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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说“三源齐泄”的地方叫“雷溪”。

这附近没有叫雷溪的地方，这雷溪也许是我们村南山涧的名称，不过早已迷失罢了。

　　我既然敢于确定《水经注》的“一涧”就是南管头，这离御射碑就不远了。

《水经注》的话是这么说的：

“徐水三源奇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

”　　近二十年来经常回老家探视，前山后山，东游游西转转。

故乡虽然穷苦，却是山清水秀，景物宜人。

抗日战争期间出了狼牙山五壮士。

狼牙山是个小山，全国地图上还特意把它标出来，大概是沾了五壮士的光吧。

这地方历史悠久，既然北管头原名叫郎山庄，那就是汉武帝时，戾太子之子、史皇孙之弟、叫某郎的隐居的地方了。

从北管头沿河往北走，一里路，就到了画猫儿。

山岩上画着五只小猫，还有一个纺线的老太太。

六十年前清晰可见，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

这里从前只有几户人家，行政上属北管头村，这里地名叫王子坟。

据寿鹏飞《易县志稿》说，这是代王嘉的墓。

《史记》载，秦始皇十八年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代在蔚县。

两年后，荆轲刺秦之年，王翦伐代，代王嘉奔燕，兵出此路，战败自杀。

他就被埋在他自杀的地方。

这一段河有个单独的名字：

乱营河。

后人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况。

　　我家门前的大道，就是五岭的古道。

乾隆年间，把原属河北的平定州划归山西，把原属山西的蔚州划归河北。

此后每年阴历五月二十三，蔚州（包括涞源、阳原二县）的钱粮骡队，从我家门口过，送往省城保定。

直至民国期间依然如此。

虽然涞源、蔚县早就归了河北，但是河北人至今依然叫他们“老西儿”。

想来令人不禁失笑。

　　从这条五岭古道走过的人很多。

北魏太武帝东巡（到山东），回来的路就是走的这条古道。

当时的北魏首都在大同。

抗日时期还有许多外国人从这里走过，他们是白求恩、柯棣华，还有燕京大学的教授、英国人林迈克。

林迈克有一张乱河营的照片留下来，照片发表在他的书中，书名叫《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的不平凡经历的记述》，中文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

照片标题是“狼牙山风光，1942年”。

我认为这张照片无比珍贵，远景中圆的是莲花瓣山峰，方的是宽鞍，俗名鞍子陀。

　　乱河营的地形非常奇妙，当年河床很低的时候，路过这里简直令人绝望。

山重水复疑无路，走到跟前，窄窄的山口向左拐，二百公尺再向右拐，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猫儿崖（读音：

涅）。

我散步经常到这里来。

我揣想，这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援弓而射的地方。

别的小山包不值得一射，而较大的山峰，箭又射不过去。

乱营河的山，非常险要，却并不高。

《水经注》说：

“飞矢逾于山岩。

”《太平寰宇记》说：

“飞矢逾于山岩三百馀步。

”拓跋焘是个马上皇帝，开疆拓土，武功赫赫。

当年车驾行至这种地方，山穷水尽疑无路，经他一射，射出一条小路，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

自然是群臣高呼万岁，于是“刊石用赞玄功”（《水经注》）。

二十年前我散步到乱营河，心想，他既然走的是五岭古道，必然经过这里，这一箭必是在这里射出，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景致。

我曾经想在河水拐弯处的山窝里盖两间房子，退休以后住到那里去，一定把御射碑找出来，哪怕是一块残石也罢。

万一找不出来，我想找来御射碑的拓片，照原样复制一座，修个碑亭，立在路边，也算故乡的一景，五百年后，人们就会认可。

文人只要不饿肚子，他们多半都是好事者，想来好笑。

　　九十年代以来，见到的有关的出版物多起来。

据傅振伦说，御射碑于1936年，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古物研究馆馆长徐鸿宝发现（见傅振伦著《七十年所见所闻》第197页，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9年4月，我同吴占良先生一同去拜访傅振伦先生，知道傅先生当时是燕下都考古队的成员，上述书中对易县文物古迹叙述颇详。

我觉得傅先生的说法最为可信（在此之前，傅先生曾说于1935年发现，见《文物天地》1988年。

还有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善本碑帖录》第61页，说于民国十年发现的御射碑，不足据）。

近蒙河大教授吕志毅先生赠我一部寿鹏飞编的《易县志稿》。

吴占良先生专程来太原送此书。

如此隆重，令人感动。

寿鹏飞是鲁迅的老乡，浙江绍兴人，方志专家，著有《方志通义》。

他主持撰修的《易县志稿》，是民国期间河北省所修百部方志中的上乘佳作。

他说：

“金石古物在易县特多，足现古代文化，录其有关考古及足征掌故者，馀不胜记也。

”（见《易县志稿·

叙例》）该书第870页至第876页，对御射碑有详细考证。

此书《叙例》之末注明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三月，正是发现御射碑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

没想到历史竟是如此紧凑，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水经注》的记载是这样的：

　　徐水出广昌县东南大岭下，世谓之广昌岭。

岭高四十馀里，二十里中，委折五，方得达其岭上，故岭有五之名。

下望层山，威若蚁垤，实兼孤山之称，亦竦峙也。

徐水三源齐发，齐泻一涧。

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

徐水又北流西屈，迳南崖下，水阴又一碑。

徐水又随山南转，迳东崖下，水际又有一碑。

凡此三铭，皆翼对层峦，岩障高深，壁立霞峙。

石文曰：

“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迳五回之险邃，览岭岸之竦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刊石用赞玄功。

”夹碑并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

碑阴皆列树碑官名……（《水经注》第十一卷）　　198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施蛰存的《水经注碑录》，我至1997年才见到此书。

书中附有御射碑拓片图版，右上有罗振玉的题跋（据傅振伦先生说，是周肇祥的题跋）。

碑文十四行，第一行不可辨认，第二行只有四个字可辨。

施先生说：

“余至今犹未得到此碑拓本，故据罗振玉所录记之。

”书中只有第三行到第九行的释文。

仅以此七行而论，罗振玉释文比《易县志稿》多辨出三个字，少辨出七个字。

罗振玉大约只见了拓片而未见碑石，所以不如当时在易县的寿鹏飞和徐鸿宝等认出的字多。

《易县志稿》说：

“可辨者尚二百四十馀字。

”施书说，碑文十四行，行二十六字。

县志说，十五行，行二十六字。

傅振伦的文章，《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五十年前的魏碑》（《文物天地》1988年第三期）说是十三行，行二十六字。

傅振伦先生当时居在易县，却没有去过南管头，自然未见碑石。

姑以县志说，十五行，行二十六字，“乃作颂曰”下空六字，则碑文字数当在三百八十字左右。

其中有不可辨认者约一百四十字。

傅先生说：

“这是易县最古的石刻，在河北亦颇少见。

”（见《七十年所见所闻》第197页）傅先生说：

“御射碑石高六尺，广二尺三寸馀。

”书法是魏碑中上乘之作，似《爨龙颜碑》。

　　现据《易县志稿》将当时可辨认之文字列出：

　　第一行，（不可辨认）　　第二行，泽历定冀……　　第三行，恒山北行而归，十有二月……之……崇……之……峙……　　第四行，驾路隅，援弓而射之，矢於……山三百余……於是令左右将士善　　第五行，射者射之，若武卫将军昌黎公元丘，前军将军……阳阿齐，中坚将　　第六行，军蓝田侯代田，精射将军曲阳侯……射声校尉安武子麟，元兴次　　第七行，飞督安熹子李茂等，数百人，皆天下……也，射之，莫有过……者，或至　　第八行，峰旁或及岩侧，於是群臣内外，始知上命中之……代无……咸嗟　　第九行，叹圣艺之神明，虽古有穷蓬蒙之……方之於今……　　第十行，遇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良公乞……及……立　　第十一行，广美德，垂之来世，三年丁丑功讫，会乐良公去官……刺史……东……　　第十二行，张掖宝周初临，续其事，遂刊……立文，乃作颂曰　　第十三行，思皇神武，应期挺生，含弘宽大，下……光明……不……不……肃　　第十四行，四海远至，迩平荡荡，圣域……能……下咸宁　　第十五行，（立碑年月全蚀）　　碑阴全蚀。

（见寿鹏飞《易县志稿》第870—876页）　　碑额六字，二行，“皇帝东巡之碑”。

这就是《水经注》说的“御射碑”。

罗振玉或周肇祥题为，“魏太武帝东巡御射第二碑”。

傅振伦先生说，“郦道元《水经注》卷11载北魏太武帝御射三碑”。

（《七十年所见所闻》第197页）施蛰存《水经注碑录》第103页，“六八，后魏御射碑，三石”。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御射碑有三石。

如果他们的根据只是《水经注》所说，“水阴又一碑……水际又一碑，凡此三铭”，就认定御射碑有三石，这就错了。

根据郦道元这几句话，不能证明另外两碑也是御射碑。

再者太武帝拓跋焘从易县只经过一次，他走一路射一路，没完没了，像羊拉屎一样大立其碑，这是不可能的。

这在情理之外。

我认为，御射碑只此一石，在易县没有第二个御射碑。

如果他们是根据《水经注》“水”条，所说在灵丘南边，现在的觉山寺附近，有御射台，“台南有御射碑”，因此定御射碑有三石，似乎有道理，但依然不正确。

我没有见过灵丘的御射碑及其拓本。

但据记载，灵丘的御射碑是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公元461年，南巡时所立（请参见《太平寰宇记》和施蛰存《水经注碑录》）。

算上此碑，御射碑也只有二碑，而没有三碑。

再者，易县的御射碑，立于太延三年，公元437年，比灵丘的御射碑早二十四年，只能称第一碑，而不能称第二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碑帖鉴定》第143页，说“御射碑现存易县南管头村。

”它既然在南管头，我就是南管头人，我何必再画猫儿盖房子？

说起来我也是抗日时期出来的老革命了，镇里和村里的干部支持我，又有我二弟林鸿帮助，于是我就在南管头北头村边盖了几间房。

原想退休以后可能要清闲的多，谁知也未见得清闲多少。

这是真正的“无事忙”，忙得厉害。

自然也经常回去，与亲友们闲坐时，总要谈到一块古碑。

人们说，海底捞针，何处寻访。

我说，它若是一张烙饼，我就不必寻访了。

它到底不是一张烙饼，没人吃掉它。

我对侄子们说，发现此碑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七十岁以下的人不用问，专问七十多八十多的人。

我的侄子们很能干，用了几年时间，终于打听到了。

说此碑已断为两截，较小的一块，砌在一个井沿里。

此井是个废弃井，左边盖房，右边盖房，把这井挤到一个小夹道里。

我二弟林鸿在电话上告诉说，这石头发白色，在井口处，眼看得到，手也摸得到……怎么样，把它弄出来吗？

我想，地上地下的文物都属国家，私人怎好动得？

再一想，它这个位置十分奇妙！

既不在地下，也不在地上。

如此一想，高兴异常，真是天助我也。

我告诉林鸿，把它弄出来。

我急忙把御射碑的图版，在复印机上放大几份，寄给林鸿，告他看上面有字没字，如果有字，看是不是这个东西。

　　经过同主家协商，主家慨然应允。

扒开一看，石头巨大，一两个人弄不动，夹道里又容不得许多人。

侄子们焊了一个铁架，按上滑车，才把它弄出来。

抬上三轮摩托车斗，运到我的院内。

他们忙了一整天，晚上打来电话，说上面没字。

我说，对照复印件，仔细查看。

我守在电话旁，深夜十二点，侄子打来电话，说，大伯，有字，没错，就是它！

我当时那种激动，无法形容。

人若高兴了，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我急忙回到南管头。

我的学生阎瑞峰，手拓数纸。

我们仔细端详，这是御射碑的下半部，“乃作颂曰”，清晰可见。

家人告诉，碑断开以后，这较小的一块，被拉到井边，做了井沿。

从前乡民们打水的桶是铁桶，脚上穿的是钉鞋。

天哪，它竟遭受如此磨难。

不过又一想，时间是历史表现。

1937年的拓本，还是整石。

它断开必在1938年。

1939年发大水，就把它淤住了。

如此说来，它做井沿，只有一年时间，依然还有字迹，真是老天保佑。

我相信，高级文物是有神灵佑护的。

　　晚上，在淡淡的月光下，我一个人站在这御射碑的残碑前，我觉得我应该向它焚香叩首才对。

我怕村民们说我疯癫。

我觉得这御射碑，有说不出的灵异。

天下大乱，它能够及时地藏匿起来。

不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以及阶级斗争、经济建设的战火，会使它粉身碎骨。

若不是及时藏起来，恐怕早就打碎，修了水库了。

我在这残碑前，默默地祈祷着。

我的祷词很长，很乱。

第二天我把它写出来，成了这样几句：

　　太武张狂，羽矢鹰扬。

　　当年胜迹，贞珉文章。

　　郎山脚下，顺水之旁。

　　宝刻有神，战乱知藏。

　　残石重光，太平永康。

　　赐福吾家，赐福吾乡。

　　——御射碑残石祝词　　我想给它盖个碑亭。

我问文物所所长杨卫东，要在我这后坡上，盖个古式的八角亭，有三万元行不行？

他说，三个三万元也不行。

我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想一想也就罢了。

我侄子对我说，大伯，那另一块比较大，字也多，它在哪里，我已经知道了，也是发大水淤泥盖住的，不深，你想要，我明天就给你挖出来。

我说，地下文物属于国家，私人无权挖掘，让它在那地方待着吧，那里很安全。

　　我多年来的目的就是找到它。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的快乐无可比拟。

人做事要适可而止。

　　2001年6月15日于蒙斋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