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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中共中央要求“华中新四军应迅速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

”至9月2日,华中解放区已解放县城32座、重要市镇400余个,歼灭日、伪军2.8万人。

10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指出:

“苏北、皖东、皖北须坚决控制,不能有所动摇。

”并于10月25日、29日,在淮安先后成立中共华中分局、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11月上旬,组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

11月11日,解放盐城。

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在平汉、同蒲、平绥、津浦路沿线的部队,开展交通破击战,继续肃清日伪残余据点,控制铁路交通的一些地段,开辟对我有利的战场。

尔后又集中主力,相应组织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绥远战役和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有力地打击了沿铁路线进犯的国民党军,迟滞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掩护了我军的部署调整及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并加强了我党在与国民党谈判中的地位。

到1945年12月,新四军收复了华中敌后的大片土地。

但是,位于苏皖解放区南面的高邮城仍被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占据着。

高邮城扼苏中运河之中部东侧,南临扬州,北向“两淮”,西倚运河、高邮湖,东接水网田畴,城墙高耸,护城河环绕,是运河线上的一座军事重镇,有“运河大门上铁锁”之称,是深入我淮南、苏中两解放区之间一钳形据点。

1939年10月2日,日军侵占高邮城后,一直派重兵把守,在高9米、厚7米的高邮城墙上,筑有永久性机枪掩体34个、两层或三层大碉堡8个,在城垛之间还设有射击掩体。

同时,在城四关筑有护城土圩,每隔50米筑一哨所,土圩外坡全部削成陡壁;

利用城内众多的庙宇、公园、工厂构成防御据点;

城外工事密布,且有宽5米至7米的护城河环绕四周。

日军还从五里坝到头闸口筑起土墙,形成了外围防线。

这些据点与高邮城周围日伪军利用众多庙宇、房屋构筑起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组成了立体交叉火网,使高邮城处于一个卫星状防御体系之中。

1945年8月侵华日军投降以后,高邮城内驻有日军一个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约1100余人;

伪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之第42师两个团和伪总部特务团,第5师之第14团、15团,连同伪县保安大队、警察大队、水警队及土匪武装,共约5000人。

高邮城以南30多公里处的古镇邵伯,驻有日军1个中队、伪军1个团,共约1500人;

高邮与邵伯之间的车逻坝,也驻有伪军一部。

扬州和泰州两地均驻有日伪军重兵,还有扬泰沿线的伪军一夜之间统统变成国民党的中央军。

国民党军自鸣得意地宣称:

“运河是道门,高邮是门上的锁,有了这把锁,就可以把共军锁在笼子里。

只要开锁进门,国军就可长驱直入,直捣两淮。

”反共气焰十分嚣张。

二、高邮战役决策与部署

为阻止国民党军队由扬州北上进攻解放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根据中共中央制订的巩固华中策略,从战略全局及其发展趋势考虑,于12月3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向中共华中分局、新四军军部、中共华东局和中央军委建议:

除留九纵队在淮北待机外,集中华中野战军第六、七、八纵队,组织高(邮)邵(伯)战役,歼灭该地拒降之敌,以除后患,改善我战场条件,以利于未来自卫作战。

同时建议,在高(邮)邵(伯)战役后,随即会同山东野战军举行陇海路战役,夺取陇海路东段,以使华中和山东两战略区连成一片,扩大我军回旋余地,便于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的协同作战。

12月5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江(3日)电夺取高邮,同时集结主力准备打援部署”。

同时指出:

“注意争取日军中立,或准许其撤走”;

“对孙良诚亦以争取其反正为目的”;

“整个战役,以在一个月内结束才好。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粟裕立即着手准备,决定集中华中野战军第六、七、八纵队和苏中军区地方武装,首先攻占高邮、泰州以及沿线各据点,歼灭扬州援敌,并向扬州发展。

12月6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目前军事形势与作战任务给陈毅等的指示:

“粟谭纵队目前以夺取高邮据点,相机击溃可能增援的二十五军外,华中其他地方兵团,对津浦路南段应进行继续破坏并力求控制一段或几段,阻止与迟滞蒋顽北进,准备好战场。

”(《粟裕年谱》135页)

就在战前准备热火朝天之时,12月10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阻止蒋军北上的战略任务给陈毅等的指示:

“粟裕部队前电同意他们去打高邮,争取孙良诚反正,打击北进之二十五军,但也请你们考虑是否适宜,是否要粟裕部队到津浦南段行动,配合你们,请你们决定电告粟裕。

”(《粟裕年谱》135~136页)

 

12月11日,粟裕在尚不知中央军委此电内容的情况下,已率华中野战军指挥机构及第七纵队到达距离高邮40公里的兴化,并令陶勇率第八纵队抵达宝应以南,王必成率第六纵队抵达淮阴,准备于12月18日发起高邮战役。

同日午时,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发出报中央军委并致各区各部队电,提出津浦路作战部署。

其中指令:

“粟、谭率六、八、九纵迅集津浦南段,进行大的战略破击,力求一举即能控制百里至二百里的铁道,并相机求得能歼灭北上顽一至二个师”,“华中应以张藩纵、管(文蔚)胡(炳云)纵之力量包围高邮。

应一面包围,一面争取孙良诚反正,并部署打击二十五军之出援。

六、八两纵不宜用在高邮方向,而应专力应付津浦。

”(《粟裕年谱》135页)

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

“同意真午(12月11日午时)电关于津浦路作战部署,望即遵照执行,并告张(鼎臣)、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即令王(必成)陶(勇)纵队执行津浦路作战任务,不去高邮了。

”(《粟裕年谱》136页)

12月15日,身处高邮战役前线的粟裕才收到关于津浦路作战部署的电文。

此时,敌情也发生了新变化,国民党军队正向徐州及津浦路徐蚌段集结重兵,占据扬州的国民党第25军有在日伪军掩护下进占高邮的动向,国民党第49军也有从江阴渡江北进企图。

他手持电令心急如焚,经过一番思考,旋即以个人名义起草长达千言的电报,在辰时(7-9时)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并告张鼎臣、邓子恢、谭震林、张爱萍,据实陈述,详析利弊,建议按原计划举行高(邮)邵(伯)战役。

同日,华中军区政委邓子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签发了《高邮战役政治命令》,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刘先胜签发了《华中野战军攻占高邮邵伯的作战命令》。

12月19日,华中军区发出致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电文,“作战准备均已就绪,部队已展开,对高邮作战(除六纵外)仍不变,并力求迅即解决战斗;

拟六纵、九纵及淮北两个分区武装统归张爱萍(时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指挥,于新年前后对津浦徐蚌段发动破击,力求控制徐宿段铁道。

八纵待高邮战斗结束后,即开淮北增援津浦。

”(《粟裕年谱》137页)

粟裕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

他说:

“军部已同意我们攻打高邮、邵伯的作战方案,通知各参战部队,立即向预定地区推进,务于12月19日白天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华中野战军因缺第六纵队,只好缩小作战规模,决定以第八纵队的5个团加上高邮独立团,集中攻打高邮。

野司特务团打车逻坝。

第七纵队4个团以一部兵力攻打邵伯,其主力则部署在扬泰线以北、邵伯以南地区,准备打来援之敌。

苏中军区的江都、泰兴等独立团归七纵队统一指挥,援敌未到时先打扬泰线之敌据点,尽量求歼小股分散之敌;

援敌来时参加打援。

三、高邮战役战斗过程

12月19日,华中野战军参战部队及苏中地方武装按照作战方案悄悄进入阵地。

晚7时,在南北40公里、东西20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势。

粟裕司令员指挥第七纵队向邵伯之敌发起攻击。

战斗中,粟司令一直坐镇前线指挥所。

当第七纵队一个团突进邵伯街,消灭了镇上的伪军,把日军一个中队压缩在镇北的据点内时,粟司令随即带领参谋人员进入邵伯街,直接指挥该团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集中火力、兵力,从北、东、西三面进攻,诱使日军拼命向南突围。

仓皇逃窜的日军,从粟司令的临时指挥所门前你争我抢地夺路而逃之时,粟司令带领参谋人员和警卫班,正稳守门内,不动声色,严阵以待。

待日军离开工事进入开阔的旷野地里,粟司令立即下令我追击部队和预伏的堵截部队迅速出击,把出逃日军团团围住,先喊话劝降。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日军士兵携枪投降者受到保护;

而顽抗者,则在我军迅猛的突击和火力杀伤下,死的死,伤的伤。

至21日,第七纵队攻克邵伯,歼灭日伪军近千人,切断了日伪军南逃之路,并沿邵伯、丁沟之线构成对扬州、泰州国民党军的防御。

与此同时,野司特务团顺利地歼灭了车逻坝据点的守敌;

苏中军区的地方团队及第七纵队一部,也向唐头、郭村、宜陵、大桥及泰州外围等日伪军据点发起进攻,先后拔除扬泰线之敌据点16处,歼灭伪军4000余人。

在第七纵队进攻邵伯的同时,陶勇指挥第八纵队向高邮外围之敌展开了猛烈攻击。

战斗打响后,担任主攻任务的六十四团从北面突破敌人外围屏障,至20日拂晓,占领北门外的城镇,直逼城垣。

六十六团、七十团和高邮团数千名指战员迅速从东北面冲破敌人的土城防线,其中六十六团一夜间就从高邮城东北方向的双庙、泰山庙一直打到城边的关帝庙。

六十八团从南面采用单刀直入的战术,经过一夜激战,消灭了圩外的大部分敌人。

到12月20日中午,除东门宝塔外,高邮城外围据点均被扫除,日伪军龟缩在城里,处于我军的围困之中。

高邮城外围据点被我军扫清后,敌人仍凭借高大的城垣,负隅顽抗。

城墙上的警戒大部分换上了日军,他们抓紧加固城头工事,并不时地用速射炮向第八纵队阵地轰击。

这时,国民党一面密令高邮日伪军“共同固守”、“坚决抵抗到底”,一面派军队勾结日伪军,增援高邮。

驻高邮日军对城北第八纵队阵地进行炮击,猖狂反扑,我军奋起还击。

22日清晨,粟裕司令员从邵伯匆匆赶到高邮城外东北角的村子里约见了陶勇,并一同视察了高邮城外地形,特别深入考察了东门外的地形,并作了详细的作战部署。

他指出:

西城墙和西门外紧挨着公路、运河、高邮湖,地面纵深很小,我军展不开大部队,敌人又居高临下。

因此,敌人很可能认为我军不会置重兵于此,对敌人这种心理,我们要加以利用。

敌人认为越安全的地方,防御越薄弱,我们越容易得手。

我们要在城墙的西北角放一个营,总攻开始后,该营利用夜晚从北关镇的北头翻过公路大堤,沿大堤西侧隐蔽运动到城墙的西北角偏南地段。

在我军向其他方向各城门展开猛攻之后,该营迅速翻过大堤,尽量以偷袭的方式,用云梯爬上西城墙,部队登上城墙由西往东向北门进攻,并防止西门之敌向北增援。

总之,一定要保住突破口。

切记:

此处力争偷袭,充分准备强攻,偷袭不成,旋即强攻,以收神效。

并要求,各参战部队除利用原有的众多交通壕和低胸墙工事外,还可利用夜晚将交通壕尽量挖近城墙。

同时,在东门以草袋、麻袋装土,在距城墙数十米、百把米外,将低胸墙工事一律堆成与城墙同高,甚至高过城墙的半月形工事,每隔四、五十米一个,将轻重机枪架上去,以强大的火力压制城墙上的敌人。

在北门、南门的部队要打通密集的民房,在老百姓的房子里穿梭运动。

炮兵阵地布置在离城墙五、六十米远的地方。

在进行攻城军事准备的同时,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进行攻心战,以瓦解日伪军。

在敌军工作部的指导下,攻城部队展开了敌前喊话活动。

敌工部的同志和日本战友宫本干脆跑出屋子,对敌人大声用日语喊话,宣读天皇下令投降的诏书,播放《思乡曲》等日本歌曲。

日本反战同盟的人还写劝降信,派人送进城里劝降。

我军还在城外高房顶上张挂劝降标语,发明土飞机——用厚厚的牛皮纸糊成两米宽、4米长的瓦式大风筝,放飞飘到高邮城上空散发传单。

强大的政治攻势,对敌军起到有效的瓦解作用,城内日伪军开始动摇、分化。

在我军的攻心战大见成效之际,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一面密令高邮日伪军“共同固守待援”,一面公然派出刚刚调到扬州的第二十五军第一零八师师长顾凤阳率领全部日械装备的、配有日军顾问的一个团,勾结日军500余人、伪军4000余人,由仙女庙(现江都县城)出动,扑向已被新四军解放的邵伯镇,企图增援高邮,以解高邮之围。

国民党军的战斗机,为了配合地面部队向我进犯,不断飞来飞去,盘旋袭击,低空扫射,形势十分紧迫。

12月25日,乌云密布,细雨蒙蒙,路面就像涂上了一层油。

这本是个不利于攻城的天气,为了抢在敌人的前面,粟司令决定,立即向高邮城发起总攻。

陶勇精神抖擞,亲临前线指挥。

晚6时,3颗绿色信号弹划破了雨夜的天空,20多名司号员一起吹响了冲锋号,进攻高邮城的总攻打响了。

我军炮兵首先对东门内的日军司令部实行集中射击,牵制敌军主力于东门。

与此同时,第八纵队的第六十四、六十六、六十八团出敌不意地分别从城北、城东、城南三个方向,向高邮城发起了猛烈攻击。

在强大炮火支持下,六十八团首先在南门架云梯成功,一举登上城头,并接连打垮敌人的连续反扑,巩固扩大了突破口。

随之第八纵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和六十八团团长余炳辉率团主力迅即登上城头,打开南门并向城中心和西门发起进攻。

六十四团从西北方向攻击,一营二连和三连的指战员们,利用夜暗,隐蔽地接近到城墙脚下,架起云梯,从西北城墙角的西侧向上爬。

经过激烈战斗,全团迅速向城中心和西门突进。

与此同时,六十六团和高邮独立团从东门攻进城里;

七十团和七十二团一部也相继投入巷战。

这时我军从南北门城墙上攻过来,敌人腹背受敌,防不胜防。

各团对困守之敌猛烈进攻,迫使敌人向碉堡林立的日军司令部收缩,新四军包围圈越缩越小,日伪军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逐渐停止抵抗。

26日凌晨4时,跟随进攻部队突进且与敌接触的第六十六团政委姚力向指挥部报告:

日方声称愿意投降,但坚持要同代表谈判。

此役,高邮城共歼灭日军岩崎大佐以下官兵1100余人,其中生俘931人;

歼灭伪军第42师师长王和民以下官兵5000多人,其中生俘3942人;

缴获各种炮61门、各种枪支4308支,战绩居华中抗日战场之最。

新四军伤亡662人。

战后,第8纵队受到新四军、华中军区首长“军政双优”的嘉奖。

(备注:

高邮战役共计歼灭日军1200多人,伪军万余人;

主要歼灭了邵伯、车逻、扬泰线16个日伪据点及高邮城内的日伪军)

四、受降仪式

26日凌晨,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带领谈判助手、谈判书记官进入日军警备司令部。

他们到达司令部门口时,一个日本军官出来了,年纪约五十岁,目光阴森,全副武装,挎着指挥刀,笔直地站在那里,大声地说:

“我是日本皇军派遣部队最高司令官,我只同你方最高代表谈判。

韩念龙盯了大佐一眼,严厉地说:

“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我代表新四军,命令你立即下令无条件投降!

韩念龙话音刚落,岩崎身后突然蹿出一个鬼子,手拿一把军用锹,向韩念龙头部劈来。

站在一旁的谈判书记官杨起眼疾手快,冲上前去,制服了这个鬼子,并夺下军用锹……

岩崎大佐见此情景不得不放软口气,说:

“我们旅团中心在南京,我们愿意离开高邮回到南京去;

城里的弹药给养和重武器,我们可以全部留交给你们。

为了到南京去时路上安全,我们的轻武器将随身带走。

对此,韩念龙当即拒绝:

“你们只能无条件投降,你们天皇的命令,也是叫你们无条件投降,我们保证你们和你们的家属生命安全,不侮辱你们的人格,你们投降后的一切安排,我们自然会按我军优待俘虏条例妥善处理。

这时候,日军司令部里不断有日军军官进出,交头接耳,好像是在商量什么,还不时在他们的司令官耳边讲几句。

岩崎突然换了一副面孔,满脸堆笑地说:

“代表请坐,我同意无条件投降!

日军投降了!

粟裕司令员听后十分高兴,他很快轻装简从地进入东门,在夜暗中来到日军司令部大院。

一进院,他看到一个日本兵在焚烧文件,当即跑上去用脚把火踩灭,吩咐野司侦察参谋张崇文,立即收缴敌人的一切文书资料,任何人不得销毁。

大院里,堆放着不少轻重机枪、步枪以及其他武器,我方战士为搬运武器与日军发生争执。

粟裕立即让严振衡前去处理一切枪械弹药,均须造册点缴,受降后再行分配。

  受降仪式在灯光昏暗的日军司令部大厅里举行。

那里已经围了一些民众和战士。

看到粟裕来了,他们让出一个空间给粟裕。

粟裕微笑着,同这些普通士兵一起作为一个旁观者观看了整个受降仪式。

大厅内紧靠后墙处,摆着一排长桌子,一头靠北边墙,桌面上铺上黄军毯。

在长桌后面正中落座的是韩念龙主任,他的左右是谈判助手和书记官,长桌的左边,站立我军干部战士;

长桌右边立着两排日军军官,岩崎大佐在中间。

有一名日军军官从其中出列,向岩崎大佐行军礼后,说了几句报告词之类的话,就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恭恭敬敬地呈交岩崎大佐,然后退回原位。

岩崎大佐向韩念龙行军礼(其他日军军官行注目礼),然后,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恭恭敬敬地呈交给韩念龙主任,之后他也退回,站立一边。

韩念龙接过花名册,一一翻开,略加审阅后,即令日军大佐岩崎指定专人陪同我军人员去广场和仓库清点交接武器和物资,另派人随同我军到分散被围的各据点命令日伪军迅速缴械投降。

他宣布:

一、投降的日军官兵仍各回原住处待命,为了安全,活动限于院内,不得外出。

二、战死的日军官兵,可按日本国习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备带回本土。

三、受伤的日军官兵,将由我方医务人员协同日军医务人员予以救治。

一切吩咐完毕,仪式即告结束。

粟裕微笑着,不声不响地离开大院。

这一切,不仅日军指挥官不知道,连主持受降的韩念龙也没有发现。

三天以后,粟裕接见缴械投降的日本军官,敌工部的陈超寰用日语向那些日本军官介绍:

“这就是粟裕司令,他是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

”在场的日本军官都惶恐地站起来向粟裕敬礼,垂下了他们的头。

粟裕打着手势请他们入座,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说:

“我们一定保证日军的生命安全,你们要安下心来,与我们合作。

你们在过去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犯下了侵略中国的罪行。

我们共产党人一贯认为,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日本帝国主义去承担,不是一般日本军人的责任,中日两国人民都身受战争之害。

日本军官惊讶异常,连连表示:

“不胜感激之至!

不胜荣幸之至!

岩崎深受感动,并心悦诚服。

他本来得到许可可以将祖传的宝刀带回日本。

但他双手捧着宝刀,向粟裕一躬到底,说:

“谨将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久已仰慕的中国将军。

五、高邮战役意义

高邮战役是华中新四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重要关头,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发动的一次重要战役。

它的胜利,对于保卫华中抗日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华中根据地以及实现我军战略战术的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1.挫败了国民党进犯华中的企图,为巩固扩大解放区夯实了基础。

随着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深入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华中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抢夺和独霸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步伐。

国民党调整兵力,一方面利用日伪军对人民军队作“有效之防御”,另一方面为进攻解放区做准备。

为粉碎国民党的阴谋,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的号召,积极执行延安总部及新四军军部关于对日受降和展开反攻的命令,果断发起高邮战役,一举攻克高邮、邵伯等城镇,迫使驻守在这里的日伪军无条件投降。

它不仅毁灭性地打击了拒绝投降、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日伪势力,也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挫败了他们同流合污企图占领和分割解放区的阴谋。

高邮战役胜利后,人民军队拔除了楔在运河线上的一颗钉子,新华社12月27日报道中称,“北至高邮,南抵仙女庙,百里运河线上已无敌踪。

”整个华中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从而为应对新的形势变化夯实了基础。

2.开辟华中解放战争的理想战场,为夺取苏中“七战七捷”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集团表面上愿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暗地里积极进行军事部署。

在华东地区,国民党调集重兵,企图北攻山东,南攻两淮,图谋沿运河把华中解放区分割开来,形成南北夹击、合攻两淮的局面,以达到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的目的。

对于蒋介石的用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有洞察,也早有对策。

1945年10月,由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就山东、华中作战问题给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就指出:

“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有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

”此后,毛泽东又反复强调了创造战场任务的重要性。

因此,华中地区战略地位越发显得重要。

而要完成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中的战略,除了要加强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还要应对蒋介石随时发动的进攻。

这就要求在华中地区首先要开辟出有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

高邮战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沿运河线北上分割华中的企图,使华中野战军有效控制了这一地区。

加上后来的陇海路东段破击,又很快使华中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在战略上能互相配合,并且具有更大回旋余地的理想战场。

实践证明,几个月后全国内战爆发的战场首先就在华中地区,华中野战军也就在这块成为解放战争战略初战的战场上运动作战,回旋自如,创造出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

3.在实战中锻炼了部队,为解放军战略战术转变积累了经验。

当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以后,华中地区的抗日武装从思想上、组织上、战略战术上进行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实践和探索,例如车桥战役的胜利,就是一例。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华中野战军在面临保卫抗战胜利成果和对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危险的重要关头,探索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在战略战术的转变和运用中锻炼部队,以更好地适应和驾驭未来的战争就显得更为重要。

从实战过程看,高邮战役是这个战略转变的一个典范。

在高邮战役中,华中野战军站在全局的高度对战役作出周密的计划部署,采用了大兵团作战的形式,并将运动战与攻坚战有机结合起来,打援与攻坚并举以攻坚为主,重武器和轻武器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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