日两国对我国的启示

韩、日两国凭借“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追赶型方式，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

虽然两国在具体国情和科技基础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也有所不同，但在以下两个关键点上高度一致，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

首先，要慎重选择需要引进的技术。

日本的模仿战略之所以能够取得高度成功，而没有沦为制造工厂，主要得益于慎重引进技术。

日本特别注重引进国外处于研发后期、尚未被商业化的高新技术，并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从而能够迅速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

其次，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技术引进之后，配套的消化吸收经费和研发投入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技术引进的效果。

韩、日两国都特别重视自主研发。

二战后日本的研发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在自主研发方面的支出都已远远高于技术引进的费用。

[5]

另外，韩国和日本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共同特征，即它们都是由以物为载体的技术引进与创新为起点，逐步转向以信息为载体的引进与创新模式的。

当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仍然采取以物为主要载体的技术引进与创新模式，这既是技术引进与创新的必经阶段，又是由我国的客观国情所决定的。

但要实现科技水平的飞跃和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就要尽力摆脱对引进技术的依附性，通过已有的技术水平和科技积累，逐渐提升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加速转向以信息为载体的引进与创新模式。

三指标、样本选取与数据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顾名思义，包括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三个阶段。

不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就如无源之水，难以为继；但若只是盲目引进而没有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消化吸收，则企业的自主创新也无法维持。

引进和消化吸收都是企业实现技术创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是增强企业和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

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对科技活动投入的多少及其再创新能力的强弱，我们将“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之比”作为分析的切入点。

由于通过网络和统计年鉴等公开途径难以完全获得所需的全部数据，因此我们主要以数据的可获得性为原则，兼顾其代表性，选择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4个直辖市以及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南京等城市作为分析对象。

其他一些城市如深圳、西安、济南、沈阳、杭州、合肥等，作为区域创新发展的领航者，其企业的创新能力在提升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科技和经济竞争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由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得或者存在较大残缺，因此在分析时只能舍弃。

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的500家大跨国公司垄断着全世界90%的生产技术和75%的技术贸易，是对“二八定律”生动的阐释，即20%的大企业的研究开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达到了80%，[6]这一点在我国尤为突出。

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改革时间较短，许多体制机制都不健全，大中型工业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依靠行政垄断，仍然控制着绝大多数资源。

由于受官僚体制的影响，这些企业普遍存在着创新积极性不高、对市场反应不灵敏以及研发决策灵活性不高等弊端。

但它们能够筹集到技术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丰富的资金和人才支持，还能承担独立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再加上具备规模经济和市场份额等优势，因此本书认为，提高城市中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提高整个城市和地区整体科技竞争实力的关键环节。

根据2003年5月国家统计局新制定的《统计上大中小企业划分办法（暂行）》新标准，工业企业规模大小的划分标准由以前的“生产能力”或“固定资产”，改为“职工人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三项指标。

按照新标准，大中型企业需要满足的条件为：

职工人数在300人以上，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上，资产总额在4000万元以上。

企业规模大、经济实力强是新标准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提高了大型企业的准入门槛，也从侧面凸显出其在城市工业中的主导地位。

本书在分析城市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时，主要采取了城市大中型工业企业（包括各种经济性质和各行业）的技术引进经费支出、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之比以及消化吸收经费与企业R&D经费之比这四项指标。

其中引进技术经费支出指的是企业在报告年度用于购买国外技术的费用支出，包括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等技术资料的费用支出，以及购买关键设备、仪器、样机和样件等的费用支出。

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指的是企业在报告年度对国外引进项目进行消化吸收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人员培训费、测绘费、参加消化吸收人员的工资、工装、工艺开发费、必备的配套设备费、翻版费等。

企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是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指的是统计年度内各执行单位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包括实际用于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建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支出。

消化吸收经费与引进技术经费支出之比是衡量企业自主创新层次和效率的重要指标，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又与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

因此通过对这些指标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城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和再创新能力以及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

四直辖市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

图1反映了2002～2008年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大中型工业企业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以及自主研发方面的基本情况。

图1四个直辖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之比

图2北京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指标变化趋势

1.北京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能力分析

由图2可知，北京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之比，2002～2005年一直在2%以下低位徘徊，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

但自2006年起该指标呈快速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0.92%攀升为2006年的7.58%，再攀升至2007年的25.24%和2008年的31.99%，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明显落后于上海和天津。

由图4可以看出，该指标2006年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消化吸收经费的大幅增加，由2005年的500万元增加至2006年的1.14亿元，增长了21.8倍，而同期的技术引进经费却只增长了1.76倍。

该比例在2007年继续大幅上升，原因在于企业的技术引进经费出现了大幅下降，只有上年的42%，而消化吸收经费却比上年增加了41%。

2008年该指标再创新高，依然是因为企业的消化吸收经费比上年上升了53%，而同期的技术引进经费却只增加了2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5年以来，北京市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逐渐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从图3和表1中可以看出，自2002年起，北京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消化吸收经费与研发经费之比，即使在最高的2008年也不足1/25，与其他城市相比明显偏低。

这充分说明企业对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消化吸收经费投入太少，非常不利于大中型工业企业充分利用外部技术资源，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

图3四个直辖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R&D经费之比

表1北京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R&D经费之比

2.天津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能力分析

从图4中可以看出，天津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引进经费在2002～2007年间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且2005年和2007年的涨幅都非常突出。

技术引进经费的持续上升，反映出天津市大中型工业企业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日渐增强。

但2008年的该项数据比2007年减少了20%，传达出对外依赖性减弱、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的信号。

图4天津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指标变化趋势

由图4可知，天津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消化吸收经费占技术引进经费之比，除了2005年和2008年显著增长外，其他年份的比值基本都在10%以下，而且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天津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消化吸收经费在2005年和2008年分别比上年骤增了近20倍和10倍，而且由图5和表2可以看出，尽管天津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经费呈逐年递增之势，但消化吸收经费与R&D经费之比在2005年和2008年依然出现了激增，正如图3所示，遥遥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的同期水平。

消化吸收经费支出的大幅飙升，使得天津大中型工业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之比在2005年和2008年分别达到了53.17%和86.37%，远远高于另外三个城市以及全国的平均水平。

图5四个直辖市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

表2天津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R&D经费之比

通过观察该指标在2002～2008年间的变动趋势图，我们可以看出，曲线呈现“上升-下降-再上升”这样一种震荡上行的态势，而且每次下降过程中的最低点和反弹过程中的最高点都要高于上一次。

从总体趋势上看，该比例是在曲折中上升的，稳步乃至快速增长是大势所趋。

尤其是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不断推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天津市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战略基点，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必定会得到强化。

创新人才、创新政策、创新资金、创新机制等一系列配套要素的丰富与完善，也会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促进企业加大R&D经费以及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并最终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和再创新。

3.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能力分析

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技术引进城市，自2002年起技术引进经费一直在40亿元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城市。

从图6中可以看出，近些年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的经费支出，远远大于用于消化吸收的经费支出，除2006年消化吸收经费约占技术引进经费的2/5外，该指标在其他年份一直徘徊在10%左右。

从图5和表3中可以看出，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消化吸收经费与R&D经费并不是同步增长的，2008年企业用于消化吸收的经费还不到R&D经费的1/20，即使在最好的2003年，该比例也依然不到1/5。

图6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指标变化趋势

表3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R&D经费之比

通过图6可以看出，该指标在2006年出现显著跃升，主要是因为技术引进经费略有下降，而消化吸收经费却增加了2.5倍。

而且根据图5和表3，尽管企业的R&D经费在2006年继续增加，但消化吸收经费与R&D经费之比却依然比上年增长了1.6倍。

虽然2006年上海市的消化吸收经费与R&D经费之比，较以前年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但随后又滑落至原来的水平。

指标的突然、暂时骤增并不能说明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改善，可以说上海市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依然存在对消化吸收重视不够的问题。

由此导致对消化吸收经费的投入偏少，使得消化吸收与自主研发不能充分衔接，消化吸收缺乏应有的技术和资源支持，并最终致使企业在技术引进之后，缺乏足够的“二次创新”能力，使得技术引进与技术消化之间的矛盾不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而且没有呈现明显的缓解之势。

4.重庆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能力分析

重庆市大中型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投入经费之比的变化趋势与上海类似，都是除个别年份之外，指标变化不大。

根据图5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企业创新意识的增强，自2002年起，重庆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投入的R&D经费一直稳步增长，表明企业技术开发的基础条件有所改善，科技实力有所增强。

但R&D经费支出总额仍然大幅落后于其他三个直辖市，表明重庆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投入与其他直辖市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图7重庆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指标变化趋势

从图7和表4中可以看出，重庆市的消化吸收经费、技术引进经费、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之比以及消化吸收经费与R&D经费之比这四项指标，在2004年都出现了显著上升，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28.5倍、3.6倍、5.3倍和17.5倍。

显而易见，重庆市在2004年大幅增强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力度。

表4重庆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R&D经费之比

但是除2004年外，2002～2008年重庆市大中型企业的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之比，一直都在3%～7%之间波动，明显落后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且差距逐年扩大。

由表4可知，重庆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消化吸收经费，非但没有随着R&D经费的逐年递增而递增，反而在2008年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工作力度有所减弱，也反映出企业对自主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存在较明显的“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再创新”、“重短期效益、轻核心竞争力培育”的问题。

五江苏省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

2008年江苏省实际外商直接投资251.2亿美元[7]，总量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

大中型工业企业共签订国外技术引进合同649项，在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中排名第5，仅次于上海、北京、广东和浙江；签订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221959万美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东。

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中包括技术费和设备费，江苏省这两项指标总额分别为219288万美元和2671万美元，分列第4名和第13名；上海市在这两项指标总额中分列第1名和第2名，北京分列第3和第1名，广东分列第2名和第17名。

通过上述排名可以看出，江苏省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力度都排在全国前列，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

由图8可以看出，广东和江苏技术合同总金额中的技术费支出远大于设备费支出，表明相对而言，这两个城市的技术引进结构更加合理和优化。

图8上海、北京、广东、江苏签订的技术引进合同结构

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衡量，江苏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引进的规模和效率，都居于全国领先水平。

江苏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虽然自2005年以来逐渐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且领先优势逐年扩大，但从图9中可以看出，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现象在江苏省也普遍存在。

江苏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消化吸收经费占技术引进经费的比例只有40%，表明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高。

后果之一就是，江苏省的制造业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生产出来的大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

江苏是经济、外贸、制造业和科技大省，但由于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因此在这些方面大而不强。

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省份，江苏省应该在注重技术引进的同时，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工业企业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这也是切实提高企业及其所在城市和省份自主创新水平和整体科技竞争力的关键。

本书以江苏省的无锡、苏州和南京为例，通过分析梳理这三个城市的创新模式及其成果、在创新中积累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为其他城市开展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方向和方法上的指引和借鉴。

1.无锡市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能力分析

图9无锡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指标变化趋势

由图9中可知，无锡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引进经费在2001～2003年快速上升，2004年和2005年就下降为2003年的1/2，2006年更是只有2005年的1/3，表明无锡市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逐渐减弱，技术进步开始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

虽然2007年的技术引进经费是2006年的3倍，但消化吸收经费却飙升为2006年的8倍，也创下了2001年以来的新高。

消化吸收经费的增幅远大于技术引进经费的增幅，表明企业在加大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充分表明企业自主创新意识的增强。

2001～2006年无锡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之比基本都在10%～20%之间波动，其中在2005年和2006年低于江苏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但2007年江苏省及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之比的平均水平与上年基本持平，而无锡市的该项指标却大幅增长了150%，其中技术引进经费增长了2.23倍，消化吸收经费增长了7倍。

这与近两年来无锡市政府提出的要在“十一五”期末率先进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的奋斗目标，以及根据自身条件所选择的引导全社会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历史和客观原因，无锡市的科研力量相对薄弱。

市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要想在不具备先天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